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潘岳的为人,有人概括为“仗义、霸道、悲壮”三条。
仗义说。潘岳的“仗义”绝不是江湖气,而是替人着想、急人所急。这个禀性的由来,跟他童年的经历有关,他在《中国青年报》任副总编辑时的口碑更是印证了这一点。1989年,经中组部、中宣部联合考核后,潘岳调至中国青年的理论最前沿《中国青年报》任副总编。当年的潘岳年仅28岁,就已经是国家副局级干部。团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在《中国青年报》中层干部会议上介绍说:“潘岳是非常有才华的,他已经发表了数百万字的研究报告。”这话是说给才子成堆的《中国青年报》员工们听的,有替潘岳压阵脚的良苦用意。但是,当时的《中国青年报》的很多人的确对年轻的潘岳不服气。
很快,《中国青年报》的编辑记者们就见识到这位年轻副总编的才能。面对“八九风波”后一片混乱的局面,潘岳以一个平民精英的作风,想尽一切办法将人心稳定下来,不仅打消了人们“秋后算账”的顾虑,而且在3年里全面扭转局面,重新确立了《中国青年报》新的办报思路。他关键时刻敢于维护编辑记者利益的仗义行为,更是得到了绝大多数年轻人的欢迎。
潘岳敢于负责、古道热肠的风格并不是从《中国青年报》开始的。据一位老国资人讲,潘岳在国资局被撤销、连自己尚前途未卜情况下,他首先做的,便是为自己部下的前途奔忙。至今,仍有许多老国资人对此感慨不已,其中甚至包括那些看不惯他雷厉风行,甚至暗中骂他“霸道”的人。同样,在国务院体改办被撤销时,潘岳也是为部下之急所急,把对自己的考虑放到最后一位。
仗义之人多霸道。尤其是像潘岳这样年少得志的才俊,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干事业,为了追求,看到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反对。这样耿直的性情,在支持者看来是仗义,在反对者看来就是霸道了。
不容回避的是,潘岳的追求和努力,相当一部分被迫半途而废,而他的思想又受到太多的争议,他的赤诚不被人理解。故知情人提起潘岳,又有“悲壮”之说。除此之外,他的人生境遇,还有更多个人的不幸福。潘岳很爱自己的母亲,母亲的过早去世对他的打击极大,对于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大的潘岳来说,不能尽孝永远是一个心理暗结。在潘岳事业如日中天时,家庭却不幸破裂,这对于刚刚进入中年的潘岳来说,犹如当头一棒。
在他的《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引起巨大争议,自己的前途也因此晦暗不明时,慈爱的、给他鼓励的父亲又去世。潘田的去世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有文章预言,潘岳面对个人的前途困境、妻子离异,又临丧父之痛,这个性情型汉子恐怕从此要一蹶不振。
但潘岳的事业心还是战胜了悲哀,他的事业永远是生命中第一位的。2003年10月25日的再度一鸣惊人,《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的巨大反响,说明他还是顶住了压力,走出了阴影。正如媒体所说,潘岳还是那个潘岳。
《中文导报》2001年3月1日的文章《潘岳让“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的前面》里如此描述潘岳:“喜欢读书、交友,善于思考,既能正视社会主义制度弊端,又有鼓吹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热诚,是‘敢想敢干’型的猛将;有人说他是粗线型,也有人认为他为人率直,尤其他在高干子弟中亦十分活跃。”
伴随着多年来的争论,有人说潘岳可能因为他的性格而“失宠”。樊百华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说:“开明派的重要自不待言,……这里只想给潘岳一点忠告——当说可说则说,不可说索性缄口。即使今后开明派已没有机会采用我的建议,我还是想在这里说出来。”
