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对刘子奇坦言去留，贺老总主大局面一升半斗

        前东原村的欢笑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炊事班给每人端上一碗小米汤。是“汤”不是“粥”。大家低头，从海碗里照见自己的影子，情不自禁想起一个人。这人便是贺龙。

        一个多月前，贺龙在小河村会议上有句口头禅：打了大胜仗，我请大家喝小米稀饭！那时候，所谓“大胜仗”，只是一种预设。这个预设是以不在陕北打大仗为前提的，其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粮食问题。

        彭德怀当时在发言中说：“陕甘宁、晋绥两个区统一，很有必要，财政统一也很重要。精简非厉行不可，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不能维持三个月，农村粮食枯竭，人力浪费太大，前后方均应有严格的编制与制度。有人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

        于是，陈赓太岳纵队的箭头，从陕北扳到豫西，以协助刘、邓经略中原，来一个反向牵制，间接地为陕北军民歼敌创造条件。毛泽东之所以支持这个计划，同意“边区、陈赓两部分开打”，主要是考虑到“从战略上与粮食上均有利”。他当时预计用五年“解决”蒋介石。那么，对于胡宗南自然也就有一个从“削弱”到“消灭”的过程。不管怎样“精简节约”，以陕北的物质条件而言，这个过程也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3月以来，兵荒马乱的陕北什么庄稼也种不下，打粮食当然就没指望。彭德怀尝够了缺粮的苦头。北上“三边”那阵子，部队饿急了，连老乡地里尚未成熟的包谷都一片一片买下来，连秆子带棒一块吃，甚至那些能架起来烧火的叶子也舍不得丢，一锅煮起来细嚼慢咽。到了打榆林，南瓜结了，啃南瓜。南瓜啃光了，宰马……

        毛泽东寄希望于贺龙。让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身份统一指挥后方，包含着毛泽东无比精细的苦心。

        沙家店战役之前，毛泽东和“三支队”八百人队伍刚转移到佳县，吃饭成了大问题。佳县的粮食都拿去支援部队打榆林了，剩下零头，地方部队食用尚且不够，哪能供得了中央机关？万般无奈，新四旅旅长张贤约提出杀驴，毛泽东一听不同意，杀了驴，老百姓来年拿什么种庄稼？又有人提出让战士们放开肚皮吃枣子，佳县人有习惯，树上枣子熟了随便吃，不分你的我的。毛泽东也不同意，枣子是当地群众的“救命果”，一颗也吃不得。那怎么办？周恩来和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大眼瞪小眼。毛泽东只好打贺龙这张牌。

        那几天中共中央前委几个人是一天一个地点，这天又转到神泉堡，与晋西北临县隔河相望，毛泽东心潮起伏地给贺龙和习仲勋拟发了一份电报，说：“昨日我到前委参加会议，彭及各纵队首长对于继续在现地区（无定河黄河之间）歼敌信心甚高，部队士气高涨，均愿在现地歼敌，然后南下。请你们派几批得力人员迅速分赴神、府、佳、米、绥、吴六县用大力动员粮食，只要有七千至一万石粮食，即可供给一个月完成作战计划。如情况允许还可以考虑再攻榆林。”贺龙从电报中一眼看出粮食的举足轻重。

        自小河会议后，晋绥军区筹粮工作已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为抢时间争速度，贺龙曾把脑子动到晋南，想从富流了油的太岳方面解决些问题。然而，毕竟山高水远，杯水车薪。现在看来，还得就地挖潜。毛泽东点到河西六县，事实上都在国民党直接间接控制之下。尽管毛泽东轻松地告诉贺龙，说“敌七个旅在镇川以北，绥德仅一个旅，无定河东西两侧广大地方均无敌踪，然后该敌只能同我主力在不大地区内周旋，不可能再行乱窜。在我军胜利鼓舞下，筹粮一万石还是可能的”，但真的要想在当时的神木、府谷、佳县、米脂、绥德和吴堡这些地区搞到粮食，无异于虎口拔牙！

        贺龙亲自武装齐整地站在筹粮工作队面前作动员。他跷起绑腿，在布鞋底上磕掉烟灰，神情严肃：“有人说，不就是搞点粮食嘛！粮食，大问题呀！哪个给我搞到粮食，我给他记大功！野战军主力的同志们在那里饿着肚皮打仗，包谷秆秆都吃不上哩，毛主席也饿肚子！了得哟！”这些调粮干部大多来自河东各分区，像崞县、静乐这些地方，近年风调雨顺，又没打什么大仗，公仓私仓都有几粒存粮，最不济肚子也能搞得饱。听了陕北战场上种种粮荒的困境，特别是听了中央机关和毛主席都饿肚子的消息，个个很有触动。

        队伍一出发，几天就见到成效。到收粮的日子，黄河水码头上运粮队伍一支比一支有声势，牲口驮子一片驴铃叮当：肩挑背扛的人们唱着歌子、叫着号子，气氛很不一般。这些动人的情景，同金灿灿的玉米粒、小米粒，同红团团、白生生的高粱米，同圆鼓鼓的大红豆，同肥嘟嘟的大南瓜，一起转运到陕北前线及毛泽东的餐桌上，便成就了一个不朽的话题。

        陕北打仗，就是打粮食。这一点，彭德怀感受最深。他不但知道粮食的重要，更知道粮食后面的东西，具有怎样的支撑力。刘子奇当初被俘时与他相见，两人叙起同乡，谈得很随便。刘子奇千不明白万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当了俘虏。他的一二三旅共有三个团，除一个团留守山西运城，余两个团加上旅直属队1万多人，装备那么硬，为什么跟共产党一接火，就垮得抓不上手！刘子奇觉得不光彩，也不甘心，他想走。

        彭德怀说：“你想走，我不拦你。去年整一旅旅长黄正诚在晋南被俘，不就放你回去了吗？问题是，你得把国民党同共产党比较比较，不要戴墨色眼镜看世界。军人当了俘虏自然不光彩，可你是回到人民的怀抱，这就很光荣。”

        听到“人民”二字，刘子奇情动于衷。你是军人，可你也是人民一分子！他读过很多书，道理没有不懂的。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个党放在桌面上一比较，刘子奇开了窍。那个黄正诚死抱着胡宗南不放，后来听说给枪毙了。而共产党奉行的是革命，第一是“人民”，第二才是“队伍”。正如彭德怀所说，当个师长、旅长并不是说地位就高了，在人民队伍里，只要你革命，你要干什么都行，你要当总司令都可以。

