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怒也敢言，顶撞“洋顾问”的刘伯承被降职

        “现在请刘总参谋长讲话。”主持会议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说。

        这是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夕的一天下午，红五军团在一座庙宇的大殿里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对战略转移进行动员和部署。

        戴着眼镜的刘伯承略微迟疑了一会，因为他现在的身份只是红五军团参谋长，而不是董振堂介绍的“总参谋长”。他想先对此作个说明，但转而一想，这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弄不好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不利于团结和稳定；现在最需要的是让干部们认清形势，振作精神，做好长途行军作战的准备。

        “同志们，”带着四川口音的刘伯承开始了动员讲话：“这次反‘围剿’失利了。认为我们没失利，那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但是，如果说我们红军完全失败了，那也是不对的，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他接着举例说明，我们红军广大指战员是英勇善战的，失利是因为战略战术有问题，这次进行转移，到外线去作战，就是要改变死守硬拚，“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打法。他特别强调，军委把转移中殿后的任务交给了五军团，大家肩负的担子很重，一定要在精神上、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

        对于刘总参谋长被贬到五军团当参谋长，参加会议的干部们已有所闻，不少熟知内情的人为此愤愤不平，在他们的心目中，刘伯承是智勇双全的“军神”，是非常出色的总参谋长。

        说到“军神”，有一段流传颇广的传奇故事。那是1916年春护国战争中，刘伯承率部攻打丰都城，不幸头部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从“太阳穴”一侧射入，穿透右眼而出。他的部下救起了倒在血泊之中的刘伯承，辗转送到一家德国人开办的私人诊所医治。由于当时医疗设备比较简陋，德国医生一刀一刀修割伤口上的赘肉，每一刀都使人疼痛难忍。但刘伯承泰然处之，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手术中紧咬牙关，一声不吭。手术后，德国医生见患者坐椅上湿漉漉汗水一片，随口问道：“疼得厉害吧？”刘伯承笑答：“一共才割了70多刀，小意思！”

        德国医生惊讶患者在如此疼痛难忍的情况下，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毅力，敬佩不已，再三询问患者是何许人也。

        当得知刘伯承是川中一名将时，跷起大拇指连连称道：“军神！你真是个军神！”至于被贬，更折射出“军神”刚正不阿的性格。那是第五次反“围剿”中，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对“洋顾问”李德瞎指挥不满，几次提意见都没用，便对李德那一套不参也不谋，致力于总结推广前几次反“围剿”的游击战术经验。李德大为恼火，训斥他：“白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几年，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刘伯承对这位也曾在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喝过墨水的“洋顾问”的训斥不以为然，但有一次终于怒不可遏地给予反击。事情的起因是：李德在一次到总参谋部来的路上，以挡路为由，行发泄无名之火为实，一脚把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的饭锅踢翻了。刘伯承见了，禁不住用俄语大声痛斥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亏你还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是帝国主义行为！”李德自知理亏，无言以对，但跑到中央局书记博古那里告了一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再当总参谋长会妨碍他的工作。唯“洋顾问”为是的博古马上找刘伯承谈话，撤销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降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

        作长征动员讲话，是刘伯承到红五军团上任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他丝毫不因个人被贬而消极不满，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更赢得了大家的敬重。

        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既为刘伯承受贬而不满，又为能与这样一位智勇双全的帅才共事而高兴，增强了完成殿后这一艰巨任务的信心。

        

有勇更有谋，东山再起的刘伯承屡建奇功

        1934年12月18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放弃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重新起用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东山再起的刘伯承，以非凡的智慧和胆略，为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屡建奇功。这里略选几个镜头：

        镜头之一：架浮桥，乌江天险顺利过。

        黎平会议后，红军主力直插乌江南岸，准备北渡乌江，进军遵义。

        滔滔乌江水深流急，江岸陡峭。南岸的村庄已被国民党军队烧毁，江边的船只也被一劫而尽，敌人的追剿部队日益迫近。刘伯承于危难之际，从毛泽东那里接受了控制渡口、架设浮桥的艰巨任务。

        刘伯承带领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等，来到江边进行实地侦察。渡口北岸敌人已重兵防备，而渡口上游几百米处地势险要的小道，敌人却疏于防范。

