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恭候米高扬，彭德怀预约太原城

        嘹亮的军号声迎来西柏坡又一个黎明。太阳静悄悄地刚冒个尖，门前柿树上那几片尚未落尽的红叶便湿透了。顽强的叶子们化去一夜薄霜，在晨风中顽强地挥洒着，不知不觉引来几只美丽的小鸟。鸟儿与叶子在阳光下纵情唱和，一股含蓄的生机徐徐勃发。

        这是1949年1月的最后一天。平津战役与傅作义的谈判大功告成，北平和平解放，一周以前傅部20多万人马陆续开出北平，接受改编，今天，人民解放军将正式进驻北平城内。这不能不给此时此刻的西柏坡烙下一点历史性的印记。

        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人站在柿树下，有的叉腰，有的背手，有的夹根香烟，口中哈着气说话。刚忙完一个通宵，经毛泽东提议，他们出来吸点新鲜空气，放松放松，然后小憩，然后还要恭候斯大林派来的特别代表米高扬同志……不承想跨出门槛便撞上一轮旭日。新鲜的空气、新鲜的阳光，一个新得有些耀眼的日子扑面而来，谁还会有睡意！大家不约而同地遥望着北平方向，谈兴顿时刹不住车。自然，话题重又回到刚刚过去的战事。

        “……傅作义最终同意和平解决问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刘少奇笑盈盈地对朱老总说，“这样，双方都好，保住了北平这座文化古都，对子孙后代也有个交代，不留什么遗憾。”

        朱德频频点头，脸上洋溢着深情与喜悦。说：“要不是刘亚楼把天津啃下来，我军兵临北平城下，恐怕问题的解决要难得多。就算傅本人深明大义，他手下的人能否就范，很难讲啊。”

        大家颔首。谁都知道，傅部虽非蒋介石的嫡系，并与蒋有着很深的矛盾，但在反共这一点上也从不含糊。傅作义在华北控制的兵力号称六十万，在有力可恃、有路可走的情况下，要他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周恩来感慨地说：“关键时刻，主席的决策非常英明。三面出击，断其退路，彻底粉碎了傅作义集团南逃和西窜的企图，为和平解决北平守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毛泽东笑道：“打了新保安，吃了他一个三十五军；又打了张家口，断绝了他的西退之路，然后，东北野战军再给天津来这一家伙，傅作义没法动摇了。他是山穷水尽啊……”

        说着话，旭日冉冉升起，山坡上轻烟缭绕。早操的马队在远处的大路上喊着整齐的队列呼号，耳边是无线电滴滴答答的报键声。大家突然沉静下来，谁也不再说什么，默默体味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欣悦。

        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之快，的确超出中共中央决策层的预料。尤其是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的大规模决战决胜，别说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非常罕见。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不过才一百多天时间，东北大定，中原粗平，北平和平解放，战争的脚步快马加鞭！这不能不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所有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重新理清思路，对既定的计划有个再认识。

        米高扬的光临，恰好将为这项“清理”工作提供契机。米氏的姿态做得很足，行前的联络电报上就郑重声明，他这次到中共来是“只听不说”，后来一见面又再三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

        这正合毛泽东的意。他很精细地作了准备，对将来新政权的建立、胜利之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国内民族问题等，一一提出具体意见。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目前战局发展。

        毛泽东希望通过米高扬，把自己的声音和信心一并带给斯大林。这是他期待苏联客人的真实动机。

        “米高扬何时可到？”毛泽东打破寂静。

        周恩来回答，午后就到。

        “他们以前对我们的估计有误，”毛泽东说，“这次我要告诉他们，我们全国解放的时间，还可大大缩短！”

        朱德说：“现在，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剩下个百八十万，今后的重点是华东、华南和西北、西南，情况比较复杂一些。”

        周恩来接上话茬：“斯大林同志会不会有什么指示啊？”“这个不管他，”

        毛泽东挥挥手：“我们的事情还得靠我们自己双手去办！华东、华南情况不复杂，复杂的是西部。西北这边最急，还有两个包袱没有甩掉，一个绥远，一个太原，背不下去了。”

        周恩来说：“有个傅作义，绥远的5万人放一放倒没什么，太原不能放，后顾之忧太大。”

        这的确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来，整体战略格局上备受重视的太原城，早该在图表上插小红旗了，谁知进入攻城最后阶段，负责指挥的徐向前突然病倒。眼见着胜利在望，数十万攻城部队群龙无首，中央军委怎能不着急呢！

        当务之急，要有人接替徐向前把大梁挑一下，趁势发展战果。否则，攻城半途而废也未可知。这个人是谁呢？大家都想到了彭德怀。

        荔北战役之后，彭德怀就深切感到兵员的压力。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中央已明确了解放祖国大西北的重任。大西北之“大”，地跨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五省（区）之间，除了峰峦叠嶂就是无垠的沙漠和平川。山峰终年积雪，平川雪水积聚，又有数不清的盐湖和沼泽，至于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漠，更是险恶不堪。所以，自古以来这片土地上就人气不旺。地域占全国版图三分之一，纵横320万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2000余万，不足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可是，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力仍有约40万啊！一野现有实力充其量只有15.5万人。这两个数字的巨大悬殊及大西北这片望不到边的不毛之地，促使彭德怀考虑再三，还是向党中央提出了兵力补充的报告。

        毛泽东说：“刚好，老彭3月初要来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既可面商华北部队参加西北作战问题，亦可跟他谈谈太原攻城事宜。”

        实际上，兵力补充问题在文电交驰中已经大体商定。彭于2月8日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西北敌军动态和刚改编完毕的一野部队概况，提出1949年春、夏两季具体作战方案。在这里面特别强调说，如三四月间留在山西的老西野部队能够归建，徐向前、周士第部能进入陕西夺取潼关和渭南，并进逼西安，则第一野战军四五月间即可把西府和宝鸡打下来。这样的话，胡宗南必定弃西安，退汉中，我军可乘敌撤离之际，在追击截击中歼灭其主力。