潘岳是惟一一位重新走完了红军长征路的年轻的中共高级干部。2001年9月1日在回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森林”栏目关于为什么要走红军长征路的问题时,潘岳动情地说:“我偏爱历史,同时也喜欢读党史。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80周年了,有着伟大、光辉的历程,但我认为最感动我的是红军长征的这段历史,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共产党的条件最差,敌我力量最悬殊,环境最艰苦,可相反,斗志最昂扬,感情最纯洁,理想最坚定。当时拼到最后就剩下了几万人,自然条件非常险恶,但就这样还是走下来了,一直往前走,不回头,不掉队,是什么精神促使他们走到底的?我觉得,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是奉献、无我、战胜一切、超越一切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在遵义旧址上,一些老同志对我说,那时候,他们连第二天会不会被消灭、能不能生存、能不能站住脚都不知道,而领导人在一起谈的居然都是国际形势。跑到陕北后,第一件事居然是开党的民主生活会,开展讨论,进行自我批评。那时候人困马乏,只剩下8000人了,大家关心的却仍是这样的宏观大问题。还有像抢夺泸定桥的时候,大家都争着报名当敢死队员,在那个年代,你要是死了人们都无从知道你是谁。这一切靠的是什么?就是靠伟大的精神。这种精神如果不去亲身体验走过,根本无法体会。”潘岳把走红军路时的一些感受用笔写下来,如《攀越雪山》《生命之桥》和《蜀南竹海行》,都被誉为散文中不可多见的佳品,这些文章被收录进《潘岳诗文集》,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后,让读者见识了潘岳“锦心绣口”的一面。
腹有诗书气自华,潘岳风流倜傥的才情,在高层中是人人尽知的。作家海岩这样评价潘岳和他的诗文:“潘岳第一次令我动容的,其实是他的散文。一篇《攀越雪山》,写得何其好啊!顿觉幼稚之说原是大大冤案。《托起草原》也很精彩,《蜀南竹海行》亦颇传神,潘岳的散文几乎篇篇都好,因为这些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政治诗文已然久违,一朝得闻顿觉满耳轰鸣,振聋发聩,瞬间可令狭窄的胸襟变得博大,短浅的目光变得高远。历史荣辱、国家成败、文明兴衰,也都重新变得引人注目!让人思想万千了。”
对于久历官场而仍保持写作热情的潘岳,海岩感慨道:“时光的‘锻炼’使许多人退隐为仙风道骨的‘山人’,堕落为只问五谷的‘俗人’,但是潘岳,依然像我们年轻时都曾渴望的那样,执着于做一名被社会和民众所需要的‘儒者’。这是我在潘岳的散文中分明看到的情怀。沿着这样的心迹线索重读他的诗,成见中的‘幼稚’已荡然不见,只见到一腔热血,一以贯之。我承认,像潘岳这种壮怀激烈、精忠报国的心态,这种共产党人传统的自信和骄傲,这种对民族对历史的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我们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常有了。我们不常有,可我们都希望那些从政的人常有,都希望那些官员们还能保持潘岳诗文所弘扬的那片热血之心、赤诚之心,忘我救世,立志不朽!”
有人评论道:“潘岳诗文的价值还在于塑造了一位当代青年从政者的真实形象,他具有丰富和袒露的灵魂、复杂和坎坷的遭际,这个意义并不亚于作品本身的意蕴。作者以……一种敢哭、敢笑、敢怒、敢歌的方式,以表达一位年轻从政者的鲜明个性、想像力和炽热的情感,这是尤为令人感动的。潘岳认为:做人比做官重要,只要你还死撑着那副凌凌风骨,你就会去写诗、去爱诗,甚至,从政者少一点‘韬光养晦’,多动点儿感情、多讲点儿真话、多修点儿情操、多想点儿诗文,至为重要。如他所言,诗文也确实可以用来改造一点儿社会风气,他所提倡的就是一种新的有时代感的文化精神。”
而南怀瑾在《潘岳诗文集》的序言中说他“中年气盛,锐气如风雷”,更为传神地道出了一个官员和一个书生形象叠加后的鲜明性格。看了这篇诗文集,就不难理解作者的抱负,更不难理解他何以屡次大胆放言,言他人不敢言,想他人不敢想的原因了。
潘岳正如自己所说:“……香格里拉雪山,是中国人自己的雪山,不可不攀越!”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不能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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