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时间不够用。人人都不够用，这司空见惯，可是迈克尔·别尔德刚刚差点被一顿多余的午餐撑爆肚皮，眼下正在安全带底下调整坐姿，一心想着白天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他又白白浪费了多少个小时。现在是两点钟，而他的飞机已经晚了一个钟头，目前还在伦敦南部上空沿顺时针方向傻呵呵地盘旋着，轰鸣着。他心烦意乱，没法把书看下去，时不时地，他一边徒劳地从一个别扭的角度啃他大拇指甲边沿上的某根柔软的肉刺——那是即将发作的甲沟炎，一边俯视这个熟悉的、正在他脚下旋转的英格兰一角。他还能做什么呢？他本来应该已经在沿着大街、长廊一路飞奔了，现在这段时间并不适合居高临下、抚今追昔、纵览全局，可是他的大半往昔岁月和种种当务之急都在那里，在他占据的昂贵座椅——照例，这笔钱由别人支付——底下，相距三千米。

        眼前的庸常情景足以让牛顿或者狄更斯大吃一惊。他透过一大团姜黄色的环状尘埃——它就像是从一只没洗过的浴盆上剥下来，悬挂在空中——凝视东方。他的目光越过伦敦中心城区，跟着正在鼓胀、开阔的泰晤士河的流向，越过石油及天然气储存塔，一直望向肯特和埃塞克斯平坦的棕色土地，看见他的童年场景，看见他母亲去世时——临死前，她把自己的隐私告诉了他——住的那座面积广阔的医院，再远些，看见张开的、潮水涌动的河口和北海，二月的阳光下，海水波澜不惊，一片恬静惬意的蓝。接着，他的视线向南转，穿过苏塞克斯原野上那层银色的薄雾，望向南部丘陵地带那柔和的线条，那些温文尔雅的褶皱曾经呵护过他乱糟糟的初婚，想起这段婚姻，就牵扯出一段误入歧途的爱情、房客双生子的一把屎一把尿和一声声啼哭，以及令人既亢奋又头痛的量子计算——经过十五年岁月和两次离婚之后，这些计算最终为他赢来了大奖。他的奖，那个半是庇佑半是摧毁了他人生的玩意。翻过那些山就是英吉利海峡了，海峡边镶着粉红的云，遮住了法国海岸线。

        此刻，机翼的一次新的倾斜让他置身于阳光之下，伦敦西区尽收眼底，就在机翼下震颤着的引擎下方，他那奇形异状的目的地——机场赫然在目，纤毫毕现，他看见机场周围的“动脉”干道，四号公路，二十五号，四十号——必是到了不会感情用事的年纪，才会将命名搞得如此索然无味——还看见那些如同血球般在动脉上奔腾搏动的车辆。流光溢彩的西区以一派温柔祥和的风范软化了东部工业区的肮脏贫穷。他看见泰晤士河谷——一片冬日里苍白暗淡的绿——蜿蜒在伯克郡丘陵和切尔特恩山脉之间。再远些，渐渐淡出视野之处，乃是牛津和他大学本科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的荏苒时光，外加殚精竭虑勾引第一位妻子梅西的记忆。现在又转回来了，第六次，伦敦城这硕大的圆盘，犹如一座鬼斧神工的太空站，庄严豪迈、自给自足地运转。它散漫无序得就像一个巨大的白蚁穴，一座热带雨林，一件美轮美奂的东西，中心城区人流高度密集，威斯敏斯特教堂和伦敦塔桥之间那条再度出现在视野里的泰晤士河沿岸密布着踌躇满志、滑稽可笑的建筑，尽是些新式玩具。倏忽间，他觉得自己看见飞机的阴影像一个自由自在的幽灵，越过圣詹姆斯宫，越过家家户户的屋顶，不过，鉴于他所在的高度，这根本不可能。他知道光是怎么回事。在那数百万户屋顶中，有四家曾经成为他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以及第五次婚姻的住所。这些结合曾经定义过他的人生，也无一例外地——这一点没必要否认——都以灾难收场。

        这些日子，无论何时，他只要来到一座大城市，就会像这样，既不安，又着迷。巨大的混凝土伤口与钢铁搅拌在一起，这些“导尿管”将川流不息的车辆从地平线运过来又送回去——在它们面前，自然界的种种遗迹只能日渐萎缩。多多益善的压力，层出不穷的发明，渴望与需求凝聚成一股股盲目的力量，看起来非但无从遏制，而且正在滋生某种热能，某种现代社会的热能，经过种种巧妙转换，它成了他的课题，他的职业。文明的灼热气息。他感觉得到它，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脖子上有，脸上也有。别尔德从他的这架神奇的——脏得出奇的飞机上凝神俯视，他相信，碰上状态更好的时候，他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归根结底，他身负使命，这项使命在消耗着他，他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

        即便当埃塞克斯的童年时光又晃进他的视野——居然晚点这么久了！——他还是能在那些被冬季阳光简笔勾勒得如同一幅印刷电路图的袖珍街道上分辨出他此时本应该穿越的路线。他现在应该在斯特兰德街上的那幢大楼里，他觉得自己能看见它。它转瞬即逝。而另两个屋顶，斜斜地从他眼皮底下溜过，转向西北。其中一个，是他那套位于玛丽勒伯恩街的冷冷清清、备受忽视、乱七八糟的公寓。任由想象引领，他在一间光线黯淡的屋子里看见他三个月前吃了一半扔下的饭菜，还有一个已经快被他遗忘的、时不时来上个“夜班”的朋友。从那以后，他一直都没回去，也没见过她。那里压根就是一堆垃圾。隔壁卧室里没开暖气，阵阵寒意中，他看见床上颇为性感地乱作一团，枕头落在地板上，橙色的音响备用灯仍在一闪一闪，当时他正在读的书和杂志（他努力回忆它们的名称）东一本西一本地摊着，还有当天的报纸，一只香槟酒瓶，两只玻璃杯里，还剩一两英寸高的酒面上气泡已散尽——当时他们心急慌忙，没来得及喝完。再过去，餐厅的盘子上，厨房的锅子里，装在提捅里、摊在砧板上的垃圾中，甚至在干透的滤纸上残存的咖啡渣中，会有各色各样的真菌正在茁壮成长，有的呈乳白色，有的则是浅浅的灰绿色，而那些扔掉的奶酪、胡萝卜和结成硬块的肉汁上，更是“霉”花怒放。从天而降的孢子，与人类文明差堪比拟，无形无迹，无声无息，是成功的生命实体。是的，它们将会凭着它们擅长的绝活久久驻扎，一旦耗尽养料，它们就会干枯衰竭，变成一抹炭灰。

        另一个屋顶下是梅丽莎·布朗恩的家，他那个多少有点受冷落的情人，直到此时此刻，他才想到要去那里过夜。她对他那么好，那么温存，那么耐心，那么漂亮，算得上他这辈子最靠得住的情人。跟许多女人一样，她把他看成一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一个亟需拯救的天才。可他偏偏是那么一个粗心大意、朝三暮四、全无章法的朋友，太飘忽，太顽固，一口咬定不愿再婚。他还没有打过电话。她应该在做晚饭。他配不上她。几许歉疚，再加上心里又涌起一阵不耐烦，一股邪乎劲冒上来，他禁不住呻吟起来。难道他真的发出了音调比引擎的轰鸣还高的呻吟吗？南部丘陵又转回来了，提醒他永远别妥协，决不能改变主意。他的体格已经承受不住第六次婚姻了。

        无论他的视线落在哪个方向，这里都是他的家，是这座星球上属于他的角落。那些曾经被中世纪的农民或者十八世纪的劳工照管过的田野和树篱，显而易见，它们仍然组成不规则的四边形，装点着这片土地，每一条小溪，每一道篱墙，每一座猪圈，甚至每一棵树，都有名有姓，没准在1085年，当那位征服天下的威廉一世与顾问们共同协商并派人到全国各地调查之后，它们就已经在《最终税册》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从那以后，它们在经历改良、归属、使用、消费、买卖、抵押时都要被重新命名；就像一块表皮又硬又厚的斯第尔顿奶酪那般成熟，像巴别塔那样充斥着纷繁多样的人性，像尼罗河三角洲那样历史悠久，像一栋有幽灵出没的停尸房那般拥挤，像一座吵吵嚷嚷的贫民窟一般喧闹刺耳。有朝一日，这个傲慢而古老的王国也许会屈服于各种各样的渴望，屈服于成为一座集墨西哥城、圣保罗和洛杉矶于一身的超级大都会的如梦诱惑，风化从伦敦开始，依次到梅德韦、南安普顿、牛津，再回到伦敦，组成一个摩登的四边形，将以前所有的篱墙和树木统统埋葬。谁知道呢，也许那会是一场族群和谐、建筑恢弘的凯旋，一座世界之城，全世界最教人艳羡的世界之城。

        当飞机最终放弃位于U形河道切面沿岸上空的机群，转而在泰晤士河北部上空排队并开始降落时，别尔德心想，到底要怎样，我们才能开始自律呢？处在这样的高度上，我们就像是四处蔓延的苔藓，像扩张肆虐的海藻，像某种正在包围一只柔弱水果的霉菌——我们的成就是何等狂野。与孢子一起勇往直前！

        半小时之后，来自柏林的航班降落，他第四个走出机舱，拖着手提行李，步子飞快而僵硬，一路上颇为阴柔地蹦蹦跳跳（他的膝盖，他的身体，其实还有他的思维，都已经无法胜任简单的跑步了），他被密封的“毛细血管”——铺着地毯的钢管——从机场的“内脏”一直输送到入境大厅。在长达百米的自动走道上费力前行，比挤在那些睡意矇眬、木头木脑的旅客中、不时被他们的行李绊住脚步，要快得多。至少有一打跟他一起下飞机的小伙子赶路的效率更高，他们把他甩在后面，加入那类活力十足、身轻如燕、理着平头的商务人士行列，他们前臂上挽着的雨衣飘来荡去，与沉甸甸的斜挎包互不相扰，嘴上轻松聊天，脚下疾步如飞。整条路上充斥着银行及办公服务的广告，略显幽默，拼命夺人眼球——很显然，在广告行业里混的尽是些三流货色——在通风不良、光线过强的走廊里，这些玩意愈发惹得他火冒三丈。一旦遭遇咄咄逼人的低智商，大脑便会突然缺氧，他太了解这种特殊的感受了。如今，整座星球的愚蠢成就了他的事业。如果他不能准时到达，那么他自己也会显得很愚蠢。他至少将迟到七十五分钟。迟到是一种特殊的现代病，其原因纷繁芜杂，包括与日俱增的压力、自责、自怜、厌世以及某种唯有理论物理才能满足的渴望——时间倒流。即便你命令自己坚忍克己，也不会因此早到一分钟。

        他收下一笔高得离谱的出场费，要在一场能源会议上致辞，与会者包括研究所投资人、退休基金经理人，都是些顽固不化的家伙，不会被这样的道理轻易说服：这个世界，他们的世界正岌岌可危，所以他们应该相应地整合他们的投资类型。出于惯性，出于盲目的职业习惯，他们一直致力于自己熟悉的老行当，石油，天然气，煤炭，林业。他打算游说他们，声称他们目前在榨取利润的东西有朝一日会毁了他们。当然啦，在这些场合通常只需要泛泛而谈，但是，假如别尔德——如今他已经拥有十几项专利权——能改变他们的主意，哪怕只改变一丁点儿，也肯定会对他的公司有好处。他们在萨沃伊酒店两个面朝泰晤士河的相邻套间里等他，尽管就迟到问题，他已经事先向他们表达了歉意，但他们很快就会作鸟兽散，奔赴各自的下一场会议，而这个经过反复协调日程、前后谋划了四个月的小小奇迹将不复存在，反而转化成更深重的怀疑和致命的退缩。到伦敦的另一项任务是明天到美国大使馆签署意向，计划在新墨西哥州西南灌木沙漠地区建造一座占地四百英亩的基地，那是灼热浩瀚的土地上的一块充满沙砾的斑。如果投资人高兴，基金能到位，税务减免能搞定，那就可以依照模型按比例放大建造基地了。想到这一点，他一阵晕眩，愈发不耐烦了。

        赶了十分钟路，别尔德气喘吁吁，外衣里面都被汗湿透了，他被堵在入境口，陷在一列数百米长的队伍里，跟所有眼巴巴等着获准进入祖国的人们一样，慢慢向前移动。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慢慢流逝，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无法保持理智了。他眼前闪过的画面是某种珍贵的液体——血，奶，酒——正从桶里往外流淌。他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了阻挠，这感觉愈来愈强烈，忍也忍不住：应该有人把他领到前面去嘛，领到普通人群的前面，略过那套常规手续，直接把他送上豪华轿车。这里就没人认识他是谁吗？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个大人物吧？对，他是，别人也都是。碰上这种时候，他的厌世倾向就会让他对那些严严实实地挤在他身边的人分外敏感，他们再也不是同路的旅客了，他们成了对手，成了一场长跑比赛的竞争者。他忍不住要聚精会神地搜寻那些骗子，他们在视野外围缓缓挪移，装出压根没动的样子，然后只消微微转一下肩膀，就能狡猾地趁乱插队。偷走时间，让别人买单。

        散乱无形的十股人流，正好在他此时抵达的地方，汇拢成三列通往入境手续台的队伍。接着，他来了，一个面孔像羊皮纸般憔悴、身穿一件罗登呢上衣的家伙（别尔德一直讨厌这种风格），从左侧溜过来，试图利用自己的身高向前蠕动，同时把他那只尺寸巨大的箱子提到膝盖处，作为加塞的工具。突然间，受某种“大不了撕破脸皮”的正义感驱使，别尔德向前跨出一步，不让那男人插进来，同时觉得自己的膝盖被那人的箱子撞了一下。此时此刻，别尔德转过身迎上那人的目光，虽然心跳略微加快，还是彬彬有礼地说：“真是对不起。”

        这是一声拙劣地伪装成抱歉的指责——对于一个他此时恨不能杀掉的人，他还装模作样地以礼相待。回到英国可真不错。

        然而，直到看清楚这男人的脸，他才发现这个骗子是多么苍老。至少有八十五岁了，从纸一样苍白的额头到皱纹累累的喉咙都布满了深褐色的老人斑，一副目瞪口呆、茫然无措的样子，下垂的下唇湿漉漉的，在微微颤抖。毫无疑问，老人应该排在前面。他们来日无多。他们快要死了。他们比他更赶时间，于是，宽容，甚至一声抱歉，都呼之欲出。可是那老人偏偏走了，节节后退到视野之外，一副颜面扫尽的样子。太晚了，来不及在队伍里给他让个好位置了。

        于是，面对这一幕，一位纯洁正派、连自己都有点厌恶的公务员就把别尔德当成一个薄情寡义、内心虚弱的害群之马，无怪乎他的照片、身高、生日以及近亲都有了嫌疑，遭到专业级的刁难。这位公务员噼里啪啦地翻他的护照页，动作飞快，然后瞥了别尔德一眼，再猛地翻回去，接着，她思忖了一会，将护照正面朝下搁在一台扫描仪上。她将近三十岁，年纪可能不到他的一半。他猜测她父母是埃塞俄比亚移民。如果她现在从高脚凳上站起身，从她的岗位往下走一步，甩掉高跟鞋，她还是会比他高六英寸。

        他长得矮矮胖胖，动作迟钝，难堪得浑身燥热——已经晚了。对于自己目前正在执行的任务——替国家把守大门，将那些不受欢迎的家伙拒之门外，她一向得心应手。他看着她盯住屏幕上他的个人详细资料，看着她右手掌周围微微发紫，漫不经心地在键盘上敲敲打打，想再换个别的角度为难他——希望这个角度能看得更透彻点，他突然这么想。一阵沉默，像越下越大的雪，像一丝沁人心脾的凉意，从入境大厅内侧的高台上降落，所有心急火燎赶时间的冲动都离他而去。瞧那质地细腻、对光线吸收良好的皮肤，那副高高的颧骨（他只能看到一侧），颧骨上精致的凹陷和刀刻斧凿般优美的曲线，那双严肃地盯着他个人资料的棕色眼睛，那聪慧与优雅——在他眼中——的完美结合。一千年以前，在某个隐秘的沙漠堡垒阴凉的天篷下，一只瞪羚的基因掺进了当地的人血库。诸如此类的混血杂交幻想可能是某种形式的种族主义，也可能只是出于爱慕，反正不管是哪种原因，他都不想将它驱散。当他凝视着那黝黑的左手和手腕——纤细修长，宛若一只色拉拌勺——懒懒地搁在他那本翻开的护照发黄的封面上时，这幻觉便在他眼前萦回不去。

        在这些事情上他一直是个鲁莽的傻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现在一点儿都不比二十五岁时更聪明，根本就不可能有所长进，他所有的前妻都这么讲——就在她开口说话前的那点时间里，他满脑子都是那套老花样，想问问这位入境官员有没有时间共进晚餐。他向好多素昧平生的女人发出过晚餐邀请，并不是每个人都说不。就是通过这样的晚餐，他才会勾搭上帕特丽丝，那些丢脸的破事才会次第上演，以至于时至今日，相隔十年之久，他还记得那顿饭他点了什么菜。它预示着后面发生的一切，它是一道诅咒：一条鳐鱼配上腌刺山果花蕾及焦黄油，一盘盐加得太多的野芝麻菜色拉，一瓶发泡灰比诺干白——当然是用软木塞的那种，要命的是，当时他神志恍惚，还叫了一个斟酒侍者。

        那姑娘与他四目相对，说：“中东你去过好多次。”

        她的“好多次”是用喉音发的，这个陈述句后面加了个拖腔，听起来像是个问句。语言学家管这个叫升调，这是他最近才学来的词儿。近来他颇有几分“语言势利鬼”的味道，一个颠三倒四的语言势利鬼，他的年纪和有限的人脉使得他无法深入了解今时今日英国的各种口音和社会阶层。去年他与一个伦敦女招待上过床，他以为她是那种荒凉破败的居住区里生气勃勃、野性未驯的女人，不料后来发现她在萨里山庄长大，住在一栋掩映在高高的月桂树中的“勒琴斯宅邸”里，她父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数学家，皇家学会的会员。于是别尔德落荒而逃。此时此刻，他又一次被自己俗气的、抑或略带猥亵的念头搞得兴奋不已。

        他的语气里没有感情色彩。“对。没错。”

        “利比亚。埃及，苏丹。还有别的。公务么这是？”

        他点头。

        “什么公务？”

        像这样在办公台边接受讯问，他已经有过多次经验。他说：“当能源顾问。”

        “是石油吗？”

        再一次，那种在喉咙里省略音节的方式牵动了他心底里某种不太健康的东西。

        “不是。太阳能。”

        “是CSP吗？”

        不算很准确，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她。在一阵憧憬高尚理想和谋求肉欲私利的晕眩中，他的想象力像青蛙一般从当年的晚餐跳到她在入境处服务期满的那一天，看到她顺利胜任新角色，陪伴他东奔西跑，为他工作，陪他生活，光生伏打学，聚合太阳能，以及最为重要的他自己研究的人工光合作用，那些或高度集中或分头传输、星罗棋布的体系让他的世界观清澈澄明、冷静淡定、充满活力。他将对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教会她薄膜、日光反射装置、强制光伏上网电价。没过几个钟头她就会变得很能干；不仅如此，她雍容大度，活泼健康，品位倒不怎么高雅。

        他刚开始套近乎：“也就是说你有兴趣……”她就开口打断了他。

        “谢谢你，别尔德先生。”她伸出右手，跨过那只被忽视的、一直搁在桌上没动过的左手，拿起护照递给他。没错！无用，荒废，枯萎。他那荒唐的幻想一浪接着一浪，膨胀成一股急欲“护花”、“养花”的拳拳爱意，倾注到她天生无用的左臂上。她可以用右手握叉吃晚餐；自然，他也会这样做。

        他的邀请已经挂在唇边呼之欲出了，她的目光却从他脸上滑向他身后队伍的最前端，她收起笑容，叫道：“下一个。”

        这就是他无法摆脱的弱点，他自己那日渐衰萎的臂膀、消极怠工的脑力和彻头彻尾的孩子气通常百无一用，时不时地还会给他造成麻烦，偶尔才会带来一点罕见的欢愉。然而，类似的白日梦——那些疯狂的时刻，短暂的神经紊乱，既紧凑坚实又疑云重重、将现实与虚假编织在一起的片段，沿着在逻辑上漫无终止的思路将那些华而不实、不可思议、令人震惊、自相矛盾的珠子串在一起——很久以前曾经帮助他构建了合论。诗意的，科学的，色情的——想象力这玩意，难道有必要关注它在替哪个主人服务吗？

