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区域经济集团化正成为趋势。各经济集团逾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障碍，逐渐扩大经济版图。在新一轮国际经济集团的竞争中，中国警觉到自身可能被排除在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外，早在80年代末就开始不失时机地用战略眼光分析国际经贸环境和形势，按照经济联系和对外发展的崭新思路，从国内地域特征出发，对包括与周边国家相关地区在内的大区域经济进行再规划。到2010年，中国已逐渐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的开放网络和国民经济有机系统，以整体参与国际竞争，迎接世界经济的挑战。这是巨国效应的又一个例证。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先锋当属华南经济圈。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的经贸交流活动多集中于东南沿海的广东与福建两省，台商在大陆投资的近80%集中在福建，而广东的70%以上来自香港。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使港澳台、广东、福建逐渐形成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根据统计资料，此一自然结合的经济区域早在1995年人口就超过1.1亿，生产总值近3000亿美元，发展潜力惊人。到21世纪初，中国内地与港澳台之间已产生高度的“依存效应”。到2009年底，台湾对大陆出口的依存度高达17%，对香港高达22%，合计接近40%。就整体而言，台湾进出口贸易对大陆的依存度高达10%。在中国内地吸引的外资中，港台资金合占80%以上。据台湾“陆委会”委托民间机构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两岸产业分工正朝着内地生产、香港资金调度、台湾接单与研发的模式发展。香港学者金耀基教授在描述华南经济圈内在联系时是这样阐述的：

        在经济上，香港与内地越来越紧密，香港的资金、人才、信息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大催化作用，而香港与珠江三角洲更出现了“前店后厂”的依存关系。没有香港，便没有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没有广东，也没有香港的安定繁荣。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已形成一种“系统内”的关系，而非“系统间”的关系。显然，香港、广东已是荣枯与共的经济区域。不止于此，台湾与大陆，特别是福建，也逐渐形成互补共长的经济区。于是一个香港、广东、台湾、福建合成的大经济区正在东亚浮现。

        华南、台湾、香港、澳门毗邻，往来方便，这种地缘关系是促成其经济自然结合不可或缺的条件。诸地同胞血脉相连，语言相通，文化背景相近，沟通容易，能够相互认同，经济结合的社会及文化条件具备，此其一。广东、福建、东南沿海的“黄金海岸”以辽阔的内陆地区为腹地，联结内地庞大资源与劳动力市场。港澳台、东南亚及世界华人的对外经贸关系极为活络，联结了世界庞大的产品市场。两者互相依赖，展示了雄厚的实力，步向经济协同发展顺理成章，此其二。中国劳动力充沛且成本低廉，但资金不足，工业技术水准及服务水平还较低；台湾、香港、澳门自然资源匮乏，劳动力不足且成本高昂，但资金却充沛，工业技术水准及服务水平也佳，彼此正可互通有无，扬长避短，此其三。最后，利用港澳台、东南亚及世界强大的华人经济，将那里的资金、信息、管理技术与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较高的科技市场水平和科技人才结合起来，将大大增强开发尖端技术和产品的实力，对中国科技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着无可限量的作用。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港、澳、穗、深、珠五地正进一步协调和整合。在产业布局上，港、澳、穗、深、珠五方中任何一方都不宜求面面俱到发展“大而全”的协作系统。香港将进一步发挥综合型自由港口、国际金融中心、咨询信息中心、中国与西方科技交流中心的作用，成为中国与亚太国家和地区交流协作的重要桥梁，成为全球华人、华裔加强沟通的重要交流中心。

        到21世纪初，港、澳、穗、深、珠五大城市群已大致形成了一个“超级产业链”。在产业政策及结构上，五地也回应作出重构：华南经济圈中的香港辐射效应是最大的，在金融、贸易、航运、信息、管理等功能上对澳门、广州、深圳、珠海将形成垂直合作关系。从发展趋势看，广州、深圳、珠海高科技和人才资源优势将在若干年后形成经济优势，形成香港、澳门对其依附性越来越大的局面。因此，可以预见，未来五地的经济融合将遵循以垂直合作为主，但从长远看，以水平合作为主的模式，这是一种结构性互补。

