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2年，郑成功（1624－1662）在台湾去世的时候，年仅38岁，此时他被南明的永历帝封为延平郡王，是无数遗老光复大明的惟一希望。在中国正史上，郑成功因收复台湾而被看成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不过在企业史上，他的身份则比较微妙，他和他的家族在很多时间里是中国南方最大的海盗商人集团。

        明朝自开国之后，就颁布了“海禁令”，1492年之后更是强调“片木不得下海”，当海外贸易的正常渠道被全面封杀之后，非法的海盗事业就变得十分蓬勃且难以遏制。种种史料显示，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末的四百多年里，跨越明清两代，南中国海是全世界海盗最为盛行的地区之一，极盛时多达15万人。

        浙江、福建、广东一带地狭人稠，从来有涉海经商的传统，海禁实施之后，沿海民众无所得食，于是铤而走险，从事非法贸易，他们将硫磺、兵器、铜等违禁物资以及丝绸、茶叶、棉布还有瓷器等，长途贩运到南洋，与那里的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西班牙人（占据吕宋岛）和荷兰人（占据巴达维亚）交易，再由他们转销至欧洲、非洲和美洲市场，同时将海外出产的苏木、胡椒、象牙、银币等输送回国。因为官方限制，所以走私的利润就非常之高。《明实录》中说，“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

        明中期，最出名的海盗竟是一群来自徽南的商人。最早在江浙东南沿海从事走私的是歙县人许辰江、许本善等。嘉靖初年，歙县许村的许家四兄弟组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海盗集团，他们以宁波附近的双屿岛为基地，把商品贩销到了泰国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浙江官员在给朝廷的报告中称许氏集团为“海上寇最称强者。”

        到了嘉靖中期，许氏集团被击溃，其部下、同样是歙县人的汪直起而代之，他的贸易基地是舟山烈港，拥有数万之众和载重量达120吨的海船上百艘，其贩运区域更扩大到了北部的日本、朝鲜，一度控制了萨摩州的松浦港。汪直还自封为“徽王”，凡“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俨然是一个独立的割据王国。据记载，汪直能够造出超级大海船，“造巨舟方一百二十步，木为之城，楼橹四门备具，上可驰马，容二千人。”从这一描述看，汪直大船堪与郑和的“宝船”相比，其集团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商业复合体”。

        除了徽商背景的海盗之外，另外一个人数庞大的走私集团来自福建的漳州、泉州一带。这些中国籍的海盗与日本浪人纠结在一起，成了让明政权头痛不已的“倭寇之祸”，他们游戈于浙闽沿海，有商机则交易，乘人不备则劫掠。对于“寇商一体”、“中日混合”的事实，明人其实非常清楚，嘉靖年间的抗倭名将胡宗宪就曾统计过，福建沿海数万倭寇之中，漳州、泉州人就占其大半。他继而写到，“倭寇与海商其实是同一个人，如果开放海禁，倭寇就转身变成了海商，如果实施海禁，海商就立即变成了倭寇。”

        崇祯年间，因北方战事不断，朝廷无暇顾及海事，走私成公开之势，拥有雄厚资本的“豪门巨族”、“湖海大姓”纷纷私造大船，经营外贸，明末屈大均追述说“在昔全盛时，番舶衔尾而至……豪商大贾，以其土所宜相贸，得利不赀”。1642年（崇祯十五年），万历名臣海瑞的孙子海述祖，在海南岛自造一艘首尾约长28丈、桅高25丈的大舶，“濒海贾客三十八人凭其舟，载货互市海外诸国，以述祖主之”，这一年从广州扬帆出海，“次年入广州，出襄中珠，鬻于蕃贾，获赀无算，买田终老”。象海述祖这样，经不住暴利诱惑，捞一票就走的人估计不在少数。

        郑成功出生在一个海盗家庭，他的父亲郑芝龙是南中国海一个海盗集团的首领。他的母亲是一个本人，而他的出生地是日本九州平户川内浦千里滨。

        郑芝龙会讲日语和葡萄牙语，与荷兰人非常熟悉，他还皈依了天主教，教名尼古拉。他原本是海盗李旦的部下，李死后，继承了他的地盘和势力，经过数年的攻伐和机缘巧合，成为南中国最强悍的海盗集团。明朝军队曾与郑芝龙多次开战，却屡战不胜，甚至被他占领了厦门。1624年，明廷不得不采取招安政策，任命郑芝龙为“五虎游击将军”，此时，郑芝龙有部众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在后来的几年里，郑芝龙扫荡各路海盗，成了惟一的海上霸王。他除了从事走私之外，还向其他商船征收“保护费”，史载，“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也就是说，凡是悬挂了郑家旗号的，即可太平无事，郑家向每只商船征收每年三千两白银的保护费，每年因此可得收入上千万两，富可敌国。若以私人财富计，郑家应是明季的首富家族。

        清军入关之后，郑芝龙先是拥立唐王称帝于福州，受封平虏侯、平国公，掌握军政大权。旋即清军入闽，他又投降了清朝。而他的18岁的儿子郑成功却率部出走金门，在其后的十五年里，成为最重要的反清势力。1661年，郑成功率将士二万五千、战船数百艘，击败了占据台湾岛的荷兰人，收复宝岛。

        在抗击清军的十余年中，郑氏集团仍然牢牢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外贸事业，清政府为了切断其财源，三度颁布“迁界禁海令”，实施了严酷的禁海政策。到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两年后宣布开海贸易，随后又确立了“一口通商”的政策，此后近两百年间，再没有出现象汪直集团和郑氏集团那样庞大的海盗势力。

        在正统的中国经济史上，从来没有为海盗留一席之地。然而，近世的史料发现，自十六世纪之后，正是非法的海盗活动造就了南太平洋地区的贸易繁荣。据严中平的研究，从1550年到1600年前后，海盗商人把大量商品贩运到马尼拉，进而通过西班牙商人远销到欧洲和美洲。全汉升对晚明马尼拉港的研究更显示，1586年到1590年期间，中国商品进口税在全部进口税中占36%，到了161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1.5%，“中国特产商品遍销西班牙本土和它的各殖民地，棉麻匹头为西属殖民地土著居民所普遍消费，早在16世纪末叶，中国棉布已经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

        与此同时，海盗商人还把出产于日本和墨西哥的白银大量运回中国市场。根据计算，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7亿两，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为1.25亿两，合计2.95亿两。严中平因此认为，“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更将晚明时期的中国形容为“吸泵”——一个强劲地吸纳了全球白银的“大泵”。

        海盗经济是中国经济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而隐晦的一页，如果我们要为海盗商人设立一座“纪念碑”，确乎很难找到合适的代表人物，以及无法用简捷的文字来记录他们的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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