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之担声称红军过不了乌江天险

        1934年11月中旬，贵州省府贵阳市到镇远间一个叫马场坪的地方突然热闹起来。只见车来车往，宾客如云，有穿西服的，有戴礼帽拄文明棍的，最多的是穿土黄色军服，戴大檐帽的。镇子中间一家豪华的大院落周围，戒备森严，西厢房里则是一片寒暄之声，烟榻上摆着鸦片烟具。会议室里，气氛却非常沉闷。

        “诸位从各地赶来，一路鞍马劳顿，辛苦辛苦！”贵州省主席，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号称“贵州王”的五家烈冲着与会者作揖致意，首先开口讲话。今天参加会议的是3年多以来最齐整的。他们有：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第一师师长何知重，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第三师师长蒋在珍，独立师师长犹国才，贵州省民政厅长黄丕谟，省府秘书长万稚青，军部参谋处长宋质坚，军部副官长李念荪，第三师参谋长朱振民等。3年来，为了争夺贵州这块边远省份的控制权，这几个人曾经兵戎相见。若不是红军入黔，这些人是绝凑不到一起开会的。

        王家烈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共军突围西进，已到湘黔边境，看态势，不日将侵入黔省。我军守土有责，应尽力消除这场灾祸。委座和军委会电令本军要竭力拒堵和围击，不让共军北上或西进。现在大敌当前，诸位只有捐弃前嫌，团结对敌，共同携手保护桑粹。兄弟今特邀各位来此共同商量，制定良策。下面，请宋处长汇报共军状况和薛岳兵团跟踪态势。”宋质坚报告说，共军先头部队已到达黎平，号称10万。江西、湖南、广西20余万人马尚不能围追堵截，贵州素无准备，又不知共军将向何处进攻，且能动员者仅为3个师，如何招架得了！为今之计，只有全省分区防御，各路自行筹划。拟将黔北防务交由侯副军长负责，依托乌江天险阻止红军过江；黔南防务，由犹独立师长负责，并任东路左翼指挥；军座位于贵阳、马场坪之间，率何知重、柏辉章两师为东路右翼，并担任总预备队。王家烈这一番部署的重点，是防守贵阳首府，并防止追击红军的薛岳、吴奇伟中央军乘追击红军机会，抢占贵州省会。

        犹国才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对于阻止红军入黔表现得异常活跃而坚决，抢先表态说：“保护桑样是我们每个军人的神圣职责，今后我犹国才绝对服从军部的统一计划，统一指挥。”蒋在珍前几年闹独立，与王家烈打得不可开交，这次在会上也爽快地表示：“一切悉听军部指挥，地方财政应即交还省府，但今后一切军需补给，请军部、省府统筹配发。现在蒋委员长对我们非嫡系统治下的部队，采取‘军事上化整为零，财政上化零为整’的手段，我们如何应付，薛岳、吴奇伟来到贵州，不会轻易离开，这可是心腹之患哟。”大家见蒋在珍捅到了一个将来贵州地盘属谁这个敏感的问题，出于各种动机，不便深谈，于是便东拉西扯起来，会议进入了漫谈无中心的状况。

        只有侯之担说到了正题上：“军部叫我防守黔北，黔北是我等桑梓之地，遵义为黔省第二大城，桐梓为我等家乡，自古为据黔省所必争。但我的教导师虽号称8个团，但多属空架子，总兵力不足1万，对付共军实在力不从心，还望各位鼎力相助。”王家烈说：“侯兄所言极是。黔北虽有乌江天险，但兵力确实不够。我的意见，我的第八团归侯兄统一指挥。另外，还请蒋在珍兄大力配合侯兄喽！”这位侯长官现用佛现烧香，对蒋在珍这位昔日的老对头格外热情：亲自派车接送，派专人陪同，并设盛宴款待，以尽地主之谊。双方都想战时互相照应，彼此也空前地亲热起来。

