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渡嘉陵江，一线指挥的徐向前横扫千军如卷席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从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的。这一战役，一方面是向川、甘边界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精心策划并指挥了这一战役，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干。

        时值1935年初春，嘉陵江水欢快地跳跃翻滚着，似乎要告诉人们：“冬天过去啦！”两岸山峦起伏，经轻柔的春风一吹，泛出了层层绿色。路边金黄色的迎春花，不时晃动着，像是要提醒路人多看它几眼。

        此刻，岸边山间小路上，走来了一队人马。他们无心欣赏美丽的春色，却仔细地观察着对岸的情形。其中一位瘦高个拿着望远镜在指点着什么，用浓重的山西口音示意身边的一位年轻人记录下来。他，就是统率8万多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时年34岁。

        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徐向前，身经百战，屡建战功。他最讨厌“纸上谈兵”，每次战役展开之前总要亲自出马，摸清敌情、地形等。这次，他深感能不能选准渡江突破口，是整个战役成败之关键；尽管各部队已经作了侦察，提出了渡河点的预案，但作为战役总指挥，他在作抉择之前仍要到现场深入调查研究，不然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他们走一程，看一程，晓行夜宿，沿着嘉陵江走了足有三四百里。情况明，决心大，一个大胆而又周密的战役计划如成竹在胸……

        “主渡点就放在苍溪东南的塔子山。”在作战会议上，徐向前总指挥用笔指向嘉陵江中游的一个点，向参加会议的诸位军长、政委部署道。见有人面露惊讶和困惑之色，似乎在说，“这里江面宽阔，为什么不选在江面较窄的地段呢？”徐向前接着说：“这里江面宽阔，对渡江作战有些不利，但又有许多好处。一是可以出敌不意，对岸川军防守较弱；二是水流比较平稳，易于船渡，同时对岸又是一片平滩地，易于靠岸和向纵深发展；三是塔子山居高临下，有利于我军以火力压制对岸敌人，掩护部队强渡，同时山后有助于隐蔽造船，集结部队，保证战役行动的突然性。”一席话说得众将领无不点头称是。徐向前指挥打仗就是这样，从不轻易抛出自己的方案，总要经过深思熟虑；一旦抛出就很有把握，而且部署、说明都言简意赅，条理清晰。

        “另外还有两个渡河点。我们采取重点突破和多路突击相结合的战法，叫敌人防不胜防。”徐向前对各部队的渡河点以及渡过江后向什么方向纵深发展作了部署，最后习惯地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没有了。”众将领异口同声他说。散会的时候，徐向前留下了主管赶造船只的川陕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叮嘱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看你船造得怎样了。”“总指挥放心，我们一定按时完成造船任务。”余洪远副主席坚决地回答。

        “好！越快越好！你们缺什么我就调给你什么！”徐向前高兴他说。

        3月28日夜，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苍溪塔子山上，几十门大炮威武地挺立着，炮口齐刷刷地对着嘉陵江西岸；上百挺填满子弹的轻重机枪，黑洞洞的枪口也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山下，数十只木船和竹制浮桥已悄悄地接近岸边，担负突击任务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先头团整装待发，一面鲜艳的军旗在他们前面飘扬。

        “都准备好了吗？”徐向前以期待的目光注视着先头团团长，在听到“都准备好了”的回答后，又提醒这位年轻的团长说：“抢占滩头后，一定要顶住敌人的反扑，巩固登陆场。”“开始！”徐向前发出了渡江命令。满载渡江勇士的木船箭一般驶向对岸。守敌1个营尚未组织起有效的反击，便被消灭在滩头阵地上。红军工兵营迅速架起浮桥，后续部队大踏步渡过去。

