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让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无得失牵挂和后顾之忧，才能使民主生活会起到实效。

        “又要开民主生活会了，又得说一些违心的话，听一些无关痛痒的话。”2010年6月中旬，北京市某机关一位领导干部私下向记者抱怨。

        根据中共中央1990年印发的《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的若干规定》，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上半年的民主生活会应在7月底以前召开，下半年的民主生活会应在翌年1月底召开”。

        作为党内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活动制度，民主生活会一贯被视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领导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一大法宝。

        但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不少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质量并不高。只谈成绩、不谈问题，或者大张旗鼓谈成绩、轻描淡写谈问题，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甚至不管班子问题有多严重，相互之间总是讳言批评，最多是“提点希望”，偏离了民主生活会的本意。

        

评功摆好的“集体按摩会”

        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机关领导干部告诉记者，在有些民主生活会上，也有人提意见，但多无关痛痒，或明贬实褒，比如“批评”领导“有时对同志要求太严”“干工作不注意身体”“忙工作不顾家”，等等。

        在他看来，部分领导干部对民主生活会重要性认识不足，往往是在制度的约束下才开。“有时就是以提高认识为名，找几个文件，轮流念念，自我总结，没有触及灵魂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安排人写个材料上交了事。”

        有被访者还提到，一些民主生活会被开成了“牢骚会”“诉苦会”，领导班子成员不愿敞开思想剖析自己，“在这样的民主生活会上，能听到的就是发牢骚、诉苦恼，找客观原因，唯独讲自己存在的问题”。

        此外，记者了解到，有些民主生活会并不民主。会议一开始，“一把手”就抢先发言作报告，讲得天马行空，容不得别人插话，更不给别人留发言时间，活生生一个“报告会”“家长会”。

        按照上级党委（党组）成员参加下一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要求，有些单位和部门的民主生活会上，虽有上级领导参加，但这些领导通常只说些“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类的官话套话。

        20世纪80年代，中央以成文规定的形式，首次建立全党统一的民主生活会制度。1992年10月18日经党的十四大通过，在党章中首次载明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并沿袭至今。

        据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介绍，民主生活会是专为担任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所设置的，即领导干部在参加党的支部、小组生活之外，还必须定期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但近年来民主生活会病象滋生，有些人对此颇多针砭，有的担心‘渐流形式’危险。”

        受访专家认为，民主生活会需要有真诚、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不能营造开展积极思想斗争的良好氛围，变成相互评功摆好的“集体按摩会”，暴露出动机不纯、思想不纯、党风不纯，是新形势下作风腐败的一种具体表现。

        

“好人主义”何以盛行

        “批评领导怕被报复，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丢选票，批评自己怕失威信。批评别人很难，批评自己更难。”对于民主生活会质量下降，北京某科研机构一位干部的说法很有代表性。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鲁照旺教授认为，民主生活会中“好人主义”盛行，与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深刻变化有关。随着改革的深入，个人利益逐渐变得稳定和可预见，有些领导干部明哲保身观念有所增强，党性比以前弱了，私心比以前显性化了，结果导致民主生活会开得“你好我好大家好”，和气一团，应付了事。

        据记者了解，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对领导唯命是从，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即便有不同想法和观点，在公开场合也不敢说、不愿说。这种缺乏民主修养和实行民主能力的现象，严重制约了党内的民主进步。

        “作为领导班子成员，肯定比一般人更清楚班子其他人存在的问题。”华南师大理论部副主任、广东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谈方教授说，如果有人在民主生活会上，及早、坦率、深刻地指出问题，有些人也许不致于在歧途上越走越远，乃至最后身败名裂。

        在谈方看来，民主生活会上“好人主义”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少数领导干部喜欢搞“一言堂”和“家长制”，忽视党员参与党的决策的权利，使党内的一些决策，很难建立在真正民主基础上。“这就使得很多人不想说、懒得说，也就不能出现畅所欲言地进行真正的思想交流的局面。”

        谈方认为，有些单位和部门的主要领导，将本应让班子成员参与和了解的事务有意捂着，使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也严重挫伤了他们参与民主生活会的积极性、主动性。

        鲁照旺也认为，有些单位和部门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主要是“一把手”不重视，为走形式应付上级检查。有些班子主要领导怕暴露问题，以致“家丑外扬”，影响班子形象，所以很难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