        四天后，毛泽东的复电简明扼要：拿下太原再说。太原一解放，华北三个兵团中，至少有两个兵团17万兵力可用于西北。

        这个承诺出乎彭德怀所料。两个兵团17万人马，对彭来说简直是个奢望。他一接到电报就把中央急于要甩掉太原这个“包袱”的意图看明白了。去往西柏坡开会的路上，彭德怀便对同行的王震说：“开完会，我可能要到太原耽搁几天。”所以，当毛泽东提出让彭去太原前线协助徐向前实施后期作战指挥时，彭德怀显得胸有成竹，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他实打实地说：“不过，我得提个条件。”

        毛泽东知道彭德怀心口如一，接受任务时从来不讲条件。他先是一愣，随即笑了笑：“哦？老彭也提条件了，说说看，是个什么条件？”

        “向前同志前段打得很苦。他虽病了，仍是战役总指挥。我去，只是协助他。”

        毛泽东会意地点点头：“好！我看这个条件可以答应。不过，特殊情况还是由你当机立断。”

        “放心好啦，主席，太原这个包袱一定尽快甩掉，让中央轻装上阵！”彭德怀的笑容很珍贵，是那么自信而充满力量。

        周恩来说：“没问题了，彭老总打包票了……”

        毛泽东掐灭烟头，原地踱个圈，手臂凌空一劈，说：“定下来，太原战役结束，周士第的十八兵团、杨得志的十九兵团就跟你过黄河，充实一野部队，投入西北作战！”

        “另外，傅作义的队伍还可以拨给你一点嘛。”周恩来补充道。

        

革命进城耳目一新，总裁下野手足无措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从3月5日开到13日。

        这是一次定夺全国胜利后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会议，到会的34位中央委员、19位候补委员和重要工作人员每分钟都在谈论着撑破天的头等大事。毛泽东的讲话中，几乎一句一个新观点，像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而且又是一个工作队，必须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化为工作队，开展新解放区的工作；像从1927年起就每天挂在嘴边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方针“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等提法，让人听来觉得耳目一新。

        最鼓舞人心的，当然是有关政权建设的那些细节。毛泽东响亮地宣告：“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伴随着这一巨大预期而来的，便是有关经济政策、外交政策等一系列新精神。毛泽东热情洋溢地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后，郑重提醒全党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防止居功自傲、停步不前、贪图享乐乃至不愿意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的滋长，特别是要警惕“糖衣炮弹”。为了使大家增强免疫力，他搬出了马克思主义，用新编的12本“干部必读”来解决“全党理论水平低”的问题，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先生，我们是学生……如果在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这是个基调，也可以说是个警钟。毛泽东试图表达出目标的远大及持之以恒的耐力，还锤炼出一句在新中国流行了几十年的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彭德怀十分用心地记住了这句话。对于他来说，或许长征的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呢。这八天的会议期间，他差不多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3月13日宣布散会，14日天不亮就和王震打点上路。他们带着一班警卫人员分乘两辆美式吉普车，悄悄告别滹沱河畔的西柏坡，直奔山西方向。

        王震在彭德怀身边一坐，颠颠簸簸没走多远，就打起盹来。而彭德怀手中捏着份太原的图幅，没完没了地琢磨。太阳丈把高时，车过娘子关，彭德怀用胳膊肘捣醒王震：“喂，该分手了！”

        王震使劲搓搓脸，嘻嘻笑着说：“不知为什么，往老总身边一坐，瞌睡虫就来了。”

        “你是说，我这个人没么子朝气，你们年轻人不感兴趣？”彭德怀故意把脸拉着。

        “不不不，老总一贯生龙活虎的……”王震扮个鬼脸：“再说，我也不年轻了！”他朝车窗外瞄了一眼：“不急嘛，老总，还可以同一程哩。”

        彭德怀说：“分吧，我要抄小路。”他果断地吩咐停车，“主席牵挂太原前线，我得赶急点。你也快些赶，贺老总和王政委他们连夜动的身，这个时候恐怕快过黄河了！”

        王震严肃起来。车刚停稳便跳下地抻抻军衣、扶扶军帽，隔着车窗向彭总打个敬礼，说：“老总你放心，我一回去就召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把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贯彻下去，保证用新的面貌迎接十八、十九兵团！”

        几个跟王震走的警卫员也从敞篷车上下来跟彭老总告别。有个小鬼嘟着嘴跟彭总的警卫员小声嘀咕：“不是讲好的一块吃过中午饭才分手吗？老总咋就这么急呀？”

        这话被彭德怀听到了，在车里说：“小鬼，不是我急，是敌人着急……”话没完，吉普车已经冲上旁边的一条乡村土路，卷起一团尘土。

        这句半拉子话被王震带到第一野战军前委会上，当作经典一再引用。所谓“敌人着急”，在1949年第一季度可供论证的材料数不胜数，最有说服力的当然是蒋介石“引退”。这是1月21日的事。老蒋在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南京城头已经隐约可以听到隆隆炮声的情势下，迫于众叛亲离，又一次玩起了老把戏。结果，蒋介石离开南京的第二天，北平的傅作义宣布驻城部队撤出城外接受改编，南京的代总统李宗仁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

        李宗仁提出“商谈”的实质，是想退而求其次，与中共实行“划疆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这服汤药在一蹶不振的国民党阵营里已经见不着一丝波澜。产生刺激的只有一人，那就是仍在苦苦撑持着西北战场的胡宗南。

        对于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胡宗南是以一种欢欣鼓舞的心情来看待的。在得到消息的刹那间，他便蹦出一个期待。历次的经验告诉他，天大的危机总是随着蒋的精彩表演而获得柳暗花明的结局，难道这一次“下野”就仅仅是“下野”了吗？

        胡宗南很快从两方面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一方面，蒋介石回到溪口屁股还没坐热，就接二连三给他这位小老弟发电、致函，中心意思只有一个，要胡宗南保持高度清醒，“作死中求生之奋斗”；另一方面就是，军统重要人物沈醉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西安。胡宗南深知沈的秘密使命一直是在南京准备对李宗仁下手，如今突然“脱岗”外流，起码可以说明蒋对李宗仁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究竟是暂时中止行动还是彻底放弃？这一点，胡宗南还吃不透。