        这时，先后传来了红九军在涧溪口胜利渡江、红三十一军于鸳溪口强渡成功的消息，川军的江防全线崩溃！

        敌人当然不会甘心失败，派出1个旅来反扑塔子山渡口，想趁我未站稳之际重新夺占滩头阵地，不料我后续部队红四军已经跟进，并抢占了有利地形，敌人只好狼狈撤退。

        当一轮红日照耀在嘉陵江上时，徐向前率前线指挥部人员从容过江，继续指挥战役向纵深发展。

        三路大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沿江敌人。徐向前在中路率领部队攻占剑阁。敌人乱作一团，就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窜。“‘赤匪’到哪里了？你们怎么样呀？”地处剑阁东北的剑门关守敌不知剑阁已失，还频频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红军战士干脆回答：“老子是红军，你们完蛋啦！”徐向前听到这一消息，又气又好笑，马上指示专人守候电话，敌人再来电话就趁机套点敌情，迷惑敌人，同时相机调整战斗部署。

        4月2日，红军又攻占军事要隘剑门关，全歼守敌3个团。

        随着战役向纵深发展，徐向前感到兵力不足，不断打电报给后面的张国焘、陈昌浩，催后续部队来援。然而，前方在打仗，后方忙“搬家”，张国焘已决定放弃红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对徐向前的来电迟迟不表态，以致失去扩大战果、进取甘南的良机。徐向前只好仰天长叹。

        

隔岸会战友，飞身过河的徐向前与彭德怀相见恨晚

        五、六月间，当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向北挺进时，以“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标语，在突破嘉陵江后西进的红四方面军驻地随处可见。从机关到连队，掀起了织毛衣、打草鞋、捐物品，人人都为两军会师作贡献的热潮。一支由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领的接应部队即将出发。

        “炊具带够了没有？炊事员有多少？”细心的徐向前问李先念。西征时炊事员跑散了，炊具丢了，结果部队没饭吃的教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要先帮助中央红军解决吃饭问题！”他在听了李政委的汇报后，又一次叮嘱道。

        7月的维古河扬起朵朵浪花，与两岸静谧的树木、山丘形成一动一静的生动画面。这条岷江的支流宽仅二三十米，但水深流急，两岸交通主要依靠铁索桥。就在这维古河畔，铁索桥边，徐向前与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传奇式会见，成为两军会师的一段生动插曲。

        那是一个雾气濛濛的早晨，按照事先电报约定，徐向前带上1个通讯排，骑着战马沿维古河向一铁索桥处疾驰。

        快到约定地点时，透过雾气依稀可见河对岸有人在频频挥手。此人中等身材，头戴斗笠，边挥手边呼喊，因湍流声大，听不清楚。“莫非他就是彭德怀？”徐向前摘下自己的八角帽也挥动起来，大声询问对方。然而，对方也听不清他的话。无奈中，突然，一块小石头从对岸飞了过来，不偏不倚正落在徐向前的马蹄边。徐向前捡起一看，石头上用绳子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果然是他！”兴奋不已的徐向前马上掏出小本子，撕下一页纸，急切地写道：“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把它也拴在石头上回掷了过去。对岸的彭德怀见了，高兴地挥动斗笠致意。

        双方都来到了铁索桥头，遗憾的是桥索已被破坏，只能隔岸相望！

        急中生智的徐向前马上命令通讯排把电话线甩过去，架起了通话“热线”。“未见其面，先闻其声。”徐向前与彭德怀互致问候，意犹未尽，相约次日在维古河上游一个名叫亦念的渡口见面。

        第二天中午，徐向前与彭德怀差不多同时到达亦念，不料这里的铁索桥也已经不能使用，只好望桥兴叹！

        “总指挥，你看那面！”情急之中，一位眼尖的通信兵指着不远处的一段河面，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叫了起来。徐向前顺着其所指方向望去，只见河上面一条绳索凌驾两岸，绳索下悬着一个筐子，在缓缓地移动着。

        原来，这是交通落后的川西北地区渡河的另一种方式——溜索。筐子里坐着一位老乡，正用这种方式从对岸过来。

        徐向前攀岩来到溜索旁。那老乡刚跨出筐子，徐向前便坐了进去，用脚向岩石猛力一蹬，筐子迅即向对岸滑去。

        “哎哟，徐总指挥，想不到你还有这种本领啊！”等候在对岸的彭德怀快步迎了上来，紧紧握住徐向前的手风趣地说。

        “我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徐向前与彭德怀的一席话，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这两位红军著名将领相互仰慕已久，徐向前是广州起义的工人赤卫队联队长，彭德怀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都以能打硬仗而著称。此刻第一次会面，真是相见恨晚。他俩并肩走在维古河畔，热烈地交谈着，那知心的话语，真诚的情谊，就像这清澈的维古河奔流不息……