        就这么几句并不复杂的话，使刘子奇明白过来，过去为什么大部队出动总是找不到共产党军队主力，而小部队出动一不留神又被吃掉，人多武器好，却始终不能主宰战场，反而处处陷于被动，说来说去，他的“国军”不是“人民的队伍”。刘子奇作出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这位从二等兵干到旅长的老“行伍”，戎马生涯几十个春秋，连汤恩伯的参谋长都当过，如今，甘心情愿做了一名“俘虏”。他觉得自己不是作为一名军人为敌手所俘，而是为正义所俘、为人民所俘。

        刘子奇似乎完全成了个自由人。彭德怀没有给他施加任何压力，只说，你认为共产党好，我们一起干；你认为共产党不好，我把你送回去。刘子奇权衡再三，同意一起干。彭德怀让他给西安的家眷写封信，报个平安，并说“随便你派什么人送去”。

        刘子奇就写封信，还附拍了一张照片，让和他同俘的副官送去。就这样，刘子奇换了个队伍。后来，他在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当参谋，取其所长，主编一本名叫《野战军》的杂志。他丢掉一个“旅长”的头衔。却找回一个“人”的位置，终生庆幸不已。这从彭、刘谈话不久《晋绥日报》全文登出的一份电报可以见证。那是陕北战场陆续被俘的一批“阶下囚”联名致刘子奇的，像整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整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整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等，都在其列。电报这样写道：“闻兄等在陕北沙家店战役被解放，在兄等或懊丧莫名、恐惧终日，但弟等闻讯之后，却深为兄等庆欣，因弟等来解放区之后，备受优待，生活毫无痛苦，而且亲身体验到民主自由生活的愉快，既不做蒋介石反民主内战的工具，也不做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解除了内心与精神上无限桎梏，认识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正确道路，甚愿等剔除烦恼，携手共进，为实现我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平而奋斗。”读着这样一份内涵丰富的电报，别说身在其中的刘子奇，就是几十年后的局外人，也不能不产生一大堆人生感悟。

        可见，国共两党这场战争，实质上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角逐。虽然，它在某些细部环节上不乏技巧性操作，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赤裸裸的世俗人心在较量。谁不喜欢独立自由民主和平？专制独裁统治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人心。蒋介石、胡宗南那一套为人，对国民党中上层造成的精神桎梏及全社会的广泛压迫，注定其垮台的命运，只是这“台”究竟如何“垮”法，需要有个军事上的操作过程。

        彭德怀无疑是这方面的高手。但他所做的一切，也只是取这大的宿命中“必然”二字而已。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许多较大规模的军事举措，实际上都是让一个平平淡淡的东西牵着鼻子走，这“东西”就是粮食。所以，在彭德怀的心目中，贺龙仍旧是西北战场总指挥，到1954年他接见电影《沙家店》剧组的主创人员时，还郑重强调，写西北战场，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他还念念不忘沙家店战役之后，从河东弄来的十万石粮食。据说为了这点粮食，贺龙亲自指挥护粮队同阎锡山的“响马”打了好几仗，连延安大学转移到临县的师生都上阵筹粮设站，参加搬运。好不容易才把粮食转手交到河西，任弼时接着运。他是受毛泽东之托担此重任的。陕北不比晋西，任弼时只好给个政策：运粮者可以吃粮。到黄河边背1斗半粮食，回来交半斗给公家就可以了。这才从清涧、延川、吴堡等渡口，拉出一条粮道。战士们得到这一斗半小米，真是下不了口啊！

        

王震重返南泥湾，董钊再钻“口袋阵”

        彭德怀捧豌豆面糊糊，一口一口喝得艰难。这都是当地老乡把坚壁下的麦种、豌豆刨出来，磨成细面给送来的。他亲眼看见西野指挥部驻地那个十来户人家的小庄子上，家家都在吃糠咽菜，可听说他彭德怀在这里指挥打仗，就都跑到地头把要成熟没成熟的高粱穗子剪下来，搓些米子，在碾子上脱了糠，和那些尚未咧嘴硬被剥出来、来不及晒干的豆子，一口袋一口袋装了，用毛驴往部队驮。彭德怀嘴在碗沿上稀溜着，眼睛一直不离开地图，似乎只有这样他才配喝碗里的糊糊，否则，他心里就亏得慌。

        地图上，陈、谢兵团那个大箭头已由晋南、豫北交界处南越黄河，直插豫西，威逼潼关。西安的危机显而易见。那么，痛失三十六师再加上后院起火，胡宗南你的定力是否经得住新鲜伤口撒上一把胡椒面呢？彭德怀一向不轻视胡宗南，但也从不把这个对手看得太重，他知道杨七郎脖颈底下那块肉和阿喀琉斯的脚踵，知道胡宗南此时此刻的六神无主。沙家店战役之后，种种迹象表明胡军在陕北有点心猿意马的意思，但侦察情报需要消化，每当这种时候，彭德怀就得像嚼豆面糊糊那样，把胡宗南的心思揉碎了细细地咂摸。

        的确，审时度势的胡宗南，再次决定收缩羽翼，对陕北战势取以守为攻的态度。在延安以北广大腹地之中，他只固守绥德、清涧、瓦窑堡三个支撑点，作为延安的屏障。大批主力部队通通龟缩到延安或者更加靠近西安的关中地区整补。这样，不仅对陕北仍可维持狮子大开口的架势，重要的是，西安的后方安全有了可靠保证。想不到如此万全之策，竟不被一些高级僚属所看重。

        正式决定尚未出台，就有人跳出来反对。那位驻守清涧的整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就是最起劲的一位“不敢苟同”者。廖认为胡宗南欲固守延安以北三个据点，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守兵不足相对孤立易被共产党军队分而治之姑且不论，各据点离延安那么远，又能起到多大的“屏障”作用呢？