        沈醉当然不是为了给胡宗南“揭秘”才赶到西安来的。这位号称有一万只眼睛、一万个耳朵的双枪魔王，昨天还在妙高台上帮助“山人”蒋介石拿着拐杖，今天，便又和挽狂澜于既倒的“大英雄”胡宗南在西安东仓门小客厅共进晚餐了。他一口一个“胡先生”，把蒋介石的处境、用心以及对胡的期望惟妙惟肖地传达出来，这给胡宗南的亲切感及由此而产生的抚慰效果，是难以估量的。刚好，胡又破天荒地吃了一杯绍兴老酒，满腹的心事便一发而不可收拾。

        “叔逸老弟，不瞒你说，这几个月我是寝食难安啊！”胡比沈大十八岁，称一声“老弟”还有点抬举对方的味道。他有着情绪化的一面，但说话却总受角色的约束，一向不能不谨慎，只有少数几个“声气相求”的人才领略到这片风景。过去熊向晖算一个，后来出了纰漏，他的门就关得更紧了。不过再紧，军统局的人总得例外，这是从戴笠时代就确立的理念。

        沈醉说：“我生来是个小鬼，就会抓人捕人，当当杂差，不晓得什么叫战术。若论两军对垒，在先生面前我甘当一个小学生。可兄弟就是不明白，以国军八百万之勇，枪炮精良，战将如云，怎么就打不过共产党的几个蟊贼呢？！”

        “老弟，”胡宗南冷笑着拖着长腔，“此一时彼一时，而今的共产党，已经不是什么‘几个蟊贼’了，兵多将广是一说，单就战法方面，共产党军队那里就有好多东西大有揣摩之必要啊！”

        这番话让沈醉暗吃一惊。面前这位可是胡宗南啊！此公刚愎自用在国民党上下是出了名的。毕竟天地轮回，日子真的能打磨人。他决定往胡宗南痒处挠一把，顺手捞点意外之财。于是，沈醉故作一脸景仰地追问：“胡先生久在前线与共产党军队浴血奋战，对当前时局中的成败得失必有高见！可否让小弟开开眼界？”

        胡宗南叹了口气说：“高见谈不上，心得倒是有一点。”他想了想，沉痛地眯起双眼，一横心地说：“东北、华北一失再失，这到底是为什么？不能说党国没有栋梁之才，也不能怪全军将士不肯前驱流血，实在是因为高级将领之间不能精诚合作，致遭共产党军队各个击破……徐州一役最能说明情况，最有检讨之必要！”

        沈醉将头点得如同小鸡啄米。

        胡宗南吹得愈发起劲：“不是我胡某夸口，别的不敢说，要是谈对付共产党，还有哪一位有这个资格来跟我比？我研究过他们的军事，研究过他们的政治，他们的革命思想。共产党军队的攻防进退、官兵操练、政治讲话以及调遣民众与粮秣供给，有哪一位比我更了解？十年啊老弟，与共产党刀兵相接，马不停蹄，宗南我是两脚黄土、一身血迹，征衣都磨破好几套哪！”

        “胡先生剿共的盖世功勋，国人有目共睹，在下也是耳熟能详，国军之中无人可比！”沈醉得寸进尺，往死里灌迷魂汤，“唉，兄长啊，国军兵败至此，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哩！如今，国人丧气，友邦耻笑，全世界的观察家们都跌坏眼镜……不知胡先生对下步战事有无良策？”

        “良策？哼！”胡宗南冷笑道，“总裁给了我四个字‘死中求生’，怎么‘求生’法？不在‘求生中死’，就在‘求死中生’。我想过了，三十年河东转河西，国军已不是过去的国军了，必须反省，开始施行新的战略。我们为什么不学一学共产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先生请说得明白点。”沈醉兴趣大增，急忙探过身子，凑近胡宗南。

        胡宗南摆出长者的架势：“共产党十余年来最拿手的办法，就是放得开收得拢，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相机出击。这样，其有限的兵力才始终得以保存，而吃亏的总是国军。如今，国军当以保存实力为要，既如此，何不也像共产党军队那样大踏步后退、大踏步前进，在机动之中寻求战机，以达成歼灭共产党军队主力之目的呢？”

        沈醉作顿悟状，大呼“妙、太妙了！”他轻轻弹着响指，激动地在原地兜圈圈。

        胡宗南颇得意地说：“当然，把一些大城市、一些重要据点，把大片大片的地盘拱手让给共产党，心里肯定不那么好受。可这有什么办法呢？舍此便不能保存国军实力，便不能达成兵力优势，没有这一点，怎么跟共产党军队长期较量？以往的教训就在于轻敌，力量分散各自为政，处处皆防，则处处不防，给共产党军队以可乘之机。你看时下的太原，不就是如此吗？唉，阎老西，老毛病啊！”

        

金蝉脱壳阎锡山走人，赏罚严明彭德怀论兵

        这夜无话，太原城外的枪炮声也似乎平息了一点。但阎锡山还是彻夜未眠。自从运城丢失以来，整夜合不上眼的情况时有发生。闭上眼是徐向前，睁开眼还是徐向前，他知道共产党不把太原搞到手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夜深人静，长吁短叹，想不到自己一生的业绩，竟要丢在这个五台乡亲手上！阎锡山心中涌出一股不是滋味的东西。

        只待天亮，阎锡山就将召集绥署的军事、行政、经济和组织等方面的高级人士开会。他要宣读代总统李宗仁给他发来的一份邀请电——那是他通过在南京政府中做事的亲信贾景德从李代总统手上求来的，目的是想用这个小小花招金蝉脱壳。那么，今夜就是自己枕着故土睡觉的最后一夜了。谁知这一去还能不能……阎锡山深感命运多舛、前程渺茫。

        不知什么时候，窗外淅淅沥沥地下起雨。阎锡山披衣坐起。山西的雨也下得那么亲切，不带一丝风，就是下，屋檐下、树叶上，滴滴答答，听得人心里酸溜溜的。人生自古，上船不容易，下船也不容易。记得徐向前打运城时，阎锡山正过64岁生日，把热热闹闹的祝寿会给搅黄了。那时候，阎还满不在乎，以为“一个洋灰碉、一个集团工事能抵挡共产党军队一个连、一个营的兵力”，于是，把修筑的碉堡、防线数量，一个劲地向蒋介石报，并且十拿九稳地断言：“运城守半年没问题。”因为有这点气魄，他还敢跟胡宗南打打嘴巴仗，推诿推诿责任。运城一丢，蒋介石脸色不好看，阎锡山心里也咯噔一下，但是，他还有个临汾！临汾那30米厚的卧牛式城墙加上徐其昌“特别能守城”的六十六师驻防，足以让阎吃得香、睡得着。他亲临坐镇，抖尽了风光。