        

有泪不轻弹，面临分裂的徐向前忍不住哭了一场

        “我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英勇奋战、功勋卓著的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红星奖章。”7月中旬，在黑水河畔的芦花，毛泽东为徐向前举行了一个简朴的授勋仪式。双手接过红星金质奖章的徐向前，心情格外激动。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仪式上，还有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徐向前显得既高兴，又拘谨。

        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附近沙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徐向前当选为中央委员。

        “双喜临门”的徐向前，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而是把它看作对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褒奖和鼓励。

        当然，两军会合后并非只有喜事，也有使徐向前困惑、忧虑的事情。张国焘自恃兵多，提出了统一军事指挥问题，摆出一副要当军委主席的架势。

        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谈话中，张国焘到处散布“中央应对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负责”、“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等言论，企图煽动人们对中央不满。与此同时，博古、凯丰等人则指责红四方面军“政治落后”、有“土匪作风”和“军阀主义”，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唆的借口。对此缺乏思想准备的徐向前，能不忧心仲忡吗？

        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和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为维护全军的团结，维护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做了大量工作。他积极建议，调红一方面军一些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来红四方面军当参谋长，调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部队充实红一方面军，以便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结果被党中央所采纳；他严格要求，不利于团结的话坚决不说、不传，当听到张国焘、陈昌浩对中央发牢骚、讲怪话时，及时制止他们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徐向前率领部队与驻守通往甘南的要地——包座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展开激战，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获得了大批枪支和给养，打开了北上的通道。这时，出尔反尔的张国焘却要部队南下。9月8日，接到这一命令的徐向前好不为难。

        9月9日夜幕降临的时候，毛泽东亲自来到徐向前的住处。徐向前急忙出屋迎接。

        “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毛泽东站在院子里，开门见山地询问。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徐向前坦诚而又有些不安地回答。

        毛泽东用手拍了拍徐向前的肩膀，还想说些什么，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

        他抬头望了望星空，又低头沉思了一会，接着深情地看着徐向前说：“你早点休息吧。”遂告辞而归。

        第二天一早，刚刚起床的徐向前未及洗漱，前敌指挥部的一位参谋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总指挥，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听了大吃一惊。

        这时，电话铃声骤起。“毛泽东他们连夜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来电话的几乎都是同一个内容。徐向前用手使劲地拧了一下太阳穴，他感到脑袋麻木得很。

        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委何畏也急匆匆地赶来，问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是否下过开拔的命令。受了很大刺激的陈昌浩不耐烦地吼了起来：“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来自前卫部队的一个电话，使徐向前、陈昌浩面临一次事关红军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抉择：“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手持电话筒，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一直看着徐向前，似乎在问：“你看怎么办？”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不容置疑他说。他的话显然对陈昌浩的最后决定起了推动作用。“不能打！一定不能打！”陈昌浩终于对着电话筒下了命令。

        关键时刻徐向前一言九鼎，其功绩不可低估。也许当时他未及深思，只是脱口而出，但这更能体现其坚定的党性原则和维护团结的高度自觉。

        在张国焘一意孤行要南下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坚持北上，不打招呼走了，红军的分裂明朗化了。徐向前的心里很不好受，那天上午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他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道：

        “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

        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

        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接着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队伍北上。并说：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八日南下电令。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决心南下。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兵败祁连山，愧疚良深的徐向前只身赴延安

        南下红军在百丈与敌血战7昼夜，伤亡近万人，出现了战斗减员难以弥补和缺衣少粮的严重困难。这时，传来了北上的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打了胜仗的喜讯。“出个捷报吧！中央红军打了胜仗，对我们的部队是个鼓舞。”徐向前兴冲冲地对张国焘说。没想到张国焘拉长了脸，冷冷他说：“不要管他们，用不着出捷报！”事实擦亮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眼睛。“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的呼声日渐高涨。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行动，使张国焘更感到大势已去，被迫表示“急谋党内统一”，后来又不得不同意北上，取消了他所自立的“中央”。