        一听口气便知廖昂绝非等闲之辈。他虽早在山城堡就曾败在彭德怀手下，落得个全军覆没、只身幸免的下场，但其战术眼光还是有一点的。主张撤出延安以北三个支撑点、集中兵力巩固延安外围据点，不无道理！可是胡宗南的道理更大，绥德、清涧和瓦窑堡一放弃，不就等于宣布整个陕北拱手让给共产党了吗？这种明目张胆的败退，还不叫蒋介石气歪嘴巴！胡宗南可不想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最后的结论当然是廖昂的小道理服从胡宗南的大道理。想一想看吧，这不是上苍赐予彭德怀的良机又是什么呢？

        彭德怀由内线转向外线、内外线配合主动向胡军地盘出击的决心，如长风出峡，呼呼有声。中央军委根据西北野战军战略进攻的要求，将原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警备第一旅、第二旅和骑兵第六师，组建成立了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王世泰，政委张仲良，阎揆要担任副司令兼参谋长。

        稍后，又以教导旅和新四旅组建成了第六纵队，罗元发任司令员，政委徐立清，张贤约任副司令员。现在，彭德怀将五个纵队在沙盘上一摆，陕北战场的气势立刻大不一样。他让野司亲率一、三、六共三个纵队，在延安东北拔除胡宗南视作屏障的那几个支撑点，而将二纵与四纵组成外线兵团，交给王震统一指挥。

        令二纵由甘（泉）、富（县）、洛（川）一线节节击敌，渐与王世泰的四纵合为一股，出击延安以南的黄龙山区，发动黄龙战役。

        用大兵团作战的眼光来看，黄龙战役很有点大穿插大迂回的味道。这使胡宗南举止失措，思想准备不足。事实上，彭德怀只希望王震将部队攥成一个拳头，绕过延安，钻到胡宗南的深处，在那里翻江倒海，闹他个一佛出世、五佛升天，然后，他在外线好做文章。这任务颇合王震的口味。与当年南下支队长驱中原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命令一下，王震就指挥已在关中的四纵由白水北上黄龙。与此同时，二纵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延安，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大劳山。接着，一头扎进故地南泥湾，准备在那里好好满足一下肚子，养精蓄锐。下一步两个纵队的好戏就不难唱了，一南一北唱念做打动作起来，胡宗南非喝迷魂汤不可。只要胡作出共产党军队西野主力意欲南进的判断，就不由得他不倾其全部注意。这样一来，彭德怀的另外三个纵队就可在延安以北放胆子吃了！

        当然，王震的苦劳还不仅限于此。南泥湾可是老三五九旅手中的“小江南”啊，彭德怀把部队支到这里，用意极为丰富。别的不说，全军吃粮紧张的状况，多少会缓解一阵子。但这种秘而不宣的期望值，很快被无情的现实打掉了。胡军留给王震的南泥湾以及所有老解放区，已经远远不是过去的概念。在南泥湾，那块镌刻着毛泽东和贺龙题词的碑石被推倒了，白灰刷在墙上的标语早被铲得干干净净，当年“鲁艺”艺术家们演出《打渔杀家》《三打祝家庄》的大礼堂，也被一把火烧成残垣断壁，烈士碑全砸烂了，窑洞塌了顶，干部战士低头抬眼，满目荒凉，见不着一样完整的东西。老百姓当然早跑得不见人影，村子里静悄悄的，家家关门闭户，地里玉米高粱和豆子什么的，荒乎乎的一片狼藉，也没人照管收割。往村口地边一站，遍地是粪便和尿迹以及国民党兵留下的各色破破烂烂——这正好，它给王震即将展开的黄龙战役，作了一个绝妙的鼓动。

        日子眨眼9月过半。早起行军，哈口气可以看得清了，路边的草叶上也已见出白霜。王震皱起眉头，想起彭老总军用地图上贴着河西由北向南那个又粗又长的箭头，心中不免一阵发紧。这是一个历史的潮头，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正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陈、谢兵团在豫西的出色表现，已使西安大感不“安”，不用说胡宗南，连蒋介石的神经也吃不住了！西北这块地盘是老蒋的心头肉啊，他怎能坐视不管！从总部的敌情通报中，王震已获悉蒋介石日前直飞西安，亲自坐镇“研究如何制胜匪军的方法”。这说明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真正戳到敌人的要害。那么，眼下二、四纵队如何在黄龙地区撕开口子，撕痛他，撕得胡蒋鲜血淋漓，是摆在王震面前刻不容缓的使命。

        二纵一向被誉为“飞毛腿”，而王震对于深入敌后独立作战的组织指挥又从不含糊。于是，当即以独四旅为右纵队，三五九旅为左纵队，从南泥湾一鼓作气飞流直下，首先攻克了国民党在黄龙设立治局的所在地——石堡。与此同时，王世泰所率第四纵队，也把白水拿下来了。两个纵队遂会师于石堡东南。继而，“二王”协力一动，韩城不攻自破。韩城这地方依山傍水，本身就富得要命，加之又是黄河西岸的渡口要津，晋陕两省贸易集散，更使它仓储富足，肥得流油。两个纵队部队结结实实补充了一下。特别是得到6门野炮和800余发炮弹，让王震精神大振，拍着胸脯要打屁股后面的宜川。

        这主意当然不坏。宜川是陕北门户，胡宗南在守备方面下了本钱。宜川不下，即便“二王”在黄龙地区闹翻天，也没法跟陕甘宁那边的大片区域接上脉息，成不了气候。胡宗南照样把陕北握在手中，照样稳坐延安和西安，从容不迫。而宜川一打下来，局面就不同了，不但胡军在陕北立足困难，其关中和渭水流域大部地区也将唇亡齿寒，甚至连西安也会成为一块剥了皮的芋头……王震喜滋滋地说：“打完这一仗就打西安，看他胡宗南能往哪里跑！”

        王震的乐观有道理。在二、四两个纵队大闹黄龙地区的前前后后，彭德怀已在安家集周密部署好延清战役。许光达的第三纵队和教导旅10月1日从文安驿出发，直扑延长和延川。当时，延长县城只有敌二十四旅一个营防守，许稍稍用力，守敌就压得喘不过气来。二十四旅旅长张新一个劲地给他那个守备营营长傅瑞光丢“精神炸弹”，什么“牢记军人魂”“保持师的荣誉”，什么“不成功便成仁”，什么“临难毋苟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等，到了关键时刻全都不灵了！延长和延川两城几乎同时插上解放军的红旗。