        可没想到，徐向前竟把打临汾当作“战场练兵”，发誓“胡子白了，也要把临汾拿下来”，硬是攻了72天，终于打下来了。这一棒打痛了阎锡山，头也蒙了、眼也花了，双手不听使唤。好在还有日本顾问团当参谋，又拉起十几万部队，要在晋中跟徐向前大决战。此次他学乖了，要打运动战，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跑，叫作“一跑万有，一跑万胜”。结果，还是损兵折将。这次输的不是个小数目，而是1个集团军总部、5个军部、9个整师、2个总队，加起来十几万人！更重要的是，徐向前还顺手占领了14座县城，把战线推进到太原城下。

        困在太原城里的阎锡山傻眼了，孤帆一片，是应东风还是应西风？

        这也是蒋介石考虑的问题。山西人的脑瓜子转得快，却没有蒋介石的出手快。早在晋中会战之初，国防部长白崇禧就飞到了太原。白刚回南京，蒋介石又亲自来“督阵。”他带着陆军学校校长徐永昌和国民政府铨叙部部长贾景德这两个阎的亲信，冒着小雨走到阎锡山跟前，一声“百川，我来了！”差点让阎老西落下泪来。

        从此，阎锡山“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但是，徐向前没有放弃他该做的一切。太原战役尚未打响，他便亲笔给阎锡山写了封信，希望阎念及数十万父老，大家坐下来谈判，和平解决，不用动武。谁知阎锡山非但不从，还把送信的那个80岁老汉给杀了，信也原原本本转送到蒋介石面前。

        那就打。徐向前指挥部队一鼓作气攻占了太原东山，继而一番苦战，又占领了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和山头“四大要塞”一线阵地。这时，驻守在这里的西北军旧部、三十军军长黄樵松，派人出城来接洽起义，不料被其所属的一个师长出卖了。阎锡山毫不客气地把黄樵松押到南京，交由蒋介石处决。

        这两件事让蒋介石看清了阎的真心。他想，阎锡山不会变成傅作义了。于是，运送物资、弹药和粮食的飞机，就一批一批降落到孤城太原。

        然而，毕竟国民党江河日下，老蒋把烂摊子一交出去，自己溜之乎也，经营他的那个小岛子去了。北平一和平解放，留在那里的阎氏同僚如赵丞廉、温寿泉、郭宗汾等人，纷纷来函劝和。阎锡山嘴上大骂傅作义，心里早软了半截。

        恰在此时，有人传过话来：中共已派彭德怀来参与太原攻城指挥。

        其实，那时彭德怀在西柏坡还没动身。到太原前线阵地的那天下午，彭德怀先去看了看病中的徐向前，之后马上就要就要往阵地上去，谁也不敢拦。正赶上战斗间隙，指战员们都在修补工事，彭总听到大家议论，说阎锡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就插嘴说：“‘臭’是真的，‘硬’嘛，我看未必。蒋介石泥菩萨过河，救不到他啰！”说着，拉起罗瑞卿、周士第、杨得志、陈漫远、李志民和杨成武、李天焕、文年生等人钻到一线看地形。

        杨得志说：“老总，前面乱得很，敌人打得很凶。我们几个在地图上汇报一下吧！”

        “不行，”彭德怀态度坚决，“不到前面去，光靠电话和地图，神仙也打不了胜仗，我没那个本事，还是笨办法好，到实地摸它几遍！”

        彭德怀在几位兵团领导同志陪同下，把太原城外的地形反反复复琢磨透了，选定三个敌占高地，说：“一旦和平解决无效，我们就动手干。你们三个兵团，一家一个制高点，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它拿下来，太原城不攻自破。”

        不出两天，三个高地全部得手。彭德怀当晚趴在那张铺满作战地图的小方桌上，借着马灯红红的光亮，亲笔给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电文：“太原战斗发展甚速。24日拂晓攻城，当日可能攻下。拟于5月初回陕。”

        1949年4月24日这个日子定得真准。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将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对全军将士提出“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口号；4月22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将横渡长江。如果一切顺利，4月23日，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青天白日旗便随风落地。那么，24日的太原城，就算彭德怀一枪不发，也震塌掉一半！

        就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兴致勃勃传看彭德怀这份电报的那天清早，太原城里的阎锡山把绥署副主任梁化之、孙楚，建军会总负责人、太原守备总司令王靖国，绥署参谋长赵世铃，秘书长吴绍之等五人外加阎的堂五妹阎慧卿召集起来，宣读了李宗仁代总统给他的邀请电：“张治中、邵力子等组成的和平代表团日内将赴北平，进行和平谈判，请速来南京详谈一切。”

        谁也不是傻子。大家面面相觑，一眼便看穿了太原城的命运。

        果然，几天后的1949年4月24日，在上海公馆像热锅上蚂蚁似的阎锡山，接到奉侍他多年生活起居的堂五妹阎慧卿一份绝命电。电文中写道：“……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魂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

        此时，彭德怀与周士第、罗瑞卿、杨得志、李志民、陈漫远、杨成武、李天焕等人已出现在太原大街上了。部队正在打扫战场，有的在楼道里扑灭余火，有的后送伤员或抬运双方战死者遗体，也有的押着长长短短的俘虏队伍往城外去。

        彭德怀边走边说：“太原打下了，阎锡山就要当他的行政院长去了，可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哩！”

        大家一惊：“彭总还有什么任务？”

        “带兵！我是来带兵的。周士第和杨得志你们两个带上部队，跟我走！”

        “你是说，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要西渡黄河？”杨成武急切地发问：“那我们二十兵团……”

        彭德怀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们留作总部直属兵团，任务也很繁重……”他嘱咐周士第和杨得志：“打扫战场行动要快，让部队抓紧休息一下，作好千里急行军的准备！”