        1936年7月初，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随即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徐向前在迎接红二方面军的干部动员会上语重心长地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这次可要接受教训呀，和老二再搞不好关系就说不过去了，所以只能搞好。”对北上抗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徐向前，率领部队第三次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于10月9日抵达古城会宁。

        会宁城外人潮如涌，红旗如林，鼓声如雷。前来迎接徐向前的是红一师师长陈赓，他曾在鄂豫皖苏区四方面军徐向前手下当师长，5年前反“围剿”战斗中负伤后被送往上海治疗，也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著名战将。久别重逢，格外亲切，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战友之情诉说不尽。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后不久，10月下旬，徐向前接受了党中央赋予的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发动宁夏战役的重要任务。

        有着强渡嘉陵江丰富经验的徐向前，指挥部队胜利突破马家军封锁黄河的防线，横扫沿岸守敌，继而与敌在河西一条山地带展开激战，打开了北进宁夏的门户。

        11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作战计划，提出了《作战新计划》，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批准建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统一领导西路军。

        在河西走廊孤军苦战的西路军，先是进占永昌、凉州；接着停止西进，在永凉地带建立根据地。马家军像一群恶狼，轮番进攻我西路军。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几乎天天打仗，徐向前指挥英勇的西路军顽强抗击敌人，共歼敌6000余人，但因为远离后方，自身损耗无补，又是死守在一条狭长的地带，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1937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马家军以7万之众，对只有1万余人的西路军展开围攻。集结在倪家营子地区的西路军，经过40天的搏杀，终因寡不敌众，兵败祁连山。在这场大血战中，徐向前始终在一线指挥，哪里最危急，最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2月14日黄昏，血色的晚霞映照着血染的祁连山脚下。正在山里康龙寺地区率领仅剩的3000多人打退敌人最后一次进攻，尚未喘过气来的徐向前，接到了陈昌浩的通知，到石窝山顶开会。

        等徐向前赶到会场，会议已经开了一大半。陈昌浩宣布军政委员会关于会议讨论的三个问题的决定：一、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二、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三、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支队的行动。

        徐向前顿时脑袋“嗡”的一声，惊讶万分。“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他激动地喊了起来。

        “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陈昌浩以不容分辩的口气重申道。

        徐向前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经常想到此事，在他的回忆录里有着详细的描述。

        祁连山边的戈壁滩，一个身披白植羊皮袄、头戴“开花”白狗皮帽子，看上去像个老羊信似的瘦高个，昼夜兼程向东疾走。他，就是徐向前。

        自3月中旬与陈昌浩启程东返，中途在一老乡家里，陈昌浩说太累了，执意要休息几天再走，徐向前这次没有迁就，孑然一身继续赶路。在永昌至凉州一带，他意外地遇上被打散了的特务营长，外号叫“曹大头”。这一带贴了不少缉拿徐向前有赏的布告，徐向前与曹大头未敢停留，直奔黄河渡口，设法渡到东岸。在打拉池，徐向前用金戒指换了衣服，他俩分别装扮成商人和伙计，仅住了一天，又大步流星朝东奔走。终于，在一个叫小屯的地方，遇见了执行任务的红军侦察分队，很快被迎到刘伯承任司令员的援西军总部。此时，已是4月30日，徐向前整整走了一个半月！

        “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刘伯承安慰徐向前说，“你是四方面军的旗帜，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休整休整，咱们一块再干！”一席话，说得徐向前心里热乎乎的。

        后来，徐向前刚到延安，毛泽东就亲切接见了他。“向前，向前呐，辛苦，辛苦啊！”一见面，毛泽东就热情地问寒问暖。听了徐向前关于西路军情况的简要汇报，毛泽东诚恳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徐向前听了，很受感动。

        赤胆忠心的徐向前，又在新的革命征途上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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