        “两延”一丢，清涧的屁股蛋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三纵夺取延长和延川时，一纵也从金沙镇出发，把清涧城南的三十里铺搞到了手。这样，清涧、子长、绥德等几个点上的守敌，与延安大本营之间的联系就彻底掐断了。胡宗南这一惊非同小可！

        本来，沙家店战役之后，胡对整二十九军和整一军这两张王牌就打得十分谨慎。经过反复斟酌及和老蒋密谋，好不容易把两部收缩到延安。接下来的如意算盘是，让刘戡整二十九军控制延安占领区，堵我西野部队南下去路；而董钊整一军则南下关中，以对付陈、谢兵团可能突破潼关、给延安颜色看。南拳北腿已是力不从心，没曾想彭德怀竟又让王震揪着董钊的尾巴紧追不舍，连连招架不迭，一直转到清涧才算稍稍摆脱。正要抬脚南下，忽又传来一六七旅五〇〇团在曲思教地区中埋伏的消息。这个埋伏中得可不轻，阵亡士兵百余名，被俘80多人，更重要的是有21辆汽车、5辆坦克不翼而飞。

        胡宗南听不得“埋伏”二字，一听就禁不住浑身筛糠，仿佛陕北绵延起伏的高原处处都是坟墓。于是，他急令董钊暂缓南下，起码不要把南下意图搞得赤裸裸一丝不挂，而尽可能含蓄一些，让陈武由杨家坪、曲思教向延安前进，主力小心翼翼绕到公路以南，经关庄和岔口转进到延安。到了延安再作打算，南下不南下，主动权握在手中。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料事如神的彭德怀竟又在岔口以东为他布设了一个“口袋”。虽说这一仗因为兵力悬殊且半路上老天爷下了一场大雨，我军没有实现“歼其一部”的目的，但仅仅是那个稀里哗啦的场面，也够刘戡和董钊收拾一阵子了！

        总之，黄龙山区一团乱麻，在胡宗南心头简直不知该摆放到什么位置。现实情况是，董钊如惊弓之鸟，刘戡不真不假的心思用在清涧方向。过去，胡军上下都口口声声要寻找共产党军队主力；如今，共产党军队在他们心目中，“最好别碰上”。这种局面使王震和王世泰基本上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两人在沙盘上一拍即合，对攻打宜川充满信心。行动的日子定在10月15日。四天之后，二、四两个纵队突然逼近宜川城，三五九旅主力包围钳制城北老虎山、虎头山，另抽七团配属独四旅负责攻打位于城西南的主阵地七郎山。四纵则派警一旅重点夺取城东南的凤翅山。

        攻城阵势一摆开，王震的牛脾气又上来了。他跑到一线团指挥所，把帽子一扔，从战士手中夺过一挺轻机枪，打雷一般吼着就往上冲。团长苏宏道一看这情形魂都吓掉了，扑过去把王震一把抱住：“司令员，这不行啊……”说着“不行”，部队已经全线出击，无声的命令鼓舞着每一个战士和基层指挥员，那股锐气势不可挡。指导员连德合没冲出去多远就让敌炮火炸断一条腿。他在血泊中喘了口气，立刻爬起来单腿跳跃。那是60度的斜坡啊，他居然就凭着一条腿连跳带爬往上攀登，冲在队伍中间。战斗打得十分残酷，最后就是这位单腿指导员，指挥着全连仅剩的两个班冲上了七郎山。

        正在延安大喘气的董钊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了，立率整一师、九十师、二十七师四十七旅大张旗鼓赶来增援。王震和王世泰下令部队扛起宜川城头的红旗，押着国民党中将指挥官许用修、少将县长徐沛和新九旅二十七团上校团长彭友明等一干俘虏撤出战斗。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两个纵队全部东渡黄河，保存实力。四纵转移到固临地区，二纵由吉县转移至运城。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董钊大部队虚张声势赶到宜川。举目一望，这里早已硝烟散尽，呈现一派升平歌舞。宜川城防全线崩溃后，原驻守该城的国民党新九旅第二十七团、六十一旅第一八二团和整九十师野炮营一个连，加上地方武装三千多人，死伤及被俘者外，余皆作鸟兽散。解放军一撤出，这些炸了窝的鸟兽又都纷纷还巢筑垒，并刻意弄出满城祥瑞，好在上峰面前表现出镇定，不那么太扎眼。这一效果轻而易举实现了，董钊连续几天都在欣慰。当然，董的心情还有别的原因。在与刘戡的无线电联络中，他已确切获知，刘和驻守清涧的整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目前正在度日如年……

        

掠四库廖昂安民乏术说死与降，拒小灶彭总治军有方论鱼与水

        清涧是座山窝里的小城，北依九里山，西南有笔架山。这支“笔架”从城外一直伸进城内，种种说法由此衍生开来，熏得小城颇有些诗文相传的味道。

        廖昂对此情投意合。他虽说是个军人，却生性儒雅，喜欢读点典籍，更喜欢藏书。听说清涧有个绰号叫黄翰林的清末秀才，私家藏书丰厚得很，尤其是古籍，许多绝版线装本价值连城。廖昂毫不客气地钻进黄秀才的书斋，一“校点”就是几个月，结果把一套保存完好的四库全书“校”到了自己名下。

        在廖昂心里，这大概是自己进驻清涧后最得意的一件事。它足以抵消延长与延川两座前哨城市的丢失。至于伤亡几何、投降几何，在他已是见怪不怪。他从容撤掉那个被二十四旅旅长张新骂作“贪生怕死、指挥无能”的营长陈炼，让副营长陆少侠代理营长，然后，给胡宗南发报，要求趁共产党军队主力还没来得及合围清涧之前，批准他撤往绥德，与绥德守军一六五旅共同防守。

        然而，廖昂想错了。胡宗南压根儿就没把廖的进退问题摆上议事日程。他正坐在延安兴致勃勃地垂钓。在他心目中，陕北是个巨大的池塘，而清涧不过是下钩的点，自以为久经沙场的黄埔门人廖昂，实际上竟是一截不折不扣的蚯蚓肉！这无论如何是廖昂接受不了的事实。面对胡宗南千篇一律的那几行复电——“加强工事，准备歼灭来犯之敌，并继续查明情况具报”，廖昂心灰至极。