        一支后撤的队伍过来了，看上去有些凌乱，稀稀拉拉，不成队形。战士们个个浑身污迹，有的风纪扣不扣、帽檐朝天，倒背着枪，甚至还有人一边行军一边骂骂咧咧发牢骚。彭德怀一看很生气，急问：“这是哪个部队？把指挥员给我叫过来！”

        不一会儿，一个头上和手臂都打着绷带的团长跑步来到彭总面前。立正，敬礼，报告部队番号和自己的姓名。

        彭德怀满脸怒气地指着对方鼻子：“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你简直是土匪！”

        团长被骂得莫名其妙，不知如何回答。

        “你看你给我把队伍带成什么样子了！这也叫解放军？连俘虏队都比你们走得整齐！”彭总指着马路对面零零散散的队伍说：“太不像样子了！”

        团长这下才明白过来，忙又敬个礼：“报告彭总，我马上整顿队伍。”

        彭德怀的气这才消了些，走近团长，看了看他的伤口，又帮他把没有扣好的一粒纽扣扣好，把帽子在绷带上小心地扶端正，嘴上说：“同志，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群众千万双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大街上行军，这个样子影响多坏！再苦再累，牺牲再大，也要振作精神嘛，保持钢铁般的纪律，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法宝！”

        团长面带愧色，一个劲地重复刚才的话：“我马上整顿队伍！”

        彭德怀点点头，但口气坚决地说道：“你要作检讨！”又转对旁边的周士第：“要通报他们！”

        周士第上前小声报告，说这个团长在太原攻城战斗中，身先士卒，指挥很出色，全团打得也很过硬，是他们不怕牺牲第一个炸开城门，而且端了敌人的指挥中心，使巷战提前结束，是不是将功补过，免予通报。

        彭德怀说：“给他记战功，不过今天的事还要通报！”他说着说着提高了嗓门：“功者应赏，罪者当罚，不能马虎。两个通令一起发，一个批评，一个嘉奖。”

        说话间，后面传来停止前进的军号声，那个团长跑前跑后地忙着整顿队伍了。

        彭德怀欣慰地说：“部队是个好部队，能打仗，听指挥，有错就改。就看我们怎么带……”他吩咐骑马回指挥部，说：“我原打算让部队休息一个月，总结一下太原战役。现在看来，没有时间给你们了，部队要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他的声音突然沉缓起来：“西北的胡、马十分猖狂，正在南北呼应，攻城夺地，企图窜犯咸阳。再说，关中的麦子也快开镰了……”

        

胡宗南试“新战略”治病不灵，马步芳看老皇历记错时辰

        胡宗南疲惫不堪地“视察”回到绥署作战指挥中心，抬头看见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孤零零地坐在那里打盹。李是应胡宗南的预约前来绥署谈话的，谁知胡竟把约定的时间搞忘了，让李振西白白等了他三四个小时。

        李振西起立迎上胡，第一句话便说：“胡先生要注意身体啊，你的脸色可不大好！”

        “是吗？”胡宗南强打起精神说，“人家说，国家中兴有两条：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惜命。你我军人，唯战死沙场才是正宗，像阎老西那样临阵脱逃苟全性命，还叫军人吗？”

        李振西诺诺，他深知此刻胡宗南需要的就是两个耳朵。

        胡宗南被自己的话激愤起来：“可恶！这样的人居然还要准备去当什么行政院长！”显然，此话是发泄对李宗仁的不满意。蒋介石下野之前，曾亲口许诺给胡宗南两个军的番号和全副美械装备，要他扩充实力，以备不测。然而，李宗仁一上台，硬是把这两个军及其装备，转拨给了桂系白崇禧的名下。这对胡宗南是个不小的挫伤。

        “国运不济，哪里还找得到公道哟！”李振西长长地嘘口气，顺着竿子往上爬。

        胡宗南无可奈何地叹道：“目前西北局势，同过去相比，已大不相同。过去我们占着绝对优势，而目前……如果进攻太原的共产党军队以主力西渡黄河，与西北共产党军队会合一处，那我们就不一定占绝对优势了！”

        李振西故作惊讶地瞪大双眼。事实上，这些看法他早就埋在心里，只是没把它说出口罢了。

        “今后的战略……”胡宗南沉吟着。他希望李振西冒冒失失说出一个错误见解，由他来更正，并顺势把自己的“远见卓识”贩卖出来。遗憾的是，李振西谨慎得很，好像抱定只出耳朵、不出嘴巴的宗旨。于是，胡宗南把腔调拖了一拖不见回应，只好还是失望地由自己继续往下说，“今后的战略，我们要大踏步撤退，大踏步前进，以此歼灭共产党军队主力。也许我们一下进到陕北，或者一下退到四川。因此，我有个打算——”

        李振西皱起眉头猜想这是个什么打算。猜不出，便急问：“胡先生有什么深谋远虑？”

        胡宗南伸出右手，在李振西面前握成一个拳头，脸上含着得意之色说：“我想把你们几个战斗力强一点的军编到一起，有你三十八军，还有六十五军、一军，组成一个兵团，就叫作十八兵团吧，由李振带上，将来用于绝对需要的方向……”

        李振西大悟，连连点头：“这是个好主意呀！不过，三个军还太单薄，最好把九十军也捎上。这样的话，或进或退，到哪里都可以独当一面。”

        “可以，可以，还可以做更长远的打算！”胡宗南兴奋得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有了这个第十八兵团，再把陕西保安队编成几个新军，交五兵团裴司令带上，会同省政府董钊主席一起维护陕西治安，我看就万无一失了！西安嘛，守亦可，放亦可，全不必计较它。”

        听到这里，李振西暗暗咂摸出一点滋味：胡莫非要撤离西安？于是，投石问路：“西安城固防重，共产党军队纵有胆量来碰一碰，恐怕也得三思而后行。”

        “一城一池，何必看得那么重！”胡宗南显得不耐烦，嘴上说得脆响，眼里却有心事。他顿了顿补充道，“过去国军所以失大于得，就是老把眼睛盯住那点点家当，怕丢了这个怕丢了那个，放不开手脚，然后呢，越怕越丢，从延安起始，以下诸城无不如此。昨晚我跟同官的褚静亚师通了个电话……这个褚静亚……”胡宗南皱起眉头，一言难尽。