        如今，中国沿海地区早已和内陆各省市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经济分工和协作关系。因此，如果把战略视角进一步投向21世纪20年代，在一个涵盖港澳台、亚洲和世界的华人及沿西太平洋中国“黄金海岸”各省市的基础上，再有10年时间，至2020年，这一华人经济圈应可将经济融合的巨大利益逐步扩散至中国北方及广袤的内陆地区。从21世纪20年代开始，经济整合和协作将可望在集约化程度上展开。

        显然，华南经济圈的成功典范给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进程中积极拓展与周边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参与新世纪条件下的亚太地区的国际分工，为加强与该区域内各国各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向。

        中国在迎接世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挑战中，无疑正在效仿华南经济圈一体化的模式，把它和周边亚太国家和地区当成一个发展架构来处理。可以想见，未来，中国沿海地区将在原来区域整合的基础上逐渐衍生出五大块跨国产业协作系统，其基本框架是：

        1.东北亚跨国产业协作系统。以中日韩为主体的国家构成的黄渤海经济协作圈，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实力的经济区域之一。中国、日本、韩国不仅地理位置邻近，而且文化上很接近，增进合作的条件非常好。再考虑到人口和经济发展速度，三个国家具有形成未来世界最大市场的潜力。同时，这三个国家不仅在产业发展阶段上多少存在着差距，而且日本的尖端技术和资本，韩国的生产技术、成功的产业化和结构调整经验，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将形成互补优势，这三个国家合作所产生的综合效应是巨大的。

        在东北亚跨国产业协作系统中，第一层次的协作是以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等沿海地区与朝鲜、韩国的经济协作为核心形成国际经济协作圈和三角洲经济互补关系。政府考虑将一些三角洲地区建设成经济开放区，如辽宁的大连、营口，山东的烟台、威海和青岛。这些地区几乎覆盖了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开放区一建成，即可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阵地。

        第二层次的产业协作是指第一层次的协作范围向北扩展，在中国、朝鲜、韩国与日本之间开展经济协作。主要以中国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与日本的资金、技术相结合，带动中国、朝鲜、韩国和日本的产业协作。

        第三层次的产业协作是将协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实行包括日本、朝鲜、韩国、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产业协作。主要以中国的劳动力、俄罗斯的资源、日本的资金相结合为主要条件，推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产业协作，逐步形成东北亚经济圈。

        从发展前景看，东北亚地区很有可能组成一个以高科技为龙头，实行梯度产业转移和技术转让体系的区域协作结构。中国东北地区既可以承接从日本、韩国转移出来的相当部分的产业，又可向蒙古、朝鲜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转让某些技术，是东北亚理想的合作中心。所以，中国东北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利用日本、韩国的先进技术和俄罗斯远东的自然资源，把在东北的集团公司变成双向进出口加工基地：一方面，引进日本和韩国的先进技术，利用东北地区的原料和劳动力，进行加工并返销日本、韩国，向俄罗斯、蒙古、朝鲜出口；另一方面，引进日本、韩国的技术和进口俄罗斯原料，在东北地区加工，再向日本、韩国出口精料、半成品和成品。

        2.长三角跨国产业协作系统。第一层次的协作包括长江三角洲（即江苏、上海和浙江等省市）和部分长江流域地区与韩国、日本的合作。上海是中国最大最发达的工业城市。江苏省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与其相比，浙江具有更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这将维持其今后相当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已将苏、浙、沪三省市列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上海为中心，包括了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浙江的嘉兴、湖州约27000平方公里，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其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面向亚太地区的主要窗口，也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经济技术实力比其他地区雄厚，最有条件扩大对外产业协作。因此，长江三角洲将利用自身外向型经济优势，首先与韩国和日本发展多元化经济关系，吸收韩国和日本的资金、技术。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外，还将发展一些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高科技产业。