        送走蒋在珍，侯之担在遵义召集属下开会，商量乌江防务。这位侯之担对上司对同僚谦恭有加，但对下属则声色俱厉：“本座奉命防守乌江，必须坚决堵截。如有玩忽职守者，军法从事！”见部下面露畏难之色，他又打气说：“共军远征，乌江天险，必难飞渡。只要你们守得好，共军不致冒险来攻乌江，也可能走其他路线。”会议决定，重兵把守江界河、茶山关、回龙场3处渡口；将南岸一切可作渡河的工具悉数破坏，或搬到北岸；赶修工事，以逸待劳，阻击红军过乌江。

        

回龙场竹排过大江

        1935年1月2日，风紧云聚，冷雨霏霏。红一军团第一师先遣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的率领下，从余庆来到乌江渡口——回龙场（也称龙溪）。

        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河，又是长江在贵州的最大支流，全长2000余里，由西南向东北贯穿贵州全境，将贵州分为南北两部，是贵州省会贵阳和黔北重镇遵义的天然屏障。乌江水深流急，自古称为天险。江两岸全是几百米的高山，耸天壁立。江面100多米，江水汹涌澎湃，白浪翻卷。红一团的干部战士来到江边，只见惊涛骇浪，白沫扑面，冷风刺骨。不要说渡过去，就是站在江边，也使人胆战心寒。

        经侦察，渡口对面由侯之担的1个团守卫着，群碉密布，火力交叉，所有的渡河器材，都被掠走了。老百姓中的青壮年，也都跑光了。调查中了解到，渡乌江必须有3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好船夫。红军一个条件都没有。

        找船，没有；架桥，不可能；凫水过江，不要说江水湍急，一下去即会被冲跑，单是这样的冷天，冻也把人冻死了。一个个方案提出，一个个又被否定了。怎么办？

        焦急中团长杨得志在望远镜中发现一根竹子在汹涌的江水中漂流，被小山似的浪头淹没后，又顽强地从浪中浮出水面。“看，有办法了！”大家从这忽隐忽现的竹竿中受到启发。当即从林中砍来了许多竹子，用绑腿、绳索扎成了一个有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的竹排。干部战士争先恐后地报名要划第一个竹排攻过乌江。经过挑选，从前卫营中组成了8名熟悉水性的战士组成先遣队进行试渡。他们配足了武器、弹药和竹桨。试渡开始了，八勇士跳上竹排，趁着黑夜，顶着对岸的枪击，缓缓离开南岸，直向对岸冲去。波涌浪翻，竹排勇往直前。突然，一个小山似的水浪向竹排猛扑过来，排上的人全被水浪吞没了，岸上的人群发出“啊！”的一阵惊叫，人人身上都出了一身冷汗。不一会儿，竹排又从水中冒了出来，上面还是8个人。“继续前进！”在竹排上指挥的班长发出了命令。

        忽然又是“啪”的一声响，竹排撞到了江中礁石上。岸上盯视的人们心又收紧了。好在这又是一场虚惊。竹排并没有被撞散，8人8只桨，继续划着前进。但是，几分钟后，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竹排被卷进了江中的漩涡，在江涛中翻动了一阵后，倾斜、翻沉，8个黑点被恶浪卷走，迅速冲向下游，浮动了几下，就永远地消失了。八勇士就这样捐躯在咆哮的乌江里。

        艰险吓不倒英雄汉。杨团长和黎政委又组织了10余名战士组成的第二强渡组，由一营长孙继先负责组织，改在下游一处水流较缓的地方过江。此时天已全黑，当孙营长指挥战士登上竹排，顿时消失在黑暗里后，大家瞪大双眼，注视着对岸。1个小时后，“乒！乒！”两声枪响从对岸传来，这是事先约定的联络信号。

        “我们成功了！”南岸一片欢呼。杨得志马上命令后援部队登竹排过江。

        机枪、步枪一股劲射向对岸，顿时，乌江上红光闪闪，北岸山顶上火光冲天，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对岸的敌人被彻底打垮了。

        天险乌江终于被红军冲破了，红一军团一师全部渡过了乌江天险。

        

