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或许并不知道，在美国兰德公司跟踪沈伟光“信息战”学术研究之前，被称为“军中小秀才”的沈伟光已经引起军队高级将领的关注。

        1984年，担任陆军某军军长的傅全有率部参加了老山战斗，当时沈伟光已是军部的作战参谋。沈伟光曾在傅全有面前流露过对“信息战”的研究兴趣。虽然理论上极不成熟，但傅全有对沈伟光的研究精神给予了肯定。

        傅全有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军人，曾任西北野战军副连长，参加过宜川、兰州等战役。1947年在延清战役中立一等功。建国后任连长、营参谋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营长。1981年在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对新军事理论很感兴趣。后来当沈伟光把全书写成了，傅全有特为《信息战》写了《注重战略研究》的序言，对信息战理论表示了支持。

        1985年，傅全有被越级提拔为某军区司令员，沈伟光担任他的文职官。傅司令在戎马生涯中形成的雄才大略给了沈伟光极大的熏陶和鼓舞，就像沈伟光说的：“在傅司令手下工作，不知不觉地立足点高了，视野开阔了！”而这期间傅全有司令已把“信息战”理论“吹风”到中央军委，引起军委高层的密切关注。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战争中美军有3000台计算机与国内计算机联网，昼夜不停地分析情报，分析敌情，制定作战方案，各种战争需要的资料都通过计算机来分析和查找。多国部队在战争中实施了以信息武器打击对方信息系统为主的计划，使伊拉克几乎丧失了全部制信息权。这场战争突破了常规战争的传统模式，信息战在战场上大显神威，给世人带来巨大震撼。实践证明了沈伟光理论的生命力。这时堆放在出版社的仓库里的5000册《信息战》一夜之间热销起来，它也成了中央军委领导及各大军区将领的必读书。

        1994年5月，沈伟光经组织推荐来到北京，担任国务院某部长的专职秘书。他的良师益友——解放军报高级编辑李炳彦大校常来看他，闲聊的话题多是中外军事理论的新动态。李炳彦希望他能重整旗鼓，尽管不在军营，但仍可把“信息战”的旗帜树起来！

        随后沈伟光对“信息战”理论进行深化和补充，并开始致力于思维战等理想战争模式的研究。

        1995年以后他又提出了“不是以地缘、海域、空间甚至太空来划分的，而是以信息作界碑的”信息边界的概念，对信息边疆的概念进行了完善，认为信息边界是战争形态演变与发展的结果。

        他分析认为，人类战争大部分在边界爆发，战争的实质也是对边界线的重新划定。战争历史反复证明，每一次战争的演进，都包含新的作战空间的拓展；每一维战场的出现，都带来国家新一维边界的出现。继陆、海、空、天后的第五维战争——信息战的出现，必然把我们的视线引向新的战场形态和新的疆域形态，探讨新内涵的国家边界。信息边疆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侵占、迷惑、威慑、破坏等方面，以多种手段侵入对方占据的信息领域，掠取别人的信息为己用；以欺骗迷惑的手段阻止对手的渗透和侵犯；施放威慑的信息，遏制对手的侵略；破坏对手的信息边疆，使之有隙可乘。未来，以信息为界的新边疆将替代现行的民族和地缘疆界。

        沈伟光最常用的信息战例子是波黑战争。这场战争是冷战结束后所爆发的持续时间最长、规模仅次于海湾战争的一场令世人瞩目的局部战争，造成20万人死亡，200万人流离失所，波黑近一半基础设施被毁。为结束波黑战争，国际社会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都未能达成停火协议。最后促使他们走向谈判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成功地运用了信息战手段。波黑三方中塞族的势力最强，很多问题多是因为塞族而无法达成协议。后北约对塞族部队指控系统进行了成功打击，使之在穆、克军队中失去优势，才迫使塞族走向谈判桌。

        另外在解决海地危机时，美国也成功地运用心理战术瓦解了海地军队的作战决心，保证了美军事行动的顺利完成。

        在信息战的研究中，沈伟光还提出许多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设想，如信息联盟的构想，信息工厂、信息警察、数字化军队等，这些“近乎狂妄”的想法后来都在全球爆发的冲突中程度不同地得到了印证。

        1995年11月7日，沈伟光的新作《当今世界军事革命的重心》，在《解放军报》“军事论坛”专版以整版篇幅发表。“编者按”中特别强调：“作者沈伟光同志是我国最早研究信息战的专家。他转业到地方，仍然关心军队建设，跟踪信息战研究，不断有新的发现。通读全文，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的学术水平，更可以体会到作者那种奋发拼搏的胸怀和精神，而后者正是我们今天学术界尤其值得提倡的。”

        1997年6月，沈伟光27万字的《新战争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除了发布他对信息战研究的最新成果外，还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信息社会、思维战、新战略等重大课题。新书上柜后，在各地持续热销，直到最近，有的地方还特地给人民出版社去电定购此书，作为“三讲”教育的必读辅导读本之一。

        1999年2月2日，《解放军报》再次以整版篇幅发表沈伟光在奥地利的演讲论文《遏制信息战——知识军事的时代使命》，而且在编者按中第一次称他为“信息战学科带头人”。不久，《新华文摘》将此文作为要目稿全文转载。

        随后他出版了包括《信息战》的姊妹篇《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等20多部专著，发表200多篇学术文章，一些文章被译成英、德、日文在国外数十家报刊转载和引用。

        2000年10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6卷本的《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对沈伟光心存期待的傅全有总参谋长为丛书作序时这样写道：“沈伟光同志在地方工作，却能在军事战略研究领域做出有益的工作，是世界上较早研究信息战的专家，是我国信息战学科带头人，最先提出信息战、遏制信息战和理想战争等学术观点，虽然他的研究还有可商榷之处，但他这种关心国防建设，勇于攀登军事战略研究高峰的精神，值得我们军队工作的同志，尤其是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学习。”

        沈伟光看到中央军委对信息战的积极反响，感到十分欣慰。作为一个从前的军事参谋、现在的“民间战略家”，沈伟光始终感到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的责任，他不辞辛苦，到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兰州军区等单位讲课，推广信息战理论，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军事科学院的一位博士生导师听了他的报告后，称赞他：“搞学术研究就是需要你这样的开放思维。”国防大学一位专家对沈伟光说：“我就佩服你敢于提出问题！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你的思维方式。”《中华英才》称他是“全球最先按响信息战警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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