李希光，1959年10月生。现任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台办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务院新闻办咨询专家组成员、中国记协特邀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新闻界》副主编、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四川大学客座教授、《中青年报》特聘专家，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Sources》月刊中文版主编、萨尔斯堡美国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2000、2001年度）、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研究员、新华社高级记者、《华盛顿邮报》客座记者。

        在新华社工作期间，他先后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中国国际新闻奖以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他是新华社第一个以全票通过的高级记者。

        1986年，安徽萧县孤山煤矿发生事故，有72个工人被大水淹在矿井里。李希光一听到消息马上背着他的那台老式打字机，坐了一夜硬座火车到孤山煤矿。第二天，他对被救的20多个工人逐一进行采访，又连夜写成7000字的长篇报道传真给《中国日报》，同时用快件把现场救援的照片寄出。《中国日报》很快把他的报道的照片刊登出来，美联社迅速转载，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李希光教授被人封上一个十分吓人的“称号”——“中国新闻界第一号混混”。

        李希光强调新闻报道的视觉化，力求使用每一段文字都让读者看到一种画面。在他看来，如果读者通过你的文字看不到画面，那么报道就是失败的。

        且不说赐名者出于何种目的，光这个称号在因特网和清华园的不胫而走就足可令人心惊肉跳——真不知从何说起——但它似乎满足了赐名者冥冥中所祈望的轰动效应。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华访问，李希光作为新华社记者对克林顿的访问进行了跟踪报道。克林顿来华后，根据访问程序将登长城。当时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这个新闻不能“炒”，发条消息就行了。可李希光认为，克林顿在长城的细节全世界都很关心，很有意思，他便把克林顿登长城的过程写了一篇特写，把克林顿登长城的场面详细报道出来了，特别是细节的描写非常成功，受到读者的好评。

        李希光在新华社工作时最引人注目的有两件事。

        李希光在中国新闻界的动向一直引起各方关注。

        “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个被妖魔化了的词语。在人们心中，它已经成为一个狭隘和偏见的代名词，这个词语用在我身上就像“文革”中人们在我头上扣“帽子”一样。

        《华盛顿邮报》每年要从全世界选10个青年级的国外记者，要求35岁以下。1995年李希光正好35岁，英文水平很高，被选中。他来到《华盛顿邮报》国内部，在华盛顿地区做记者，主要是报道环境新闻、科技新闻、医学新闻、人口、与科技密切相关的新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刚刚在中国落地，北大有个学生因另外一个学生偷用他的电子邮箱，告到法院，海淀区法院决定开庭。这个信息被李希光获得后，立即派记者赴法庭采访，可这位记者踌蹰起来。因为当时中国人对互联网不太了解，不光是老百姓，就连媒体的老总都认为，互联网这东西太可怕，可怕得就像那是帝国主义主义颠覆中国的工具，所以这一块差不多成了中国新闻的禁区。李希光跟他的同事说：第一，互联网肯定是对中国有好处的工具；第二，对你个人来讲，我相信明天3家西方通讯社全部会采用。在李希光的劝说下，这位记者前往采访，并写成了一篇很生动的报道，经过种种努力，新华社播发了这篇稿件。稿子播发不到3小时，外国驻北京的记者全部采用了这条新闻。

        这时他一边读书一边开始为《中国日报》撰稿。为了获得多的新闻线索，他一下课就骑着自行车满城采访，收获甚丰。常常有几篇稿同一天登上《中国日报》的不同版面。由于他的勤奋和报道的新闻独特，很快成为《中国日报》特约撰稿人。

        李希光1959年10月13日出生在江苏。l966年，他在家乡的一所煤矿子弟学校上小学一年级，当时正逢“文化大革命”爆发，在煤矿任总工程师的父亲作为这个煤矿的“头号反动技术权威”被遣送到贵州山沟里劳动，母亲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发到一个砖瓦厂烧窑，他只有靠70多岁的奶奶照顾。由于家庭背景的影响，李希光没有玩伴，不能参加少先队，受尽歧视。有一次，奶奶站在家门口，看见一群放学的孩子在校长和工宣队的怂恿下高呼口号侮辱李希光，顿时大怒，挥舞着拐杖，追打那群红小兵。因为这件事，奶奶一病不起，不久就病故了。从7岁到13岁，李希光都是在痛苦、孤独和恐惧中度过的。

        1976年9月，16岁的李希光到丰沛煤矿当工人。他发誓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便开始苦学英语。两年后，他以全国少见的高分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

        李希光有一种天才的新闻敏感。在担任编辑室主任期间，他能从每天发生的各种信息中捕捉到有价值的新闻，然后组织大家采访。由他布置的采访报道，常常被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世界大通讯社采用。

        这件事使他第一次认识到媒体在中国修改法律或者立法方面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更感觉到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非常重要。

        1998年，有消息说，新修改的《婚姻法》将在人大表决通过。当时他是政治文化编辑室的主任，很快意识到国家如此重大的举动一定会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应该把这个消息发出去。结果，他和同事们经过努力用900字把这个消息报道了出去，在全国引起了一场大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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