老虎洞两渡告失利

        在红一团回龙场强渡乌江的同时，红四团在乌江上的最大渡口——江界河进行了一场更为艰苦的强渡战。

        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及红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来到江界河渡口，只见江面宽250米，两岸是很高很陡的峭壁石山。通过火力侦察，决定采取在渡口佯攻以吸引敌军的注意力，而把主攻地点选在渡口上游500米处一个叫老虎洞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峭壁上有一条小路，敌军防守比较薄弱。

        红四团组织了18名会游泳的战士准备凫水强渡。与此同时，部队大张旗鼓在渡口准备架桥材料，摆出在渡口架桥的架势，以吸引敌军的注意。敌军果然朝渡口开枪开炮，阻止我军过江。但是，第二天9时开始的第一次强渡没有成功。当第一批8名战士冒着敌人枪炮，跳入刺骨的江水，游向对岸时，因江宽流急，炮火轰击，预期拉过江岸的一条粗绳索在江中中炮断裂，而敌军已发现我8人过江，后续过江的竹筏也被敌人击翻。为避免无谓牺牲，已经过江的8人被迫撤回。中途由于江水过冷，加上体力不支，1名战士无力游回，被狂涛卷走，英勇牺牲。这是红四团强渡乌江献出生命的第一人，时间是1935年元月1日。

        白天强渡失败，红四团又组织了夜间偷渡。指战员为能首批登筏过江，纷纷请战。经过精心筛选，组成了以三连长毛振华为首的三筏突击队。夜黑如墨，寒风凛冽。3只竹筏很快消失在黑暗之中。但是，半小时过去了，对岸并没有出现预先规定的联络暗号——火光和手电光。不久，侦察员报告，两只竹筏被冲到下游2—5里，被迫返回，毛连长率领的第一只竹筏成了断线风筝，失踪了。这样，夜间偷渡又宣告失败。

        

江界河四炮定乾坤

        1935年元月2日凌晨，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来到江界河。他说，追踪我们的薛岳兵团离这里已经不远，如果中央不能迅速过江，势必背水一战。情况十分紧急，军委已决定，大部队从江界河渡江，光靠船或竹筏已经不行，必须赶架浮桥。由谭希林营长率领的军委工兵营也赶来了。这样，四团不仅要强渡，而且还要掩护架桥，任务更艰巨了。

        团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指战员纷纷请战，尽管元旦之夜的一场大雪将树枝压弯了腰，但是，江南岸仍然热火朝天。60多只竹筏扎好了，架桥的准备工作正紧张进行。第一突击队下水了。1米，2米，3米……当竹筏距对岸50公尺的时候，突然对岸传来了清脆的枪声。奇怪的是，枪并不是朝江面打的，而是由对岸崖下向崖上敌人工事中打的。紧张中的杨成武拿起望远镜，发现敌军眼皮底下钻出几个人来，敌人猝不及防，马上乱了阵脚。原来是头天夜里偷渡过去的毛振华连长率领的第一筏一组4人登岸后，因种种原因失去联络，只能埋伏在敌人守卫的崖下死角里，等待时机。今天我方强渡，正是出手好时机。

        在火力夹击下，敌军慌了手脚，弄不清有多少人已经过江。第一突击队乘势过江，攻上北岸。敌人的前哨抵抗线迅速为红军占领。在突击队的接应下，一营全部过江，神速占领了对岸高地。

        正在这关键时刻，敌人增援的1个团开到了。我军前两次强渡，使对岸江防团的江团长惊慌失措，马上向其旅长喊话：“共军火力非常猛烈，我快顶不住了，请求迅速派兵增援。”于是，侯之担将第二线的1个独立团也调到了江边。敌独立团赶到后，一齐向一营压来，夺回了一营已经占领的阵地。

