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要发展，最重要的是打破“官本位”，致力于在高校建立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本的现代大学制度。

        天津大学2008年1月11日出台的《人才强校战略实施纲要》提出，学校计划在5年内培养100名学术带头人，重点培养300名青年骨干教师，吸引更多国际知名高端人才来校工作，实施“北洋学者”计划，打造一批学术创新团队。

        天津大学龚克校长在人才战略实施新闻发布会上还明确表示，学校将对学术委员会进行改革，人员要在教授真正推选基础上产生，在学术建设上要把权力交还给学术委员会。他认为，目前包括天大在内的许多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几乎成为学校决策的一个附属机构。

        无疑，天津大学重拳出击的一系列改革，正命中了中国高校现存弊端的要害。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国内高校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学校的各种重大决策，即便如学科设置、确定重点发展学科方面的话语权，也基本集中于高校行政权力部门。可以说，“官本位”的膨胀，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高校“官本位”危害极大，应引起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并致力于建立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本的现代大学制度，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生态。

        

高校“官本位”膨胀

        何谓“官本位”？顾名思义，即以官为本，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价值诉求为行为取向，唯官是重，唯官是大。

        2005年11月19日，赵启正卸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从正部级“降级”接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其间他提到：“院长是什么级别之前我根本没想过。他们（人大新闻学院）给我的聘书上在院长后面有个括弧，写着正处级。”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充满趣味的细节，从另一方面微妙地折射出高校“官本位”现象的存在。

        从某种程度上看，国内高校俨然就是一个等级分明的官场。在一些人看来，高校地位的高低，主要以行政级别来划分，有“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处级大学”。与此相关，高校里也随处可见处、委、办、科等部门，其主管人员也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从塔基到塔尖循序渐进、森然有序，活脱脱一个衙门化的金字塔。

        这种现象，不仅在高校工作过的人深有体会，就连一些政府官员也感触颇多。2007年9月8日，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北京语言大学45周年校庆期间举行的“社会文化建设与当代大学的责任”论坛上指出，现在一些大学功利主义抬头，“官本位”倾向也在影响着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就会逐步失去色彩。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些年，我国高校‘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从外部讲，高校的主要领导是由行政任命。由内部而言，高校过于追求内部的行政等级，甚至人们也习惯将教师的职称待遇，按行政官员级别换算。”

        “我国高校行政人员数量也非常庞大。”北京一位高校退休教师告诉记者，“一般来说，一所规模上万学生的高校，副处长以上的干部有200人左右，科长、主任、科员就多了，党政加后勤人员，总数在千人以上，教师反而成为少数。有些高校，教师与行政后勤人员比例是1：1，有的更离谱，达到1：2以上。”一些人士指出，高校“官本位”思想已渗透到党政管理工作、教学科研管理工作、学者评价与学术认定工作、利益分配乃至职称的认定等多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高校的每一项重要决策。

        “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我国高校的职能更多趋向于管理职能，而且行政官员掌握着高校的人、财、物等各项资源分配的话语权。”北京某大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抱怨道：“在高校一旦做了官，科研项目的获得，科研经费的争取乃至职称的评定都要比普通老师拥有明显优势。更可笑的是，就连教授资格的认定，也是由有许多行政领导参与其中的各级职称评定委员会来决断，即使这些部门负责人有的是教授，但不是以教授身份，而是以行政官员的身份参与。”

        “我看到那些豪华的行政机构，就感到心酸，高校很多部门一个办事员就可以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用的是液晶显示屏的电脑，而我们有些老师连自己的办公室都没有，备课也是在家里进行。”北京某大学一位姓张的老师告诉记者，“有些行政官员还利用手中权力与教师争课上，以致使老师完不成课时。行政官员每上一节课，都按超课时领取高额津贴。”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人对“官本位”给高校学风造成的破坏都有切身感受。他们认为，目前高校体制的一个重大矛盾，是越来越多涌进高校的资源和落后的资源配置体系的矛盾，而行政主导的“官本位”方式无疑是这一矛盾形成的根基。

        

中国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在接受采访时，很多教育界人士认为，“官本位”是中国高校难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大障碍。这不但导致高校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进一步偏离，更严重的是使学人浮躁和学术异化，冲击高校独立的学术精神，这已成为高校改革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官本位”导致成果分配不公，激化了高校内部矛盾。由于高校“官本位”使利益分配向行政方面的严重倾斜，在一些高校，经常有些学术上极其平庸的人，凭借与校领导的特殊关系，便可借助行政系列的荣誉，评上与其实际水平相差悬殊的正教授职称。这使得一些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业务优秀的一线教师在利益分配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据了解，在一些高校，有的教授的月津贴还不如正处长的月津贴高。至于不合理的一刀切的量化管理制度，更是导致分配与收入的不公，进一步激化了高校内部矛盾，导致行政管理运行不畅。