        第三层次的产业协作是将合作范围扩大到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中国在太平洋东西两岸都有产业合作网络的局面。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参与这二者之间的产业合作，对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无疑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3.亚洲西南大陆桥产业协作系统，指的是沿着传统丝绸之路和滇缅公路，连接太平洋的北部湾周边亚太国家和地区及印度洋的孟加拉湾周边亚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协作网络。它对中国海南、贵州、四川、西藏的发展，缅甸的发展，以及大陆桥两边地区的交流协作，都将起着重大推动作用。为发展亚洲西南大陆桥协作系统，中国方面将首先由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组成北部湾经济区，由广西、云南、贵州、四川以及西藏等省组成大西南经济区，然后与周边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越南建立湄公河流域发展系统的产业协作关系。中国的北部湾经济区和大西南经济区同时与周边亚太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协作，构成一个亚洲西南大陆桥发展协作圈，形成一个由北部湾的北越和广西的海岸向北延伸，从广西进入云南，通向缅甸，迄于孟加拉湾的交通网络，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推动亚洲最后一个未开发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为了推进中国西南地区和周边国家的经济、科技合作，发展贸易，极需振兴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及早与有关国家或地区作出制度性安排，分阶段实行。建立通向南亚、中东的陆上和空中通道，包括建立以昆明为起点站，经过缅甸北部到印度东北地区，再与印度公路和铁路相连的国际公路网和铁路网。同时，开通至印度阿萨姆和加尔各答的航线。这一计划一旦实现，将大大缩短中国西南地区通往印度洋的距离，在一定意义上，使中国成为一个“印度洋国家”。它进而获得了便捷的“海上丝绸之路”，使中国西南地区通向印度洋，又可以通向太平洋，穿过巴拿马运河，再进入大西洋。

        4.陆上丝路跨国产业协作系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开拓一条穿越中亚连接欧洲市场的交通要道对中国非常重要，即开拓“陆上丝路跨国产业协作系统”。目前中国原油进口的70%以上都经过马六甲海峡，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联系大多也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一旦马六甲海峡在非常时期（如战争）因某些原因而被封锁，中国原油进口就将受到严重影响。

        在阿富汗境内发现的一处巨型多金属聚合矿更增添了中亚对中国的吸引力。据美国军方的地理专家估计，这个富含铁、铜、锂和钴的多金属聚合矿潜在开发价值高达1万亿美元。美国军方认为，开发这个多金属聚合矿有望使深受战乱贫穷之苦的阿富汗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中国政府早就意识到开发中亚资源和推动中亚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并在许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谋划修建中亚和欧洲铁路的构想。无论是从商业利益上考虑还是从战略利益上考虑，修建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高速铁路对中国都极具吸引力。与常规铁路相比，高速铁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运输大量商品和物资。这将为中国从中亚地区进口原油和矿产提供极大方便，而中国出口商品也能更快捷地抵达中东和欧洲市场。

        中国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是同协作系统内各国进行国际产业协作的基础。1992年初，第二条欧亚大陆桥中国境内全线贯通，成为继欧亚第一大陆桥后与欧亚各国联系的又一大动脉。中国西北和西部省区（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等）沿着第二欧亚大陆桥可发展成陆上丝路经济系统。其中，内蒙古、陕西、甘肃和宁夏与蒙古、原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日本构成小丝路发展圈；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与原苏联中亚细亚部分及中东构成中丝路发展圈。中丝路发展圈还可以衍生出同属伊斯兰教地缘文化的西北亚穆斯林经济圈。第二欧亚大陆桥的建成，为中国中西部各省区向西开放、开拓伊斯兰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伊斯兰国家市场广阔，它包括中阿拉伯各国和南亚，特别是中东地区，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大量石油和黄金储备。最后，由于第二欧亚大陆桥穿越中亚、西亚、东欧和西欧，直到大西洋东海岸的荷兰的鹿特丹，中国西部与国际联系大为拓展，西出国门加入中亚、北非，乃至东西欧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使得作为太平洋国家的中国可以直接同大西洋联结起来，在那里找到许多窗口。

        按照自由贸易原则，中国西部有著名的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展开的跨国产业协作。通过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启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适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优化贸易和投资环境，实现降低商品、资本和服务流动成本的目的。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已为今后实现这一地区贸易自由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未来5年，亚洲西南大陆桥和第二欧亚大陆桥因为高铁的建成可望贯通，遂使西南丝路和西北丝路由历史走向现实：由兰新（兰州——乌鲁木齐）和第二欧亚大陆桥南下至成都，接上成昆（成都——昆明），然后转入缅甸，经过马来西亚至新加坡。至此，中国对外经贸区域一体化战略将得到全方位体现：中国将既是一个大陆国家（背靠欧亚大陆），又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大西洋国家、印度洋国家；两个大陆（欧、亚大陆）加上三个海洋（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的总体发展与开发模式，将使21世纪中国现代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目标的实施中立于不败之地。

