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特殊任务”
赣南，于都。
扩红工作，热火朝天。
她，是在扩红中踏上征程的。
1934年9月，当时担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的刘英，第二次被派往于都县，担任扩红突击队长。由于刘英第一次在这里“破天荒”地超额完成了扩红计划，于都县的青壮年大都被动员参了军，现在再让她在此扩军，要想完成任务是极为困难的。她，感到有些为难。
这时，毛泽东正好住在于都指导工作。刘英除了每天晚上向中央组织部长罗迈报告扩红情况外，还常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情况。当毛泽东得知她工作开展得不顺利时，就给她出主意：“干什么事先要打通思想，思想通了，任务就完成得快。”并建议召开全县活动分子会议，宣传战争形势和扩红意义。
于是，她打消了顾虑，又废寝忘食地投入到扩红工作中……
然而，此时中央根据地的局势已十分严峻，突围转移已迫在眉睫。一天，毛泽东带了几个警卫员急匆匆地来到县委，他对刘英说：“刘英同志，赶快收拾一下行李，回瑞金去吧！”刘英不解其意，便说：“任务还没有完成，怎能回去呢？”毛泽东又说：“不要紧的，赶快回去吧！”刘英还是不解其意，仍然表示任务没完成，不敢回瑞金去。
毛泽东见她十分固执，又不便讲清实情，就准备离去。当他走到门口时，又果断地回转头来，几乎用命令的口吻对刘英说：“刘英同志，你一定要回去，有特殊任务！”什么“特殊任务”呢？刘英听了有点纳闷。毛泽东走后不久，她就骑马火速回到了瑞金。
原来，这个所谓的“特殊任务”，就是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3天之后，她就踏上了漫长的征途。
开始，她被编在第二纵队，担任司令部巡视员。走了没几天，她又被调到了中央三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之职，由做群众工作改作政治工作。
长征之初，天天是夜行军，天天要跋山涉水，人迹罕至之处，都留下了红军的足迹。然而，在敌人40万大军分三路围追堵截下，红军没能摆脱被动局面。
湘江，急流滚滚。敌人在这里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边。这时，前线形势异常吃紧，而部队行动又相当的缓慢。尤其是后勤机关，被不必要的沉重包袱拖住，行动十分不便。有时先头部队已经出发，而后卫部队才刚到宿营地。不少人实在走不动了，瘫倒在地。
刘英和毛泽东都在军委纵队，宿营时相隔不远。只要有一点时间，她常到那里走走、看看、聊聊。一天，毛泽东见到刘英，就向她了解部队情况。
刘英便毫无顾忌地将一些实际情况向毛泽东作了反映，特别是部队负载过重的问题。毛泽东听了之后，十分赞同刘英的看法。他对刘英说：“带这么多东西，怎么走得动呢？”
从中央秘书长到连指导员
1935年4月的一天，刘英接到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写给她的一张纸条。
纸条上清楚地写道：“刘英同志，决定由你代替邓小平同志的工作，立即到中央队去报到。”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骑马来到总政治部。见到李富春后，首先露出了一脸为难相。接着诉苦道：“我是做群众工作的，当中央秘书长，我可干不了啊。”李富春听了后，便风趣地对她说：“咳！咳！刘英同志，你怎么谦虚起来了呢？”然后，又接着说：“邓小平同志调到前线去了，由你来接任他的工作，你去搞吧，上任后会有人帮助你的。”就这样，刘英便走马上任了。
刘英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央队。毛泽东亲切地对她说：“刘英同志，让你到中央队工作，是我提议的。你一个女同志在后梯队还不拖垮了，这里比较适合你的工作，照顾我们几个人，没有多少事。”在中央秘书长的岗位上，刘英的主要任务是：开会作记录，管理中央领导同志的生活，做警卫员的思想工作。在这些事情中，最难管的要算照顾中央领导同志的生活。那时的生活十分艰苦，时常面临断粮的危险。到了毛儿盖后，部队已经快没有粮食吃了，最好的东西就是炒青棵麦，还是按定量分配的，难以吃饱肚子，中央领导同志也是一样。
有一天晚上，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思考问题的毛泽东向刘英请求道：“刘英，能不能弄一把炒麦给我，晚上肚子饿得慌。”刘英赶紧说：“行！行！我去给你弄一点来。”刘英迅速走了出去，但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幸亏炊事员那里还剩了一点。她从炊事员那里要了一点炒麦，装进一个小布袋里，交给毛泽东作夜餐。毛泽东从刘英手里接过布袋，抓了一把炒麦，像吃花生米一样，一粒一粒地送进嘴里，嚼得津津有味。
四川，懋功。中央红军与第四方面军在此会师。但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中央与张国焘发生了严重分歧。有一天，毛泽东要去找张国焘谈话，就让刘英跟着去作记录。毛泽东一进屋，就对张国焘风趣他说：“你看，我给你带‘水’来了。”张国焘没有反应过来，就问道：“什么水呀？”毛泽东见他还在纳闷，就笑着对他说：“咦，上贾宝玉不是讲男人是泥巴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嘛！”张国焘顿时笑了起来，紧张的气氛便缓和了下来。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加强红四方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央把少共中央局的干部集中了起来，临时组成了中央工作队，由凯丰负责带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因工作需要，刘英也调到了中央工作队。