        

权力生态环境出了问题

        民主生活会流于形式，最终后果是掩盖了领导班子自身存在的问题。“有些民主生活会的简报和整改措施上报，少不了粉饰成分，如果上级再官僚一些，看到的就是个假象。”谈方表示。

        2008年10月6日，湖南株洲市粮食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何智，因涉嫌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等罪受审。据媒体报道，在其任职期间的一次民主生活会上，数名党组成员公开揭露何智涉嫌腐败，此后又联名上书有关部门，强烈要求对其采取相应措施。此后何智被当地纪委“双规”并进一步掌握证据。

        中央有关领导获悉此事后专门作出批示，表示湖南株洲粮食局召开民主生活会揭露“一把手”问题，核查属实很不容易，并要求进一步汇报了解。

        “可遗憾的是，在民主生活会上能把问题揭露出来的，目前现实中少之又少。”谈方说。

        “在现实中，要通过民主生活会公开挑战本部门‘一把手’的权威，甚至揭开存在的严重问题，这简直就是奇迹。”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认为，这也许是何智一案引起高层关注的原因所在。

        齐善鸿表示，民主生活会本是大家交心、互相提高的民主形态，但目前有些民主生活会并不能真正发挥坚持真理、广开言路的作用，也失去了领导干部之间相互监督约束、培养同志式的健康感情的功能。

        “变味的民主生活会，不可能触及灵魂的震颤，更不能通过激烈的思想交锋而达到共同提高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毒化人的灵魂，误导人的价值取向，恶化权力生态环境。”齐善鸿说。

        

制度创新迫在眉睫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社会在快速发展，党的建设也应与时俱进。民主生活会是组织建设的重要环节，各级党组织应在民主生活会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不能总在原有模式上兜圈子、打转转。

        “民主生活会开得好不好，关键在‘一把手’。”鲁照旺表示，“一把手”必须树立起民主意识，要把民主生活会真正作为更好地解决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平台，看作集合广大党员干部智慧的平台。此外还应通过一定的制度，把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反映在民主生活会中。

        他建议，提高民主生活会的信息公开程度，建立民主生活会的信息公开机制。首先要提高对广大党员的信息公开程度；其次对于和广大群众相关的问题，也要对非党员公开。只要不涉及机密，越是公开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越能体现民主生活会的价值。建立民主生活会群众评议制度，或吸取群众参与民主生活会。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党总支书记张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开民主生活会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这需要“一把手”平时就营造一种让下属敢于说话的氛围，加强科学和民主建设，使问题和矛盾一出现就能得到及时化解，而并非一定要积攒到民主生活会上解决。

        他指出，民主生活会可以探索逐步扩大参会人员和征求意见的范围，“在解决班子和班子成员问题时，也使与会者受到党内民主的教育和影响，进而带动推进社会民主建设”。

        叶笃初认为，开好民主生活会，要紧密结合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有关规定及本单位、本部门的具体实际，讲求实效，做好工作。“党委或党组的主要领导人，是民主生活会第一责任人，更要严于律己，以模范的行动带动其他同志，提高民主生活会的质量。”

        齐善鸿指出，关键是要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干部民主选拔机制，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杜绝民主生活的“形式化、过场化”，这样才能让其他人敢于发表不同观点和意见，敢于揭短。

        “由于客观存在着下级命运被上级掌握、同级命运被‘一把手’掌握的现象，要让民主生活会真正发挥作用，就要杜绝下级盲目对上级忠诚而忘记忠诚于真理的现象，健全对敢于坚持真理讲真话的人的保护机制。”齐善鸿说。

        “对说真话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的领导干部，应进行严厉的问责。”谈方建议，对领导班子成员存在违纪、违法问题，本人不自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知情，但在民主生活会上不指出、不批评的，一经发现，应该切实地、严肃地追究本人及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在继续运用好面对面的形式的同时，可考虑拓宽渠道，尝试利用互联网的优势。”谈方说，“可建立若干个类似网络聊天室或QQ群的小范围的‘民主生活会室’或‘民主生活会群’进行思想交流，或开展批评。这样既可免去面对面的尴尬而畅所欲言，还便于上级部门和领导检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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