        同官是西安的重要屏障。李振西从胡宗南拖泥带水的口气里听出门道。据李所知，驻守同官的二十师师长褚静亚是胡宗南亲自挑选出来委以重任的，当时，褚力辞不从，胡宗南抓住他不放。褚提出三个团长由自己推荐任命，并在编成后作短期整训等条件，胡一一答应。像这样低姿态地求人家当师长，在胡宗南还是第一次。对此，西安城里曾有一片感慨。

        当时，第二十师只是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番号，部队在哪里？胡宗南把陕西省三个保安团拨归给他。胡在西北拉队伍有牛皮可吹，陕西等省，上至省政府主席，下至县长，差不多都是由胡宗南一手保荐的。这些地方实权人物，哪个不想着知恩图报？所以胡宗南搜集地方粮秣物资及兵员，不怎么费力，那些灭了又生、生了又灭的部队，即溃即补的奥秘就在这里。

        褚静亚领命之后倒也尽心尽责，在西安年节都没过，就冒着雨雪跑到耀县、白水拉队伍。直到1月中旬才马马虎虎扯起一个毛坯。说是三个团，实际官兵3500人，许多士兵，数九寒天，身上没有棉衣，数月没有关饷，队伍跟一群叫花子差不多。褚静亚就带着这么一群乌合之众开往同官，当了胡宗南一块挂在门脸上的烂布帘子。

        胡宗南压根儿就没有想守住同官如何如何，不过是摆出一副继续经营西北战场的架势而已。在这个虚招的幕后，胡宗南紧锣密鼓地组建兵团、调整部署，到1948年12月底，其九十军在蒲城地区、六十九军在三原地区以及各个掩护性质的守备部署，均一一就绪。这期间，胡的内心充满着矛盾和痛苦。十数年的苦心经营一朝一夕即成了肥皂泡泡，能说不是块心病吗？！这是任何“新战略”也治愈不了的。

        1949年1月中旬，胡宗南突然把六十五军推到富平、九十军也撤到高陵附近，所有部队都奉命向北推进一步。是要调试一下其新战略的高度机动能力，还是表示对西北地盘即将丢弃的一份不甘？只有鬼知道。他这种略带浪漫色彩的情绪波动，很快又在冷冰冰的现实面前惊出了一身臭汗。这便是第一野战军1949年春季攻势的发起。

        其时，彭德怀和王震正在西柏坡开会。

        春季攻势由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阎揆要等几位组织指挥。

        战役是从2月18日开始的。四军首先把枪口指向同官褚静亚的那个二十师和驻守耀县的敌六十九军，目的是要吸引敌主力西援，然后把一、三、六军压向蒲城、兴市地区，围歼敌三十六军的三十师和陕西保安第四旅。

        正如胡宗南对李振西感叹的“这个褚静亚……”，同官一触即溃。关键时刻，还是胡的一道撤退令救了褚的性命。二十师在最不可收拾的情况下奉命“沿铜川（同官）、陈炉镇、富平向富县附近撤退，然后在三原待命”。到目的地一看，褚静亚才发现胡宗南刚刚配发下来的大批装备都给他的叫花子兵一路丢得差不多了。撤退路上，他的后卫团一直被解放军死死咬住不放，全师都在“且战且退”，草木皆兵。行李面粉，丢得满地都是。军官怨言不止，士兵携械开溜，部队拖到最后就剩一副骨头架子了！

        褚静亚将情况如实报告六十九军军长谢义峰，请求部队休整几天。不料没有得到恩准，却得到裴昌会从咸阳亲自打来的一个电话，要二十师即刻开往泾阳王桥镇，防守龙首山，阻止解放军由淳化南进。

        龙首山位于礼泉县唐陵上方，地势南陡北平，到处可以攀登，利于攻而不利于守。褚静亚太熟悉这个地方了，深知绝非自己一个二十师可以防守得了，更何况眼下二十师千疮百孔……褚静亚将实际困难再报告了一遍，请求上峰改变命令。

        “军令如山，如你敢违抗，我当以军法从事！”裴昌会的口气不容商量。

        就这样，裴昌会一句话把褚静亚的二十师送上了西天。褚硬着头皮赶到泾阳县以北约15公里处的“龙首”，一看阵地不由得倒吸凉气，东西全长30余里，以二十师那点单薄的兵力，只好采取重点防御。当即下令一面构筑工事，一面派人侦察。所幸的是，没有发现任何大的险情。一连两天，风平浪静。第三天入夜，解放军突然发起全面进攻。褚静亚勉力支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第四天下午2点多钟，防线被突破了；5时许，师指挥所被围。随即，褚静亚和他的参谋长张凌汉，在王桥镇北面的麦田里被双双活捉。当晚7点左右，部队打得干干净净。

        此时，国民党第一军退到泾阳以南；六十九军撤至泾河以西；九十军主力也退至永乐镇，还有一部留守三原及附近地区；六十五军及胡宗南的得意之作——十八兵团司令部退到泾阳。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各部队越打越起劲，张宗逊等人决定以一、二、三、六共四个军同时向富平推进，歼灭这一地区敌人后，再定下步行动；以四军向淳化追击，打掉此地散落的敌十四师后，威胁西兰公路；另以骑兵在大邮、孝义、关山、交口和渭河北岸地区，消灭团匪、摧毁保甲，掩护地方工作。

        这一计划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军委指示要以当时情况酌定行动方案，告诫干部不要轻敌，防敌反击。于是，一野心中有了底，拳脚轻重有度地施展开来，几天工夫就把胡宗南所谓“进退”部署打了个稀里哗啦。

        眼看着胡宗南手忙脚乱将要沉没，青海马步芳集团有点坐不住了。

        唇亡齿寒的感觉促使马家军一反常态，主动请战出兵，配合胡宗南“反攻”。马步芳还在看老皇历，过去屡占便宜的往事让他太把自己那点本钱当回事，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忘乎所以。几个回合连遭伏击，这才认识到自己记错时辰，只好伤痕累累地退到陇东，感慨道：“共产党军队跟从前不同了！”