        嫡系的感觉一落千丈，廖昂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那套四库全书悄悄装上两辆汽车，派重兵押解运到西安，再转运回四川老家。接着，他便听到清涧城外西南方向时断时续响起隆隆炮声。再提撤守已是天方夜谭，唯一可能就是请胡宗南将守备绥德的整一六五旅和守备瓦窑堡的第七十二团调往清涧，以增强防御实力。在报告战况时，廖昂硬着头皮把这层意思向胡宗南说了。不曾想胡宗南依旧王顾左右而言他，并说，围城打援是敌惯用之策，如整一六五旅及第七十二团脱离既设阵地驰赴清涧，两部兵力不多又各分离，恐清涧之围未解，反使该两部陷于不利。还是那句老掉牙的话：“着仍照现态势固守，并将战斗情具报。”很显然，他廖昂不被咬个皮开肉绽，胡宗南是绝不肯轻派援兵的。

        其实，胡宗南根本不把廖昂的感觉放在心上。此时此刻，他目光盯得最紧的，是彭德怀。根据陆、空侦察，清涧周围共产党军队数得着名目的番号，不过有个“一纵”而已，“三纵”部队那时还在延长和延川没来得及收拢，至于刚成立起来的第六纵队，胡宗南在很长时间内还摸不清头绪。所以，彭德怀将一、三、六共三个纵队兵临城下时，胡还在那里执著地施行他的“钓鱼战术”，口口声声要等待共产党军队主力“咬钩”。二、四两个纵队已远走晋南，共产党军队哪还有什么“主力”？

        难来难去难着了廖昂。他办事认真，何况对清涧又情有独钟。记得占城那天，他特意从咸榆公路那边爬上城西南一堵屏墙似的笔架山，隔着细水长流的清涧河，遥望城东北方向石头累累的制高点。这时，因河流而得名的这座秀美小城，就仿佛镶嵌在石头缝里，让人禁不住要大发感慨。作战参谋对着地图告诉廖昂，脚下这个制高点，读书的人称笔架山，当地老百姓就叫耙子山。廖皱起眉头，用鼻子哼道：“乱石滚滚的，别说耙，怕是用扫帚也扫不出个啥子来。还是给我架几挺机枪吧！”

        事实果真如此，当时这座两万人口的陕北县城，已经“有户无口，无民可安”，满城空街净巷，更谈不上集市或是买卖，一片树倒猢狲散的冷清。若要招财就得进口，廖昂懂得这个简单道理，便在把城外居民引回城里的工作上大做文章。先是派部队四处张贴标语、告示，以绥署的牌子，大力鼓吹什么“按户慰问、计口救济”，“交易暂不征税”“分得田地继续有效”等，接着，干脆出动人马拉拉扯扯，进城也得进，不进也得进。

        可是，老百姓就听你的吗？他们从来都不大相信耳朵而只相信眼睛，你廖昂贴一万条告示和标语，也不如一座碉堡更有说服力，何况他在清涧周围2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一口气修筑了57座碉堡！而且，所有城墙上都增筑了横隔和掩体；南关和北关数百幢民房，墙壁上通通凿开枪眼，并蛛网般地连起交通壕、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城门前堆积如山的巨石挡在路口；城西北耙子山是廖昂的核心阵地，那里不光是架几挺机枪，除了用钢筋水泥浇出工事外，还建有一个炮兵阵地。冷冰冰的大炮一门一门蹲在居民们头顶上，谁还有胆量去接受“按户慰问”和领那份“计口救济”呀！

        廖昂安民乏术，索性放开手脚，也不演戏了，一门心思将清涧城防整到钢牙利齿的程度，并且兴之所至，把“固若金汤”几个字写成斗大的横幅悬挂出来。什么“按户慰问、计口救济”，有那个钱还不如到西安来购些火腿、罐头鱼和香肠等一应美食，给守城官兵自己油油嘴巴！在廖昂来说，仅仅靠一个师部、一个旅部和一个尚欠着一个团的旅这么点儿兵力，要想做到“固若金汤”，就只能如此了。彭德怀领着三个纵队司令员、政委实地勘察了一遍，也不得不暗暗点头。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攻城的信心。当时，一、三、六纵队大部分部队都在文安驿、金沙镇一带休整了十多天，兵员、武器、弹药补充方面都还可以，提起攻打清涧，干部、战士全都气壮壮的，彭德怀除了担心攻城火器不足同时又缺乏经验之外，总体决心毫不含糊。看完地形，他摘下望远镜，一边往山下走一边对几位纵队领导说：“大家努把力，好好打，打下清涧，我请大家吃肉！”

        这在咽小米糠、槐树叶和嚼黑豆钱钱的条件下，实在是个不小的诱惑。大家一块吃肉的记忆，还要追溯到刚打完沙家店之后那次总结会。那是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亲临会场，总部使出吃奶的力气，把所有家底都搭上，才勉强张罗了一顿酒肉，以至于吃得大家个个经久难忘。

        贺炳炎当即追着彭德怀不放：“老总你可得说话算话，别吹牛！”

        彭德怀瞪贺一眼：“吹你个鬼哟！”转而无奈地叹口气。彭德怀一个“请”字，是纯粹个人的承诺。这个愿他许了不止一遍，一直总没机会兑现，几乎成了老总的心病。时间渐入冬季，以眼前的情况看，别说请吃红烧肉，就是饱撑一顿小米干饭的理想也如同云外之烟。彭德怀喝黑豆汤都喝出毛病，肚子一天到晚稀里呼噜，开个小会就得跑两趟厕所。心细的廖汉生找四科长高克恭一问，才知道老总拉痢疾了。廖汉生又心痛又着急地数落高，可是高也有倒不清的苦水。要米没米，要菜没菜，油盐酱醋都谈不到，吃了上顿没下顿。而彭总的脾气谁都知道，拗得很，一丝一毫特殊优待也不接受。部队到“三边”时，炊事员为他买几根黄瓜，还给他狠狠说一顿，一句话把小灶就撤了。跟部队一起喝大锅汤，什么关照也保证不了，叫后勤咋办呢？

        这就是彭德怀。他的严格总是从自己开始。所以，他的纪律犹如铜墙铁壁，严丝密缝，又像泰山一样压得住阵脚。饿肚子饿到要人性命的情况下，说打仗是打“政治”，归根到底还是打“纪律”。在沙家店战役总结会上，彭德怀就少数战士动不动对老乡耍态度、强行牵老百姓毛驴这件事，愤恨地拍了桌子。

