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哈哈的谢胡子

        1934年10月10日，时年52岁的谢觉哉跟随中央红军开始了艰苦的长征。他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被称为“长征四老”，编在红星纵队的干部休养连。

        这是一支特殊的连队，他们中间有文学家，有艺术家，还有政府管理的行家里手。用保卫局长邓发的话讲，“这些人都是革命队伍里的宝贝疙瘩”。

        为了照顾年老体弱的同志，红军总部特别从各单位抽调了一些身强体壮、全副武装的小伙子来担任班、排、连长。

        长征开始时，谢老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秘书长兼内务部部长。看到左倾盲动主义对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谢老对党的命运、革命的前途充满了忧虑。惨烈的湘江之战，中央红军主力从8万多人损失到了3万余人。

        毛泽东当时曾十分痛心而又倍加愤懑地对谢老说：“在中央苏区，拼命主义拼掉了几万人；出来，逃跑主义又逃掉了几万人，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对比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眼下的失败，谢老像广大红军将士一样，强烈要求由毛泽东来重新指挥和领导红军。

        遵义会议召开时，谢老因为患疟疾正在楼下打摆子，听说会议上纠正了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一下子如闻春雷，霍然而起，激动地连连说：“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事情好办了。”长征初期，少数人对革命前途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极个别人甚至离开了革命队伍。谢老忧虑党和红军的前途，但他从来都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

        长征途中，许多重要文件和珍贵资料因为背不动而销毁了，唯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他却始终随身携带，爬雪山、过草地时，他还用红绸子把印章系好挂在脖子上，贴身藏在胸前，直至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他总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印章是红色政权的象征，将来还用得着。

        由于岁月的磨难，谢老的头发和胡子很早就花白了，容颜也显得十分苍老，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许多，就连毛泽东都亲切地称他为“谢胡子”。

        谢胡子天性乐观，总是笑呵呵的，行军时拄着棍子，有节奏地迈着步子。休息的时候，他常常和小伙子们一起半躺半坐地睡着，一边理着胡子，一边小声地给大家讲故事，鼓励大家在困难中要看到希望，看到光明。

        有一天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又围坐在篝火旁听谢老讲事。他讲起了李自成。讲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武装几次几乎全军覆没，又如何重新拉起队伍，最后终于打进了北京城。他告诉大家，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革命就是要能吃苦，要克服困难……

        这时，一个同志突然问道：“谢胡子，听说你是前清的最末一科秀才，能给我们讲讲吗？”这是谢老十分不愿提及的一段往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父母在，决不干这事”。那时谢老只有21岁，虽然他十分痛恨腐朽的科举制度，但碍于“父道尊严”，不得已参加了科举考试。中秀才的“喜讯”曾轰动了他的家乡，因为这是明清以来，谢家祖上没有过的事。然而年轻的谢觉哉对此却颇不以为然，并且在后来还无情地鞭挞了自己的这段经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倒票何能赎出身，居然衣顶拜乡邻。未能冲破尘罗网，我亦人。”尽管谢老不愿提及，但同志问起了，他也就简单地谈了谈他年轻时的这段经历，不过他着重谈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危害。

        长征途中，前有顽敌，后有追兵，天上还有敌机轰炸。有一天，队伍在一个山上停下来休息，几位老人围坐在一个小山坡上，趁机召开一个小型会议。

        突然，天空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谢老他们抬头一看，只见一架敌机在空中耀武扬威地盘旋着。一开始想躲，但环顾四周，除了满山坡的野草，竟连一颗树都看不到，于是索性坐着不动。

        随着一声啸叫，一颗重磅炸弹“噗——”地一声，刚好落在他们围坐的圈圈中间，泥土溅得他们满身都是。

        看着还剩一节屁股在外面的炸弹，他们惊愕地半张着嘴巴。半晌，没炸。

        原来是个哑巴！这下几位老人乐坏了。

        董老笑道：“炸弹落地不开花，这是马克思在保佑我们。”徐老也笑着说：“这是马克思还叫我们继续干下去，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嘛。”谢老的话更是意味深长，他风趣地讲道：“瞧，瞧，瞧，蒋介石与我们对着干，老天爷都不答应！”