        第一野战军开局满堂红，打出了威风。节骨眼上，王震从西柏坡回来了。战斗间隙召开前委会，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一传达，全军上下欢呼雀跃。王震摆了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毛主席怎么说的，周副主席怎么说的，朱德总司令又是怎么说的，绘声绘色。最后，他告诉大家，彭总已到太原带兵去了，马上一野又要增加两个兵团，胡宗南的日子不长了！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席话，比任何动员令都有力量。那些日子，战士们真像娃娃盼过年似的，日日夜夜心里都淌着蜜。大家全在望眼欲穿，凑一块儿就念叨：彭老总什么时候能回呢？

        

太原城下两帅话别，暮春时节诸将受阅

        转眼到了5月初，是彭德怀满载而归的日子了。

        在太原指挥作战这段时间，忙得打个喷嚏的工夫都没有，彭德怀除了刚到太原那天在一个叫峪壁村的小村子上跟徐向前见面聊了几句私话外，两人一直也没机会深谈。要分别了，彭德怀硬是把日程挤了挤，去跟徐向前聊聊。彭总说：“向前同志，太原前线党的总前委，你是书记，我向你汇报一下子。”

        徐向前忙摇手：“彭总你太客气了！我一直很希望能在彭总领导下工作，也很想去西北，只是身体不行，恐怕是去不了了！”

        “去年你打完临汾战役，我就想让你去西北，向中央请求了好几回，没能得到批准。现在太原拿下来了，中央决定把十八、十九兵团调给一野参加解放大西北，你哩，又病得这么严重！”彭德怀不无遗憾地叹口气，“你还是先把身体保养好，身体好些再去也不晚！”

        “我真想跟咱们一野的同志们一起消灭胡、马匪军啊！”徐向前说着努力起坐，没有成功，痛得龇牙咧嘴，只好无奈地重又躺下，“你看这个身体，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得厉害，身体虚弱得很，实在没办法。这次太原攻城，要不是老总你亲自来挂一下帅……”

        “哪里话哟！”彭德怀制止了对方，“我这次是到你这里来学习的。你这里人才济济，周士第呀、罗瑞卿呀、杨得志和杨成武呀、陈漫远呀，还有胡耀邦和李天焕等同志，都呱呱叫嘛。你就不用讲了，在西柏坡，主席特别跟我谈到你指挥的晋中战役，他非常赞赏呢！”

        彭总提到的这些名字，大体都是太原前线总前委的成员，是中央军委3月17日给徐向前定下的一套班子。对这个班子，徐向前非常满意。太原攻城过程中，大家齐心协力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特别是后期徐向前病倒、彭德怀来了，所有工作都靠前委一班人主动自觉落到实处，指挥灵光，很让彭总感到得心应手。比如4月5日毛泽东突然电示徐，告诉说阎锡山离开了太原，李宗仁愿意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的问题。中央还作了具体安排，想比照北平的方式解决。这让病榻上的徐向前又喜又忧，“和平”二字他过去不是没跟太原提过，结果是热脸烫个冷屁股。请示彭德怀，彭也表示怀疑。但既然中央有指示，毛泽东说了话，多难也要试一试，无非是猴子不上树，多敲一遍锣罢了，只是时间要拉长，这让彭德怀比较揪心。

        一封给国民党太原绥署副主任兼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和太原防守司令兼第十兵团司令官王靖国的信写好了。就让已经反正的阎部旧人赵承绶及被俘人员高斌、曹近谦拿着这两封信进太原城试谈，没想到在城门上便碰了壁。阎锡山临走前有令，被俘人员不许返城！

        没有办法，太原前线司令部连续发布《告固守太原的蒋阎军官兵书》《最后警告阎锡山书》，口气提高八度，给了一点颜色。可是，太原守敌仿佛色盲，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回敬了一阵炮火，还在广播里大喊大叫，说什么“坚强意志，奋斗到底”，什么“本成功成仁的决心，誓死保卫太原，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全是阎老西的腔调，真是天真可笑。

        彭德怀不客气了，当天下午便给太原送去一份《最后通牒》，同时命令各部队完成攻城准备。这时，毛泽东也看破李宗仁“和谈”中“南北分治”的阴谋，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就一个字，打！“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毛的电令仍对徐向前，尽管徐那几天说话都没有力气，实际支撑局面的是彭德怀。

        这是个只有太原前线总前委一班人心照不宣的策略。徐向前后来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彭老总留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后，为避免影响军心，那时下命令、写报告，仍用我的名义签署，实际上是彭老总在挑担子。他新来乍到，对敌我情况不熟悉，但慨然允诺，勇挑重担，实在难得。”

        个把月时间的大半个太原战役，让彭德怀对十八、十九兵团指战员有了深一步的了解。他决定在部队出发之前，到各单位随便走一走、看一看，也算是个检阅吧。

        两兵团指战员得到这个消息，好一阵忙活。那时，听到彭总的威名，谁不如雷贯耳？特别是许多解放战士，拿出一副要见大明星的劲头，刮胡子、洗澡，把最齐整的军装穿出来，有的营连干部还在那里悄悄地背报告词，生怕关键时刻在老总面前表现不利索。

        彭德怀的心情的确很兴奋，同时又因这兴奋而格外庄严。两个兵团加上与两兵团一同入陕归建的一野第七军和一军三师，总共兵力有20余万！这与一年前带着那5万左右队伍转战陕北时的心情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真正“检阅”这天，彭德怀却显得平淡如水。他还是那身硬不拉碴的老棉衣，袄外边扎着一根皮腰带。土布单鞋后跟都磨薄了，绑腿倒是精心打过的，同每天一样，紧紧恰恰。

        按计划，兵团的领导都提前到齐了。彭德怀朝周士第一招手说：“走，从你们看起！”说着，头里爬上吉普车。

        老将周士第是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他是广东乐会人，出身黄埔，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当年是起义军的二十五师师长。因为早年干过“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在国民党阵营里也很有名气。后来从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当到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战中又任一二〇师参谋长兼抗大七分校校长，到晋绥军区，仍旧当参谋长，一直是贺老总的得力助手。这次太原战役他还是副总指挥。第十八兵团由他来挑大梁，稳稳当当。

