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方针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转移，将中国经济推入改革开放时代；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传统思想的禁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尝试；1988年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又前进了一步；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这些年来，张卓元多次参加了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1993年，他参加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1996年又参与了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起草。

        十六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政策调整的风向标。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中共20年来的历次三中全会注定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都是一个转折点，都是权力调整、新领导层定型、确立重大改革方案的会议。

        多强调“制度建设”，少谈点“大胆探索”。

        但是他也看到，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还有几个方面的任务没有完成。第一类是原来设想、规划的改革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比如国企改革，1993年已经确定国企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类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前没有暴露，或者不够突出的问题，现在显得突出了，最主要的是“三农”问题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全面发展的问题。第三类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中国加入tO，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显露出的问题。

        张卓元，男，1933年7月生。1983年7月起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财贸经济》主编、博士生导师。1995年9月至1998年10月《经济研究》主编。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7月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著作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

        2003年10月14日，备受海内外关注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刚刚落下帷幕，老牌经济学家张卓元就成为海内外各路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这不仅因为张卓元是一位在决策层及社会大众中均具影响力的学者，还因为他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专家之一。

        他早期的理论研究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价格学和市场学。20世纪70年代末，他参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较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呼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竞争机制。1987年，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李铁映组织了8家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专家，讨论中国经济体制中期改革方案，张卓元和刘国光在会议上提出“稳中求进”的“渐进式”改革思路，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厉以宁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等“激进改革派”产生分歧，使经济学界分化出“激进”与“保守”两种学术阵营，继而引发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大讨论。张卓元由此成为“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张卓元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已经5年了。在此之前，他一直作为中国权威的经济专家之一，被中国三代领导人看好，长期从事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

        而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经济体制变革方向，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明确了未来的改革任务和措施。

        这样的说法也不为过，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组成员的组成可以看出，张卓元在经济界“闯荡”40多年，继赢得邓小平、朱基等领导人的赏识之后，在新一代领导集体中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外界普遍认为，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张卓元尽管年逾古稀，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并没有让他告老还乡的打算。这位老牌的经济学家还会在今后的政治经济领域中对中国的经济决策施加影响。或许正因为如此，张卓元对十六届三中全会解读中定调的“历史意义说”，颇具公信力和传播力。

        正是因为张卓元的“渐进式”改革思路比较贴近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他的“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观一直在中国经济政策中发挥着影响，他的许多观点和建议大多能被高层采纳。海外经济观察家私下里把他称做中国高层“经济智囊团的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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