        一路上，谢老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的严峻考验。一个50多岁的老人，每天跟随部队行军七八十里，有时甚至急行军百余里，其难度可想而知。谢老虽然有马，但他总是把它让给伤员或驮行李，自己坚持和战士们一起爬山涉水。部队经常是夜行军，谢老的视力不好，行军时常常高一脚、低一脚，甚至经常跌倒，但他始终没有掉过队。

        

跨越雪山草地的生死情谊

        中央红军向雪山草地进军时，谢老正在生病，天天发高烧，有时甚至烧得不知人事，但一声令下，爬起来就随军出发，一双脚软得像踩棉花，但是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咬着牙往前走。

        在难以想象的长征路上，谢老和其他几位老人不怕艰难困苦，以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以及他们之间那种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鼓舞着千千万万的年轻战士，被人们传为佳话。

        1935年6月，红军队伍强渡大渡河后，接着就开始准备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夹金山又名神仙山，海拔4900多米。听说红军要上山，当地居民都好心劝红军不要冒险，特别是看到红军将士都穿着单衣，说是不累死、饿死，也得冻死。如果一定要上山，必须在上午9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气，最好手里再拄根拐棍。

        对于谢老来说，拐棍是不用准备了，他本来就有，而其他东西，则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这里的居民既少又穷，烈酒、辣椒都无法买到，至于棉衣更无法弄到了。看着谢老疲惫、虚弱的样子，大家真是有点为他担心。

        恰在此时，兄弟部队送来两只羊，这真是雪中送炭啊！同志们一合计，决定把羊宰了，剥下羊皮烤干，送给徐老和谢老御寒。

        他们找到一根草绳，拿着一块羊皮准备给徐老捆上，徐老连忙摇手：“不行，不行，我能坚持，你们拿去给谢老，他身体比我差。”大家说：“一共两块羊皮，您披一块，谢老披一块。”徐老说：“都给谢老拿去，一块护胸，一块护背，他体质弱，又生病，没有这真过不了雪山哩，两块都给他。”谢老怎么也不要，但架不住同志们蜂拥而上，转眼间两块老羊皮已经一前一后扎扎实实地捆在谢老身上了。这时，谢老激动地闪着泪花，徐老和同志们都满意地笑了。

        懋功会师之后，中央红军又翻越了4座大雪山，7月下旬，到达了松潘的毛儿盖地区。这一路都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筹粮困难，严重的缺粮已经达到了威胁红军生存的程度。从各级领导到红军战士，人人为缺粮发愁，个个为吃饭操心。虽说毛儿盖是一个物产比较丰富的农牧区，但由于红军10万大军所需粮食甚多，因而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

        在经过藏族中打鼓地区休息时，谢老他们几个的粮食全部吃光了。他们拾了一张烂马皮，准备收拾收拾煮了吃。

        谢老用小刀刮去马皮上的毛，把它切成小块，其他同志又拣来一些干柴，找到一个瓦盆，支起3块石头搭成灶。大家的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瓦盆里的马皮，盼着它能早点熟。

        可是瓦盆却不争气，煮着煮着，只听“劈——啪”一声，瓦盆爆烈，马皮和着水一起掉到了柴灰里。谢老诙谐地笑着说：“看，好事多磨吧！都是大家拿眼给瞪的！”肚子闹革命，马皮也得当饭吃。没有办法，他们又一起把马皮从柴灰里捡出来，洗干净，又到处找炊具。寻来寻去没有一个像样的容器，后来谢老在先头部队住过的地方找到了打破的半个铁锅，这才使马皮能够继续煮下去。