        他匆匆穿越行李领取处，经过公告大屏幕底下吱吱作响的行李传送盘和不耐烦的人群，经过寂寂无人的海关，经过阴险的单面镜和宛如光秃秃的停尸桌的不锈钢检查台，接着出门顺着那几排目光呆滞的司机和他们手里举着的牌子——科威特气球冒险团，毕肖普·多兰，“奇普林先生”公司的特德——穿过出发大厅，他很清楚，自己走的路线既不是直奔通往火车的自动扶梯，也没有瞄准那家邋邋遢遢的，专卖报纸、行李带和相关杂物的机场商店。他是不是会觉得虚弱无力，像往常一样到那里转转呢？他想不会。可他明明在不由自主地沿着那条路线转弯嘛。他也算是公共知识分子，他需要广知博闻，所以无论时间有多紧，他买一张报纸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每每作出重大决定时，都可以把大脑看成一个议会，一个正在争辩的内阁。各个派系勾心斗角，眼前好处和长期利益怀着互相憎恶的情绪落地生根。不仅各种情绪都要拿到台面上讨论并且可能遭到驳斥，而且某些建议还会被大肆宣扬，好掩饰另一些。这一轮轮议程既可能迂回曲折，也可能有如疾风暴雨。

        他对这家店实在是太熟门熟路了，而他此刻似乎也正在径直往那里去。他只想进去看一眼，考验一下自己的意志，除了一张报纸，什么也不买。如果他努力抵挡的只是色情报刊，那么即便最终抵挡不了，也对他没什么伤害。话说回来，如今那些姑娘或者姑娘的某某部位的照片也不会让他太激动了。他想要的东西甚至比那些搁在架子顶层的亮晃晃的八卦杂志更无聊。现在他站在柜台边，摊开手心在一堆欧元硬币里挑出英镑硬币来，胳膊底下夹着四份而不是一份报纸，好像在一件事上超额就能让他在另一件事上免疫似的，当他将报纸递过去扫条形码时，眼角余光看到收银台下方的那一排闪闪发光，正是他想要——他不想让自己“想要”——的玩意，十几份列成一排，还没等他心里拿定主意，他的手已经拿起一份——真轻巧啊！——加到自己买的那一堆报纸上，将报上一张首相在教堂门口挥手致意的照片遮掉一半。

        那是一只塑料箔纸袋，里面装满洒着盐、工业化制作的营养素、防腐剂、水解膨松剂、高效增味剂、酸性调节剂和色素的油炸薯片。盐醋风味的薯片。虽然他的肚子仍然被午餐撑得饱饱的，可是这种特殊风味的化学盛宴在巴黎、柏林或者东京都找不到，而他眼下又很渴望接受这三十克——相当于吸毒者的毒品摄入量——的光化性刺激。好歹再用这套招数提提神吧，然后他就再也不碰这些垃圾啦。他想，在登上帕丁顿站的火车之前，他随时都有机会抵挡它的诱惑。他把袋子塞进上衣口袋，拿起那重重一堆报纸和带滑轮的行李，继续横穿大厅。他已经超重三十五磅了。关于他未来的减肥计划，他下过多次笼而统之的决心，立过多次正义凛然的誓言，通常是在晚餐之后，一只手攥着一杯酒，所有“议会”里的头头脑脑都点头称是。击败他的总是“现在”，他总是在活生生遭遇美味珍馐、加赠菜点、一顿他并非真正需要的大餐时败下阵来，让代表眼前利益的那一派占了上风。

        从柏林起飞的这趟航班就是一次典型的失败。起初，当他把肥大的臀部埋进座椅时——仅仅两小时前他刚刚吃下一顿以肉食为主的日耳曼早餐，他打定主意：不喝饮料只喝水，不吃零食，一份绿叶菜色拉，一点鱼，不要布丁，而与此同时，一只银托盘凑过来，伴随着一个女人轻声细语的邀请，他的手便握住了过道上香槟酒的瓶身。半小时之后，他正在撕开一小袋盐渍牛肉味“烤玉米型”棒状零嘴，佐以大杯金汤尼。接着，他眼前铺开一块白色桌布，一看到它，他的神经元就鸣响了指示胃酸分泌的发令枪。金酒融化了他仅剩的决心。他选了刚才决定拒绝的开胃菜：鹌鹑腿裹在培根卷里，下面铺一层蒜泥。第二道，猪胸肉堆在一坨小山似的焗饭上。“法国干酪”这个词儿是另一把发令枪：厚厚一块巧克力海绵蛋糕外裹着一层巧克力，再浇上巧克力酱；山羊奶酪和牛奶酪拌白葡萄，三个面包卷，一块巧克力薄荷糖，三杯勃艮第酒，最后，他逼着自己又浏览了一遍菜单，再点一份油淋色拉配鹌鹑肉，似乎这样一来就能把先前吃下去的东西一笔勾销。托盘给收走时，上面只剩下了葡萄。

        他买好票，把自己安顿在半空的火车上的一张桌边。坐在对面的那一位，是那种三十多岁、剃着光头的小伙子，圆鼓鼓的脸和在健身房里练粗的脖子，反正在别尔德鉴别力迟钝的眼睛看来，他跟芸芸众生根本没什么差别。不过，这个男人的耳朵上打满洞眼，这一点倒是显得卓尔不群。接着，神不知鬼不觉的几秒钟里，桌下开展了一场磋商，一段彬彬有礼的芭蕾，争夺腿脚占据的空间。然后，那小伙子继续发手机短信，而别尔德一边浏览几份报纸的头版，一边体味着那种熟悉的近乡情怯之感。这跟他几周前看完扔下的报纸，根本毫无差别。同样的标题，配上同样的照片，提出同样的问题。布莱尔几时会走？明天吗？还是直到下次大选之后——假设他这次赢的话？再过一年，还是两年，还是整整四任全部干完？这回在巴格达排队买面包时被基地组织屠杀的什叶派公民，和上次不是一样多吗？除此之外（别尔德正在漫不经心地翻阅着手里的这一叠），海啸卷走了二十五万条人命，引发某些人——与上个月一模一样——思索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在别处，一如既往，有人宣告这个国家已经颓荡沉沦，其管理、财政、公共医疗、司法及教育系统，军事、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公德都陷入了某种终极虚无的状态。出于习惯，他特意翻找有没有关于气候变化的文章。今天没有。太阳能？没有——不过很快就会有。

        他把报纸放到身边的椅子上，专心看自己的掌上电脑，滚屏显示他从柏林泰格尔机场起飞后收到的十五条短信。有十四条都跟他的项目有关。他的美国合作伙伴托比·哈默确认文件已到达格罗夫纳广场。农场主希望将支付其优先购置权的钱款转到埃尔帕索的账户，而不是阿拉莫郭多的那一个。当地的商业会所礼貌地要求出示一份“更清晰”的评估报告，预测这个项目能为洛兹伯格的居民提供多少工作岗位。他每次看到这座小城的名字，就会兴致高昂。他恨不能现在就到那里去，站在它北部边缘，视线越过那片炫目而广阔的土地，顺着通往银城的那条笔直大道，望向那个将要开展工作的地点。洛兹伯格假日酒店通知他，他下月的预定已经得到确认，还在往常住惯的那个房间，作为忠实顾客，这回的折扣比以前更低。本月第三次收到乔克·布拉迪要求会面的消息。他多半是听到传言，帝国理工学院那里有好消息，于是也想来分一杯羹。而这个要求，居然来自这位曾安排中心解雇别尔德的家伙。还有一条是托比·哈默转念一想发来的。他找到了一个廉价买进铁锉屑的渠道。只有一条私人信息：。。。

        我爱你。这话她写过说过很多遍，可他从来没有用同样的句子答过她，即便在忘乎所以的高潮时也没有。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爱她。在那件事上他从来都不怎么拿得准。很久以前他就懂得，永远不要向任何人说爱。与梅丽莎在一起，他害怕这具有超自然力矩的三个字必然引发的问题。他是不是下半辈子都要对她忠心耿耿，是不是要跟她生个孩子？她很想要孩子，只是天时地利不凑巧罢了。可是，只消检点一下自己的历史，他就相信，但凡跟着这个计划走，到头来他肯定会让这位天真漂亮、比自己年轻十八岁的姑娘失望。她现在的年纪，正是一个膝下无子的女人理该抓狂的时候。假如他不打算再上一个台阶，就应该从容引退。她当然需要一段调整期，再花点时间找人取而代之。可是她不想让他走，而他也不愿意离开。然而——从头再来，第六次当上不称职的丈夫，年届六旬时当一个婴儿的父亲……这是多荒唐的退化啊！

        跟她讨论这件事是莫大的痛苦。最近一次是在皮卡迪利大街的一家饭店里，她的眼睛湿漉漉的，说她宁愿不要孩子也不能失去他。这分明是“伤痛阿姨”专栏的调调。他没法相信她。如果他真的爱她，他想，那他就应该马上放开她，离开她。可他喜欢她，而且他生性软弱。他怎么能拒绝这份不可思议的礼物呢？还有哪个如此年轻的女人会用这样的似水柔情，接受这么一个多少有点不可理喻，又矮又胖，日渐衰老，在公众面前出过丑，被一丁点失败腐蚀伤害，耗尽心力、莫名其妙地跟阳光纠缠的人呢？

        所以他做了个最可怜的选择。简直都算不上选择，更像是某种出于本能的退缩。他并未一刀两断，只是刻意保持距离——反正他也在国外工作嘛。他见过别的女人，而整个约会过程中，他既半心半意地希望，也全心全意地害怕她会打来电话，告诉他，有那么一头饥渴而能干的雄鹿正在她周围徘徊，伺机而动，想要，或者已经，攻陷了她的世界。这样一来，但凡他的意志不够坚定，就会匆匆赶回去，捍卫那被他突然认定属于自己的东西，她会心生感激，那头雄鹿会被赶走（雄鹿到此为止！），一团乱麻还是一团乱麻，而他又向着错误的决定迈进了一步。

        他收起掌上电脑，往后靠在椅子上，半闭双眼。就在他面前的桌上，透过他那几乎没有张开的睫毛，他看见盐醋风味薯片的袋子在熠熠闪光，再过去一点是那小伙子的塑料瓶装矿泉水。别尔德犹豫要不要把发言的要点过一遍，可是，此时此刻，坐火车照例会产生的疲劳感和午餐饮料把他弄得木头木脑，何况他也相信自己对那些材料已经烂熟于胸，他上衣口袋里还搁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各种有用的摘录。至于零食嘛，他不像刚才那么渴望了，可是他还想要。某些工业化合物也许会将他的新陈代谢搅乱，最后变成失眠症。与其说是他的胃，倒不如讲是他的味觉，在渴望包裹在每一块脆脆的薄片上的酸酸浓浓的气味。他已经表现过得体的克制了——这列火车已经开了好几分钟了——现在可没什么再忍下去的好理由了。

        他从椅子上直起身子，继而前倾，肘部撑在桌上，双手托着下巴若有所思地停了几秒钟，目光聚焦在花里胡哨的包装纸上，银，红，蓝，卡通动物在一面英国国旗下欢腾雀跃。他是多么孩子气啊，这种迷恋是如此软弱，如此有害，是所有往日的过错和愚蠢的缩影，是他那种缺乏耐心、一旦想要就非得立马得到的风格的缩影。他双手拿起袋子，在它颈部撕开，袋里散发出一股腻人的油炸和酸醋的香味。这是一种经过实验室合成的、对街角“鱼加薯条”店气味的狡猾模仿，一种将愉悦的记忆、渴望以及爱国情怀立体演绎的行为。那面旗帜代表着这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选择。他用食指和拇指只捏起一片，把袋子放回到桌上，再坐直身子靠到椅背上。他向来是那种认真享受的男人。诀窍在于要把那股香气集中在舌头中心，让味觉向周围散开一会儿，再将薯片往上推，顶到上颚处碾碎。他的理论是：那硬实的不规则表面会略微磨损柔软的肉体，盐和各种化学品会洒落到那里，从而造成一种轻柔而特别的“痛并快乐着”的效果。

        犹如一位评酒大师在盛大的评酒会现场，他闭上了眼睛。再睁开时，他的目光正巧撞上对面男人的视线。只是略感羞赧，别尔德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目光移开。他知道自己必定是这副嘴脸：胖胖的傻瓜，年纪一大把，聚精会神地对付一口垃圾食品。他举手投足，向来是旁若无人的。那又怎么样？只要不害人不犯人，他就有权这么做。别人对他的看法再也不会让他耿耿于怀了。年事渐长的好处少得可怜，这可以算一条。仅仅是为了张扬自我，而非满足他那可鄙的需求，他伸出一只手，又拿了一片，一边拿一边再次迎上对面男人的目光。那眼神小气、苛刻，眼睛一眨不眨，饱含着极度好奇。别尔德突然想到，坐在他对面的没准是个精神病患者。精神病就精神病好了。弄不好某种程度上他自己也是个精神病。第一轮留下的咸味让他觉得就像是牙龈在出血。他重又仰靠在椅子上，张开嘴再体验一次，不过这一回他的眼睛始终也没闭上。第二片免不了比第一片少一点刺激感，不那么教人惊艳，不那么刻骨铭心，恰恰是这种意犹未尽、这种感官上的不满足，催生了增加剂量——吸毒成瘾者对此最有体会——的需求。

        恰在此时，他一抬头，看见坐在他对面的旅伴仍然在阴郁地凝视他，肘部撑在桌上，也许是故意戏仿他。接着，这家伙垂下前臂，像起重机一样落在那袋子上，偷走一块薯片，可能是这一包里最大的一片，拿起它在面孔前停留了一两秒钟，然后吃掉它，他不像别尔德那样细细品味，而是傲慢地大嚼特嚼，双唇张开，这样就能让人瞥见薯片是如何在他舌头上变成糊状的。那人甚至连眼睛都不眨，目光如炬。这个举动是如此猖獗，如此异端，就连别尔德这样向来习惯于异常思维的人——否则他是怎么赢来那尊大奖的？——都只能呆若木鸡地坐着，努力保持面无表情，不让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以此捍卫自己的尊严。

        两个男人怔怔地四目相对，这回别尔德决定不把视线移开。毫无疑问，那人的行径咄咄逼人，这举动是赤裸裸的偷窃，无论被偷的物件是何等廉价琐碎。设若闹出肢体冲突，别尔德毫不怀疑他会在几秒钟内给打趴在地板上，断掉胳膊或者打破脑袋。但还有一种可能，在这份冷酷和对一位老者将垃圾食品甘之如饴的荒唐行为的模仿背后，藏着顽皮戏谑的成分。要不就是以老派情境画家的方式，揶揄一个乏味的中产阶级。或者更糟糕，那家伙相信别尔德是个同性恋，而这就相当于一句“来吧”，一个摩登的序幕，只有特定的小圈子才能心领神会，而他的那条紫色丝绸领带——权且假设一下——碰巧成了一个信号，一份诱君入港的请柬。在一只或者另一只——他也忘了是哪一只——耳朵上套个环，不是一度成为具有色情导向性的重要标志吗？这个男人两只耳朵上都戴着耳环。物理学家熟谙光学之道，可是对于当代文化的公众表现，他却如同置身于漫漫黑夜。最后，回到他起初的猜测，别尔德继续怀疑他的旅伴是不是一则在放纵的“毒品假日”中摄入过多碳酸锂，从而引起精神失常的病例，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继续与他面面相觑可不是个好主意。想到这里，他移开视线，先想到什么就干什么。他又拿起一片。

        他想要什么？薯片刚沾上别尔德的舌头，那男人的手就又垂下来，这一次他拿了两片——别尔德本来自己就打算这么做——然后以同样粗俗而得意的态度吃掉它们。将这袋子从桌上抢走可不是个好主意——动作性太强，太突兀。寻求新突破，从而招来一场混战，是很危险的。真要闹成那样了谁能来救他？别尔德扫了一眼他这节车厢。乘客们在读书看报，要不就是一脸麻木地瞪着空地，或者看看车窗外伦敦西部郊区的冬景，浑然不觉身边的这场活剧。两个男人默默地分享一份零食，有什么可看的？这事真够吊诡的，可是在别尔德看来，将这已然开场的好戏玩下去显得更重要一些。他并没有想到退一步，随便那人怎么处置那个袋子，这样就能避免跟一个比自己壮实的男人起冲突。别尔德可不是好欺负的。他也许是比较矮，有点肥，可他毕竟拥有成熟的正义感，而且意志坚定。他有能力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恶性循环就此形成。他又拿起一块炸薯片，而他的对手，一边继续紧盯着别尔德，一边如法炮制。然后你一块、我一块，又搞了两个回合，他们的手都垂下来置于袋子的上方，动作连接得稳稳当当且步步为营，并非一味求快，亦不为对方所动。到后来只剩下两片时，小伙子拿回袋子，故意戏仿他彬彬有礼的样子，把那两片递给别尔德。对这最后一道侮辱，唯一可以采取的反应就是转过头去。

        是可忍孰不可忍。火车开始慢下来，人们纷纷伸手去拿外衣，一个听起来像是电脑发出的声音提醒乘客不要把行李落在火车上。为了保全胜利果实，小伙子把塑料袋捏成一团塞进桌子底下的垃圾桶里。他颇为勤勉地用一只手将桌上的碎屑和盐粒清理干净。这下别尔德受到的侮辱愈发完整了。年纪大了就是这样，被年轻壮实的家伙推来搡去，而且个个都不肯悔改。一丝自怜的热流涌上来，他觉得每一次不公正，每一场历史性的压迫、师出无名的入侵、兵荒马乱的军阀主义，每一次粗暴的违法乱纪都浓缩在这一刻里，而他非但碍于自尊，而且觉得自己无论在哪里都有责任代表弱者做出反抗淫威的样子。要不然，他将何以自处？他猛地往前一探身，抓住对手的那瓶水，迅速拧开盖子喝下一大口——反正他也渴了——一直喝到底，将原先剩下的二十五毫升喝得精光。他将瓶子往桌上一扔，脸上摆出一副目中无人、“有本事你就来抓我”的表情。蓝色的瓶盖滚落到地板上。

        小伙子想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走到过道上，他的身高随之展露无遗，约莫六英尺两英寸。别尔德见状，多少有点懊悔自己的挑衅，便坐在位子上没动，他拿定主意决不要表现出战战兢兢的样子。那人伸出手，过度健硕的胳膊轻轻一划拉，就把别尔德的行李拂到地板上，轻柔地搁到它的主人身边。如果此举旨在表示悔悟，那么别尔德根本无动于衷。他的敌人踌躇了一会儿，带着一脸悲悯的表情俯视这位老者，然后转身沿着车厢大步走开了。

        直到他完全消失，别尔德才站起来。他再也不想见到这家伙了。过了整整一分钟，他才走出车厢来到月台上。或是气或是惊，抑或兼而有之，他身上略有些哆嗦，穿外衣颇为费劲——腰带缠在一只袖子上。他的鞋带松了。正当他跪下用还不太听话的手指系鞋带时，他记起自己那堆报纸，决定扔在那里不管。最后，他多少有点沉着下来，便沿着月台向检票栏走去。这一刻将会永远留在他记忆里，渐渐成为一种象征，象征着他对过往的每一次重新考量，从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愚蠢和别人的动机中获得的每一个被修正、被改善的视角。他在离栅栏还有二十英尺的地方停住了脚步。他将带滑轮的行李竖放，伸手到外衣底下，插进夹克衫口袋找车票。口袋里还有另一件东西，某种塑料的、体积大而分量轻的东西。蓦然间一段混乱的童年记忆涌上心来，那是村里过节时的戏法表演，一位熟练的艺人从十岁的迈克尔·别尔德耳朵里拽出一只鸡蛋，要不就是兔子或者小鸡，反正是某种从外形上看完全不可能拽出来的东西，就跟现在这玩意一模一样：他的薯片，那些他应该已经吃掉的薯片。他把袋子拽出来，麻木地瞪着它，那面英国国旗，手舞足蹈的卡通动物，他真希望它们烟消云散。那么另一只袋子呢？那是怎样的如瀑布般倾泻的一连串“校正”啊：对刚才的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冲动，对那个他再也不想见到的男人的真实本性，对他别尔德在那人眼里所必然呈现的形象——一个刻毒的疯子。

        他实在错得太离谱，以至于此时此刻倒觉得解脱，这古怪的情绪几近欢乐。这下再没什么借口了，他没什么好替自己辩护的了。还有一种忧郁的想笑的冲动，在他心里滋生。他的错是如此不容置辩，如此清楚明白，面对自己，他暴露得那么彻底——他是一个赤裸裸的傻瓜——以至于他反倒感觉自己得到了净化和救赎，宛若一名忏悔者，名刚刚被打得皮开肉绽、兴高采烈的中世纪鞭笞派教徒。那个自己的食物和饮料被你狼吞虎咽却把他最后一口送给你，还替你拿行李的可怜的家伙，是他的朋友。不，不，现在还不要，追悔莫及的痛苦必须暂时搁置。