        一营且战且退，被迫退到江边……如果没有增援，一营真的要被压到江里去了。

        正在这紧要关头，陈光师长调来了一军团直属炮兵连。所谓“炮兵连”，本为炮兵营，编制为3个连队，只可惜，在长征途中大部损失，只剩下两门八二迫击炮5发炮弹了。1个营变成了1个连，营长赵章成、党代表王东保就变成了连长和指导员，实际上成了亲自开炮的战士。赵章成本为白军中的炮兵副连长，受过正规炮兵训练，是一名神炮手。1931年参加红军后，成为红军炮兵的创始人。今天这个紧急关头，炮弹又这么紧张，只有靠他给对岸的一营保驾了。

        “赵章成，王东保！”陈光师长命令说：“好钢用在刀刃上，非把对岸的敌人打回去不可！打不回去，拿着脑袋见我！”“是！”赵章成、王东保齐声回答。

        只见赵章成闭之一只眼，因为没有瞄准镜，只能单眼吊线瞄准，这是赵章成的拿手“绝活”。

        只听“轰”的一声，炮弹在敌群后部爆炸了，炸倒了一大片，江边一阵欢呼。

        “不要急，这第一发是试射，重点在后面哩！”赵章成用手指头瞄了瞄，作了一些修正。“轰！轰！轰！”只听3声炮响，3个隐隐约约的黑点飘飘忽忽从高空骤下，少顷，火光闪闪，3发炮弹不偏不倚，正好在敌群中爆炸，整个敌群被浓烟覆盖，硝烟散去后，3个炸点形成了一个“品”字形，敌尸躺倒一大片。敌军鬼哭狼嚎，向后溃逃。红军滩头部队乘势发起猛烈攻击，江岸阵地巩固住了。在红军后续部队的猛烈追击下，侯之担的3个江防团不愧“猴子军”的绰号，他们丢下满地的钢枪和烟枪，逃到了猪场。

        

架浮桥渡江取遵义

        在红四团击溃侯之担的3个团、巩固江北阵地的同时，红军工兵营编造了大批竹筏作成一节一节的门桥，在敌军的炮火下，撑到浮桥中轴线的位置，用大竹篓装上巨石沉到江中加以固定，并将其连结起来。在架桥中间，一些战士在冰冷的江水中冻僵了，被冲走，牺牲了生命。投锚组长石长阶在一节门桥失控、眼看要撞断已架好的150余米浮桥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身体挡住了门桥的冲击，保住了浮桥，但石长阶同志却英勇地牺牲了。正是靠着这些人的鲜血、生命和努力，横跨乌江260多米的浮桥终于经36小时的奋战架成了。咆哮的乌江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行马走人，一军团和中央纵队的数万人马，浩浩荡荡地过了乌江。等到薛岳、吴奇伟部队来到江边，红军已烧毁浮桥，远走高飞，留下的是一连串红军天兵神将、踩水过江的故事。

        被红四团击溃的侯之担残部一路望风而逃。与江界河同样险峻的羊岩河守军尚未来得及破坏浮桥就仓皇逃命，红军不费一他一弹即渡过羊岩河。消息传到遵义侯之担的耳中，这位川甫黔北的司令官连向自己的副师长招呼都没有来得及打，便仓皇带领随从跑到自己的老家桐梓，向蒋介石发电报说：

        “担遵钩座埋头苦干之教诲，督各部死力抵抗，……无如众寡不敌，……匪终于冬日5时，突过乌江。”与此同时，红三军团也从茶山关渡口突破乌江。红军三路大军直指黔北重镇遵义城。

        红二师六团受领攻占遵义的任务之后，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在马鞍上召开了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敌人兵败如山倒，鸡飞狗跳、草木皆兵的情况，他们认为遵义为贵州第二大城，最宜智取，不宜强攻。商谈结果，决定由六团一营营长曾玉堂率领100多人的小分队，化装成敌军模样，在敌军俘虏带领下，通过智取，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

        这样，敌中央军被乌江挡在了黔南地区，而黔北敌人又逃到了百里之外，且已溃不成军，兵无斗志。红军赢得了长征中头一次，也是非常关键的十余天休整时间。党中央在遵义城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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