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种学术体式后世学者用得不多，文献学家中明了这种体式特点的人自然也很少。《汉志·六艺略》“诗”类列“《鲁说》二十八卷”，《汉志·诸子略》“道家”类列“《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班固在书后注说“述老子学”，同类列“《老子徐氏经说》六篇”。顾实在“《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的解题中说：“傅氏《说》亡，今《老子经》不详何本。牟融《理惑论》云：‘吾览《佛经》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经》亦三十七篇。’则东汉之末，傅氏经犹存也。孙诒让《札迻》云：‘即今《老子》上经三十七章。’然章篇不侔，盖非也。”张先生对此书的解题比顾实明晰通达得多：“牟融《理惑论》三十七篇，有人问其何以止著三十七？融答以法《佛经》之三十七品，《道经》之三十七篇，载其说于篇末。彼既明云老氏《道经》，而未及《德经》，则所称‘三十七篇’者，实即《老子》上篇之三十七章也。属文之际，以章为篇，乃一时之率笔耳。不必以章篇不侔疑之。顾《经说》之体，与为原书作注解者有所不同。《汉志》著录《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乃讲说道家义蕴之文，固非注述之体。故班氏自注云：‘述老子学’也。讲说老子之学而发为论著，其文可多可少。故傅氏、徐氏所为《经说》，篇数不一，其明征也。此处所云三十七篇，乃傅氏所撰《经说》论文之实数，自不得附会为《道经》之三十七章，意固明甚。”顾实解题将《傅氏经说》三十七篇附会《老子》经文三十七篇，导致这种错误的原因是他将“说”体与“注疏”体混为一谈。这两种学术体式虽都为解经，但“注疏”体要求随文施注，所以篇数与经文一致，“说”体内容虽是阐述经文义理，但论述时不必依附经文，可以申作者独得之见。同样是“说”《老子》经文，《傅氏经说》有三十七篇之多，《徐氏经说》却仅只六篇之数。《通释》在《汉志·六艺略》“诗”类列“《鲁说》”的解题中对“说”体的阐述更详尽：“说之为书，盖以称说大义为归，与夫注家徒循经文立解、专详训诂名物者，固有不同。”不明簿录体例，对古人很多著述要么疑窦丛生，要么望文生义，甚至牵强附会。

        《通释》既“以《汉书·艺文志》溯学术之流派”，也以此志“明簿录之体例”。为什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得要“明簿录之体例”呢？任何一种学术思路的背后，都有作者学术理念的支撑。张先生在《广校雠略·簿录体例论》中指出：“书之体用既明，学之原流自显。”在古代，书籍是学术重要甚至唯一的载体，学术的源流与变化，知识的增长与消亡，可以通过簿录的变化呈现出来。书籍类例已分，学者便可即书以求学；簿录体用既明，学者便能沿流而溯源。作者这一理念可能受到郑樵的影响，郑氏在《校雠略》中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学，非古道也。”经由书籍可以追溯学术源流，也可以了解学科知识的发展变化。《通释》对《汉志》所收簿录的叙录解题，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究心簿录之体”和“推明传注之例”，而且，这部分表现了作者许多独得之见。下面我们看看《通释》所阐明的几种簿录体例，这些簿录的体例现在基本消亡，学者很早就不用这些体式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了，现代有些著名学者对它们也可能不甚了了。

        ，还对《汉志》所载典籍进行了辨体、辨义与辨人，并对各科知识进行了辨正与辨伪。张先生在《广校雠略自序》中指出：“又尝以为校雠之学，首必究心于簿录之体，而后辨章学术有从入之途；次必推明传注之例，而后勘正文字无逞臆之失。”可见，不辨其体，辨章学术便无从入之途；不辨其义，考镜源流便无着手之处；不辨其人，就不能判定典籍的归属；不辨真伪，就难以明了典籍产生的真实语境。簿录的体例（体）、内容（义）、作者（人）和真伪，无一不属于知识论的范畴，因而，在对《汉志》所录典籍进行辨体、辨义、辨人和辨伪的同时，《通释》也就是在进行独具特色的知识考古。

        ——论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的知识考古（下）

        “究心簿录之体”和“推明传注之例”这一主旨贯穿于《通释》全书，对汉前簿录体例的源流、特征、存废与影响，都一一做了深入的考辨和详尽的阐释，这使《通释》既是一部簿录体例史，也是一部学术流别史。

        “传”就体例而言，在古代和现代通常都是指一种记叙文体，被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从开始就有“列传”一体。《汉志·诸子略》“儒家”类却收录了“《高祖传》十三篇”，并有“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的注语；“《孝文传》十一篇”，并注说“文帝所称及诏策”。秦汉以前著述不外子、史、诗三体，子为立言，史为记事，诗为抒情。“立言”就得展开逻辑论证，做到以理服人；“记事”就得描写生动、逼真，让人能身临其境；“抒情”就得婉转、细腻、深至，真正能以情动人。立言的《诸子略》“儒家”类怎么会收录记事的《高祖传》和《孝文传》呢？梁启超在《高祖传》的解题中便称《诸子略》收录此二书是自乱其类：“此及《孝文传》，以入儒家，本无取义。殆因编《七略》时未有史部，诏令等无类可归，姑入于此耳。”张先生则认为将此二传收入儒家自有其道理：“古之以传名书者，既可以称纪录，亦可以名论述。褚少孙称《太史公书》为《太史公传》，其明征也。昔人论著中常称‘传曰’或‘传有之’，亦谓为古书耳。汉高祖初起事时，虽质朴无文，鄙弃儒学；及天下既定，与诸大臣谋治安之道，遂不得不及书史。《汉书》本纪云：‘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若此所举萧何、张苍、叔孙通、陆贾之流，皆儒生也。高帝既常与之述古，又时颁诏策以论国政。简牍渐多，故有人裒辑以为《高祖传》十三篇……所载言论，多与儒近，故列之儒家。”张先生的辨析有理有据，古人有时用“传”记事，有时也用“传”来立言。显然，梁氏的批评是由于他不明“传”在古时的簿录体例。

        《春秋》列为儒家五经后，“春秋”也成了史书的代名词，“春秋”在簿录体例上通常多归入记事体。《汉志·诸子略》以立言宗，可“儒家”类却收录了“《李氏春秋》二篇”。这使许多学者大惑不解，记事体的《李氏春秋》怎么归入泛论名理的“诸子略”呢？《通释》对此书的叙录解题让人们的疑惑涣然冰释：“春秋二字，乃错举四时之名，足该一岁终始。故古之按年月四时以纪事者，谓之《春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实包天地万物。故古之以立意为宗而网罗弥广者，亦得谓之《春秋》。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是也。此类书而名《春秋》，喻其所言非一，犹今称《丛刊》《汇编》耳。”原来上古“春秋”这一体式，和上文所说的“传”一样，既可记事也可立言，但在立言时又与“传”同中有别：“传”往往专论某一方面，“春秋”则泛论多方，“传”的论域相对较窄，“春秋”的论域却须“网罗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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