        尽管必须赶去赴约，他还是在繁忙的月台上待了好一会儿，头上是冷漠的玻璃顶和咯噔咯噔的回声，乘客在他身边走来走去，他攥紧那袋薯片堵在胸前，感觉到自己正在何其荒谬地大彻大悟。

        从帕丁顿站到萨沃伊酒店的出租车上，他提醒自己要小心，因为他有一种要出意外的预感，何况这次他还得在公共场合讲话，之后，在会议间歇，根据合同他得搞点社交，很可能碰上新闻记者，那些用善解人意、聪明伶俐的外表掩盖其冷血掠食行为的男男女女们。根据以往的成功经验，他们知道，只消一番花言巧语，就能哄得他出言轻浮，要不就夸大其词——难道自由自在地思考不是他的职责所在吗？——等到见报，这些话一旦脱离所有的限定条件，所有的虚推实挡，所有的戏谑调侃，就显得非疯即傻。一句猜测就已经让他登上这样的新闻标题了：“诺贝尔教授称：即将了断”。

        他自己的“了断”——当时看起来是这样——直到去年才到来，奇怪的是，彼时人们已经开始忘却了。这渐渐累积成某种宽恕。大家都知道迈克尔·别尔德身边曾经闹出点是非，掀起过几股新闻八卦的浪头，可是其中的细节已模糊难辨。他到底是被证实犯了什么错，还是自始至终他都对？他是攻击了什么人，还是受害者？不是有个人给逮捕了吗？想当初，风暴乍起，一位在电脑模型设计上颇有建树的同事告诉他，他这位诺贝尔获奖者戴着手铐穿过一列冷嘲热讽的人群的照片已经登上了四百八十三种报纸。这项“事实”一直伴随着别尔德，整座星球都知道他的羞耻，可它现在似乎已荡然无存。新材料迷惑了公众的记忆，新鲜的丑闻、体育赛事、忏悔录、战争、名人八卦和海啸将他的污点荡涤殆尽。一股历时十二个月、稳步涨潮的洪流，终于将他卷到了更安全的地面上。

        即便是他自己回首那些事件，其原本确凿的情感基调也已经开始分崩离析。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就意味着体验某种形式的晕眩与困惑。万幸的是，他自己那个特殊的记忆污点已经褪色成一道朦朦胧胧的水印。不过，某些细节仍然异常清晰，借助一次次复述而栩栩如生。他相信，念叨这些轶事，对交谈有害无益，可他还是忍不住要说。他常常说，皮肤沾上手铐的那一刻，根本不像侦探小说里写的那样，只能感觉到冷冰冰的钢铁。铐上他的那一副，事先已经被那位诱人的女警察身上的无袖华达呢夹克衫焐暖了。真正险恶的，恰恰就是洋溢在他手腕上的亲密无间、暖意融融的舒适，那种对体温传递的敏感。同样地，有句老生常谈，说无论你何时在何种报纸上看到关于何种话题的报道，而你自己又恰巧知道这件事，那么，你至少会发现一处触目惊心的与事实不符的错误。可他的经历并非如此。让他惊讶的是，居然挖出了那么多跟他有关的准确事实。这些事实被人用歪曲变形的方式摆在一起，捏合成新鲜的暗示，差一点点就会被哪个喜欢诽谤的律师攥在手里。同样让他难忘的是这次调查，这些不知疲倦的报界精英是如何在短短一两天之内就深入那些暧昧区域的腹地，钻进了一段过于芜杂的私人生活的阴暗面，比方说他们从他第三任妻子的哥哥那里刨来了一大堆坏话，而此人平时沉默寡言、深居简出，一向讨厌别尔德，住在塔斯马尼亚海岸布鲁尼岛西北面一个荒无人烟的半岛上，屋子旁边是一条煤渣道，家里连电话都没有。

        新闻界把别尔德的人生像一只废纸篓那样整个倒翻。有几处疑点，还有各种各样几乎被遗忘的鸡零狗碎悄悄地浮出视野。但凡换一种情形，这样的服务，没准还值得他付出一笔酬劳。他那几位前妻，好人儿梅西，露丝，埃莉诺，凯伦和帕特丽丝，虽然彼此不相往来，但都拒绝接受采访。这让他深受感动。至于那些老情人，大部分都靠谱，只有一小撮人开了口：一名实验室助理，一位行政管理人员。还有两位科学家，都是失意之徒，无名之辈。有趣的是，居然还有几个冒名顶替的家伙。听起来就像是吹响了“最后审判日的号声”，这一小群旧情人加冒牌货都纷纷从坟墓里钻出来，爬向亮处，最终站在他们的制造者——一个手拿支票簿的新闻记者——面前，公然将别尔德抨击成一个仇视女人的家伙，一名剥削者，一条寄生虫。

        然而，沉默也好，忠诚也罢，反正谁也脱不了干系。相关报道可谓巨细靡遗。他饱受新闻界的嘲弄，直到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一场足球丑闻为止。有一张报纸曾在头版上刊登他的漫画像，把他画成一只淫荡的山羊，挥挥柔弱的蹄子，懒懒地斜躺在标题上：“请看内文：别尔德的女人们”。哪怕是当他怀着越来越沉重的心情翻开报纸，扫视足足排成一条“画廊”的面孔时——其中包括同事们、老朋友们、老婆们，还有梅丽莎——他心里仍若有所动，仿佛除了羞耻感之外，心里还有个声音在顽强地低语，说他这三四十年里倒也干得不坏，这些女人个个性情迷人，沉着冷静。至于那些冒名顶替的，投机取巧的，其实只有三位，而且都不怎么漂亮。不过，对于她们那些子虚乌有的与他共度良宵的故事，他怎么会不感兴趣呢？他受宠若惊呢。

        总而言之，无论如何，这段日子过得凄凄惨惨。事情的起因其实很单纯，不过是鼠标一点，应邀在一项政府计划中挑个头罢了，该计划的宗旨是在大中学校里推广物理学，吸引更多毕业生和教师加入这个行业，大力弘扬昔日的辉煌成就，在物理学家中树立知识分子偶像。收到邀请时，他正在空前地忙碌着，本来很有可能随口拒绝。当时他在帝国理工学院里有一个人工光合作用项目，手下有十五个人。他在“中心”里也仍然占着位置，尽管那主要是为了领他那份薪水。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是不让乔克·布拉迪插手自己的新工作。别尔德已经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正在陆续获得关于催化剂和其他工序的专利，他还找来了托比·哈默，这位精瘦而结实、以前常常喝得烂醉的家伙一般充当中介角色，混迹于校园官僚机构、国家立法机关以及企业资本家的宅邸。别尔德和哈默一直在寻找一处太阳能充裕的工地，先是想到利比亚境内的撒哈拉沙漠，再是埃及，再是亚利桑那和内华达，最后采取差强人意的折中方案，定在新墨西哥。如今的别尔德踌躇满志，蠢蠢欲动，推掉了好多当初应下的闲职。可是，这份邀请来自物理研究所，他很难拒绝。

        于是，头一回，他与自己领导的委员会一起坐进了帝国理工学院的一间会议室。他的同事是三位分别来自纽卡斯尔、曼彻斯特和剑桥的物理教授，两位来自爱丁堡和伦敦的高中教师，两位来自贝尔法斯特和加的夫的校长，一位来自牛津的“科学研究学”教授。别尔德请委员会成员轮番自我介绍，并简略解说各自的背景和工作。结果这事办砸了。物理教授说得太长。他们被自己的工作深深感动，而且本能地要跟别人一争短长。但凡打头阵的家伙讲得事无巨细，那么第二个、第三个也不甘落后。

        别尔德之所以没有耐心倾听那位“科学研究学”教授的发言，并不单单是老习惯作祟，因为这项课题本身对他还算是个新鲜事物。她是最后一个发言的，自报家门说名叫南希·邓波儿。她有一张圆脸，不算太漂亮，却讨人喜欢，热情坦率，绯红的面色稚气而清晰地勾勒出颧骨到下巴的轮廓。在他看来，如果邀请她去共进晚餐，也没什么坏处。她一开口，就说注意到自己是屋子里唯一的女性，而且整个委员会都在为了某个大家可能想要探讨的问题而深思熟虑。桌边的每一位，包括别尔德在内（除了南希·邓波儿之外，其余出席会议的人都是他请来的），都喃喃地表示绝对赞成。她的话音听起来像是变了调的北爱尔兰催眠曲。她确认自己是在贝尔法斯特郊区的一个中产家庭里长大，在女王大学里念社会人类学。

        她说为了完美地解释自己的领域，得大致讲讲最近从事的一个项目——在格拉斯哥的一个基因实验室着手分离并描述一头狮子的trim-5基因时，对这个实验室及其职能展开为期四个月的深度研究。她的目的在于论证这种基因，或者说任何基因，就其最重要的意义而言，乃是以社会生活方式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科学家使用形形色色的“见诸文本”的工具——单光子照度计，血细胞计数器，荧光免疫检验法，诸如此类——就不能说有这种基因存在。要拥有这些工具，乃至学会使用它们，都要支付昂贵的费用，所以其中充满了社会意义。这种基因并不是一个只需要等待科学家来发现的客观实体。它完全是他们的假设、创意及仪器检测的产物，如果缺少上述条件，则无法将它检测出来。最终，当它被人以所谓“碱基对”和与其大致功能相关的术语表达时，那样的描述，那样的文本，仅仅在那些有可能读到它们的基因学家的狭小圈子里才有意义，而且它们的源头也局限在这里。在那些圈子之外，trim-5并不存在。

        自始至终，面对这番陈述，别尔德和那些来自大中学校的物理学家都在略带尴尬地聆听。出于礼貌，他们都避免与别人交换眼色。他们都倾向于秉持传统观念，认为这个世界是独立存在的，笼罩在它所有的秘密中，等待被描述、被阐释，但它并不拒绝观察者在所有的观察领域留下自己的指纹。别尔德听到不少传言，说古怪的念头在人文学科里是司空见惯的。据说，文科生循例会受到这样的教导：科学仅仅是另一种信仰罢了，与宗教或占星术没什么两样。他一向以为，这种说法肯定是他的同事们对文科阵营的造谣中伤。结果当然不言自明。谁会对一位牧师发明的疫苗心服口服呢？

        南希·邓波儿的发言一结束，来自纽卡斯尔和剑桥的两位便同时开口，语气里更多的是惊诧，而不是愤怒。“用这样的理论，好比说，怎么解释‘亨廷顿氏舞蹈症’呢？”有一位这样说，而另一位同时在发问：“你难道真的相信，但凡你不知道的东西就不存在？”

        “‘亨廷顿氏舞蹈症’也有文化的烙印。这个词儿曾经用来描述神灵的惩罚或者魔鬼的财产。现在它代表一个出错基因的故事，有朝一日它可能又会变成别的什么东西。至于那些我们一无所知的基因，好吧，显然，我无话可说。而对于那些已经被描述的基因，它们显然只能通过文化的中介才能被我们所理解。”

        正是她这种镇定自若的样子引发了骚动，而这一回主席大人出手干预了——在此类游戏上他可是个老手——他提醒委员会时间紧迫，大家务必集中精力对付第二项议程。预定要在十三个月里开十二次会议，然后提出推荐名单。现在该是圈暂定日期的时候了。

        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委员会在皇家学会的一间房里，围着一张长桌就座，召开一场被政府公关部命名为“物理英国”的新闻发布会。这场发布会的专属标识展示在一个画架上，一枚“等于”符号上钉着由字母E、M、C构成的轻佻的组合，形似一株不对称的花园灌木。别尔德介绍了他的同事，提出几个开放式话题，邀请记者提问，而记者们个个都没精打采地守着他们的录音机和笔记本，看起来这项任务的严肃性让他们颇为沮丧，众所周知，这种会议向来都缺乏争论。有谁胆敢反对树立更多的模范物理学家呢？问得索然无味，答得一丝不苟。整个项目都显得笨拙而堂皇。政府有什么必要为此而大张旗鼓、歌功颂德呢？

        接着，一个来自某家主攻中档市场的小报的女人提了一个问题，也是常规套路，多少有点陈词滥调，别尔德温文尔雅地（他自以为如此）回答了她。没错，物理学界确实极少出现女性代表人物，而且一向如此。人们常常会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说这话时，他心里惦记着邓波儿教授）他的委员会当然会再度考量，看看有没有新办法，能让更多的女孩与这个学科不期而遇。他相信任何制度障碍或偏见都不复存在。然后，因为他自己都觉得有点无聊，所以补充了一句，说有朝一日人们或许不得不接受，这个问题碰到了它的天花板。尽管有很多天赋异禀的女物理学家，但是，至少有可能，她们在这个特定领域里将一直属于少数群体——尽管总体数量是充足的。也许，干这一行的，永远是男人比女人多。认知心理学中有一项基于大量实验形成的共识，认为在统计学意义上，男性与女性的大脑确实具有显著区别。这个问题的重点并不在性别优越感上，也不是为了说明社会环境的影响——尽管社会环境确实起到了强化作用。这些指的是经过大量观察所发现的认知能力上的先天差异。一系列研究及荟萃研究显示，通常女性拥有更强的语言技巧，更好的视觉记忆，更明晰的情感判断力和更优越的数学计算能力。男性则在数学解题能力、抽象推理能力以及视觉空间意识上得分更高。男性与女性具有不同的生活长处，对待冒险、社会地位以及等级制度的态度也不一样。最为重要的因素——而且这也是真正显著的差异——可以大致概括成一条“标准差”，它是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从童年时代开始，女孩就对人更感兴趣，而男孩则更关注事物和抽象的规则。从他们各自在科学界选择从事的领域中，就能看得出这种差异：更多的女性从事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更多的男性从事工程学和物理学。

        别尔德发觉屋里的人们已经越来越不注意听他在说什么了。“标准差”之类的词儿往往会对记者产生这种影响。后排有几个人在私下说话。前排，一个上了点年纪、绅士做派的男人闭上了眼睛。别尔德加快节奏，直奔结论而去。毫无疑问，可以采取很多措施，吸引更多的女性从事物理学，让她们在这个领域里广受欢迎。但是，未来也存在一种可能，当女人们更乐意从事的其他研究领域陆续出现时，也许就无须再浪费精力为男女平等而奋斗了。

        先前提出问题的那名记者在麻木地点头。她身后，另一位已经开始提出另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了。这个上午本来会像别的上午一样，渐渐被人遗忘，假如那位“科学研究学”教授没有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站起来，没有涨红着脸，伴随着一声巨响，将文件砸在桌上码齐四边，没有向整个房间宣告：“在我出门呕吐之前——我是说剧烈呕吐，为了刚才我听到的那些话——我想先宣布辞去在别尔德教授的委员会里担任的职务。”

        她大步向门口走去，在一阵话语喧嚣与推开椅子的响动声中穿过前排座位，记者们纷纷跳起来。他们终于把心思集中到工作上了，一个个兴高采烈、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加快脚步，跟在她后面。

        房间顿时变得空荡荡的，来自纽卡斯尔的量子引力专家、不久前上过“雷斯讲坛”的杰克·波拉德教授似乎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他在别尔德耳边说：“这下你可是惹火上身。她是后现代派，你瞧，一个精神空虚、动不动抨击社会的家伙，一个强硬的社会构成主义者。他们统统都是，你懂的。我们去喝杯咖啡如何？”

        此时此刻，这些术语对别尔德几乎没什么意义。他只有一个念头。这样做并不能减轻有人辞职的严重性。接着，他闪过一个更简单的念头。他应该尽快离开，尽管他知道波拉德想嚼嚼舌头扯扯闲篇。如果换作其他情形，别尔德会欣然与他在咖啡馆里坐上一个钟头。是有那么一个社交圈子，一个变化不定的国际组织，成员们怀着嫉妒、关切和归属感互相熟知，而且，自从当年追寻“经典弦理论之圣杯”——即基本力与万有引力的完全统一——的英雄时代以来，他们就结伴游历，间或传来有人放弃、有人去世的重大消息。最后他们看到了“弦”的局限，于是去拥抱超弦理论和杂交弦理论，通过这些线索抵达M理论如巨穴般洋溢着母性的避难所。每一次突破都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矛盾和用现有的物理法则难以解释的困境。本来说十个维度，一回头又看到了“超引力”，于是成了十一维！紧紧包裹在六个圆环上的多维空间，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卡鲁扎—克莱恩理论重见天日，还有“卡拉比—丘流形及轨形”那教人赏心悦目的复杂机关！还有宇宙在它诞生的最初百分之一秒里上演的非凡戏剧！别尔德并没有贡献什么创意，而且对其中的数学部分有些力不能逮，但他知道一点蜚短流长。还有那些笑话——那位被捉奸在床的弦理论专家冲着老婆嚷嚷，“亲爱的，我能把一切都解释清楚的！”道路何其漫长何其艰难，始终如此——人类智力的外刃与那些饱含着人性的故事交织在一起。那位连垂死的妻子都疏于照顾的理论家，终究还是没能重新构建课题；而那个寂寂无名的博士后以一种具有开创性的洞察力解决了一系列矛盾，结果却毁了自己的健康；某场著名的会议无耻地忽略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一个擅长逢迎拍马的庸才倒名利双收；两位曾经在一间实验室里并肩战斗的大腕最终形同陌路。

        没错，他本来很乐意聊天，可此时他察觉到身边围绕着某种抵触情绪，某种如同愈来愈浓重的黑夜或者类似情感的东西。他惹麻烦了，他应该趁着自己还没让事情变得更糟之前，尽快消失。他飞快地向波拉德和其他人道歉，拎起行李箱就从房间里走出去，穿过大厅，从大门口离开。门外，阳光和充斥在这座城市背景中的嘈杂声似乎缓解了他的焦虑。也许一道山岭也能起到这样的效果。没准儿这只是一场大惊小怪而已。他一路走来，经过南希·邓波儿在人行道上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听到她调子轻快、有条有理的只言片语：“……复活的人种改良学……关于人性的阴险主张……对于集体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攻击……”都是适合登上小报的惊人之语。有些挤在她身边的记者把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车顶当成写字台，另一些则已经在通过电话现场直播了。也许她并不知道他们的兴奋有一部分是针对政府的。政府的委员会惹上了麻烦。布莱尔的又一次失败。

        别尔德过马路时听到有几个人在喊他的姓，他置之不理。永远不要主动“送料上门”，成全一则新闻报道。可是，第二天，当他在“诺贝尔奖得主向实验室菜鸟说不”的新闻标题下，读到自己被写成“含羞落荒而逃”时，不禁怀疑，当时是不是应该转过头来。

        起初，这个故事看起来没什么后劲，也不会到处传扬。在经过一上午的新闻井喷之后，两天都没什么动静。他以为他已经渡过难关了。可是，那段时间里，有一份小报在忙着开展调查。周六，别尔德的“爱情生活”就被揭开，巧妙地与“向‘白大褂女生’说不”的故事编织在一起。

        到了周日，其他报纸再接再厉，疾步跟进，而他的形象被重塑为“滥交科学家”，一只“诺贝尔花心老鼠”，某种学识渊博的萨梯神——“山羊教授”。有些报道提到了奥尔德斯谋杀案，然而，别尔德原先那无辜、懵懂的绿帽丈夫形象，那个饱受轻浮妻子欺骗的天真的傻瓜，被人轻易忘却。现在他成了个讨嫌的人物，甚至在把女人赶出科学界的同时还要勾引她们。在那些更严肃的报纸上，他被人描写成从一名物理学家蜕变为“基因决定论者”，一个狂热的生物社会学家，其对于性别差异的看法显然间接源自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后者又是第三帝国种族论的产物。于是，一位记者在此基础上大胆推理——下笔时与其说对此深信不疑，倒不如讲就像写在日记本上一般轻松随意——提出别尔德是一位新纳粹主义者。一时间并没有人把这项指控当真，可是渐渐地，其他报纸似乎愈来愈有可能利用这个词儿做文章，哪怕他们并不认同它，也会用引号将这场侮辱一丝不苟地固定化、合法化。别尔德成了“新纳粹”教授。

        一份立场中间偏左的报纸辩称，男女之间的重大差异都是文化的产物。作为回应，别尔德写了一封略含讥讽的信，为了炮制这短短六行字，他足足花了四个小时，打了十几份草稿。信中反驳说，当今时代，男人无法怀孕，原来都得归咎于社会。信在报上发表了，可是似乎没人在意。

