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不少学者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学问门径”，张舜徽更认为《四库提要》类序是“门径中之门径”。类序（包括总序和小序）不仅比单本书的叙录更为重要，也比单本书的叙录更有难度：“盖目录之书莫难于叙录，而小序则尤难之难者。”章学诚说“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章氏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写类序之难不仅其“学”必须精微，同时也要求其“心”务必公正。荀子曾论及“学心”与“公心”，而本文所谓“学心”与“公心”，主要是指学者宏阔的视野、精审的眼光、渊博的学识及公允的态度。在我国古代各种传统的述学文体中，类序尤须兼具这四者之长，“学心”与“公心”可以说是类序内在的学术品格。

        这段序语几乎是二千多年的经学史纲，它提出了每个时期经学的特点、长处和局限，我们可以看到各阶段的经学中，某种学风的长处同时又是它的短处，优点同时又是它的缺点。如汉代经学因其“递禀师承”而“笃实谨严”，也因其“递禀师承”而拘谨狭隘。正始而后，王弼等人开始排斥汉儒独标新学。王弼注弃置汉儒象数阐释玄理，王肃另出经书新注批驳郑玄，到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不苟同旧注，啖助、赵匡等人释《春秋》与三传立异，再到宋初孙复撰《春秋尊王发微》，更以攻击三传自傲，一方面推倒权威，一方面又互不相袭，导致百年经学风气十分驳杂。洛闽继起理学大昌之后，宋儒解经一空依傍无所顾忌，朱熹《诗集传》悬置大小序，解析让人耳目一新；程颐作《易传》既屏弃象数也摆落玄理，其下者王柏、吴澄等人更删削经文，这种自信带来了放肆和强悍。清初诸儒以训诂考证矫明代的臆断空疏，一生或治其一经，一字或音训数百字，使学风“征实不诬”的同时，也使学风繁冗琐碎。没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视野，绝不可能在二三百字的段落中，勾勒二千多年经学的发展历程、概括各历史时期的经学特点及其弊端。

        我们不妨看看经类总序。除少数朝代外，儒家思想自汉代以后一直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经学成了士子的晋身之阶，因而经学自然便是历朝历代的显学。要在一篇不到一千字的类序中，阐述各时期经学的演进、特点、利弊，还要对经学各科进行学术分类，经部总序可以说是类序中的“宏文”，《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序堪称典范之作。总序一起笔就交代该篇类序的论述范围：“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太史公而后，孔子删《尚书》和定《礼记》《乐经》已成定论，所以四库馆臣对经书不得任情褒贬，他们所能评述论析的只有后世解经之说。接下来序文便将二千年来的经学史进行分期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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