        “官本位”还导致学术精神的沦丧。由于受“官本位”的影响，不少高校的学术评价机制，不是按照学术规则操作。包括评估、检查、评比、项目审查、人才选拔，等等，大都以官场规则在实际运作。如果谁不按官场规则运作，就会被淘汰出局。

        受访者普遍认为，“官本位”不但使高校的学术尊严受到极大挑战，导致学术精神的沦丧，而且还会直接危及学生正确人生观的树立。有一位大学教师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大学精神一旦流失过度，大学教育也必将变味。”

        在高校“官本位”的阴影下，还出现了不少由外行领导内行，或是业务不精湛之人指导业务拔尖者的现象，这对教师的积极性造成挫伤。

        “官本位”滋生了各类腐败，比如，滥评职称、滥发文凭乃至卖文凭、送文凭，教学科研质量评估中大规模造假，金钱打点、疏通关系之类“学术外功夫”在课题申请、硕士博士授予权等纯学术事务上大显身手。至于与“权钱交易”雷同的“学术交易”更是屡禁不止。

        另外，随着高校在招生录取、经费使用、干部聘任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多，高校领导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个别领导甚至大权独揽，滑向腐败。

        武汉科技大学原校长刘光临、原党委书记吴国民涉嫌收受贿赂，已被检察机关查办。此前，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三峡大学原党委书记陈少岚、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等人职务犯罪案，都是主事者利用长期分管基建、招投标、设备物资采购、招生录取等工作便利，为他人谋利益，收受学生家长、建筑商、承包商的贿赂，金额从几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

        受访专家认为，高校成为腐败的一个高发区，与高校“官本位”有直接联系。

        “官本位”还造成人力资本严重浪费。在高校“官本位”管理模式下，近年来，有些高校教师变成行政权威的附庸，对教书育人和搞好科研失去了兴趣和动力，有的甚至干脆另谋职业。一些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和教授纷纷禁不住利益诱惑，转而谋求各种行政职务，造成专业技术人才资源的大量浪费。

        “任何人都会本能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从事行政，比从事科研具有更大的收益，为何不追求行政放弃学术呢？”北京某高校教师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参与国家863科技项目的资深教授，从东北调到北京某高校，觉得当教授没出路，第一次参加该校后勤处处长的竞聘，落选。后来又参加该校保卫处副处长的竞聘，结果还是落选。按该校其他老师的说法：“只好很失落地继续做教授。”

        

“教授治校”能否淡化“官本位”

        在接受采访时，不少教育界人士认为中国高校要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打破“官本位”，致力于在高校建立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本的现代大学制度，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生态。

        “评价一所学校，关键要看其培养人才的能力和学术研究水平，而不是看它属于哪个行政级别。”全国政协委员吴正德对高校以行政级别划分的做法十分不解，他认为，“我国提倡人才强国，决策者应该研究用什么措施来培养人才、管理人才、评价人才、鼓励人才。首先要将‘官本位’思想赶出校园。”

        在采访过程中，有不少受访者认为，要解决高校“官本位”问题，必须先处理好三个关系。首先，处理好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高校的关系。按照《高等教育法》，大学拥有包括学科专业设置、教学活动组织、科学研究、招生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但现在很多高校的权力被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越俎代庖，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很小。

        其次，取消大学行政级别，逐步实现高校校长职业化。在校党委书记、副书记按有关规定由上级任命的情况下，大学校长可通过竞聘产生，副校长在校长提名的基础上，竞争上岗，逐步实现大学校长的职业化。

        第三，处理好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问题。现代大学的四个主要标准是“职业治校、教授治学、学术自由、学生自管”，从这四方面看，中国的大学还有很大差距。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弱化行政权力，强化学术权力，使行政权力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服务而非对学术的干预。

        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要解决高校“官本位”问题，还须依法民主治校。高校所作出的一切决策，都要通过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程序，要高度重视师生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并把这些意见和建议作为制定决策和部署工作的重要依据。同时强化服务意识。高校的服务和管理本质是“以人为本”和“教学至上”，行政系统要强调服务第一，管理第二。

        齐善鸿认为，教授委员会要成为民主监督机构，校长每年要向教授委员会汇报工作，教授们的意见不能只是说了没人理、理了没人做；校长要接受教授委员会评议，并以此作为校长工作业绩和奖励的依据；此外，还要调整和优化利益分配制度。高校在制度、政策和机制上，尤其是在利益分配上，要向一线教师倾斜，确保教学科研做得不错的教师收入不低于行政领导。在所有的措施中，最关键的就是教授们的民主参政权得到什么程度的尊重和落实。

        实际上，要破解高校“官本位”，不是简单地否定现在的行政体系，而是按照科学管理的原理建构起科学的高校管理体制。在高校成立教授委员会，把教授委员会作为学院的决策机构，实现集体决策制，避免由行政管理人员一方主导的局面。这样，建立在平等交流、民主协商基础上的决策，往往就会更加科学。

        当然，依现时的国情，高校制度的真正改革并不完全取决于大学本身，它还依附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从这一点观察，重树现在高校独立的学术精神，从“官本位”回归“学本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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