        一星期之后，这份报纸做东，邀请别尔德与邓波儿以及其他人到当代艺术学院，就“女人与物理”的话题展开辩论。如今他已下定决心，要趁机向世人澄清自己的观点。和他一起走上讲坛的，是来自各类人文专业的学者，大部分都是男人，个个都充满敌意。邓波儿教授没有到场，原因不明，她派来了一位同事替她发言。自然科学家都跑到哪里去了？开场前他一直在追问主办方。似乎没人知道。

        主讲堂的票子售罄。另一间屋里，还有一群人守着监视器。新闻报道已经洒足了狗血，吊起了胃口。人们想亲眼看看一头有血有肉的摩登怪兽，藉此得到点恐怖的刺激。就连他站起身时，都能听到有人大口大口地喘气。在愈来愈真切的满含嘲讽的低语声中，别尔德说起了同样的话题，还是那些关于认知的研究，不过这次说得更详细。当他提起根据荟萃研究报告，女孩的语言技巧的平均水准高于男孩时，屋里响起一阵嘲讽的哄笑，讲坛上的某位发言人凶巴巴地站起来，谴责他“试图藉由鄙陋的客观主义巩固并推进男性白人精英的社会主导地位”。这家伙刚刚落座，观众便向他报以那种似乎预示着一场革命的欢呼。别尔德懵了，他不明白其中的逻辑关系。后来，当他烦躁地质问与会者，他们是否认为万有引力也是社会的产物时，他听到了嘘声，观众席里有一位女士站起来，庄严地（颇具女校长风范）提议他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好好反思，因为其中饱含着“霸权主义的傲慢”。是谁给了他这种权力？现行的社会体系中究竟藏着怎样的无形的权力配置，能让他认为自己有资格以这样的措辞提出这个问题？他大惑不解，无言以对。“霸权主义”是一个经常被滥用的词。另一个是“简约主义者”。别尔德恼羞成怒，沿着非简约主义的思路说，那不要自然科学也无所谓。笑声经久不息，场内有人嚷道：“千真万确！”

        代替南希·邓波儿出席的是苏珊·阿佩尔鲍姆，一位来自特拉维夫的访问学者，讲演的主题是认知心理学，她穿着红蓝相间的连衣裙，轻快得像一只小鸟，倒是跟她嘁嘁喳喳的嗓门很般配。当众讲演搞得她很紧张，所以开场白说得笨头笨脑。讲堂里弥漫着怀疑与困惑。在观众们看来——他们似乎对所有事的看法都一样——她身上既有强项，亦不乏弱势。作为一个女人，她是个处于弱势的霸权主义者，而她看起来又不够自信，这就显得越发弱势了（别尔德觉得自己对“霸权主义”的运用已经越来越纯熟了）。非但如此，几分钟以后，她显然已经在攻击别尔德了。另一方面，她是个犹太人，国籍以色列，进而可以推论，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她是个压迫者。也许她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许她在军队里服过役。一旦她开始发动进攻，屋里的敌意就滋长起来。这群人都很后现代，都长着性能良好的天线，对于那条无法接受的界线特别敏感。但凡没有来自正确渠道的正确意见打动他们，他们的心就会冷下去。这位来自特拉维夫的女士毫不讳言其保守立场，其中还包括几条她与别尔德相同的基本假设。她是个客观主义者，因为她相信世界是脱离描述它的语言而独立存在的，她在发言中赞扬简约主义者的分析，而且她还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按她自己骄傲的说法，她是个“启蒙理性主义者”——别尔德从观众不以为然的低语中，察觉到这个说法至少有点失分，弄不好还会被人安上“霸权主义”的帽子。她坚持说，认知行为中确实有那么一种叫作“生物性别差异”的玩意，但是唯有通过实际经验得来的证据才能形成我们的观点。世上确有“人性”，而人性有其逐步演进的历史。我们并非生来白纸一张。她刚说完开场白，就已经抓不住整个讲堂的注意力了。

        当阿佩尔鲍姆驳斥别尔德的观点时，并没有多少人在好好听。那些研究的来龙去脉她都很清楚，而且知其一更知其二。有些研究还是她亲自开展的。文献资料清晰显示——并不存在认知行为上的重大差异，能让男性在数学和物理上拥有某种优势。只有在复杂的实验中，当实验者必须在多条解决路径中选择时，男孩与女孩、男人与女人之间才出现分歧。“人物皆有别”是个神话，曲解了某些设计粗劣却被反复引用的实验。另一方面，就社会因素而言，相关研究结果颇具说服力——比起客观测算的男女差异，“感知”与“期望”的信号要强烈得多。这一点本来应该能取悦她的观众，可他们走神了，压根就没有注意到她描述实验中婴儿被随机分配性别及姓名，而成人则被要求判断婴儿的各种活动。或者要求父母预测他们的孩子完成某项特定任务的能力。或者邀请专家学者以同等标准评估虚构的男女候选人。她说，这些是统计学意义上至关重要的数据，表明人们对于性别的感知，是一种强大的、对于采取何种态度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此外，还有那些经过充分研究的自给自足的循环——人们申请攻读的系科里，一般都有“与自己相像”的人，他们觉得在那里有可能获得成功。

        等到阿佩尔鲍姆开始作结论时，别尔德觉得场子里在听她说话的人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统计数字显然不是后现代人关注的焦点，历史轶事也不是。她提到了范妮·门德尔松，当时她被认为具有非凡的音乐天赋，与其弟菲利克斯·门德尔松不相上下。众所周知，她父亲曾给她写过一封信，说虽然音乐将会成为她弟弟的事业，她却必须将音乐当成一件装饰品，在礼拜天才有用。一百年之前，许多“科学的”理由大行其道，解释女人为什么不能当医生。时至今日，男孩与女孩、男人与女人之间，仍然有许多出于无心或者下意识、却被广泛传播的差异，供人理解和评判。实验调查显示，从摇篮时代到第一份求职申请，再到以后的岁月，沿着一道不断延伸的成长弧线，这些文化因素都要比生物因素重要得多。物理界的女性人数如此之少，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她坐下来，没人鼓掌。看她终于说完，大家倒是松了一口气。十分钟之后，会就散了。别尔德觉得这下总算是判了缓刑，便直奔门口而去。没准会有人说他刚才算是扳回了一局，别人则会认为他已经大获全胜。他能知道什么呢？他毕竟是个物理学家，不是什么认知心理学家。令人欢欣鼓舞的是，在当代艺术学院里，他好歹没有比刚开始时招来更多的厌恶。这些人不乐意依靠一个以色列人取得领先优势。这事也算不上体面，可对此他也无能为力。反正很体面，仍然毫发无伤。穿过走廊时，人群分开道让他过去，他们肯定都讨厌他。几秒钟之后他已经站在通往圣詹姆斯公园林荫道的门口了，一步跨出去就走到了阳光里，迎面撞上一个“欢迎派对”，大约三十个正举着牌子唱歌的示威者——“不要优生学！”“纳粹教授滚出去！”——十几家媒体，大部分都是摄影记者，还有四位伦敦警视厅的成员。

        也许事情本来不至于那么糟糕，假如别尔德没把自己在会场里那一股子洋洋得意的戾气带出门的话。示威者里有半打上了年纪的女人。其中有一个从一名警察身后蹿出来，从一只棕色袋子里掏出一只番茄朝别尔德扔过去。她离他只有十英尺远，根本来不及躲开。一只烂番茄向来是一则都市传奇。这一只尽管有点软，但看起来还是完全能吃的。它砰地砸在他的翻领上，在那里停留了好一会儿。当它继续往下掉时，他摊开手掌接住它，一时冲动，飞块地抛回去，后来他试图解释，说这完全是个戏耍的手势，既谈不上恼火，也没什么恶意。否则为什么连手都不抬高，当即从下面就扔回去呢？那只如今已经皮开肉绽的番茄，整个儿砸在那女人脸上，就在鼻子右侧的位置。伴随着某种奇特的声响——宛若一声哀伤而悦耳的汽笛——那个与别尔德年纪相仿、块头也差不多大的女人举起双手捂住面孔，弄得五官上涂满了番茄肉，同时双膝一软跪了下来。

        就色彩而言，这一幕构成了一张戏剧性十足的照片。若从别尔德身后取景，就拍到他向一个蜷缩在地板上的女人——一场血腥攻击的受害者——逼近的身影。在德国，这张照片登在一本杂志封面上，标题是“抗议者被‘新纳粹’教授击倒”。照片的背景部分，离焦点不远处，还竖着与此事相关的牌子。另一张同样被人到处转载的照片是从那位跪下的女人的头顶处拍摄的，恰巧捕捉到别尔德那抹冷血的微笑。当时他没能忍住，确确实实给逗乐了。番茄那么软，他扔得那么轻，而那女人的反应却像喜剧表演一般过火，一位女警察弯腰看她的神情是如此热忱关切，而另一位警察又那么自以为是，十万火急地调来救护车。好一幕街头活剧。另一位女警察站的位置离他很近，用自己的肩膀抵住他，让他明白挣扎根本无济于事。手铐，带着年轻女子的体温，在示威群众颇有教养的喝彩声中，咔哒一声扣在了他的手腕上。他被领着向一辆泊在林荫道上的巡逻警车走去，在他前面，六七个摄影师节节后退。车一开动，他们便沿着车两侧跑起来，鞋子发出咔哒咔哒的巨响，抓拍后座上坐在一团罪恶的阴影中的别尔德。

        警车驶过国立肖像美术馆，沿着查令十字街开，在福伊尔斯书店门外停下。那位惹人注目的、坐在别尔德身边的警官打开手铐，她的同事则从前排座位转过身，说：“你现在可以走了，先生。”

        “我以为你们要告我袭击他人。”

        “只是把你从一个可能出乱子的场合转移出来罢了。为了你自己的安全。”

        “那你居然能想到当着记者的面把我给铐起来，考虑得真周到。”

        “你能这么说，真是好心，先生。我们只是在尽职。不过还是谢谢你，先生。”

        有人替他打开车门，接着，他一个人站在人行道上，犹豫自己是不是有必要买一本书。没有。他回到自己的公寓，躺在边沿上积满污垢的浴缸里沉思，透过水蒸气，凝视着自己这尊颓败的“肉身群岛”——山一样的肚子，阴茎顶端，参差不齐的脚趾——三者连成一条直线，从一片灰色的肥皂水海洋中穿过。他对自己说，事情常常不像你想象得那样糟糕。这话没错。可有时候事情也会比想象得更糟糕：一个本已垂死的故事再度栩栩如生。

        此后的那一周，诺贝尔教授戴着手铐、谦卑的受害者跪在迫害者面前以及他那个正在邪恶狞笑的影像，犹如逆转录酶病毒，以数字化形式在世界各地蔓延增长。在中心，乔克·布拉迪抓住机会，迫使别尔德辞职。一个系列讲座被人愤而取消，大家认为，但凡他在各种公众场合露面，就有可能损害某家研究所或者某位莅临的达官贵人的好名声，至少，也会招来学生和年轻教师的不满。一位和善的公务员打来电话，问他是乐意辞去“物理英国”里的职务呢，还是被解雇。一家研究中心不辞辛劳地通知他，别尔德的大名——如今成了一摊烂泥——将不再出现在信笺抬头上。他到牛津某个学院的高级会所里寻求慰藉，顺便喝杯咖啡，三名英语文学教师一看到他就昂首出门，被他们扔下的椅子旁边搁着已经凉了的咖啡，格外扎眼。他的电话不怎么响——他的朋友都一声不吭，也可能就像他的前妻们一样，不是刻意缄口，便是大惑不解。不过，帝国理工学院对他建立的实验室和吸纳的资金颇为满意，所以站在他这一边。他还收到一封措辞可亲、大套近乎的信，敲着某家奥地利监狱的邮戳，来自一个因为谋杀一名犹太记者而服刑的新纳粹分子。

        整整两周时间里，他的脑子里只有这件事。梅丽莎好心劝他不要看报纸，他不听。直到那叠重达两公斤的早报里再也没有新料可抖时，他心里居然生出某种古怪而扭曲的失望，眼看着就要空下来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整日整夜地消耗他的精力了。他发觉自己有点强迫症，忍不住要追看对这个“外星人”，这个挂着他名字的“阿凡达”，这个“羊怪猎色狂、科学界反女权分子、优生学倡导者”的种种描述。他很困惑，不知道这最后一张标签是如何贴到他身上去的。不过，在樱草山，他怒气冲冲地在婴儿车和放风筝的游客之间穿行了几个来回之后，得出了初步结论。“第三帝国”在触及人类事务的遗传学上投下了禁制的阴影，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之久——至少，投射在那些不从事该学科的人心里。在某些人看来，但凡提及遗传影响、遗传差异的可能性，进化史在某种程度上在认知行为、两性特征以及文化上打下的烙印，就相当于加入集中营，志愿与孟格尔医生一起工作。

        当他试着与生物学家朋友们探讨这个概念时，他们都给逗乐了。那都老掉牙啦，是七十年代的玩意，如今已经有了一种新的共识，不但适用于遗传学，也能放到一般的学术问题上。他的看法太偏激啦。再喝一杯吧！可是，关于记者或后现代主义者，他们知道点什么呢？在别尔德看来，解决办法很简单。全神贯注于光子——不要在人类阶层问题上纠结不清、横加指责或者妄言争辩。他的人工光合作用研究进展顺利，一个实验样品已经利用光将水有效地分解成氢和氧。人类文明需要一种安全的新能源，而他堪为此用。他会得到救赎的。要有光！

        尽管下定了决心，他还是以为这回出的丑会让自己难堪好几年。结果怎样呢？平安无事。他的“阿凡达”消失了。一夜之间，他的形象仿佛被人用气笔从公共印刷品上修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宗非法操纵足球赛的丑闻，具有缓慢疗伤功效的健忘症开始发作。他失业了一阵子，相隔四月之后，就在BBC世界新闻频道里开了六次小讲座，漫谈爱因斯坦。德国的一个研究组织引诱他登上了他们家的信函抬头。剑桥发觉这是个天赐良机，可以把他从帝国理工学院里撬走，于是“帝国”打出王牌，力压剑桥，不仅多派给他两个研究员，而且投下更大把的资金。伦敦大学学院也想从他身上分一杯羹，送上一个荣誉学位作为关系柔顺剂，接着，加州理工学院也插进来，还有几个麻省理工学院的老朋友也想将他拐走。

        公众真是宽宏大量啊，诺贝尔奖得主的光芒映照在高等院校上，润滑着资金获取链的齿轮，何等相得益彰！

        出租车绕着特拉法尔加广场转了一圈，稍停后准备汇入斯特兰德大街的堵车洪流，此时他迟到已经超过一个半小时了。五分钟之后，他还是没法前进。在过去的四个钟头里，他的思绪似乎被延误与恼怒钳制住了，直到此刻，坐在纹丝不动的出租车里，他才突然对密闭空间忍无可忍。他从驾驶座挡板的狭槽里塞进一张二十英镑钞票，拿起行李钻出车，拖起它朝萨沃伊酒店跑。步行没准会到得更晚，但他好歹是以行动在赶路，而不是只想不干，这样能让他觉得轻松点。拽着带滑轮的重负蹒跚而行，在行人中你追我赶、闪展腾挪，这种强度的“训练”是他这几年来一直发誓要自己保持的。他衣冠不整，紫色领结戴歪了，昂贵的羊毛正装未经熨烫，穿着这身大衣走在现代英国的冬天里也太热，他一脚轻一脚重地往前赶，一条腿得体地显摆着迈步向前的姿势，另一条腿则在疾步飞奔，就像一个胖小子踩着弹簧单高跷，倏忽间蹦上了斯特兰德大街。一分钟之内，他的胸口，左肺深处偏下的某个平时不怎么注意的区域，某些不常顾及的肺泡，便尖锐地刺痛起来，于是他放慢了脚步。没有什么会议是值得为之一死的。车辆又动起来，他刚才待过的那辆出租车，此刻已换成“待运”状态，从他身边飞驰而过，而他却还在向着酒店方向慢慢挪。

        酒店大堂里，两个张罗会议的人正在等他。年轻的那一个接过包，另一个年纪很大，穿着一身色彩鲜亮的运动夹克，重重地倚在一根拐杖上，脸上仿佛戴着一张缀满老人斑的死亡面具，他指指自己的手表，领着他上楼。

        “一点问题都没有，”此人一边费力地让自己的身躯在富丽堂皇的引力场中穿越，一边哑着嗓子说，“我们重新调整了流程。五分钟后轮到你。”

        别尔德听到此话时正情绪高昂，因为相比之下他觉得自己既年轻，又无懈可击，他的双脚踩在厚地毯上的动作令人愉悦，胸口的痛楚也没了。

        另一位官员是印度裔，年纪更轻但头衔更高，以一整套傲慢的甩开双开门的动作——进而传来场内茶点时间的一片叮当声——迎接他的到来。经过起初的寒暄——万分荣幸啦，千恩万谢啦，翘首以待啦，迟到之事万勿介怀啦——这位名叫萨利尔的小伙子（别尔德记得这一点是因为跟他互通过电子邮件）一路跑过观众阵营：公共事业机构里的男男女女，几位公务员，几名大学教师，没有记者。

        不过别尔德并未全神贯注，因为他的视线已经从萨利尔的脸上移开，越过小伙子穿着黑色正装的肩头，落到整个房间以及屋里那群口若悬河的人身上。以高高的窗户和窗外正渐渐入夜的泰晤士河为背景，铺着白布的桌子上排列着方瓷盘，盘上密集堆放着切掉硬皮的三明治，活像胖乎乎的枕头。即便从他站着的位置，他也能分辨出夹在三明治里的烟熏三文鱼那肥美的粉红色条纹。柠檬片矫揉造作地点缀在桌子上，宛若到处散布魅惑的黄色微笑，屋里却没人注意。此时他并不真饿，而是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处于“前饥饿”状态。也就是说，他能体会，如果在一小时之后，从那些食物里挑几件码到盘子上，然后一边吃一边凝望河水，会是多么惬意的事。同样地，他也能轻易体会，一旦下午茶时间告终——肯定会在他开始讲话时告终的——盘子撤得太快，会是多么遗憾的事。还是现在就吃点儿更保险。

        萨利尔正在说：“一大帮保守派，公共事业投资人，当然不太懂科学，所以如果能说得不那么技术，就会得到发自内心的赞赏。”

        别尔德的肩膀向房间内侧转，此举成功地提醒了他的东道主——此人显然脑筋活络，懂得察言观色——他一边递来一个白信封，一边大声说：“不过，当然啦，您得先吃点东西！还有，请拿好您的酬劳。”

        一分钟之后，别尔德端起盘子——薄薄的面包片之间夹着厚厚的烟熏野生三文鱼，鱼肉上点缀着小茴香和黑胡椒粉，每个三明治被均分成四小块，盘子上一共堆了厚厚的九小块——这个数量本来是防患于未然，反正他也不用全吃光。可他真的吃光了，而且吃得飞快，也没吃出多少满足感来，甚至一点儿都没想起那条河，因为先是有个温言软语、结结巴巴的男人想跟他说说儿子的物理考试，接着，一位个子高高、驼背弓腰的男士——他的姜黄色络腮胡毛糙尖锐，一双似乎在兴师问罪的大眼睛不安地凝视着远方——向他作了自我介绍。他名叫杰瑞米·梅伦，是一位从事城市及民间传说研究的讲师。别尔德一边吃第六块，一边忍不住问梅伦究竟为什么到这里来。

        “呃，我对于被环境科学激发的叙述形式感兴趣。毫无疑问，这是个史诗般的故事，有一百万个作者。”

        别尔德将信将疑。这种说法有点南希·邓波儿的路数。那些老是念叨“叙述”的人往往对于现实有某种微醺的概念，相信现实的所有叙述版本都具有相同的价值。不过，他甚至用不着寒暄一句“这多有意思啊”，因为人们已经放下杯子和茶碟，急着找自己的座位去了，那个拄着拐杖的老家伙冲着他做鬼脸，并且再一次拍拍自己的手表，眼前所剩的时间刚好够他囫囵吞下最后三片嵌在面包里的烟熏三文鱼。

        别尔德被人领到一个特意打造的舞台上，那人指给他看，一大盆教人厌恶的红黄郁金香背后，有一张橙色塑料椅。他努力不看那些花。他觉得这场会议里弥漫着某种脱离现实的气息。好几百号人排排坐定，在他面前形成一道浅浅的弧线。那么多张面孔的粉红色看起来颇为荒诞。他们的喋喋不休在一个回声效果强烈的房间里回荡。萨沃伊酒店在他脚下摇摆，或者说起伏，仿佛它已滑入河中，随着翻腾的潮水而晃动。他忍不住让一阵哈欠涌上来，随即皱紧鼻翼，把哈欠强压下去。他得面对这一切，他有点儿想吐，一个呼吸粗重、皮肤上斑斑点点、因为蛀牙或者牙周脓肿而口气难闻的技术员弯腰凑近他的脸，好够到一只无线话筒，这样做可不会让他更好受些。