        那是让一野老同志们终身忘不了的情节，彭总铁青着脸，两手背着吼道：“山里没得树，那是死山；水里没得鱼，那是死水。不要觉得打个把胜仗你就了不得了，没有人民群众支持和关怀，你25000人能抗得住23万强敌？哪一个要是讲他能做得到，那我就来告诉你：放屁！吹大牛！莫听他的，他是个疯子！我们中间就有那么些同志，不晓得天高地厚，把自己成绩看得比天还大，看别人的优点比豆子还要小。而别人缺点到他眼里却比天还穴。这种人，脑子里有个公式，成绩是自己的，缺点是别个的。打了胜仗，站在别人面前耀武扬威；打了败仗，把别人推出来做替死鬼……不是我彭德怀言重了，我们中间确有这样的角色哩！”

        这一席话说得可不轻，许多人头埋到裤裆里去了。彭德怀戛然而止，不说了。过了好一会儿，大家才使劲拍巴掌，想叫他再讲。彭将手一挥，扔下一句“没得讲了”就要往台下走。掌声潮水般地响起来，彭德怀的脚步被拖住了，他用手压了压，把如潮的掌声压干净后，才又说：“我这个人，嘴巴子笨，和同志们在一道工作，经常见面，有的还是一日三见面。我要有话讲，你们不鼓掌欢迎，我也要讲；我要无话说，莫说鼓掌，你就是放大炮我也不会讲。今后，免了这一套。”说着，径自下去了。

        没有人再鼓掌，大家都在想彭德怀的话。关于争取群众支持的问题，彭已三令五申。这年4月1日，还专门和野战军副政委习仲勋、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联名给各部队发电报，强调军民关系，要求检查纪律，“每一伙食单位要有纪律检查组，每班要有纪律检查员。连首长每日须有简短纪律生活讲评，营首长三至五天，团首长七至十天，旅首长半月须有一次讲评，坚决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求“各连队每到一地，召开军民联欢会，进行社会调查，军政首长、特别是政治机关要找地方干部谈话”。对那些“将引起人民怨恨我军”的“利用群众逃跑及坚壁清野，将鸡鸭猪羊杀光，翻箱倒柜，挖窖，牵牛赶驴，打人骂人，乱拉向导，吃粮用草不打条子，吃菜烧柴不给钱”等现象，采取断然的处罚措施……

        四科长高克恭甚至眼里有点湿润。他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多地了解彭德怀，因而也就没法简单、孤立地看待老总对群众纪律问题的态度。就在头天晚上，高克恭看不过彭德怀一趟一趟跑厕所，想法子弄到些小米煮了点干饭，小心翼翼地端到老总面前。彭德怀白了一眼，没好气地问：“干么子？”高克恭忙解释：“吃吧，人人都有一份。”每次吃好一点的东西，老总都要从头查问到底，这个有没有、那个有没有，直到炊事员承认自己也有一份，他才肯下筷子。“毛主席、周副主席都吃窝窝头啊！”彭德怀捧起饭碗时，总是这样心事重重地感叹不已。然后，才开始苦着脸像吞宝剑一样把东西咽下去。

        这滋味，胡宗南门下那些吃粮当兵的官老爷哪能体会得到？即便像10月6日清涧城防空前吃紧、城南阵地一部被解放军突破、廖昂大喊“粮弹告罄，如不早派援兵驰援，将陷于粮尽弹绝之地”时，事实上也未必就真的“粮尽弹绝”了。时任整七十六师少将参谋长的刘学超先生，几十年后撰文就明白无误地承认这一点。胡宗南想必对此也很有底数，所以，任凭廖昂喊破嗓子，他始终是那句套话：“着再详查具报”，根本不提“驰援”二字，非得等到廖昂和刘学超含沙射影地援引司马公“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走，既不能战，又不能守，又不能走，唯死与降耳”那几句名言，才稍稍改变态度，复电：“已饬刘戡军长率五个旅来援……”最后，胡宗南的飞机在清涧空投的既不是粮也不是弹，却是30亿元簇新的法币！

        大概就在胡宗南稳坐钓鱼台对付整七十六师种种真假莫辨的呼救时，彭德怀给中央军委和贺龙拍发了这样一份电报：

        （一）清涧敌兵工事不弱于蟠龙，我大部已有相当充分准备，班排以上干部均看好了地形，讨论攻击办法均有信心，因天雨时间关系，小部准备仍不充分，不便延迟，决于6日黄昏攻击，估计三天可得手。

        （二）一、三两纵东西夹攻，教导旅位置于廿里铺骆驼铺，打绥德南援之敌及清涧北退之敌；新四旅一个团主力在河家山岔，一个营在拐峁东北阻敌援军争取时间，旅直及另一个团，于清涧卅里铺。

        （三）清涧得手后拟以新四旅与警区四、六两团攻占瓦市（为争取时间，亦可不攻瓦市均攻绥榆）以教导旅及一、三两纵攻取绥德，得手后北取榆林，不知粮食有无办法，请贺龙考虑。

        不足250个字，不但把清涧的攻城方案及后续任务表述得淋漓尽致，还给人以品评不尽的人格内涵。于是，围绕着一座小城展开了两幅明暗色彩各不相同的世情图景。把这两幅图景放在今人面前，要品评它也许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但在当时，身为情境中人，能于时空之间超脱出来见解一二，怕是只有毛泽东一人。

        

毛泽东晤谈归来燕戏说聊斋，彭德怀训斥阶下囚痛陈冤孽

        那些日子毛泽东很忙。全国解放战争正处在重大决策之后关键性的执行阶段，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消息传到米脂杨家沟。文电交驰，舆论一惊一乍，处变不惊的毛泽东，也几乎失去睡眠的概念。黎明时分刚打个盹，就有报告说，贺龙过黄河来了。他知道来的不是贺龙一人，还有刚从晋冀鲁豫解放区匆匆赶到的三秦名将赵寿山。虽有电报在先，毛泽东的兴奋还是难以抑制。这会儿普天下人都在痛骂蒋介石，指责他对赵寿山有功不赏反加陷害，硬是把赵逼上梁山！