        马皮煮熟了，但却难以下咽，皮子里的毛刺得嗓子又痛又痒。不吃吧，肚子实在叫苦。林老提出：“革命要紧，咬着牙往肚里吞吧！留得生命在，全国革命就开花。”说得大家都会心地笑了。后来，毛泽东听说了老人们吃马皮的故事，十分赞扬老人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一次碰到了谢老，还风趣地问：“谢胡子，马皮的味道怎么样？！”松潘西北部的水草地，是一片探险家都不曾涉足的洪荒世界，是一个人们非常陌生，也是异常奇特、极其危险的地方。过草地时，谢老有病，脚也肿了，他拄着棍子脚步蹒跚地跟在队伍后面。他心里想，要是现在能坐下来休息一下，用热水烫烫脚，那该有多好呀。接着又苦笑着摇了摇头，否定了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

        可是到了宿营地不久，林老却端了一盆热水向谢老走来，谢老一阵惊喜，然后又十分纳闷地问：“这茫茫水草地，连枯树枝都难得见到，你怎么能变戏法似地搞来一盆热水呢？”林老神秘地一笑：“牦牛粪呀！这也算是野牦牛给我们红军的贡献吧！”但谢老却不肯用，说道：“还是留给同志们先喝吧，大家很渴了，我怎能烫脚呢？”林老了解谢老的心意，又另外用牛粪烧了一盆热水给谢老。谢老心里一热，由衷地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草地的夜晚，笼罩着阴森的浓雾，寒气贬骨，谢老和徐老合盖着一条毯子，背靠背睡在一起。可是毯子太薄，并不避寒，加上两个人互相只顾对方，结果谁都没有睡暖。第二天相对大笑。

        说起这床毛毯，还有一段故事呢。一天急行军时，谢老再次病倒了。为了赶上队伍，他不得已进行轻装，这条毛毯也被一起扔掉了。刚好董老在后面行军，他一眼便认出了路旁的一条毛毯是谢老使用过的。他想，谢老一定是又病又累，不得已才被迫扔掉的，今后说不定还用得着。于是，董老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把毛毯加在自己的背包上又继续赶路。到宿营地后，董老又把毛毯还给了谢老。抚摸着失而复得的毛毯，谢老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到延安后，为了作纪念，谢老把毛毯送给了董老。全国解放以后，董老把这床有着不平凡经历的毛毯带到了北京，赠送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

        

毛衣缘

        事情还要追溯到中央红军翻越第三座大雪山——海拔4800多米的长板山前夕。

        这一天，“长征四老”坐在卓克基的一间房子里侃侃而谈，笑语不绝，显得那样乐观、祥和、融洽。正说笑间，一个留着齐耳短发，看上去十分文静，秀气的矮个子女战士走了进来，她把一件缝好的衣服交给了坐在炕上的谢老。

        谢者接过衣服，仔细地端详着。

        “行吧？”女战士似乎有点不安地问道。

        “缝得很好，谢谢你。”谢老抬起头来，笑眯眯地回答。

        原来这个女战士名叫王定国，是红四方面军文工团第三团的宣传员。谢老也是昨天才认识她的。

        因为马上要爬雪山了，昨天部队给每一位同志都发了一团羊毛，要求自己缝制衣服，以备御寒。可是谢老不善缝补，正急着想找人帮忙，在一个山坡上偶然碰上这位女战士，谢老诚恳地说：

        “同志，请你帮帮忙，帮我把这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过雪山草地时好穿。行吗？”“行！这还不容易。”女战士爽快地回答。

        老人们看着这件虽谈不上美观但却相当实用的毛衣，又看看王定国，满意地笑了。

        王定国向老人们道别，谢老特意嘱咐道：“小王同志，你们过雪山草地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回去告诉同志们多准备一点辣椒，过雪山吃一点，可以御寒。俗话说，三个红辣椒，顶一件大棉袄呀！”王定国满怀喜悦，欢快地离去了。大概是缘份吧，这次偶然相见，竟使他们在后来结成了革命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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