        别尔德坐着，跷起二郎腿，脸上照例挂着一抹半冷不热、似有若无的微笑，假装在听萨利尔既冗长又让人不胜厌烦的介绍，且愈到后来愈是烦人，直到最后，他在观众厌烦的掌声中站起身，在讲桌后就位，双手紧紧抓住讲桌边缘，他觉得自己仿佛漂在海上，轮船搁浅在滞塞的河口处淤积的潮泥中，可怕的恶臭气味让他犯起油腻腻的恶心，这股气在他肠子里腐坏，一阵阵翻涌，污染着他的呼吸、他的言辞，突然间，也污染了他的思绪。

        “这座星球，”他说，嘴里冒出来的话让自己也吃了一惊，“病了。”

        先是传来一声叹息，紧接着观众席上响起厌烦的低语。养老基金经理们喜欢听更含蓄微妙的字眼。不过，“病”这个字一出口，就好像真的吐了出来似的，别尔德顿感一阵轻松。

        “治疗疾病是当务之急，也代价不菲——也许费用高达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之和的百分之二，如果我们延误治疗，更会昂贵得多。我相信，而且我来这里也是为了告诉你们，无论谁乐意伸出援手、推进治疗，参与这套疗程的实施并投入资金，都会赚到一大笔钱，数额将会令人咋舌。正在讨论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又一场工业革命。你们的机会就在这里。煤炭和石油一前一后，合力创造了我们的文明，它们都是美妙绝伦的能源，将数以亿计的我们从乡野生存状态造成的心智牢狱中拯救出来。正因为人类从日常苦役中解放出来，再加上我们生性好奇，所以在短短两百年中，我们的基本知识水平就有了几何级数的增长。疗程始于欧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它已经扩展到亚洲部分地区，抵达印度、中国和南美洲，而且将会进军非洲。我们其余的所有问题和分歧掩盖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简直没弄清楚自己已经取得了多大的成功。

        “所以，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向自己的创造力致敬。我们是非常聪明的猴子。可是我们的工业革命的引擎一直都很便宜，这种能量伸手可及。没有它我们哪儿都去不了。瞧，这种情形是多么美妙。一公斤汽油包含大约十三千瓦时能量。几乎无与伦比。可我们想替代它。拿什么替代？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最好的电池能储存大约每公斤零点三千瓦时的能量。而这个比例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十三比零点三。没得比啊！然而，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这份自由选择的奢侈。我们之所以必须尽快替代汽油，是出于三个迫在眉睫的理由。首当其冲，也是最为简单的理由是，石油是一定会耗尽的。没人知道确切的时间，但目前的共识是，在今后的五到十三年内，我们的产量将在某个时间点达到峰值。在此之后，产量将会下降，而与此同时，随着全球人口扩大，人们努力改善生活的愿望加强，我们对能源的需求也会持续增长。其次，许多出产石油的区域政局动荡，我们再也不能冒险对他们妄加依赖了。最后，也是至为关键的一点，燃烧矿物燃料、将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排入大气层的做法，正在使这座星球持续变暖，而造成这种变化的机理我们直到现在才开始理解。不过，在这方面基础科学已经有所进展。我们或是先放慢节奏，然后停下脚步，或是最晚到我们孙辈，面临大规模的人类灾难。

        “而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中心问题，那是燃眉之急。我们怎么才能既放慢节奏进而停下脚步，又能使我们的文明得以持续，并且继续带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走出贫困呢？靠道德教化不行，仅仅去玻璃瓶回收站、调低温控开关、购买小排量汽车也无济于事。那样只会让大难临头的时间晚上一两年而已。诚然，任何延缓举措都是有用的，但那解决不了问题。除了道德之外，这个问题还需要有别的行动。道德太被动了，太狭隘了。道德能驱动个体，但对于团体、社群，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而言，道德是一种羸弱的力量。国家从来都无道德可言，虽然有时候他们也许认为自己具有道德感。就群体范围内的人性而言，贪欲会压倒道德。所以我们只能在解决方案中引入庸常的利己冲动，同时褒奖新事物，提倡发明带来的快感，鼓励独创性与合作精神，以及获取利润的满足感。石油与煤炭是能量载体，因此，抽象地说，它们就是钱。而解决这个燃眉之急的答案当然就在钱，在于你们的钱必须流向哪里——也就是说，必须流向我们用得起的洁净能源。

        “想象一下，两百五十年前，我站在你们面前——而你们，是一群乡间绅士和女士——假设适逢第一次工业革命来临，我告诉你们应该投资煤炭和钢铁、蒸汽机、棉纺厂以及此后的铁路。抑或是大约一个世纪之后，随着内燃机的发明，我预测到石油将会越来越重要，所以怂恿你们投入资金。又或者再过一百年，投资微处理器、个人电脑、因特网以及它们提供的种种机遇。所以，女士们先生们，眼下是又一个这样的时刻。别被那种幻想诱惑，以为离开全球的自然环境，世界经济和证券交易所还能独善其身。我们的地球是一个有限实体。那些数据就摊在你眼前，你可以选择——人类的工程必须使用安全而洁净的燃料，否则它就会失败，会覆灭。你们，代表着市场，可以借机发迹，一路掘金，要不就与其他事物一起归于覆灭。我们正并肩站在这块礁石上，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他听见轻蔑的低语从房间不同位置传来，他觉得，这是从他说到“全球变暖”开始的。他的恶心越来越强烈，他体内的五脏六腑都涨得鼓鼓的，可恶地翻腾不已。刚才他一边听萨利尔的介绍，一边注意到身后的天鹅绒幕布中央有一条缝——他没准就需要一条这样的逃生通道。他停下讲话，深吸一口气，站直身体，扫视整间屋子，想找出谁在唱反调。他做了一辈子的公开演讲，很懂得面不改色的停顿有多么重要。他知道伦敦老城区里那些实力雄厚的公共机构，滋养着一种颇为兴盛的文化，面对基础物理学以及多年积累的良好数据，一律毫无理由地拒绝。那些不愿接受的人，就跟随处可见的人们一样，通常都惦记着做生意。他们生怕危及股价，他们怀疑气候科学家也在经营着某种自给自足的产业，就跟他们一样。别尔德就像一个新近皈依的信徒那样，对他们满怀鄙夷。

        他吸口气，继续讲下去，此时他的喉咙口升起腥味十足的反刍，像是盐渍凤尾鱼再溅上一点儿胆汁的味道。他闭上双眼，重重地吞咽了一口，换了种说法。

        “我在昨天的报纸上看到，只需要再过四年，我们就会迎来查尔斯·达尔文诞辰两百周年以及初版一百五十周年。相关庆祝活动必然会让另一位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家的著作黯然失色，他名叫约翰·廷德尔，爱尔兰人，就从同一年——1859年开始认真研究大气层。他的兴趣点之一是光学，因此我对他倍感亲近。他第一个提出天之所以是蓝的，是因为光在大气层的散射，他还率先描述并解释了温室效应。他制造了实验仪器，用来演示水蒸气、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如何通过阻挡阳光的地面辐射为地球保暖，从而保证了万物生长。他曾写过一句很出名的话，说一旦掀开这条由水蒸气和各种气体构成的毯子，”——别尔德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你就一定会摧毁每一株在气温降至冰点时就会被摧毁的植物。我们的田野和花园中积存的热量将会毫无保留地洒向空中，而太阳将会升起在一方禁锢于冰天雪地的岛屿上。

        “二十世纪初，有些人知道工业革命使得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所增加。在此后的岁月里，人们准确地了解了这种气体分子如何吸纳波长更大的辐射光，从而保存热量。二氧化碳越多，这座星球就越暖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颗无人操纵的人造卫星显示，我们的邻居金星的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比重占百分之九十五。而它的表面温度高达四百六十度，热得足以熔化锌。如果没有温室效应，那么金星与地球的温度应该相差无几。五十年前，我们每年向大气层排放一百三十亿公吨二氧化碳。如今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个倍。二十五年多前，科学家第一次就人为的气候变化问题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警告。近十五年内已经有三份IPCC的报告，警示危机正在加剧。去年有一项调查，汇总了将近一千份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结果显示没有一份与主流观点相左。忘记太阳黑子吧，忘记1908年的通古斯陨星吧，也别提石油工业的‘走廊议员’以及他们的智囊团和媒体顾问吧——他们就像烟草业的‘走廊议员’们一样，假装在这个问题上有两派对立，假装科学家们为此泾渭分明。其实相对而言，科学往往是单纯的，一边倒的，无可置疑的。女士们先生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已经延续了一百五十年，早在达尔文的付梓时就已开始，因而与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一样不容置辩。我们观察过，因而洞悉其机理，我们测量过，得到的数据能自圆其说，地球正在变暖，而我们知道原因何在。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争议，事实一目了然。这也许会让你们难过、害怕，可同时也应该会让你们放下疑虑，自由地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走。”

        想呕吐的感觉又涌上来一波，眼看着要逼他当众丢丑。他直冒冷汗，脊梁骨阵阵作痛，羸弱无力。他得不停地往下说，好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而且他还得说得飞快。那感觉追赶着他，他得跑。

        “所以，”他说，从喉咙里某个黏糊糊的东西之间挤出字来，“请允许我提几条建议。总体而言，根据我的调查，你们所在的各种组织代理着大约四千亿美元的投资。当下是全球市场的黄金时代，有时候看起来这场盛宴永远不会终结。但是你们也许忽视了一部分，而这个部分正在以每两年就翻个倍的发展速度将其余的部分甩在后面。你们也许注意过，你们也许随即转身离去。它看起来不那么值得重视，你们也许以为这只是一时风尚，转瞬即逝，有太多来自斯坦福的后嬉皮时代的财阀在里面掺和了。但是，除此之外，‘掺和’在里面的还有英国石油公司、通用电气、夏普、三菱。可再生能源。革命已经拉开帷幕。至于市场，新能源甚至会比煤炭或石油更有利可图，因为如今的世界经济容量已经扩大了许多倍，变化速率也快得多。你们能赚到巨额财富。这个部分生机勃勃，发明迭出——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具有发展潜力。数千家尚未开价的公司将自己定位在新技术上。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们正在涌进这个‘部分’。专利局和供应链上排起了长龙。这是一片梦的海洋，充满现实主义的梦想，比如从藻类中提炼氢，用转基因微生物制造航空燃料，利用阳光、风力、潮汐、海浪、纤维素、居家废品来发电，从空气中析出二氧化碳并将其转化成某种燃料，研究植物生命之谜并加以效仿，等等。如果有个外星人在我们星球登陆，并且注意到这座星球沐浴在光芒万丈的能量中，那当他知道我们认定自己面临能源问题、为此不惜想到用燃烧化石燃料或者制造钚元素的方法来毒害自己时，一定会惊诧莫名。

        “想象一下，滂沱大雨中，我们在一片森林边缘邂逅一个人。这个人快要渴死了。他手里握着一把斧子，正在砍树，好从树干里吮吸汁液。从每棵树里确实能喝到那么几口水。他周围一片狼藉，只见死树，不闻鸟鸣，而他也知道森林正在消亡。那他为什么就不能仰起头喝天上的雨水呢？因为他砍树技术专业，因为他向来如此，因为他把那些倡导喝雨水的家伙视为异类。

        “那故事里的雨水，就是我们的阳光。一种让我们的星球浸淫于其中并且驱动其气候和生活的能源。它宛若持续不断的水流，洒落由光子构成的甜蜜的雨水。一枚光子击中半导体后就会释放一枚电子，电就是这样诞生的，事情就是这样简单，电正是来自阳光。这就是光生伏打，爱因斯坦描述了这种现象，并赢得了一尊诺贝尔奖。如果我信仰上帝，那么我会说这是他赠予我们的最伟大的礼物。可我既然不信上帝，那么我就换一种说法，物理法则是何等眷顾人世啊！不到一小时内洒落在地球上的阳光，就能满足整个世界一年的需求。在我们那些炎热的沙漠中取出一小部分阳光，就能为人类文明提供能量。没人能占有阳光，没人能将它私有化或者国有化。不久以后，每个人都能收获阳光，从屋顶上，从船帆上，从孩子的背包上。我一开始就说到贫穷——在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中，颇有几个是拥有丰富太阳能的。我们能通过向他们购买电力来帮助他们。而他们的国内消费者，将会乐意致力于太阳能发电，然后卖给电网。这是根本大计。

        “有十几种已获得证实的方法，可以用阳光发电，但终极目标还有待实现，而这一点最触动我的心。我说的是人工光合作用，是复制大自然穷三十亿年光阴臻于完美的那些方法。我们将直接利用光从水中分解出氢和氧，同时日日夜夜运转我们的涡轮机，或者用水、阳光和二氧化碳制造燃料，建造脱盐厂，既可以发电，又制造淡水。相信我，这个目标会实现。太阳能会发展，而且，在你们的帮助下，在得到你们和你们的客户的资助之后，它会发展得更快。基础科学、市场以及我们严峻的现状将会合力判定，这就是未来——是逻辑，而不是理想主义在强有力地推动着它。”

        他觉得自己立马就要吐出来了。他的脑中一片空白，生怕有片刻的空隙，于是把浮现在脑中的第一个念头说出来，于是他的话题一下子陷进了一段个人插曲。起初有些茫然，他就像是个为了测试麦克风而把早餐吃了什么一样样报出来的家伙，跟听众说起了自己当天下午走出机场之后的那段旅程。他很快就认定，讲这个故事未必失策。他必须实实在在地接触他的听众，到现在为止他还没说出什么好玩的话，可这里是英国啊，但凡是公众场合的演讲，英国人总是期待被人逗乐，哪怕只有一点点好笑也成。眼下，他一说起机场商店里买报纸的事儿，就把那股子呕吐感给压下去了。当他承认自己对某种风味的薯片情有独钟时，那几排正装革履的人士中间响起一阵刻意压低的笑声。也许是出于同情吧。

        他正在给自己的故事做热身运动，他相信自己一边叙述，一边能发现如何让这故事得出一个有用的结论。他开始讲，说到拥挤的火车，说到桌上的那瓶水，旁边那只被他自己打开的刺眼的袋子，还有一个高大的小伙子的怒目而视——那目光教人身心交瘁。当他描述起两个冤家狼吞虎咽那袋零食的情形时，人们颇为受用地吃吃窃笑。别尔德并没有添油加醋，只是在说到他为了报复猛地抢过那瓶水、几口喝完再扔回到桌上时，加重了语气。他慢悠悠地描述那男人如何将他的行李箱从架子上划拉下来，而他自己又是如何火冒三丈地拒绝与那人和解。他故意拖拖拉拉地交代自己在月台上盘桓的那几秒钟，直到真相大白——揭示真相时，他骤然加快节奏，当他伸出手臂，勇敢地模拟自己当初如何拽出第二只袋子展露在眼前——就好像哈姆雷特抓住约里克的颅骨，他的听众咯咯直笑，有的甚至放声大笑，于是，一阵迫不及待的得意涌上他心头。没错，看起来他们比刚才更喜欢他了。

        他急匆匆地向着结论进发，他得交代讲这个故事的理由。他的观点是否多少有点牵强，抑或，他倒碰巧发现了两条意义重大的真理？没时间考虑了。

        “我在帕丁顿车站有两个发现，首先，面对严峻的局面，面对一场危机，我们必须懂得——有时候懂得太晚——问题并不在别人，不在体制，不在事物的性质，而在我们自己身上，应该归咎于我们自己的愚蠢行为和不靠谱的假设。其次，在某些时刻，获得新信息将迫使我们从根本上重新理解自己的处境。工业革命恰恰就是这样的时刻。我们穿过一面镜子，万事皆已变形，旧范例要被新样式取而代之。”

        然而，末尾的这些华美辞藻里却蕴涵着某种令人沮丧的气息，他的声音回荡在自己耳朵里，显得有气无力，毕竟他的结论是空洞的。这是在哪里？他的身体很清楚。他松开紧抓住讲桌的手，转过身梦游似的穿过幕布间的空隙，走进一块昏暗的空地，间或有几根看起来像是椅子叠成的若隐若现的柱子。在颇有气势的掌声中，他鞠了两个躬，而与此同时，他背负的压力仿佛经过了鱼油的良好润滑作用，无声地离他而去。他把那个姿势保持了几秒钟，等待更多的掌声。没有动静。于是他往外走到低台上站定，庄严地用一块手帕轻抹双唇，让萨利尔致以谢词。

        那些养老基金投资经理和其余人等款款移步，回到那块硕大的、有侍者们斟酒服务的招待区。别尔德收取酬金的条件之一，就是要跟他的听众至少应酬半个小时。他端着一杯纯净的夏布利酒站在那里，一张张下面戴着领结的面孔在他眼前次第掠过。人们告诉他，他的发言“有意思”，甚至“很迷人”，他们说这话时真心真意、彬彬有礼，可是很显然，没有人因此而改变投资策略。他听说，此前有位石油问题分析家说服了整个屋子里的人，如果将沥青砂和深海钻井考虑在内，那么已知的石油储备可以供应五十年。

        一个脸色白得吓人、留着棕色方形短髭的小伙子说：“无论如何，这些岛其实就是由煤炭构成的。如果不考虑道德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拿客户的钱冒险，投在那些未经证实、不可持续的能源形式上呢？”

        一个站在他身边的女人代表别尔德开口说：“石器时代可不是因为缺少石头才终结的。”

        这句出自石油酋长亚马尼之口的孱弱言论，他以前听过太多次，以至于根本就不想跟别人一起笑。

        另一位说：“反正英国的阳光和风能并没有多到足以驱动经济的地步。”

        另一个人站在他身后，别尔德看不见，那人说：“所以我们就得从北非购买太阳能。在这种情况下，你又如何保证能源供应呢？”

        他一边对付这些问题，一边接过第二杯葡萄酒，尽管他知道现在应该是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的时候，突然，他看见那位叫梅伦的讲师在那里等着想跟他搭话，急得胡须都打起颤来。

        总算能插进话时，他说：“我很想知道你那个故事是从哪里听来的。”

        “什么故事？”

        “你知道的呀。就是那个关于火车上的小伙子的故事。”

        “我说过。这是今天下午发生在我身上的真事。”

        “得了吧，别尔德教授。我们都是大人啦。”

        基金经理们觉察到有人在向另一位发出谴责，纷纷挤过来，想在嘈杂的人声中听个真切。

        别尔德说：“你说的我没听明白。你得解释解释。”

        “这故事你讲得很好，而且我也能看出它与你的目标相得益彰。”

        “你认为这是我杜撰的？”

        “正相反。这故事很出名，有诸多版本，在我的领域内有深入研究。它甚至还有个名字——叫‘无心窃贼’。”

        “是吗？”别尔德冷冷地说，“真有意思。”

        “千真万确。各种版本都保持着几条稳定不变的特征。比如，那个被冤枉的对象通常是个边缘人物，往往具有威胁性——补锅匠，外来移民，朋克，甚至还有残障人士。你说的那位身材健硕、戴着耳环的小伙子就很符合条件。被冤枉的对象通常对那个浑然不觉的窃贼表现出某种善意，而这就使得真相大白的那一刻显得愈发痛苦。在你的故事里，这一点表现为他把你的行李拿了下来。有一条定律，‘无心窃贼’的故事——在这个领域里它简称Ut——所表达的焦虑和内疚，与我们对于弱势群体的敌意有关。也许在文化中，它属于某种无意识的纠错行为。”

        “你肯定曾经突然意识到，”别尔德说，他决定要面露微笑，“时不时地，它确实会发生，人们的故事会成真。你知道，身处一个公共交通运输时代，人们往往都挤作一堆，手里拿着的食品包装都一模一样。”

        “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故事时而流行时而沉寂的方式，如何口口相传，如何淡出视线，几年之后又如何以另一种形式再次粉墨登场——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公共再创造’。Ut的概念自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普及。我们直到五十年代才开始有相关记录，到七十年代初已经不胜枚举。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一部小说里写过一个版本。他一直坚持说自己确实在一列火车上碰到过这件事——而这恰恰是另一条共同特征。通过声称这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人们不但将这个故事本土化，而且证明了它的真实性——它发生在他们身上，它发生在他们的某个朋友身上——从而使其隔绝于原型。他们赋予其原创性，他们声称版权是自己的。Ut在杰弗里·阿切尔的小说里出现过，还有，我想，罗尔德·达尔也讲过，作为一个真实的故事，上过BBC和《卫报》。至少两部电影里用过这个桥段——《午餐约会》和《勃艮第炖牛肉》，它还……”

        “很抱歉让你失望了，”别尔德说，“可我的经历属于我自己，不是什么该死的集体无意识。”