        “佯攻渡口，主攻小道，一旦得手，抓紧架桥”，一个周密的计划在刘伯承脑海中迅速形成，又变成一道道命令部署到部队。

        “怎么样？架桥的办法想出来没有？”刘伯承感到渡江的关键在于浮桥要架得又快又好，便深入工兵连，询问正在开“诸葛亮会”的干部战士。大家献计献策，有的说，没有木料可以用竹来代替；也有的说，没有铁锚可以用竹筐装填重石代替；还有的说，要利用两岸的大树作支撑，并在江中以多层重叠的竹筏充当桥墩，然后把竹排一个接一个地拴在一起……

        刘伯承听了连声说：“好哇！好哇！‘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我们这里人人都是诸葛亮！”为了抢时间，前卫部队强渡和工兵连架桥几乎同时展开。当前卫部队牢牢控制北岸渡口时，一座宽约5米的竹排浮桥也已经从江中向北岸延伸……

        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走上浮桥时，用脚使劲跺了几下，高兴地赞叹道：“了不起，真是了不起！没有材料，用竹排架起这样的桥，又快又好，应当嘉奖啊！”

        渡过乌江天险的红军主力一路西进，攻占了遵义城。在那里，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刘伯承以总参谋长的身份出席会议并发了言。会议期间，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的刘伯承，精心布置设防，为会议的顺利进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镜头之二：占渡口，金沙江畔“龙下凡”。

        位于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江水从深山峡谷中咆哮汹涌而出，既不能徒涉，又难以架桥，只有靠船摆渡。数万红军要北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的追剿，谈何容易。抢占渡口，搜集船只，成了红军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军委纵队以刘参谋长率干部团1个营及总部工兵营1部，于4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1935年5月2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命令。刘伯承受命后即赴干部团，经与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研究，挑选第三营执行抢占皎平渡的任务。

        一支穿着国民党军队服装的小分队，大摇大摆地沿江边疾速行进。沿途，时常有民团巡察人员点头哈腰地打招呼，领头的小分队长官对此不屑一顾，据说上司交给他们的任务很急。当来到皎平渡附近时，驻这里的国民党区公所的一个胖乎乎的区长殷勤地前来迎接。领头的长官仔细打量着这个胖区长，冷冷地问道：“上峰烧船封江的命令接到没有？”胖区长急忙从抽屉里取出一纸公文，说：“接到了，我们正在执行。”“这么说，你们船还没有烧？难道不怕红军来偷袭吗！”那位长官严厉地斥责道。胖区长的脑门上顿时沁出点点汗珠，哆哆嗦嗦地解释道：“刚，刚接到，公文，长官……”“交给我们办吧，还不快带我们去搜船！”那位长官不耐烦地打断了胖区长的话。

        熟悉当地情况的胖区长领着这支小分队，来到江边。江岸上停泊着两条船，船上的团丁远远望见区长和几个大兵，以为他们要过江办事，急忙解开缆绳。只见两个大兵扑上前来，用枪顶着团丁的腰部：“不许动，我们是红军！”那位长官也迅即拔出手枪对胖区长说：“放老实点！”胖区长吓得张大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

        原来，这支小分队正是红军干部团三营的先遣分队，领头的“长官”不是别人，正是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刘伯承一同带领这支小分队的宋任穷政委，随即命令前卫连乘船渡江，把对岸30多个团丁收拾了，控制了渡口。

        经过缜密勘察，刘伯承确认这里无法架桥，唯有找到更多的船只。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又找到了4只船。

        一份急报发至朱总司令处：“皎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1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朱总司令大喜过望，因为原定分别在龙街和洪门渡过江的红一、三军团均受挫，唯有皎平渡可乘船摆渡。于是，朱德下令红三军团6日拂晓前赶至皎平渡过江，红一、五军团七、八两日赶来渡河。

        获悉全军将从皎平渡过江的刘伯承，早已拟好了《渡河守则》，组织了渡江委负会，以便有条不紊地实施渡江行动。为确保渡江行动万无一失，又命令第三营连夜出发，翻过山头抢占有利地形，压制可能进犯的敌人。