        赵寿山是杨虎城的部将，先后担任过十七师师长和三十八军军长。红军时代起，赵就暗恋共产党，“凡能有助于红军之处，无不悉力以赴”，曾为红军购买150多辆大车的粮食，帮助渡过难关。1937年春节过后，他还把自己一双儿女也送往延安学习。到抗战期间，蒋介石“攘外安内”政策出台，更坚定了赵寿山亲共倾向。“西安事变”中，赵坚决主张不放蒋介石，为这事彭德怀苦口婆心做了三天说服工作。那时，赵部驻三原，与中共将领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左权、杨尚昆、陆定一、王稼祥等人“朝夕往还”。后来，赵部移防晋东南，在中条山抗日三年，得了个“中条一柱”的美名。就凭这一点，老蒋也不会轻易放过赵。又是抽他的部下“受训”、进“劳动营”，又是派特务盯梢或者搞闪电式调遣，折腾到1942年，赵寿山干脆扔掉“前途渺茫”的国民党，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置身敌营的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毛泽东走过去抓住有点踉跄的赵寿山，喊了声“同志”，说：“大家这么多年对你都非常操心，今天你终于胜利地回来了！”又说：“多年来身在虎口，安之如夷，其故安在乎？今天我们好好谈谈！”赵寿山使劲点头，也说：“要谈，要谈，我憋了一肚子话啊！”他比毛泽东小一岁，出生于陕西户县北乡定舟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6岁在陕西陆军测量学校踏人戎途，后投效到冯玉祥的陆军第十六混成旅，从上尉参谋兼教导团学兵团地形教官，一步步干到杨虎城手下的教导队队长、教导营营长。北伐时，杨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赵升为补充团团长，继升旅长、汉中绥靖司令及十七师师长和三十八军军长。1944年春，蒋介石一纸命令，迫使赵忍痛别离了自己辛辛苦苦一手抚育起来的三十八军，而到蒋的嫡系第三集团军，当个空头总司令。两年后，蒋又以赵意欲出国考察水利为由，将这个“空头司令”的乌纱帽抹掉。正好，赵寿山趁此机会，于重重封锁之中，转道奔向了解放区。

        谈话从晚饭的饭桌上轻松自如荡漾开来。毛泽东一面给赵寿山夹菜，一面笑着说：“你是一个聊斋人物哩……”赵寿山一怔，不解地望着毛。毛泽东看出赵的疑惑，不急不忙地放下筷子，解释道：“蒋介石是一个世界，我们又是一个世界，就好比阴阳两界嘛！你同贺老总还有彭老总，都是这两个世界的见证人，最有发言权。”赵寿山回味片刻，觉得比喻奇妙，道理深刻，大有暮鼓晨钟的震撼。忽然间，他想起好友杜斌丞在西安被害的往事和蒋介石与他的最后一次谈话。

        杜斌丞就是太不明白蒋介石那个世界了。当初赵看出蒋对杜的痛恨，曾力劝杜离开西安，丢掉脑子里的“四架冰山”：

        其一，不要以为有本家杜聿明说话，就可安然无恙。事实上蒋要捕人，杜聿明连屁也不敢放；

        其二，不要以为与西北一些知名军人有关系，就可保平安。这些人眼下都是光杆司令，而蒋介石怕的是枪杆子；

        其三，不要以为有个西北民盟主委的头衔就碍着蒋的手脚，蒋只要愿意，连张澜、沈钧儒也照逮捕不误；

        其四，不要以为曾当过陕甘两省政府秘书长，在西北有人望，蒋会念旧而打消嫉恨。没有的事，蒋照样可以恨得浑身打战……

        遗憾的是，杜斌丞就是参不透这点玄机，坚持不离开西安，代买好机票也不走，气得赵寿山骂道：“你不走，那就只有等死。不过你死也要死得强硬一点，不要丢人，日后我回来给你立碑献花圈！”果然，杜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人头落地。相比之下，老蒋对赵寿山要客气得多，虽说特务监视从未间断，但赵做出真得要出国考察的姿态时，蒋主动约赵吃饭，并在饭后的谈话中，把赵大大奖励一番，表示对过去未能早日提拔负有责任，待赵赴美考察回国后将有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令赵承担。然而，赵寿山的脑子够用，根本没把蒋介石口头诺言当回事。说来说去，这都是赵对蒋的世界悟明白了啊！

        “寿山，你说说这么多年来斗争的情况好不好？”见赵寿山出神地望着窗外，毛泽东小声提醒道。赵寿山抽回思绪，沉重地叹息一声：“主席，是组织同志们救了我。寿山何德何能，这么多年能踏着两道门槛没有惹出杀身之祸！若不是党的关怀和经常的指示，别说一个寿山，十个怕也没了！”接着，赵寿山还谈到保全性命的一些其他方面原因，比方说三十八军武力的存在，特别是该军长期的历史关系，内部团结，有战斗力。当然还有赵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及在社会上建立起来的良好舆论，把可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其中包括蒋管区一些所谓社会贤达，使他们人前人后多说好话不说坏话。这样，便有了一个较好的私人关系基础等。毛泽东的倾听亦是高质量的，不时让赵将某段话重复一遍，并插进自己的点睛妙语。谈话不知不觉间，便到了凌晨4点。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又找赵寿山谈工作问题。毛笑着对赵说：“你很受欢迎，彭、贺都是争着向我要人，我都没答应啰。我要同你商量一下子，两个岗位随便你拣，你愿意在后方，就给贺当副手；愿意在前方，就给彭当副手。”

        赵答：“请主席决定，我没有意见。”

        毛泽东表示对这个回答不甚满意：“我的决定要实事求是嘛，最要紧的是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心情舒畅。”他踱到赵寿山跟前，很虚心的样子问：“你分析一下子，你在前方的作用大，还是在后方的作用大？”赵寿山不得不被毛的这番诚恳所打动，多少年来唯命是从，现在要自己当自己的家，他突然鲜明而强烈地意识到，身边的确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那光芒是耀眼的，他禁不住有点目眩，有点慌乱，有点手足无措。他沉吟一会儿，试着用自己的脑子认真思考了一下面前的问题，就说，要谈起作用来，我在前方可能作用比较大些。因为我是个当兵的，一切水平很低，仗打了多年总还有些经验。将来打西安，我是关中人，人地都比较熟悉，在情报方面可能要灵通一些。这下毛泽东满意了，随即说：“好，我原打算让你在后方给贺当副手，现在看，你还是到前方给彭做个副司令员更为有利。”