        周士第的两位副司令员也非常得力，一个是王新亭，一个是陈漫远。王新亭兼兵团副政委，陈漫远兼参谋长。这两位都是老红军，曾长期在高层军政机关工作。特别是王新亭，当过军、师、旅的政治部主任，还当过红四方面军的组织部长，抗战时又当一二九师组织部长，后来到三八六旅，从政治部主任到政委，然后到太岳纵队当政治部主任，太岳军区政委兼主任，最后为军区司令员。十八兵团刚成立时，他是第六十军的军长兼政委。

        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更不用说了，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十八兵团下辖三个军：第六十军、第六十一军、第六十二军。

        六十军军长张祖凉，原是华北军区八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河南商城人，1931年的老红军，早年当过三十一军的保卫科长、三八六旅政治部主任和晋冀鲁豫军区十九军分区司令员。军政委袁子钦，在延安抗大时期就非常知名，是抗大总校的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跟随彭德怀领兵入朝作战，当志愿军三兵团政委，后来到总政任秘书长、干部部长，最后为总政副主任。

        六十军的两位军政副职是白天和桂绍彬。参谋长邓士俊，军政治部主任周仲英。

        军辖一七八、一七九、一八〇师，第一七八师师长温先星、政委刘聚奎；第一七九师师长黄定基、政委萧新春；第一八〇师师长郑其贵，政委王观朝。

        六十一军军长韦杰，徐子荣任政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林祥，参谋长胡正平。军长韦杰是个壮族人，原籍广西东兰县，1929年的老红军，在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当过团参谋长、团长，后来当骑兵团长及七十四师师长，抗战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八团团长和一二九师新编一旅旅长，任职前为华北军区十四纵队司令员。六十一军辖三个师：第一八一师师长王诚汉、政委张春森，第一八二师师长王海东、政委王贵德，第一八三师师长钟发生、政委杨绍曾。

        六十二军军长刘忠是福建上杭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任过一军团侦察科长，太岳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太岳军区司令员和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司令员。六十二军政委是鲁瑞林，副军长方升普，参谋长熊奎，政治部主任高德西。军辖第一八四师，师长林彬，政委梁文英；第一八五师，师长涂则生，政委孔骏彪；第一八六师，师长蒲大义，政委车敏樵。

        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耿飙和葛宴春任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是杨自力。所辖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等三个军，都是经过战火千锤百炼的老部队。名将杨得志早在长征时期就是个“星”级人物。他是湖南醴陵人，1929年参军后，当过红一军团的一团团长，红二师师长，抗战时从八路军二纵队司令员当到冀鲁豫军区司令，后又任冀鲁豫军区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他一路都是战功、声名赫赫，连国民党阵营都传遍了，俘虏兵过来张口就打听：“这是不是杨得志的部队？”

        郑维山是六十三军军长，军政委王宗槐，副军长兼参谋长是易耀彩，龙道全任副政治委员，陆平是政治部主任。军辖第一八七师，师长张英辉、政委张边君；第一八八师，师长宗玉林，政委李真；第一八九师，师长杜瑜华，政委蔡长元。还有一个独立骑兵第五师，师长刘春芳，政委刘光裕。郑维山军长是1930年的老红军，河南新县人，在红三十军当过八十九师、八十八师政委，后任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司令员和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司令员。

        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王昭任政委。副军长唐子安，副政委傅崇碧。辖一九〇师，师长陈信忠，政委边疆；一九一师，师长谢正荣，政委陈宜贵；一九二师师长马桂华，政委王海廷。曾思玉军长是江西信丰人，1930年参加红军，当过中央军委警卫团的政委，冀鲁豫军区八分区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任现职前是华北军区四纵司令员。

        六十五军，邱蔚任军长，王道邦任政委。邱军长是湖南浏阳人，1929年参军后，当过红三军团十三团的副团长，晋察冀军区四纵十旅旅长和八纵队司令员。六十五军辖一九三、一九四、一九五师，师长政委分别是郑三生、杨银声、赵文进、袁石栋和阮平（一九五师政委暂缺）。六十五军的军参谋长由副军长王克斌兼任，军政治部主任也由副政委蔡顺礼兼任。

        彭德怀最后来到一野的七军和一军三师，和彭绍辉军长、罗贵波政委及三师师长傅传作、政委曹光琳聊了聊部队情况，提出入陕归建后的要求。正好，两兵团的领导也都在场，彭总特别强调了一下离开山西时的群众纪律问题。说，这次西进是历史性的。刚打了胜仗，不许翘尾巴，还要准备对付更猖狂的敌人，部队必须谦虚谨慎。“这不是我说的，是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一再要求的！”

        接着，部队西进的行动命令便进入执行阶段。西兵团都用弹药箱和炮布搭起台子，召开向西北进军的动员大会，由兵团首长宣读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进军命令，部队把所有的荣誉锦旗都亮出来了，驻地的政府和群众更是了不得，扎彩门，设慰劳站，组织民工队和船工运输队送到部队上听候调遣。不论村寨还是城镇，到处是新刷的标语口号，“向进军西北的解放军致敬！”“华北战役是英雄，解放西北再立功！”各种各样的腰鼓队、秧歌队，专业半专业的戏班子，村头路口遍地开花，把1949年晋南这个异彩纷呈的暮春时节，搅了个天翻地覆！

        十几天后，两兵团分别在风陵渡和禹门口渡过黄河。每到一地，迎送的群众照例是人山人海，抢着给部队拉马、扛炮，给战士们塞鸡蛋、塞点心，事情虽不新鲜，却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徒步1000公里的路程，指战员们根本不知道累是个啥滋味，每一公里路程都走得津津有味。大家一遍又一遍地感叹：解放了！真的解放了！解放了就是不一样！

        彭德怀的感触也很深，只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体会。早在太原克城之前，二野、三野就已打过长江，南京解放，江南诸城捷报频传；四野先遣兵团也直逼武汉。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华东和华中地区的战事一天一个新面貌，而西北这边，一个冬季攻势，又来个春季攻势，似乎还没让胡宗南伤筋动骨。胡甚至对蒋介石败逃和南京丢失这样的重大事件，都没有作出如彭德怀所预期的反应，而且还在那里拼命地经营陕中！彭德怀想，死猪不怕开水烫！不出几口棺材，胡宗南是不会轻易掉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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