        这位民俗学者颇有点自闭症病人一条道跑到黑的劲头。“对，你的版本也有新意，就是薯片。我听说过饼干、苹果、香烟、整盒午餐，倒是从没听说过薯片。也许我会把它写下来投给《当代传奇季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当然，我会用你的化名。”

        可是别尔德已经转过身去碰一位侍者的手肘了。

        那个面色苍白、留着一撇小胡子的基金经理说，“所以这些故事就跟黄段子一样循环不息。”

        “正是。”

        “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关于布里斯托尔动物园和停车场服务员的故事？你瞧，二十四年了……”

        别尔德对侍者说：“我无所谓，只要不是单单一杯麦芽酒就行了。一杯三倍分量的，要足量的，加一块冰，你是不是能马上给我端来。”

        六点三刻。只要再过十三分钟，合同规定的社交时间就能耗完了。他今天正儿八经喝的第一杯酒，很快就能送到他手里，一想到这个，他的精神头就已经好了起来。他坚信在这样的酒店里当差的侍者一定会不辞辛劳地跟踪他的路线，于是就从梅伦身边走开——梅伦正在就“无心窃贼”的叙述亚类型侃侃而谈——穿过房间，与一位举止温文尔雅的男人聊聊金融衍生产品。

        她长得美，为人风趣，心眼也好（她真是个好人），那么，梅丽莎·布朗恩有什么缺点呢？他花了一年多才找到。她的性格有一点瑕疵，就像一格窗玻璃上有个气泡，这点瑕疵遮蔽了她对迈克尔·别尔德的洞察力，让她相信他真的适合扮演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角色。他既不理解，也不太能原谅这样的判断失误。她知道过去那些事，明明有铁证摆在她眼前，按理说她应该怀疑还有不少别的猫腻，可她偏偏死死地守着自己的幻觉，以为她能改造他，让他变得善良、诚实、深情，最重要的是，变得忠实。她的渴望并不是——他觉得她明白这一点——在他年近七旬时把他变成另一个人，而是温柔地引导他回到自己的自然状态，找回他真正的自我——那个他自己并未认定的自我。这是她从没说出口的雄心。比方说，靠威吓或者批判是没法帮他减肥的，只能满怀深情地调配既健康又美味的食品，它们能减轻他的负担，回到三十岁的体型——那是他最理想的状态。如果她的食谱功败垂成，那她就接受他的老样子。

        她容忍他的离开，容忍他在海外时杳无音信，因为她有把握，到头来他一定能看出她的做法有多么重要。何况，她自己的生活也够忙的。她坚韧不拔的信念令人动容，而别尔德从来都不是一个无耻到底的混账男人，总觉得这份信念像是某种责备。在那段他饱受媒体攻讦的日子里，她已经看到了他最糟糕的状态，而她的信念却并未动摇。看起来她倒更爱他了。怀着一个理性主义者的所有激情，她支撑着他渡过毫无理性可言的风暴。但是，她从来不会把她的理性用到她的爱情上。但凡她用了，这段关系可能早就散了。当他发觉她是那种只能爱上一个亟需拯救的男人的女人时，颇感烦恼。而且她喜欢那个被拯救者比她老一大截。他跟她那堆惨兮兮的旧情人和那位前夫，是不是一路人呢？那些上了年纪的笨蛋、混账、输家、蠢货——都是剥削别人的家伙——她凭着一腔善意也无法拯救他们，而且他们辜负了她生一个孩子的期望。他们这些人，虽然没有谁赴过瑞典国王的晚宴，却都属于同一种类型。能由着梅丽莎把他当成自己的一项成就，是这类人的显著特征，可他觉得自己胜任不了这项工作。他觉得自己也会辜负她要个孩子的念想。

        “为什么看上我？”有一回他跟她做完爱，仰卧在床上时，这样问她。这问题听起来很成熟，而且颇有恭维的味道，言下之意是他配不上她。

        “因为，”她只答了这两个字，便跨坐到他身上，又让他兴奋起来，她的圆滚滚、慢腾腾的迈克尔，长久以来，他一直以为半小时内再来段“返场”早就是遥不可及的年少轻狂。

        她开了连锁店——如果三家也算“连锁”的话——都位于伦敦北部，卖舞蹈服装。她的顾客既有伦敦剧团的职业演员，也不乏各种各样的业余爱好者，包括那些厌倦了瑜伽课的年轻妈妈，甚至还有像别尔德那样老迈的男人，他们突发灵感，认为跳跳踢踏或探戈是能让自己找回青春岁月的最后一搏。不过，对于一个利润微薄的行业而言，居于中心地位的是卑微的梦想家们永恒不变的内核，一个历经世代打磨的不知疲倦的芭蕾伴舞员形象——小女孩们揣着怀旧的渴望，穿上芭蕾裙、紧身衣、芭蕾裤、软鞋，在镜子和横杆前旋转，接受一位生性严厉、内心高尚、曾经当过芭蕾明星的夫人的严格训练。那个在饱经脚尖磨损的舞台上吃苦受累的梦，那个首次登台，首次在人们惊讶的凝神中屏住呼吸、从舞台上一跃而起的梦，在电子时代、少女乐队和电视肥皂剧的包围中依然生生不息。这幻想颇有张力，以至于人们会觉得它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在梅利莎的库存里，最小的芭蕾裙是给十二个月大的女婴穿的。而这些女孩儿的母亲都记得自己的梦想，有时候会殚精竭虑，让她们代自己去完成。

        不过，在现代社会跳舞可不是桩稳当的营生。在公众眼里，舞蹈就像期货市场一样大起大落，所以梅丽莎只能与远方的库房贯通一气，快速应变。一部电视纪录片突然上映，一周内四百个男人拥进她的店，要买某种特定款式的衬衫跳探戈。某部电影、某部音乐剧、某个音乐录影带上的一段镜头都会引发一波贪得无厌却转瞬即逝的需求。一部配上“天鹅湖”主题曲的卫生纸广告片，就招来了数量空前的小女孩，吵吵嚷嚷地要买彩虹紧身衣或者看起来像是抽丝的镂空花纹芭蕾裤，或者那种装饰着一道做作的裂口的紧身连衣裤——就像她们在片子里穿的那样。然后便是萧条期，除了舞蹈演员和几个死心塌地的小梦想家，没人跳舞，甚至没人乐意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跳舞的，梅丽莎只能等。没用，她说，预测是没用的。

        为了抵挡市场波动，她拓宽了商店的经营诉求。八岁年龄组中，渴望成为芭蕾舞者的孩子屈指可数，但她们和其他同龄人的共同点在于：对粉红色都怀有某种无可名状的偏爱。并非仅仅是浅浅一抹红晕，而是偏爱那种温柔、甜腻、稚气十足的粉红。三家商店一律在橱窗里辟出一块空间，专门营造这种温柔的诱惑。某周六晚上，别尔德去探梅丽莎的班，亲眼看到这电磁光谱上窄窄的一道居然能发挥出如此神奇的魔力。是谁在指导这些女孩，她们又是怎么会知道该如何表现，该如何渴求一支粉红色的铅笔和卷笔刀，或者粉红色的软鞋、被单枕套、小背包、便笺纸？他颇为迂腐地追查到一篇论文，作者是纽卡斯尔的一位德高望重的神经科学家，他的研究显示，视网膜的敏感性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倾向于喜欢光谱上的红色区域。但这并不怎么能解释为什么周六会有一大群人拥进店里来抢购，也不能解释那一年里梅丽莎为什么能大幅度减少向银行贷款。一连几个月的粉红潮！接着，突然间，色彩疲劳症降临，魔法荡然无存。一夜之间，女孩们就不再需要粉红色的物件了。靠一次大减价是没法清空滞销库存的。这真是无从解释。本来应该有一组更低龄的小姑娘钟情粉红色的，可她们也不为所动。这似乎并不是因为它被另一种颜色取而代之。而是因为单单靠“色彩”本身刺激顾客的潮流已经过时。粉红色一度坠入低谷，此后，不出她所料，当它卷土重来之时，梅丽莎做好了准备。

        尽管存在这样的问题，尽管开这些店就意味着整天要为人员配备和供应商操心，别尔德还是把“舞蹈工作室”看作一个充满纯真渴望和赏心乐事的避风港。有一次，他把车停在樱草山支路上，坐在店里靠后的一张凳子上等梅丽莎去共进午餐，顺便将店里的情形看了个遍：列诺奇卡，那个把头发染黑并剪得毛毛糙糙的店员，那一口含混不清、带着俄国味的伦敦腔从缀着舌饰的舌面上掠过，柴可夫斯基的管乐曲，檀香的气味，处处洋溢着一股不容嘲讽的、对正在嬉戏玩耍的孩子和大人满怀热忱的气息。他坐在暗处，跟那堆打开了一半的纸板箱在一起，沉湎于一个愈来愈色情的白日梦中（有时候一间没有窗的屋子也会让他这样）：在梦里，他放下满世界的疾患与愁怨，退隐到此处辛勤劳作，时时处处充当梅丽莎的拍档，窝在库房里，没准儿帮着改善库存账目软件，或者筹划几场特别活动，做点演讲啦示范啦什么的。悄无声息地，他在时而性欲贲张、时而百无聊赖的晕眩中追寻飞逝的岁月，进而定格在某晚，他拗不过梅丽莎的怂恿——真是匪夷所思、俗丽不堪的梦！——说服列诺奇卡，在菲茨罗伊街那套精致过头的公寓里，躺到宽大的床上玩3P，如是，他便能亲身体验，与一枚深深嵌入舌头的宝石亲密接触究竟是何种滋味。他真让自己吃惊。他完全可以在这里待上一辈子，天天在形形色色的芭蕾裤丛间做梦。

        那是一个避风港。另一个则是梅丽莎的公寓，从樱草山支路逛过去也就两分钟，几乎就在西尔维娅·普拉斯给睡梦中的孩子准备好面包牛奶以后将头伸进煤气炉的那栋建筑对面。这位诗人是五十年代的产物，勤恳的家庭主妇，把自己的那方小天地收拾得整整齐齐，没什么诗意，就像梅丽莎一样。别尔德与之相反，在家里是个懒汉，他讲究个人卫生，着装浮夸虚荣，却对下意识的杂乱无章推崇备至，在他看来，把自己掉落的毛巾捡回来，或者关上一只抽屉、一扇壁橱门，处理掉一张包装纸或者一颗苹果核，简直就跟一场春季大扫除一样刻意。那位曾经替他照管过玛丽勒伯恩街公寓的女士辞工时没有说理由，但他知道原因，而且再也没能找到人来替代她。他的第三任妻子埃莉诺有一回在一本价值不菲的初版书中发现一块年深岁久的早餐培根，兼作书签用。

        像许多懒汉一样，别尔德很欣赏别人自然而然创造的良好秩序，抑或那些他注意到的点点滴滴。在梅丽莎的二层复式公寓里，他过得特别开心。她把家里张罗得井井有条。屋里视野开阔，没有什么碍眼的家具。数英尺宽的地板木料来自法国加斯科涅的一个庄园，打过蜡，闪耀着完美得有些乏味的光泽。没有什么摆得乱七八糟的物件，所有的书都按照正确的顺序排在书架上，至少能保持到他驾到之前，墙上疏密有致地挂着几幅版画。雕塑仅有一座，是亨利·摩尔的仿制品。其他各种表面无不以空无一物、纤尘不染、熠熠闪光的庄严面貌示人。卧室里看不到一件衣服，床像贮水池般没有些微褶皱，尺寸就跟他在美国饭店里见到的床一样大。梅丽莎的家是这样一种地方：别尔德人一坐下，就扭过身甩掉身上的衣服，打开行李箱，脱掉鞋，两分钟之内就能把原来的氛围打乱。他非得脱掉鞋才觉得自己到了家。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她的居室打动了，它看起来就像是精神自由的具象化身，他尽量不把屋里搞得邋邋遢遢，也算成功了一部分。

        但凡有哪个闯窃贼撞进来，但凡他在弄坏警报器之后、埋头苦干之前，能拨冗四下打量一番，那他绝对连房主的性别都猜不到，更别说性情了。屋内的风格低调冷静，以浅棕色与战舰上的那种灰色为主，显得颇为男子气。无论是在商店里还是在床上，梅丽莎向来声音响亮、情绪高昂、慷慨大方。她站起来只比迈克尔高一英寸，身材丰满，线条柔和，臀部宽大，宛若雷诺阿画中的浴女，不过还远远够不上别尔德的“肥胖界”级别。她那一头黑发或是天生带卷，或是人工烫卷（这事他永远不会问），双眸深邃，肤色浓郁——栗棕色，双颊带一抹红晕，一旦火气上来或者突然高兴起来，那红晕便愈发地红。她声称自己身上有那么点多巴哥和威尼斯血统——就跟安古斯图拉树皮制剂似的，她说——是从她曾祖母那里遗传的。不管这话是真是假，她确实喜欢热浪，讨厌寒冷——“寒冷”的定义是气温低于十五度，并且相信自己本该属于某个更南边的国家，只是如今已经来不及改换门庭罢了。

        也许，她之所以决定把菲茨罗伊街寓所装修成这种风格，就是为了把她衣柜里的行头衬托得熠熠生辉。她常穿弹眼落睛的印花（有赖多巴哥血统之赐）或者深色真丝服装，有一堆大红大绿抑或纯黑的细高跟鞋，外加那些从来都不合她脚的淡彩舞鞋。在家里，她坐在靠着一堵浅色墙壁放置的深色沙发上，身上披挂的五颜六色让她光彩照人，在别尔德看来，她就像是一幅高更在马克萨斯群岛时期完成的画作。

        每逢他登门拜访，她就施展厨艺，做一顿热带大餐。她拿手的菜色都是辣的，很合他口味。不管这些食品对他的健康有多少益处，都会被他超量进食的“第二份”轻易抵消。对于自己做的菜，她从来不会大吃大喝，却会一边喜不自禁地看着桌对面的他进食，一边告诉他，那些热辣辣的菜会燃烧他的脂肪，怂恿他对此趋之若鹜，也许她就想把他养养肥，这样他就再也没法逃走了。后者更接近真相。吃完一顿她烹调的盛宴之后，他觉得自己没有变瘦，连一点点鼓舞人心的苗头都感觉不到，他只是几乎一言不发地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大汗淋漓，过半小时才缓过神来。

        他怎么配得上她？冬夜里，她帮他洗澡，在浴室里点上一圈蜡烛，跟他一起挤进那个特大卷边式浴缸。她给他买衬衫、丝绸领带、科隆香水、苏格兰威士忌（她不喝酒）、内衣内裤和袜子。到他要离开时，她替他订机票。他的回报很寒碜，只是从机场免税店里买回一堆昂贵的礼物，这是现代化的吝啬鬼行为，通过香气四溢的便利和理论上的避税来实现，可她似乎并不介意。她爱他的物理，爱那些难以辨认的写满光生伏打算式的纸，爱他那些经常溢出纸面、写到橡木桌板上的“阿拉伯数字”，她还要他解释——反反复复——那些符号、狄拉克括号、张量积、杨图。可她本人其实也有数学家的潜质。他曾经看到她赶在冲出门上班之前做完一份报纸上的数独游戏，速度之快相当于别人填好一张表格。她赞许他的使命，忠实地阅读报上关于气候变化的新闻报道。不过，有一回她告诉他，如果认真对待这件事，就会时时刻刻惦记着它。与此相比，其他的一切都相形见绌。所以说，就像她认识的其他人一样，她无法认真对待它，无法全身心地投入。日常生活容不进它。有时候他会在演讲中引用这种看法。

        谈起旧情人时，她挥洒自如，这点他可比不上。她从来没有费神与一个同龄人正儿八经地恋爱过。她口中描述的各色男人，一律比她年长十五到二十岁。唯一的例外发生在早些年，而男主角甚至更“古董”。二十岁时她跟一位已婚男子——五十六岁的职业高尔夫球手——恋爱了一年。如今他已经七十七岁，他们之间还保持着联络。她挑选伴侣的取向是有历史原因的。她在伦敦南部的克拉彭公园一带长大，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在她十一岁时离婚。她爱父亲，却与母亲共同生活，时不时地跟她对着干。等母亲在一串“惹人生厌”的男朋友里最终选定一个结婚以后，她就穿过公园，搬到父亲身边住，而此时他正巧罹患一场中风。她从十四岁开始护理父亲（贴身护理，因为他几乎完全瘫痪了），直到四年后他撒手人寰。她告诉别尔德，有个治疗师朋友几年前跟她说过这样一番话：她在性发育成长期里照看她热爱的父亲，却又无法让他一直活下去，这件事促使她在此后的恋爱关系中，一直心怀愧疚，念念不忘“寻找替身并令其死而复生”的责任，将他从厄运中拯救出来，从而弥补她的过失。

        别尔德以同样执着的信念认定这纯属胡说八道，人们发明科学就是为了保护他免受这种论调的影响。可是他什么也没说。那么多未经调查的假设，那么多未经核实的要素！某种在故事中巧妙伪装自己的潜意识，再撒上点不搭调的象征主义胡椒面？没有丝毫神经病理方面的证据。是压抑吗？从经验主义角度看，并没有证据显示有这样的机理存在。相反，不愉快的记忆总是让人难以忘怀。是升华吗？同样地，这也是一个缺乏认真调查支持的神话故事。服侍父亲大小便的行为完全可能让她一辈子都排斥年长的男性，而且这种说法一定会有同样言之凿凿的“弗洛伊德式虚构”。许多从来没有护理过濒死的父亲且没有类似经历的女人，也宁愿选择年长的男人。为什么，梅丽莎的情人们（只有一个例外）都只比她大十五到二十岁，而她出生那年父亲已经三十七岁？她的潜意识在其他方面都那么严密，偏偏在这方面不会做个简单的加法吗？

        真相更简单。女人们心知肚明。既然他圆滑得不愿跟她说破，就只能客观公正地对自己交代清楚。多重复几次有好处。年长者是更好的伴侣，他们是经验老到的情人，他们懂得这世界，也懂得自己。他们和那些小伙子不一样，他们能让情感保持平衡。他们读书更多，阅历更广，他们更温暖人心，更和蔼可亲，不那么浮夸，更懂得宽容，也不那么暴力。他们更有趣，他们会挑选好酒。他们更有钱。除此之外，他还不无愠怒地相信，吸引她的也许并不是他本人，而是某种资历符号，戴上这个符号，他才是一个差强人意的“近似值”。更让他愠怒的是，他听说她第一次见到初恋情人——那位吊儿郎当的高尔夫球手时，那人和她父亲去世时的年纪一样大。

        他打了辆出租，从斯特兰德街开到樱草山，待他按响菲茨罗伊街的门铃时，早到了二十五分钟。他没有钥匙——那是一条他不愿意跨越的界线。她来到门前，就在他们拥抱前的那一刻，他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或者有点异样。他觉得他看到了一点蛛丝马迹，一副刻意掩饰着什么来迎接他的表情。他们随即投入了对方的怀抱，那个念头转瞬即逝。她从屋里带出来一阵温暖的、充盈着地板蜡气味的风，一路带到冰冷的门前石阶上，随风而至的，还有一股辛辣菜肴与她的香水混杂而成的香气。这香水也是他从某个鲜亮的机场小店里买来的礼物。她大声喊他的名字，他也喊她的，他们亲吻，然后分开，好看清对方的脸，接着又拥抱在一起。

        他揽着她，手掌透过她的红绸衬衫感觉到她的体温。与这活生生的一刻相比，记忆是多么模糊而苍白啊。不在她身边时，他只能编织记忆的皮影戏，要不就是忙得不想回忆她那饱满的活力，那朴实率真、教人无可抵挡的本性。他忘记了与她的唇舌触碰的感觉，忘了她的体态，忘了他们接吻时她努力扳着身子弥合身高差距的模样，忘了她把手指插进他的指间时，它们有多么凉滑，长短如何，粗细怎样，忘了碰到她左手小指关节下方的那粒痣，忘了当他们拥抱时，他的胸腔如何被她的乳房紧紧抵住、彻底激活。这纯粹属于感官世界。她的长相、声音、味道——如此种种，熟悉归熟悉，却只有当她在眼前、在他怀里，才真真切切。记忆，或者说别尔德的记忆，是并不出色的仪器。当他在柏林或罗马思念她时，只不过想到彼此的关系和那种泛泛而论的欲望，他惦记的是她的性情，是抽象的“她本人”，还有他自己的乐趣，而不是她头皮上温暖而甜蜜的气息，她双臂惊人的张力，以及当她喊他名字时嗓音是如何低沉。

        “迈克尔·别尔德。现在就给我进屋来！”