翻过茫茫的草地后，部队来到巴西进行休整，但谁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处在危险之中。有一天深夜，凯丰急促地把刘英他们叫醒，让他们通知部队赶快出发，并提出了“三不”要求：即不准讲话，不准点火把，不准掉队。
他们一口气跑了10多里路，到了一个小山坡才停了下来。就在这时候，张闻天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对大家说：“张国焘搞分裂，企图挟持中央南下，我们要赶快脱离危险地带，坚持北上。”在这种情况下，刘英又回到了中央队。
这时，中央秘书长已由吴亮平担任，刘英就被任命为指导员。在险恶的环境中，这位女红军干部表现出极大的乐观和坚韧。
征途中，她跟随部队，摆脱敌人重兵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抢夺沪定桥……一路上，精神总是那样的振奋。睡觉时，她不脱衣服，不松绑腿，头上长满了虱子；然而，她还乐融融地与大家开着玩笑。
一次，爬雪山时，她遇到极大困难。从山脚往上望去，一片白色的世界，闪耀着刺目的光芒。刘英领了2个干辣椒，喝了一碗辣椒水，就跟着队伍开始爬山。山路崎岖陡峭，先头部队用刺刀在冰雪上挖出一个一个踏脚坑，为后续部队开路。但人踏多了，坑变得滑溜滑溜的，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到百丈雪谷中。刘英穿着草鞋，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进，有时积雪陷没了膝盖。尽管自己行走已十分困难，但她还是不时地照看着周围的战士。雪山上，乌云压顶，狂风怒吼，雪团被卷得漫天翻滚。刘英他们都穿着极为单薄的衣服，冻得浑身哆嗦，好像血液都被凝结似的。最要命的是空气越来越稀薄，胸口上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被逼得透不过气来。刘英张着嘴呼哧呼味地大口呼吸着，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很大的劲来。但是，一过雪山，还没有顾得上休息，她又极有兴致地与人交流起拉着骡子尾巴上山的经验了。
征途中喜结良缘
在一间极为普通的民房里，刘英和张闻天结合了。
其实，人人都有一种追求爱情和幸福的本能。革命者不是苦行僧，即使在艰苦的战争年代。
在中央苏区时，参加革命工作的女同志不是很多。刘英，这个面目秀丽、天生活泼、能干泼辣的姑娘，当然是不少人追求的目标。但是，她一心扑在工作上，无暇顾及自己的婚事。况且，在战争环境中，她害怕结婚怀孕后，不能行军打仗，影响工作。于是，她婉言谢绝了不少追求的同志，直至30岁还是单身独居。
然而，“无意插柳柳成荫”。刘英与张闻天的革命良缘，可称得上是“天作之合”。
早在莫斯科学习时，刘英就认识了张闻天。那时，张闻天是刘英的教员，他们有着师生之谊。
刘英来到瑞金后，她与张闻天经常见面。当时，瑞金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但革命者大多是乐天派。在他们苦得难忍时，也会想点办法来消遣一下。
晚上，他们经常举行精神会餐：吹牛皮。湖南人讲湖南的名菜色香味俱全，四川人讲四川的菜好得呱呱叫，广东人讲广东菜如何讲究……
刘英从上海来瑞金不久，一天，他们就不客气地合伙打了刘英一次“土豪”。发起人，就是张闻天。当时，刘英正在瑞金几里路外的少共中央机关工作，突然接到张闻天打来的电话：悠克那（刘英的俄文名），你回来一下，大家决定今天打你的“土豪”。
原来，刘英刚从上海来，还剩些路费。接到张闻天的电话后，她就骑马回到了中央局准备请客。路上，遇见了邓颖超。邓大姐对刘英说：“今晚我要值班去不了啦，你给我一块钱，我买双胶鞋穿。”刘英给了邓颖超一块钱后，就与张闻天、博古、凯丰、刘群仙等人来到瑞金街上的一家小餐馆。坐下后，买了几佯炒菜和炖豆腐，美美地吃了一顿。你看，这些年轻领导人多有人情味！
就在这些交往中，她与张闻天之间的友谊在不断加深。
遵义会议后，刘英调任中央秘书长，与张闻天朝夕相处。在艰苦的行军途中，张闻天对她格外关心：他有4个警卫员，就分了1个给刘英；刘英作记录没笔，他就把自己当时最为宝贵的钢笔借给她；他还教刘英做笔记的诀窍，即不要有闻必录，而是简明地记要点，并帮助她整理记录……
看到他们情投意合，其他中央领导都很高兴，经常开他们的玩笑。他俩虽都有此意，但谁都不想说破。毛泽东就经常引句古诗、讲个典故，进行旁敲侧击，想挑破这层窗户纸。
张闻天有点学者风度，平时不苟言笑，碰到毛泽东开他玩笑时，总是无力招架，一笑了之。
一次，部队到达宿营地，中央领导住在一排四间屋里。毛泽东就让刘英住中间一间，让张闻天住西边一间，自己住东边一间，陈云住最边上一间。
他用开玩笑的口吻对陈云说：“你当督察委员吧，监视他们喽。”过了金沙江，张闻天就采取了主动，要求与刘英结婚。但是，刘英还是没有答应，她怕结婚后怀孕，不仅自己吃苦，还要拖累部队，耽误工作。
到了瓦窑堡，环境也相对安定了，红军的禁令放开了，没有结婚的红军将士，几乎都在这里找到了伴侣。刘英和张闻天，也在这里结了婚。
当时，既没有条件举行婚礼，也没有什么东西请客。刘英与张闻天结婚的那天，毛泽东嚷嚷着走进了“新房”：“我不承认，你们没有请客嘛！”这时，张闻天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而刘英却反驳道：“我拿什么请你呀？什么也没有！”在艰苦的岁月中，两位新人就这样成了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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