        5.中国——东盟跨国产业协作区。20世纪末21世纪初，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战略构想开始正式浮出水面。中国早于1992年就已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1993年，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成立；1995年，中国——东盟高官会议正式建立；1996年，中国正式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1997年，中国——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在马来西亚举行，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此后，“10+3”（东盟10国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会议机制正式确立。到2010年，东盟跨国产业协作区又吸收了美国和俄罗斯加入。

        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推进图们江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推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并参加了《曼谷协议》。此外，东盟还在安全经济等领域积极推动更广泛的地区合作。2001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第五次东盟和中国领导人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并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确定新世纪初的重点合作领域，即根据双方各自经贸优势，把农业、信息通信、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湄公河开发作为合作的重点领域；第二，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今后10年内，正式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第三，加强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和支持，在不断拓展双方经贸合作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双方的政治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

        2002年11月4日，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这标志着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堪称中国与东盟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显然，外部的压力和挑战是促进中国——东盟进行区域整合的一大动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其他经贸大国都在发展自由贸易区，不仅在地理上临近，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间也形成了很多自由贸易区，还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跨越不同地域的自由贸易区（如欧盟与拉美的墨西哥、智利结成的自由贸易区），以及在社会、文化、经济等领域广泛合作，如1999年10月签订的《欧盟——南非框架协议》。而在亚洲地区，除正在成长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外，尚未形成正式的、覆盖面较大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这种现状使各国失去了巨大的、本来有可能获得的贸易实惠。

        好在东盟各国经过10多年谈判，对消除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统一产品标准和关税术语、简化和统一海关程序、建立人员交流和信息交流机制等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制定了中长期目标，确定了一套相当固定的谈判模式和协商机制。所有这一切，都为最终实现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自由化做了充分准备。

        目前，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不仅消除了贸易壁垒，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合作开发也进入了紧鼓密锣的实施阶段。湄公河是东南亚最重要的一条国际河流，被誉为未来的“黄金水道”。2004年10月，第三届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部长级会议原则通过了有关建造由中国昆明至新加坡的“泛亚铁路计划”。2006年9月8日，中国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第八次部长级会议，会议就加快泛亚铁路东南亚走廊建设问题达成了共识，中国与东盟共建的泛亚铁路有望在2015年竣工。

        泛亚铁路东南亚走廊全长5000公里，连接新加坡与中国南部，途径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国。专家指出，一旦高铁开始建设，将为沿途各国的制造业、物流业带来巨大商机；建成之后，中国的能源运输安全也将大有保障。更重要的是，泛亚铁路计划一旦实施，它将把中国、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连接起来，形成一条重要的南北经济走廊。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预示着国际经济和贸易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和东盟之间打破关税和技术壁垒无疑将扩大双方的贸易规模，同时在这一区域合作框架下，通过贸易转移、贸易创造产生新的规模经济效应，将促使中国和东盟实现双赢。预计到2015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总人口将高达17亿，总产值3万多亿美元。中国——东盟专家组的研究分析表明，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中国向东盟国家的出口将增加55%，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也将增加48%。到那时，在世界三大经济集团中，从人口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超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从国内生产总值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比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总产值低一些；但从进出口贸易来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对外贸易额要低于欧盟，却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从整体看，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将大大加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相匹敌的竞争力，增强防范和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减缓经济全球化冲击。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中国可以和东盟各成员国优势互补。在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框架下，中国可以把石油原料运往新加坡提炼，然后卖给日本。新加坡可以通过资金动作方法，协助中国推动经济改革。

        此外，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可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从长远看，可以提高中国劳动力素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不仅提高中国和东盟在亚洲的地位，还可以改变整个亚洲的经济格局，更重要的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体现的是真正的规模经济，其产生的倍乘效应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为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亚洲统一货币奠定了基础。而人民币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强势国际货币的地位也正在形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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