        果然不出所料。敌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刘元塘闻江防有失，带了两个营来企图袭占渡口。宋任穷率领的三营已严阵以待，等敌人靠近时突然吹响冲锋号。刘元塘损兵折将，逃了回去。

        红军指战员兴高采烈，议论纷纷：“要是让敌人翻过山，居高临下打我们，那我们损失就大啰！”

        “刘总参谋长真是用兵如神啊！”毛泽东对刘伯承组织指挥有方，使红军巧渡金沙江赞不绝口。过江时，他乐呵呵地对周恩来副主席说：“怎么样？恩来同志。原来有些同志担心我们过不了金沙江这一关，被人家挤上绝路，我当时就讲，没关系，四川人称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么能挡得住龙呢？这不，他把我们带过江了嘛！”“主席说得没错。我们胜利了。”周副主席说着，爽朗地笑了。

        在场的刘伯承也笑了，似乎还有点不好意思。

        镜头之三：晓大义，一封书信退万敌。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不久，在会理城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讨论了下一步行动计划，任命刘伯承为先遣司令，作全军的开路先锋。

        刘伯承既熟悉下一步长征沿途的地理风俗民情，又在前来堵截的川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担任先遣司令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5月16日，红军进抵四川德昌。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曾参加过沪州、安顺起义，是刘伯承在川军时的老部下。刘伯承书信一封，派人送进德昌，先叙旧谊，再晓大义，奉劝许剑霜勿与红军为敌，让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许派亲信副官将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建议给红军让路。刘元璋耍了个滑头，不置可否，许剑霜视作默许，于当日黄昏指示所部装着抵挡一阵，即撤出德昌。

        这时，刘元璋为保自身，调驻冕宁的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率部前来西昌增援。邓秀廷手下正规军不多，仅两个团，但在彝民中有较大影响，能调动附近彝民武装近万人。当他率部赶到西昌以南黄水塘时，收到了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亲笔信。信中提出，红军不以彝民为敌，但路是一定要过的。在川军中混事多年的邓秀廷，感到此事十分棘手：不打，刘元璋那里不好交差；打吧，对手刘伯承绝不是等闲之辈，连刘湘、杨森都怕他三分，何况自己这点实力和能耐。思量再三，学起了许剑霜的办法。他把彝族军官召集起来，声称：

        “今天红军要从这儿过，这事非同寻常，大家当心些，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然后对部队重新作了布防，让开大道，驻防两边山上。

        刘伯承对邓秀廷的这一行动早有所料，命令红军前锋照直前进，即使有骚扰也不还击。当大队人马通过时，有个彝兵因为紧张，走火开了一枪，其他人也跟着打了几枪，邓秀廷见状急忙制止，生怕红军还击。但有令在先的红军却以高喊“汉彝一家”、“汉彝是兄弟”还“还击”。枪声很快平息了，红军顺利通过黄水塘高地，向沪沽进发。

        

有情亦有义，小叶丹至死不忘“刘大哥”

        1935年5月20日，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司令刘伯承率部进占冕宁城。司令部设在一座天主教堂内，几位法国修女惊恐地望着他们，一边口里喃喃他说着什么，一边不停地用手在胸前划着十字。“不要惊慌。”先遣队政委聂荣臻话一出口，这几位修女顿时由惊恐转为惊喜，继而就像“他乡遇故知”似地交谈起来。原来，曾经留学法国的聂荣臻说的是法语。

        “下一步就要通过彝族聚居区了。”司令部里，刘伯承召集有关干部布置行军任务。说话一向言简意赅的刘伯承，这时却话题一转，问大家：“你们谁看过？”“没看过，但听说过。”几位干部异口同声地回答。

        “那好，”刘伯承接过话茬说道：“你们一定听说过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吧。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要走的路上，现在还保存着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呢！”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刘伯承不失时机地引导大家深入思考：“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会给我们行军赶往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带来一些麻烦。我们要向诸葛亮学习，努力感化他们，消除疑忌。我们有党的民族政策，不是更应该做得比诸葛亮高明吗？”最后，刘伯承叮嘱其部下：“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一支以标有“中国工农红军先遣队”字样红旗为先导的红军伍，行进在彝族聚居的川西大凉山区。这里地势险要，在一些深不可测的山涧之间，仅靠一根独木桥来往。彝民们手持土枪、长矛和弓箭等武器，拦堵在各个要道口。尽管沿路早已贴了不少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里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等内容，但彝民们对初来乍到的红军队伍仍投以敌视的目光。