        彭德怀接到命令喜出望外，待与赵寿山见面，更是咧开了嘴。清涧攻城正在节骨眼上，本来就不拘礼俗客套的彭德怀，干脆一步到位，拉完手就谈战场情况。

        其时，一纵正在攻打那座笔架不像笔架、耙子不像耙子的制高点。这个控制全城的致命要点，自然而然要引起双方殊死决战。它确实是块难啃的骨头，主阵地整块灰色的岩石拔地而起，本来周围的陡崖峭壁就高悬数丈，廖昂又作了一次人工切削，就更为陡峭。担任主攻的三五八旅炮火有限，加之初始目标又没选准，一连攻击了三次都受挫，部队牺牲相当大。这可急坏彭德怀，刘戡的援军眼看就到永坪，距清涧只有一天的路程，时间再耽搁下去，势必影响攻城全局。他操起电话要贺炳炎：“你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贺在电话里边也是心急火燎：“部队伤亡不得了啊，困难太大！”“不许讲困难！必须拿下！”说完，彭德怀摔了电话。那边的贺炳炎也摔了电话。

        彭德怀压下火气，立即带上副参谋长王政柱和几名参谋、警卫人员，一头扎到三五八旅指挥所，把黄新廷和余秋里叫上，直奔前沿堑壕。黄、余二人吓得左遮右挡，生怕流弹伤着彭老总。彭德怀可不管这些，伸手推开挡在面前的人，自顾自趴在前沿工事上观察敌情。好一会儿，心中有了底，一回指挥所就重新调整部署，组织攻击火力，再打，到第二天上午，终于打下了耙子山。然而，三五八旅元气大伤，连七一六团团长储汉元都牺牲了！战后，彭德怀再次来到耙子山，感慨万端地说：“也亏了三五八旅啊，像这样坚固的工事，凭我们这个装备，若不是革命队伍，任何队伍都拿不下来！”

        清涧老百姓将这座山改了名字，不叫耙子山也不叫笔架山，叫“汉元山”。一个勇士的名字与小城清涧永远共生于历史一角，而枉费心机的廖昂终难逃脱被俘的命运。这个结局是他所绝没有料想到的。当时解放军将清涧外围据点全部肃清、城西笔架山守军又蜂拥而退时，上帝本已递给他一个轻松而体面的台阶——一个被共产党军队俘虏过又重新放回的士兵，给他带去一封信。信是他的黄埔同窗张宗逊写的。张真心诚意地希望廖“认清形势、迷途知返”，廖在几秒钟里内心倒也动了一下，但这股微风立即又从树梢上抹过去了。“那怎么可以！”他冲着比较务实的参谋长刘学超和旅长张新训斥道。随后，耳边便仿佛听到刘戡的援兵千军万马掩杀过来。

        廖昂一遍一遍地昭告部属亦昭告自己：“再怎么说也不能放下武器！”接着命令作战参谋用报话机与延安指挥所明话联络。他一分一秒地熬着，总算得到援军先头部队接近清涧西南高地的消息，甚至连联络号音都有了，可是，望穿秋水、想断柔肠，终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入夜，被管制灯火的清涧，宛若一个巨大的铁盒子渐渐沉入水底，廖昂脱下皮大衣，换上士兵服，继而将胡宗南空投的30亿元法币一张一张投入火中……

        天地定数把这个11年前在山城堡就已一败涂地的廖昂，再次推到彭德怀面前。彭沉着脸，单刀直入大声责问：“廖昂，你是怎么搞的，叫你投降么子不投降？你睁开眼睛看看，城里城外死了多少人！”在这之前，廖昂见到他的另一位黄埔同学许光达时，还趾高气扬，一副不服气的样子，嘴里嘟嘟哝哝：“我不晓得这一仗是怎么输的，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把我抓来的。你们有胆量就把我放了，我们正正规规再打一仗！”听到彭德怀这句话，立刻就像霜打的茄子。他双手不听使唤地抖起来，一边抖一边给彭递上支“薛仁贵”牌香烟。

        彭德怀拨开他的烟，缓了缓口气：“我听说你还很委屈，还不服输，是不是啊？哼！真是长居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你只知你们有几十万部队，装备精良，而我们只有几万人。可你知道吗，我们这几万人同150万陕北人民是血肉相连的。150万啊！他们个个都是战斗员，这个兵力优势只怕你们没法子比哟！陕北的哪个山头、哪条河川、哪个城镇和乡村，没有我们的民兵监视哨？你们拉一下枪栓，我们都一清二楚。你们是么子？是不义之师！是聋子是瞎子，是没有脑壳的人。所以，我们必胜，你们必败，道理就这么子简单，我们打的是人民战争……谅你也搞不懂！”

        廖昂张着嘴巴，的确似懂非懂。这时，警卫员跑来报告，说炊事班优待俘虏的面条做好了。彭德怀朝廖昂看一眼，说：“廖师长要是饿了，我们就开饭！”廖不置可否地连声喏喏。彭德怀即让警卫员把面条端上来。这是一盆光面，粉粗，擀得也马虎，清汤白水，一丝油星也见不着，又没有菜。彭德怀操起勺子就往碗里打面条，而廖昂却站在一边吃惊地瞪大眼睛。他犹豫好一会儿，说：“早就听说彭总司令生活俭朴，万没想到是这么清苦，鄙人敬佩之至！”

        这话刺激了彭德怀。他把碗往桌上一顿：“怎么，这样的饭还算清苦？兵连祸结，你知道陕北父老乡亲都吃么子？他们连小米、包谷面也吃不上！一年到头靠榆树叶子面、黑豆糊糊填肚子。我们跟你们不同，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民是我们的娘老子，我们理当同他们同甘共苦。今天我彭德怀吃这碗白面条，已经是高高在上了，是特殊待遇啰！你们这些达官显贵，骑在人民头上，吃的是山珍海味，哪里管得着老百姓的死活，连个粗茶淡饭都难以下咽，这说明你们国民党腐败到了么子程度。你们注定要被人民打倒！”

        廖昂挑起一根面条，哆哆嗦嗦地送到嘴边，过于精细地嚼了嚼，他并未嚼出多少油盐咸淡，倒是嚼出一肚子落叶缤纷的秋风。他忽然记起了那天的日子，那是10月10日，双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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