        这个老笑话让人想起那种固执乖张的老式父母。他从来没有找到机会告诉她——他那套乱作一团的公寓不适合邀请梅丽莎这样的女人。她若是不替他整饬干净，就不会觉得舒坦，而这恰恰是另一条他不乐意跨越的界线。她接过他的包，领着他进屋。门一关，他们就置身于她的起居室洁净的空间中，她张开双臂勾住他脖子，他将她紧紧揽在怀中，又吻起来。一时间，他们似乎要省掉例行公事——那种渐渐进入状态的闲聊，推迟晚餐，直接进她卧室了。然而，紧接着响起一阵嘶嘶声，跟着是一记“噼啪”，仿佛抽了一鞭子，那是来自厨房的催促，听起来神完气足。她猛地弹开身子，嘴里也不禁“嘶”了一声，那是一句断奏的粗口。于是他径自向沙发走去。他再也不是一个欲念炽烈的小伙子了。他可以耐心等待。

        她在五分钟以后回来，手里端着他的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而他摊手摊脚地靠在沙发上，正在审阅他的帝国理工学院团队投给《自然》杂志的论文。眼前照例摊了一地：鞋，大衣，上衣，领带，打开的公文包，文件，打开的行李箱，从行李箱里溢出的衣服和一只塑料袋。他从重聚的快感中被骤然抽离，扔到植物分子的复杂机关中，他知道无论如何，大约一小时内他就能跟梅丽莎做场爱，还能饱餐一顿，所以心里颇为难得地充盈着踏踏实实的满足感。

        她空着的那只手往腰上一叉，监督他。“腾出点空来，教授。”

        他喜欢她那宽容的、歪着脸撇着嘴的微笑。他嘴里咕哝了一句，挣扎着坐直身子，拍拍他身边的那块空地，从她手中接过玻璃杯。她偎依在他身边，他把论文推到一边，说：“你只要想想，哪怕是最卑微的长在人行道路缝间的野草，也拥有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几十家实验室刚刚开始了解的秘密。”

        他抿了一口威士忌，而她的手搁进了他的两腿间。她在有一搭没一搭地抚摩他。

        “我想你，迈克尔。为什么说野草呢？”

        “我以前肯定跟你说过。一片叶子就是一块太阳能操控板，分解水，并固化二氧化碳。我们能模仿这个过程，制造氢气。我也想你。”

        他真的想她吗？他觉得自己应该想念过她，因为此刻他正在亲吻她，并为此既兴奋又快乐。可是，自从2000年那个黑色的夏天——当时他像只狗一样地渴望他前一个，最后一个妻子——之后，他再也没有想念过任何人。从那以后，尽管对有些人他会隐约希望见个面，却再也没有因为见不到谁就饱受折磨。在这些日子里，每每独处，他就读书、喝酒、吃东西、打电话、上网、看电视，出差开会——要不就是睡觉。他自给自足，自得其乐，他的大脑中盛着一团欲望和天马行空的念头。就像许多崇尚客观性的聪明人一样，在内心深处，他是个唯我主义者，他的心里堵着一块冰，梅丽莎能感觉到，她想融化它。

        当然，在他们做爱前，有必要聊聊天，说说过去的几周里各自的生活、想法和时光。他错在没有保持联络，而她的问题在于没要求他承担任何责任。接着她把自己的新闻告诉他。有一出音乐剧，讲述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少年想当一名芭蕾舞演员的故事，让本季的平均销量翻了一番。不过，几乎没有男孩光顾。来的都是那些梦想成为这样一个男孩的女孩。她告诉他，最近有个可敬的编舞师去世了，他的品位一直都比他的知名度更高。在葬礼上，五个舞蹈演员在索霍区一家教堂的狭窄过道上起舞，就连这位老者的宿敌们都哭了。

        迈克尔的手臂揽着她的肩膀，她紧紧依偎着他，贴着他胸口倾诉。她一直照顾着自己的商店、顾客、员工和情人，她也希望能有人来照顾她。他一边听，一边打量四周——棕色的躺椅靠着墙，十八世纪的铜版画，画着荷兰乌得勒支一条街上的舞者，还有一只铜盘子上搁着一碗光滑的石头——想从中辨别，究竟是什么，让他并不敏锐的眼睛觉察到了微妙的变化。有什么东西打破了平衡。他确信不是他自己的随身物品。似乎空气本身出了乱子，就好像某个抽烟的家伙刚刚离去，烟是飘走了，可空气变了。

        “我爱你，”葬礼描述到一半时，她插了一句，同时玩笑着咬他的胳膊。

        他对她满怀柔情，也许他在她身上倾注了平生最多的柔情，可是，也许有朝一日他只能让自己解脱出来，如果他说过他爱她，那就会让双方都更难过。不过，现在他根本没法去想，何时开始以及如何才能渐渐放弃她，于是他把她搂得更紧。他的轻声呢喃听起来没什么说服力，但很管用。

        “你真美，梅丽莎。”

        她继续讲故事，而他一边抚摸她的头，一边想，自从他在天鹅绒幕布背后恶心作呕之后，现在是他头一次能够想象自己会有饥饿感，兴许半小时之内就会有。他开始琢磨空气中的辣味。他闻到的是罗望子，还是大蒜、青柠、生姜、鸡？她的嗓音悦耳温柔，他甚至觉得有点儿忧伤。时不时地，她将他的脑袋往下扳一点，好亲亲他。她又说到了那些商店，倏忽间话题漂浮到另一则故事，说到天花板或者地板上的一个洞，有什么东西从洞里掉落下来，还说到一只脾气火爆的达克斯猎犬，被一位年迈的、罹患老年痴呆的歌剧女演员遗忘在店堂里。此时他的思绪也漂浮起来。他想自己的性情实属平常，比起大多数人来，既非更残忍，亦非更好或更坏。如果说他有时候会贪婪，会自私，爱算计，爱说谎，那么，但凡他不是这样，就会让自己尴尬，因为别人也个个如此。“人无完人”是个大题目。只要琢磨几点缺陷就行了。呈S形的脊背容易弯曲，呼吸与吞咽必须走同一条通道，生殖与排泄器官相邻，因而易发感染，分娩的过程极尽痛楚，睾丸既笨重又容易受伤，人们普遍饱受近视的折磨，还有一个能吞噬自身的免疫系统。而这些还仅仅是肉身的问题。在所有追求神性的基本理论中，“意匠论”随着智人的出现而土崩瓦解。没有哪个称职的神仙会把活儿做得这么糙。别尔德舒适地分享着所有的人性缺陷，眼下他就是个虚情假意的妖怪，温存地搂着一个他猜想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离弃的女人，一边听她说话，一边灵敏地做出种种面部表情，指望自己紧接着也能聊上两句，可他满脑子都想着要省掉一切前戏，直接上床，吃她做的饭，喝一瓶红酒，然后睡觉——且不受责备，心无愧疚。

        她接过他的空酒杯，站起身。

        “弄点吃的，”她说，“我再去给你倒杯酒。”

        可她没法让自己从他身边挪开，直到她俯身又亲了他一下。这个吻悠长而深沉，然后她将他搂过来紧靠着她，而仍然坐在沙发上的别尔德欲念贲张，他的脸有一部分裹在她散开纽扣、香水四溢的衬衫里，目之所及尽是她乳房的深沟与高峰，此时他还来得及纳闷，为什么这些闲聊、倾听、做饭之类的例行公事——之后才能迎来真正的回报——比平时更让他郁闷。也许，因为在喧嚷的公共场合，在一群人人都像他一样老于世故、个个都挥洒着个人风格、彰显学术荣光的教授身边消磨了那么久，所以他对这些略带社交意味的花样已经失去了耐心。而且，但凡独处，他多半都沉浸在钴离子、光子、催化剂之类的抽象概念里。不独处时，在漫不经心的调情时分，他宁愿现在什么都不想。

        她松开他，一边挺直身体，一边说了点什么，就一个词儿，他没听清，因为与此同时，她的胳膊从他耳边擦过。她双手落在他肩膀上，而他抬起头，希望彼此能会心一笑，恰到好处地结束这段“动作戏”，直接把她送进厨房，不料，他惊讶地看见她眼眶蓄满泪水，泫然欲泣。奇怪，她脸上明明在笑，却没什么幽默感，似乎是在压制或者嘲笑自己的感情。一时间他不由疑神疑鬼，以为自己单凭心里的念想就惹恼了她，没准儿呢喃自语时说出了声，要不就是把想法全写在了脸上。然而，每个男人都是一座岛，他的心事很安全。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跟他本人无关。他站起来，握住她的手，手湿漉漉的，不光手掌，连手指间都黏答答热乎乎的，流露着某种强烈的情感，此刻，他有义务——一切迹象表明，好事就要到头了——对此寻根究底，并感同身受。

        “梅丽莎，”他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他们再次亲吻，一如前几次那样温存。也许，无论如何，让这个夜晚走上正轨不会太难。

        然后她惊讶地凝视着他，笑起来。“你这傻瓜。我爱你。我说我怀孕了。”

        “啊……”

        他的脑海缓缓转成空白，一个外表雄风犹在、其实神经衰弱的家伙瘫倒在身后的沙发上。怀孕。他与这个正在充分膨胀的词儿奋力抗争——倒是够耳熟的，可是此时此刻这个词儿缺少有用的上下文，就好像在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方突然瞥见本地报刊经售人的面孔。接着，词语、意义和前因后果，生物与命运，宛若一根钢闩，咔哒一声就位。他的“狱门”已经敞开了数月、数年，他本来可以自由出走的。太晚了。趁他一转身的工夫，他自己的一枚精子，像奥德修斯一般勇猛而狡黠，经过长途跋涉，攻破城墙，将它的身份埋入她的卵子。如今她也期望他做同样的事。四十年来，他说服各种各样的女人——其中包括他的两任妻子——中止妊娠。他玩得这么离谱却从来没有沦为人父，这真是个奇迹。但是，要说服梅丽莎可没那么容易。此刻，她在观察他，满怀期待地张开嘴唇，等着他，等他发话，说出初为人父时该说的话，那也许会为崭新的生活指明路向。

        “我要喝杯威士忌。”

        “跟我来。”

        他伸出胳膊揽住她的肩，一起跨过他那堆乱作一团的行李，绕过餐桌，走进她的秩序井然的厨房。一只绿色大茶壶——那阵沁人心肺的香气就是从这里飘来的——搁在炉子上用小火烧着。除此之外，再加上一纸盒大米，厨房里便没有别的正在做饭的迹象，因为各种台面都已擦拭干净，所有剥下的皮都归置进了垃圾箱，每一件厨具都洗完、放好。真是个谜啊，像梅丽莎这样一个血管里奔涌着感性的人，居然能做到纤尘不染、一丝不苟。一个孩子，连同随之而来的“熵日潮”效应，将会让她备受考验。但是这个孩子不能要，眼下的问题是他得花多长时间，才能让她相信这个事实。她难道现在还不明白，要他承担这项义务会多么愚蠢，多么教人感伤——他将近七旬时孩子还不满十岁！此外，他不适合扮演父亲的角色，他本人就容易“增熵”，他是个执迷不悔的工作狂，他最近的收入甚至不满六位数，他乱七八糟的过去，还有，他播下年老质劣的种，会增加基因拷贝出错的风险，她的卵子肯定能感觉到三十九个冬季的寒意吧。还有他的使命怎么办？他一旦偏离轨道，整座星球都将因此而遭难，这样说夸张吗？也许并不夸张。

        他看着她往绿茶壶里瞥了一眼，似乎挺满意，然后旋开酒瓶给他斟酒，从制冰机里取出一块冰。如果说他筹备争论的阵势有点夸张，那是因为他害怕事态也许已经不受他控制了。她就想这样，她向来都想这样。所以这压根就不是争论的问题了，而是恳求。如果她爱他，她会听的，问题是，她既爱他也想要孩子，所以一定会对他置之不理。形势很严重，怀孕是千真万确的。他从她手里接过酒，但凡他独处时碰到这样的问题一定会把酒一饮而尽，但他现在没有，只是飞快地抿了几口。

        她冲着他粲然一笑，迅速将大米处置好，然后在一只碗里浇上橄榄油和柠檬汁，再打开冰箱，将一袋芝麻菜倒进碗里。这堆绿叶菜当然是留给她自己吃的。叶酸。植物营养素。抗氧化剂。维生素C。一张嘴养两口人。总得做点什么吧。

        她说：“你知道吗？我一时兴起，想来杯白葡萄酒。”

        他可不想让安排堕胎事宜演变成一场喜迎爱子的庆祝会。他也不想让酒精损害胎儿的神经系统发育。他觉得荒唐透顶，说不出话来。她冲着他举起杯子，他也默默地举起自己的。她杯里的葡萄酒不比他那杯纯威士忌多。

        “你喜欢这条裙子吗？”

        从她的口气判断，她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转移话题。裙子的质地是上好的羊绒，烟灰色，密密打褶，她一转身裙裾飞扬，悠悠然转出一圈漩涡来。

        “挺可爱的，”他说。“你也很可爱。你从来没这么漂亮过。”眼下鼓励她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可他忍不住。为了扳回一城，他说，“你怀孕多久了？”

        “七周。”

        “你几时发现的？”

        “前天。”

        “梅丽莎，告诉我。这是意外吗？”

        她向他走了过来，用手按住他的脸颊。他再度感觉到她热力四射的体温。她是只烤箱，他傻乎乎地想，里面搁着一只小小的圆面包。他们的小面包。

        她终于轻声说：“不。”

        “你停了避孕药？”

        “我们最近三次做爱，我都没吃药。”

        “你应该告诉我的。”

        “那你就不会跟我做啦。”

        “对，我不会。你知道我对这事怎么想。”

        “那你也知道我怎么想。”

        他的杯子已经空了。他绕过她，凑近酒瓶，自斟自饮。此刻，他们俩站立的位置之间，几乎隔着整个厨房的长度，这样一来，他就能用略带严厉的口吻说：“那么，你骗了我。”

        她又向他走过来。要转变她这副既淡定又魅人的姿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很乐意大吵一场，将优雅风度抛到风中。反正离得远。然而，在这散发着家常气息的静谧中，她正向他走来，他忍不住要勃起，而且也能看出她知道这一点，而他为此愈发兴奋。从他的新视角，即从她那可怜的饮料托盘旁望过去——盘上有一瓶意大利苦杏酒、一瓶几乎喝空的尊尼获加，一瓶百利甜酒——她的面庞异样地容光焕发，分明是拜早期妊娠的荷尔蒙所赐，肤质光洁、明艳动人。已经起作用了？他拿不准，可他以前没见过她显得如此年轻漂亮。她在他跟前停下脚步，他只好提醒自己，就在刚才，他还不失公允地指责她骗人呢。他不能任凭她来勾引他。她一直没说实话。但反过来，但凡他能将性冲动释放出来，就好比平添了免疫功能，他的思路就会更清晰，就能以更充沛地精力投入“拒绝生命”之战。

        她说：“我浪费了很多年，一直寻思应该等到合适的男人来临才生孩子。一大堆白痴和混蛋占去了我的时间——我的错跟他们一样多。我觉得你就是那个合适的男人，可是迈克尔，如果你觉得你不是，那也无所谓。反正我自己搞定就是了。没有你会很惨，但总好过一无所有。你不用在今晚或者下个月作决定。你可以说不，以后再改变主意。也许你一看到宝宝就会改变主意的。那有可能发生。不过，有一点我确信无疑——我不会跟你吵架。如果你对此深恶痛绝，那你随时可以走。也随时可以回来。”

        “等这孩子刚满十岁，我就快七十啦。这样有什么意义？”

        “好吧。不用你来管。我想，到了七十岁，你会觉得爱一个十岁的孩子和被一个十岁的孩子爱，是受到了庇佑。”

        庇佑？她从哪里学来这么个词儿？以前他可从来没听她用过。

        “还有一件事。”

        她口若悬河，她对自己的地盘是那么胸有成竹。她已经在这块新领地上铲平了峭壁悬崖，而他在其中徘徊不定——他压根就迷了路，却也没受到伤害，她似乎在暗示这一点。

        “你没要求当爸爸。我也不要求经济支援。我有存款，自己开店。如果你乐意支援，那最好不过。如果你乐意跟我们在一起，那就更好了。”

        我们。那个针尖大的玩意已悄然进驻，它有了一个社会身份。别尔德觉得自己非但受了委屈，而且中了计。他脑子转得太慢，梅丽莎如此利落地挑战着那些普遍法则，他却无法一一驳斥、条分缕析。他就没有权利吗？他不能将这孩子扼杀在萌芽期。那他想要什么呢？他试图回到基本问题上去。

        “无论我留还是走，出钱还是不出钱，我都会成为你孩子的父亲。这非我所愿。你没问过我，因为你知道我会怎么说。”

        “如果你永远不来看这孩子，也不出一分钱，那我可看不出这事会给你造成什么变化。”

        “这话可不该由你来说，而且，你错了，大错特错。你真的以为，有一个你永远见不到的孩子和从来没有孩子是一回事吗？你是在逼我做我从来不想做的选择题。”

        他宣告的时候怀着某种热情，他也相信自己的话，可是这听起来太抽象了。他真正的反对理由仍然无法用言辞表达，陷在一团迷雾中。

        她准是早就料到了他的反应。她从他面前转身离去、开始布置餐桌时，似乎无忧无虑。她开口说话时，一只手不冷不热地挽住他胳膊，声调听来抚慰人心，尽管她实际上并没有朝他看。

        “试着替我想想，迈克尔。我爱你，想要个孩子，不想要别人，我只能间或看到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只知道你也在跟别的女人约会，而你并没有任何动作，既不前进，也不离开，四年时光就这么悄然流逝。如果什么都不做，我就要到更年期了。而这个结果就将是你逼着我默默做出的抉择。”

        听起来真是一场无耻的交易啊。可她已经能随时飞他出局了。他把手按在她挽住他胳膊的那只手上。算是表达某种歉意吧。

        她从炉子上拿起锅子，放到桌上的三脚盘上，再递给他一瓶酒让他打开。那是科比埃红酒，好东西，他要一个人享用。她杯里那两英寸高的白葡萄酒几乎没碰过。他一坐下就想起给她的礼物，从柏林泰格尔机场买的浴液和黑巧克力薄荷糖。现在送出去，时机可一点也不合适。她在盛炖菜，屋里鸦雀无声。她已经用一连串指控中和了他的抗议。他向来都猜想她应该知道自己在外面拈花惹草，可是，一旦听到她以如此平静的口吻说出来，他很吃惊，不，应该说他很恼火。他举起叉，大脑到视网膜之间仿佛架起背投仪，栩栩如生地幻化出戏剧场景：梅丽莎和一个他曾在米兰匆匆邂逅的女孩相依相伴，裸身跪在一张四柱大床上，紧靠着一堆被单和枕头，娇娇弱弱，满怀期待，恍若置身于一幕光线昏暗的色情跨页照片中。他甚至还瞥见了杂志里的裸照插页。他眨眨眼，挥去这幻觉，开始吃饭。可是他的白日梦已经弄得他喉管壁发紧，第一口很难下咽。她已经阐明了自己合情合理的立场，而他还在奋力抗争，他明知自己是对的，却陷入了误区，无比纠结，虽然他怀疑其实道理很简单：她偷换了主题。

        他踌躇了一分钟左右，然后下决心要让自己的口气显得很严肃，而非心浮气躁。他说：“关键是，梅丽莎，如果你一意孤行，那么我其实别无选择。我怎么能忽视我自己的孩子的存在呢？我不可能做得到啊。我猜你就是指望这样，而我反对的也正是这点。这是一种敲诈……”

        这个词儿悬在他们俩之间，他想这下他们终于可以撕破脸皮，大吵一场了。可她还是平静如常，还是那个安详的准妈妈，一边咀嚼一边沉思。她比平时吃得多。

        “我并没有指望你无法忽视我们的孩子。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很高兴。我知道你会生气，我不怪你。我想过推说这是个意外的，可我不能容许自己这样做。”

        她之前倒是能容许自己在避孕措施上耍花招啊。可他不想这样说，他也不想说自己已经清清楚楚地预见到了未来。一段愉快的插曲之后，假设他不甘心乖乖结婚，就会渐渐沦为一个既没用处也不靠谱的“冒牌老公”，进而导致他沦为一个既没用处也不靠谱的父亲。这就是她正在选择的方向，这就是她选择的权利。这就是女人们为之游行的权利，想生就生，想堕就堕。也许他已经无计可施。现在她豁免他的责任，可将来事态不会这样发展，一旦他们的人生从此改变，一旦他们反复经历那些教人筋疲力尽、怒火中烧的场面——大喊大叫，婴儿的啼哭，砰的一声甩门，他的车在轰鸣中发动——她就不会这样想了。那时她就会发觉这全是他的错，无论她现在说什么都没用，此刻她那坚信不疑的脑瓜正沉醉在乐观的荷尔蒙中，这不过是进化的花招之一，好让这个孩子跨过第一重障碍。