        刘伯承司令紧随前卫连前进，密切注视着行军路上的情况。只见几个光着身子的小伙子狼狈不堪地跑来，一了解，原来是工兵连的战士，被彝族一部罗洪家的人抓了去，剥光衣服又放了回来。这时，又有人报告，给了彝民200块银元的“买路钱”，他们才让红军通过关卡；要是过每个关卡都这样，不仅不能于24日按时到达安顺场，而且携带的银元也将消耗大半，难以维持生计。刘伯承吩咐手下：“想办法找彝民的首领来谈。”在彝家海子边附近，来了一位披头散发光着脚、赤裸的身体围着一块麻布的男子，后面跟着一班手持梭镖长矛的年轻后生。未等刘伯承开口，那位男子自我介绍道：“我是沽鸡家的小叶丹。”当得知刘伯承是红军部队的司令员时，赶紧屈腿欲行叩头大礼，刘伯承疾步上前扶住，笑道：“兄弟之间不必行如此大礼。”听刘伯承如此一说，小叶丹感动万分，急忙表白道：“今天打你们的不是我们沽鸡家，是罗洪家。你们主张彝汉平等，名不虚传。我愿与司令员结义为弟兄。”结义仪式按照彝家的规矩，要喝鸡血酒，即当场杀鸡，把鸡血滴入酒内，结义双方跪地而饮，发出誓言。刘伯承虽然并不迷信这一套，但出于尊重彝民风俗，慨然应允。可是，一时却找不到酒。一位彝民用大碗往海子里舀了两碗清水，以水代酒。随即持刀割破鸡脖，殷红的鸡血滴入“酒”里。只见刘伯承、小叶丹等在场人的神情，随着鸡血在碗里蔓延、渗透，亦一个个庄重起来，但有几个红军小战士却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刘伯承循声一瞥，那几个小战士一吐舌头，严肃了起来。

        蓝天下，海子边，刘伯承与小叶丹并排跪在地上。夕阳的光芒照耀着他俩。风停了，空气也仿佛凝固了。“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这里结义为兄弟，如有反悔，天诛地灭！”刘伯承双手高高托举大碗，掷地有声他说完，将“血酒”一饮而尽。

        “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小叶丹音如洪钟，说罢，亦双手捧着大碗一饮而尽。

        结义仪式完毕后，刘伯承在不远处的大桥镇先遣队司令部里设宴招待小叶丹一行。嗜酒善饮的彝民高兴极了，几乎把大桥镇能买到的酒全喝光了。

        “这是送给你们的。”饭后，刘伯承递给小叶丹一面红旗，上面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并当场书写了委任状，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小叶丹双手接过这面旗帜和委任状，喜上眉梢，不住地表示谢意，当晚留宿在先遣队司令部。刘伯承又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希望彝民团结起来，捏紧拳头对付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

        第二天，迎着初升的旭日，红军继续向安顺场方向进发。小叶丹走在前卫连的前头，沽鸡家的彝民们夹道欢送红军。在红军队伍里，又多了20名彝家小伙子，这是小叶丹精心挑选出来的，让他们在红军中学习军事，学有所成再回来，用以对付欺压彝民的四川军阀刘文辉。为了感谢小叶丹的一片盛情，并帮助他们武装起来，刘伯承让警卫员准备了10支擦得锃亮的步枪，送给小叶丹。小叶丹将自己心爱的一匹大黑骡子赠与刘伯承。临别时，互相情意绵绵，真像兄弟一样。当大批红军后续部队来到时，小叶丹忠实地兑现了向“刘大哥”的保证，护送红军安全通过彝区。

        毛泽东曾经不无幽默地问刘伯承：“你与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那当然。彝民很讲义气的，我不跪他们就会觉得不是诚心诚意的。”毛泽东又问：“那下跪时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个细节刘伯承并未注意，一时竟回答不上来。毛泽东端起一大碗米酒，高兴地对刘伯承说：“来，我敬你一杯。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一下子就让小叶丹甘愿做你的结拜弟兄，看来你更胜诸葛一筹啊！”刘伯承听了谦虚他说道：“我不敢当，不敢当。主要是党的民族政策好。”

        5年后，小叶丹被彝族败类邓秀廷以“通共”之罪杀害。临死前，小叶丹泪流满面，对自己的妻子和弟弟说：“只有共产党、红军把我们彝人当人看。‘刘大哥’率领的红军有信有义，一定会回来的。你们替我好好保存那面旗帜，将来交给刘司令员。”

        刘伯承在长征中与小叶丹“彝海结盟”，留下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动人故事。

        

有喜也有忧，与张国焘唱反调的刘伯承再次被免职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战友相逢的喜悦气氛尚未散尽，张国焘搞分裂的危险日益加剧。身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对此深感忧虑。

        在两军会师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政治局委员主张红军北上，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张国焘以种种理由反对，提出红军应向川康边界进军。列席会议的刘伯承在发言中指出，向川康发展不妥，从政治上看，没有考虑到红军应担负的抗日救国之责任；从军事上看，南下是要碰钉子的。一向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的张国焘，虽然表面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同意了北上方针，但心底里十分恼火，尤其是对还不是中央委员的刘伯承的批评非常恼恨。

        后来，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张国焘、朱德和刘伯承率左路军，毛泽东、周恩来率右路军。处于张国焘领导之下的刘伯承，并不屈服于张的淫威，坚持原则。在张国焘另立“中央”，假惺惺地给刘伯承安个“头衔”时，刘伯承拒绝承认，临大节而不辱，张国焘更是怀恨在心。不久，便免去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调任他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在我军诞生的南昌起义中，刘伯承即任参谋长，因起义失败而自然失去该职务；长征前夕和长征期间，仅一年余又两度被罢免总参谋长职务，真是几度沉浮，谁解其味？刘伯承后来曾这样描述道：“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担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的刘伯承，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性。

        “中央红军北上发展，我们四方面军南下受损，从8万多人减到4万多人，再这样下去，部队非拖垮不可！”在刘伯承的耐心引导下，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下，许多干部进一步擦亮了眼睛，要求北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迫于内外压力，张国焘不得不改变向川康区域发展的打算，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

        

有难更有福，大难不死的刘伯承重新崛起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朱总司令继续留在红四方面军，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任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是贺龙，和刘伯承同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多年不见，在历经千难万险的长征中相逢，格外亲切。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和他的夫人陈琮英，则热心为刘伯承牵线搭桥，介绍从鄂豫皖一路长征过来的19岁的红军女干部汪荣华，与刘伯承喜结姻缘。从此，他俩成了矢志不渝的亲密战友和终生伴侣。

        10月的一天，秋高气爽。刘伯承率领红军大学的同志们从甘肃成县向环县曲子镇转移。汪荣华陪伴左右，在翻越一座大山途中，不时给刘伯承擦去额头的汗水。突然，天空传来一阵轰鸣。“是敌机空袭！”刘伯承立即指示大家隐蔽，不料一颗炸弹呼啸而下，“轰”的一声巨响，刘伯承应声倒下。

        他身边的汪荣华和警卫员也被一股气浪掀倒在地。硝烟尚未散尽，汪荣华猛地起身去救刘伯承，只见他吃力地撑着身子，刚坐起又倒了下去，原来是臀部受了重伤，流了不少血。警卫人员围了上来，一时既无马匹又找不到担架，只好简单包扎一下，搀扶着他慢慢行走。有个年轻的警卫员伤心地哭了，刘伯承安慰大家说：“没得要紧，闹革命，负伤是常事，哪有不流血的革命？红军就是从血泊里爬出来的。”确实，在刘伯承多年军事生涯中，曾多次身负重伤，“遍体弹痕余只眼”，但每次他都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一次比起前几次的重伤，算是“小巫见大巫”，当然也不例外。

        长征结束后，刘伯承被任命为军委委员、总参谋长，还兼任红军大学副校长职务。重新崛起的刘伯承，后来在烽火四起的抗日前线，在逐鹿中原和战略决战的解放战争中，又屡建功勋，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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