        他一边往杯中续酒，一边感觉到那股抗争的冲动，那股急欲控诉的刺痛正在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轻飘飘的宿命论。他想把问题推到一边，把这个夜晚引领到正常的轨道上去——跟这个漂亮的、几乎可算年轻的女人亲亲热热地聊天，享用她芬芳浓郁的菜肴、色泽深邃的葡萄酒，云散雨歇之际，睡意朦胧地抱作一团，酣然入眠。他是在犯懒么，是耽于享乐么，抑或是在坚持某种分寸合宜的对生活的热爱？他知道答案。他一探身，把自己的手按在她手上。

        “我很高兴你能跟我说实话。谢谢你。”

        他的手一直按住没动，他跟她说真抱歉刚才出口伤人，她当然不是敲诈犯，能跟她再度相聚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她是对的，他们决不能吵架。他说话时，她凝视着他的脸，那表情就像是在盯着一个催眠师看。她的眼睛又闪起了泪光。她起身过来，跪在他身边，他们深深亲吻。等她再回到椅子上时，一切似乎都搞定了，于是他们继续吃饭。他扫光了三份辣椒炖鸡肉，边吃边聊起工作、旅行、波茨坦会议、新墨西哥那边传来的最新消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支团队正在从事与他相似的人工光合作用研究，但比他们落后八个月。他谈起设计如何简约，没有可移动部件，真漂亮，谈起一支牛津团队给出的计算数据，用来确定一面太阳能反射镜的最佳形状，它并不是他原先想象的那种抛物面。

        他当然是想让她不耐烦，他说这些是为了在他自己和孩子之间拉开距离，为了把他自己的想法塞进她脑子里去，再把他自己的孩子从那里赶走。她间或向他提问，可多半还是沉默，怀着深深的、毫无道理的宽容凝视他。她爱这个谢顶的胖男人，在她眼里，他集严肃认真与高尚目标于一身，他既是她孩子的父亲，又是她渴望照看的“父亲”，这位父亲至今尚未爱上他的宿命，但她静静地洞悉，他迟早会屈服的。

        他用自认为说给外行听的语言，解释了最近的兴奋点——不是一枚光子产生一枚电子，而是产生两枚，有朝一日，也许会有三枚！她一边听，一边摆出一副他向来喜欢的表情，先是歪着嘴微笑，纹路渐渐折叠，面孔绷起来，但并没有含着一丝非得舒展笑容的压力。话说回来，他说的话确实一点也不好笑。她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于是他跟她说起火车上的历险记，他觉得肚子还是胀鼓鼓的，桌边也太热，就提议回到沙发上去说。

        他在萨沃伊酒店讲这故事时，材料直接取自记忆。眼下说有三个原因——对于事件本身的回忆，更为新鲜的、对于第一次叙述的回忆，此外他还有个渴望，想在酒足饭饱之际说个段子、逗她一笑，让她更喜欢他、暂时忘却那个真正的主题。他现在强调、修正或者补充的内容似乎足够了，其中有些是真实的。他剽窃自己，把他在讲坛上的巧言令色、节奏和停顿都搬过来。他把那位旅伴的形象塑造得更高大，更教人胆战心惊，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大笨瓜，心血来潮，贪得无厌，动不动就怪别人。讲到大结局前他的行李被对方拎下来时，他极尽夸张，说小伙子如何耐心，品性宛若圣徒。别尔德颇知叙述艺术之道，他隐去了所有可能提示并削弱“真相大白”的细节，也就是当他把手插进口袋、找到那袋没开封的薯片的那一刻。

        隐藏信息果然奏效。直到真相大白，梅丽莎才惊讶地尖叫起来。她双手捧着脑袋直摇晃，说：“你这个白痴，你这个笨蛋！哦，我要是在现场就好了！”她一边笑个不停，一边去拿她的酒，杯里还是那两英寸，然后他们亲吻，笑作一堆，抱作一团。她抽身离开，说：“你这个恶人！”接着又惊叹着说：“那可怜的家伙呀！”

        最后她回过神来，挨近他，说：“可是，你知道吗，类似的事情伊万也经历过——你记得店里的伊万吗？”

        他才懒得听什么伊万的故事呢。他费力地站起身，模仿着骑士的姿态，摊开手，微微躬身，引着她向卧室走去，进屋以后便默默地替她脱衣服。她喜欢这样开始，自己一丝不挂，而他还穿得一丝不苟。他对此一无所知，可他相信，设若换个年代，她会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美女，身材线条是那么柔美宜人。肩窄臀圆，乳房丰满，宽大的臀部与脊柱连接处凹进两个窝。他坐在床沿，她转过来，俯下身，跨坐在他大腿上，胳膊环绕在他脖子上，还在他额头上又是蹭，又是亲。可这样的美人并非全无重量。他那不中用的膝盖痛得火烧火燎，且越来越痛，他想他坚持不了一分钟就得采取下一步行动，免得骨头关节上的韧带给撕裂。可她正在告诉他她爱他，她在轻声呢喃她有爱他，他只好再等等。

        终于，随着一声听起来颇有激情的呻吟，他的双臂揽住她，放下她仰面躺在床上，替她盖好被子。卧室比他通常喜欢的温度要凉一些。他以训练有素的速度脱掉自己的衣服，躺到她身边，以一种某些女人会觉得太像专家问诊的方式抚摸她。通常在这样久别重逢的时刻，梅丽莎会迫不及待地跳过前戏，然而这一次，尽管她手里握着他的阳物，食指与拇指环绕着它来回摩挲，以轻柔的动作让他心花怒放，可同时她似乎挺想说话。他专心致志地抚摸她亲吻她，感受她的触碰带来的环绕于周围的刺激，所以起初没怎么在意。支离破碎的词儿先是从她嘴里隐约冒出来，接着从他耳边飘过，鲜活而紊乱，就像珊瑚礁鱼类从潜水者身边飘过一样。接着，他才渐渐意识到她正在说怀孕的事。干吗要现在说呢？不过，当然啦——还能说什么呢？对她而言，话题压根就没改过。性，孩子，乳房，爱，一条绵延不断的金线将彼此勾连，代代相传。它并不是一根绑住他手脚的绳子，也不是让他拿来就近找根横梁自尽的——而且此时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刚进入最后的繁荣期，充满了意义与宏大的目标。不过他压抑着自己的不耐烦，睁开眼睛，一边凝视天花板，一边听。

        “……就像爱上一个你从来没见过的人，但也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见过，我们一直都认识，从一开始就认识。迈克尔，我不知道会这样，会开始得这么快。它已经开始了，我已经爱上她，或者他了，这个不知从何方向我们走来的小人儿靠着我蜷缩在黑暗中，每小时都在长大，终将与我们相逢。有时候我真是太爱它了，爱得胸口隐隐作痛。我的相思是如此浓烈，只好不停地大声叹气。这真傻，可是，一个人脱胎于另一个，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这事儿难道不够神奇吗？既奇特又普通。我真高兴。我这话说不通吧。我爱你，我爱我体内的这个孩子，我希望你也爱它，我想你会爱的，迈克尔，你会的，说你会的，说你爱这孩子……”

        她把他拉过来，他们做爱。她哀怨地重复着，“说你会的，求你说会的……”一直说到他若不应和就显得不通情理，于是他说，“我会，”然后一边吻她，一边想，也许他并没有说谎，因为他无法预知未来，而且，也许他会用自己的方式爱这孩子——如果它真的存在，毕竟这也不是全然难以置信的事，况且，无论他现在说什么，时间和事件终将混做一团，而做爱本身是一个封闭而迷人的世界，自有一套语言、法则和真相。

        她轻易便享受到了她的快感。她属于那种叫床响亮、大大咧咧、喜欢抓挠后背的情人，平时也正符合他的口味，但今晚不是。当他们俩猛然弓起背、翻过身，她柔软光滑的皮肤变得愈发滑溜溜，而他左耳听见她的喊声越来越响时，他发觉自己再也没法尽情释放了，反倒心烦意乱，灵魂出窍。他真希望她没跟他提过怀孕的事。又过了不知多少分钟，关键时刻即将来临，出于性事礼仪，他必须调整自己的节奏，亦步亦趋地跟着她尖叫着直冲下山去，抵达她最终的高潮，同时，他知道自己没做好准备，可能会达不到高潮。于是，在收尾的那几秒钟里，他信步神游了一处熟悉而空旷的剧院，坐在正厅前排看几个他认识的女人试演，她们上台的顺序衔接得天衣无缝，在想象中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一出场。她们的态度像是在做实验，以不同的造型亮相，神奇地让他参与其中。米兰姑娘，伊朗生物物理学家和帕特丽丝（她向来是候补）被他挨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过，最后他锁定了正选，那个胳膊有残疾的移民局官员。他让她冷静地从她的岗位跨前一步，他们俩就站在那里，背靠着工作台做爱，面前是五百个无聊地拿着护照准备过关的旅客。对别尔德而言，在冷漠的旁观者身边当众做爱是一个具有难以言喻的魅力的梦想，所以它果然奏效。他及时到达高潮。

        当他完结这场风流韵事，回到梅丽莎的床上时，她正在吻他的脸，说：“你是我的宝贝。谢谢你。我爱你。迈克尔，我爱你。亲爱的，亲爱的好人儿。”

        他本以为扰他清梦的是一架警用直升机，隔了几条街在盘旋，可是，等他醒透了才发现，这声音正在穿过屋顶，向北渐渐消失，全是邻家的一只嗓音低沉的狗折腾出来的。他的指间缠绕着梅丽莎的头发，而她的右腿搁在他腿上。他抽出身子，再躺下来，而她在睡梦中喃喃自语，那音调听起来像是在发牢骚。等她安静下来，他才悄悄从被子底下溜出去。在一间位于市内的卧室里，天再黑也黑不到哪里去，所以他飞快地走到门口，光着身子沿着走廊跑进浴室。

        黑色地板经过整晚的暖气加热，他冰冷白皙的脚踩上去很舒服。让“这座星球”见鬼去吧。他想起屋里有几面镜子——有一面占掉整堵墙——便把调光开关调低，然后直奔洗脸盆，就着龙头喝水。接着他去小解，完事以后放下木座和马桶盖。他穿上三年前圣诞节她买给他的睡袍，系上腰带，然后坐在马桶盖上。

        有时候高潮会导致一段时间的失眠。待在起居室里也许能舒服点，可是跑到那里去，就意味着向清醒妥协，向第二天妥协，向他人生的下一节妥协。他心情酸涩。他想遗忘，而浴室正好是个临时场所，一个可以睡觉的休息室。他不明白为什么自我感觉如此糟糕。他大致估算了一下昨天喝了多少酒——只不过平均量嘛——先是想找个熟悉的解决方案，接着又打消了这念头，因为他知道，他再也不是傍晚前的那个自己了，比方说，那个从柏林一路回来、斜躺在阳光灿烂的机舱里、手握一杯金汤尼的自己。他在机舱里读什么来着？一个理性的男人还可能关心什么别的呢？一口气读了三份报告。首先是一份炼油厂内部人士写的初稿，估算五到八年内石油产量的峰值。能用来替换这种物质的时间已经少得可怜。第二份也是初稿，将于今年秋天发表：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哺乳动物岌岌可危，大规模物种灭绝已经悄然逼近。最后是一份学术论文，分析夏季北极冰的数据，认为到2045年这些冰就会完全消融。

        阅读这些人造的玩意，是不是让他郁郁寡欢呢？一点儿也不。他志得意满，俨然一位皱紧眉头认真工作的男士，就连即将端来的午餐都没放在心上，只顾着用铅笔在他的专业论文的重要段落上划直线、标箭头、画气球，在他左侧，一扇椭圆形窗户勾勒出蔚蓝的天空平流层，脚下一万米处则是光秃秃的德国北部平原，那里被几个世纪的血战夷平、磨光，终于输给了同样光秃秃的荷兰以及它颇有蒙德里安画风的乡野景致。同样在他左侧的，还有从南面洒来的阳光，这里已经高到万里无云，阳光送来它的光子激流，将他的劳作衬托得愈发璀璨而高尚。他怎么能戒掉金酒呢？

        然而，现在，凌晨四点，他郁郁寡欢地坐在橡木与瓷制成的马桶上，像布莱克画的《牛顿》那样弯腰弓背，手一直够到脚趾上，太累了，反而睡不着。这就是酒精导致的失眠——他口干舌燥，精疲力竭，又格外警醒。在热得过分的浴室的一团昏暗中，平时冻结的焦虑在他面前展开。它们并非都是抽象的问题。有些显然是具体的：他的体重，他的心脏——近来他觉得心律不齐得太离谱了，他站起身时的晕眩，他的膝盖痛，他的肾脏，他的胸腔，一直伴随在身边的那种令人窒息的疲倦感，几个月前，他手背上的一块红斑变成了紫色，此外，如今他已有耳鸣，那个空旷缥缈、飞速奔涌的声音须臾不离，还有左手上如针刺般的痛楚也持续不停。他觉得有这些症状就跟犯了罪似的。他应该去看医生，做一次彻彻底底的忏悔。可他不想听到自己被判有罪。

        然后，多赛特广场上那间脏兮兮的地下室公寓就像一个被抛弃的朋友那样指控他：？有个细节让人不堪忍受：那成堆或者成山的没打开的邮件。有些信来自汤姆·奥尔德斯的父亲，他想跟他见见面，追忆他儿子的往事。别尔德该怎么办？眼下可不适合背负起一位老人、一位五年之后仍然不能自拔的老人的悲伤。此外，这个项目本身也命悬一线。硅谷的风险投资人最终会不会打开他们的心扉和银行账户？明天，新墨西哥州的农场主约翰·P·海德里三世会在他的代理人与别尔德在美国大使馆签署文件之前变卦吗？他能以更廉价的方式让水释放氧气吗，他能阻止它们化合吗？催化剂非得是一种氧化物吗？但凡他任凭自己的思绪迎着这些问题而去，那就永远也别想睡觉了。想想梅丽莎的新闻要容易一些。他以前能猜到她居然如此狡猾吗？经过三小时的睡眠，在怀孕这个问题上他已经拿定了主意。他打心眼里知道，这事不可能发生，孩子不能出生，他不允许这样，这个小人儿必须退回到“纯属空想”的王国。他会说服她，这点他毫不怀疑。她在乎他怎么想她。她爱他比他爱她更深，这是他毋庸争议的力量源泉。

        就在类似的时刻，他会想到汤姆·奥尔德斯。行动笨拙，长着大骨架、大板牙的奥尔德斯，一脑袋都是主意，有些并不傻。可怜的汤姆，被世界遗忘许久。他，别尔德，几乎可以责怪自己了。他本应该用两英寸的钉子将那块从帕特丽丝家送来的荒唐的地毯钉在地板上的。当她坚持要给地板打蜡时，他本应该反对的。他还应该反对买那张丑陋的玻璃桌，理由是为了安全，而不是出于品位。还有，虽说奥尔德斯无端出现在那房子里压根不能算他的错，不过，假如别尔德能从一开始就把他扔出去，把穿着睡袍的他——别尔德的睡袍——扔到冰冷的大街上，让他自己滚回叔叔家，那还能救他一命。

        然而，别尔德想，他不能对自己太苛刻。他可是那个让小伙子的精神得以继续发扬的人啊。四年前，在租来的、他疏于打理的地下室公寓里，他摊手摊脚地躺在发臭的沙发上——那沙发如今还在那里，味道还那么重——从各种角度看到了的汤姆的工作的真实价值，这种价值别人未曾发现过，而且它建立在别尔德的理论基础上，正如别尔德的理论是建立在爱因斯坦的基础上。从此以后他便使尽全力，一直努力工作。他忙着取得专利，组建一个协会，推进实验室工作，拉风险投资，一旦这些全部到位，世界就能变得更好。除了合理的回报以外，别尔德只想要专属所有权。优先权和原创性对于死人能有什么意义呢？何况既然问题如此紧迫，那姓氏之类的枝节问题，也几乎无所谓吧。唯一重要的是，奥尔德斯的思想精华将会永生。

        那些日子真是过得可歌可泣，先是慢慢厘清奥尔德斯的文件，然后，每逢傍晚，以同样懒散的态度收看电视新闻，看看“老贝利”又出了什么新鲜事，看看那个即将成为他前妻的人在法院门外如何用颤抖的声音清晰地发言，把媒体当情人一般献媚。至于那位装修工塔平——他身负两重罪，既操了帕特丽丝，又打青了她的眼睛，不过他即将因为另一项他并没有犯的罪而沉沦，这事倒从来没困扰过别尔德。

        没人能预测哪种人生烦恼特别容易导致失眠。即便在白天，在最理想的条件下，人们很少能由着自己的性子，选择到底应该为什么而烦恼。此刻，在冬季的黎明即将来临时，刺痛着他的，除了健康、金钱、工作、一次刻不容缓的堕胎、一场意外死亡，还有萨沃伊酒店的那位胡子尖锐、眼神呆滞的讲师，或者教授，叫柠檬，不，叫梅伦，严厉地指控他弄虚作假，是个诈骗犯、剽窃犯。不过梅伦自己才是真正的小偷，挪用别尔德如假包换的经历，贬低成一个能为学术所用的项目，一个验证普遍错觉的研究实例，一个像黄色笑话那样会循环传染的花絮。在漫长的、任凭神思远游的失眠中，他看见自己的手扼住梅伦的咽喉，直到他跪下来，气喘吁吁地道歉。别尔德可以强硬，但他从不攻击别人，连小时候都不会。然而，在白日梦中，他以惊人的、逐步升级的暴力让敌手诧异。此刻，他的脉搏略略加快，精神为之一振，空前清醒。某种乐观情绪在他心里复苏。他的人生，无论如何，充满了可能性。

        比如，目前有一项让他着迷的计划，他想说服托比·哈默认真对待。“碳交易计划”很快将在欧洲大行其道，也许有朝一日还会登陆美利坚。它的核心概念是将成千上万吨铁屑倒入海洋中，使海水更丰饶，令浮游生物激增。浮游生物生长时会从空气中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可以计算出准确数据，从而获得碳积分，这样就能向重工业推销这项计划。假如一家燃煤企业购买足够的数量，那它就能理直气壮地宣告其经营活动属于“碳中立”。这个概念将会帮助企业在欧洲市场全面建立之前便占得先机。需要组织船只和铁屑的货源，建立合适的基地，完成所有合法的步骤。托比·哈默得扛起这项工作来。有些海洋生物学家——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听到点关于这计划的风声，便在报上提出质疑，说人为干涉食物链的基础是危险的。得拿出点科学铁证来，让他们大彻大悟。别尔德已经有两篇论文即将发表，不过要紧的是得先捂着，等到合适的时机再抛出来。

        万籁俱寂，他裹着红袍，端坐在“宝座”上，一派王者风范，审视自己近来的生活状态。铁屑计划让他想起一切有目标、够体面的事情，想起他决不能听任自己沉沦。他将在新墨西哥州拿到四百英亩地。那块地上散布着古老的、挂在摇摇晃晃的木杆上的高压电线，它们相当好用，此外还有一个可靠的水源。终有一天，玻璃板将以某个角度斜对着太阳，板上缠满弯曲的透明管，这些玻璃板将覆盖大片草场，把那里变成波光粼粼的海洋，直接以水和光制造氢和氧，无需任何代价。压缩机将把氢气贮藏在巨大的储存塔里。氧和氢将重新化合，驱动燃料电池发电机。这座工厂将夜以继日地为洛兹伯格供电，点亮这块狭长地带的霓虹灯。然后，随着容量提升，周边地区都将被逐步纳入供电范围——红石，弗登，棉花城，最终到达银城。整个世界都会看见，继而趋之若鹜。

        他终于躁动起来，裹紧睡袍，径直穿过黑乎乎的起居室，跨过他那堆乱七八糟的行李，来到厨房。他站在一人高的冰箱前的那团阴影里，踌躇片刻后抓住两英尺长的把手。门打开时，颇具诱惑地发出一声温柔的吮吸声，像一个吻。冰箱里的搁架上灯光昏暗，品种繁多，宛若夜空中矗立着一栋玻璃摩天大厦，颇有些货色可供挑选。在一盘菊苣叶和一罐梅丽莎自制的果酱之间有一只白碗，上面覆盖一层银色锡纸，碗里盛着吃剩的炖鸡肉。冷冻室里有半升黑巧克力冰淇淋。等他开始吃的时候冰淇淋就能解冻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勺子（两道菜都适用），坐下来吃他的大餐，一边剥开锡纸，一边觉得自己已经恢复了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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