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交了一笔学费

        1993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最高记录，达到45644万吨，这是连续几年粮食丰收后的又一次大丰收。

        偏偏就在这丰收之年，中国发生了全国性的粮价暴涨，这是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现象，也是极不正常的一种现象。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有农民对粮食收购价提高的预期心理和惜售思想；有少数群众对税制改革的误解。但最关键的一点，却是我们对粮食购销体制的错误理解。

        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对保证全国的粮食供应，起了较大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以计划经济为框架的僵化体制越来越暴露其弊端，尤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80年代末期，沿海一些地方首先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1992年11月1日，全国宣布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到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

        遗憾的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放开”的概念，以为放开就是放任自流、撒手不管。否认粮食作为特殊商品的性质，谁愿经营就可以经营，爱怎么涨价就怎么涨价。认为国家再采取任何平抑粮价、稳定粮食市场的措施，都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都是走回头路。于是，一些地方放松了粮食生产，粮食种植面积大幅度下降；一些地方放松了粮食市场管理，个体私营粮商控制与垄断了粮食市场；一些地方放松了粮食的收购工作，大量粮食掌握在个体私营粮商手里……特别是粮食部门的一些同志，对放开粮食市场和价格后如何调控粮食的生产和购销，缺乏应变措施和必要的思想准备。全国原有的3.2万个国有市镇粮店相当一部分已名存实亡，主要经营的是粮食以外的商品。以前由国家粮食部门承担的收购农村余粮以及调剂地区间粮食平衡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个体户及其他社会集体身上。据统计，福建省非国有渠道经营粮食的企业在5000家以上；上海居民用粮50～60%转向集市，而有的社会集团用粮100%直接来自粮食产区。全国冒出许多个体囤粮大户，动辄是十吨百吨。

        相当一部分粮食控制在个体商贩手里，为哄抬粮价埋下了隐患。1993年，中国的粮食生产获得大丰收，仅个别地区出现不平衡状况，这本是正常现象，但一些不法商贩趁机哄抬粮价，制造粮食紧张的假象，使局部地区的粮食问题扩散成为全国性的涨价风潮。四川省有一个城市，35家个体粮店在同一天突然将粮价提高每公斤0.5元，引起全市恐慌，随之全市大大小小的粮店纷纷攀比效仿，使粮食涨价成为定势。

        由于我们对粮食经营与价格放开后的市场形势估计不足，对紧急情况准备不够，以至粮食市场稍一波动，我们便措手不及。

        一个错误的观点，便给我们带来一场灾难性的风波。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会对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安定的粮食价格完全放任不管，相反，任何一个国家对粮食都是政府管理，对粮食价格实行干预。粮食价格政策成为各国粮食政策的主要内容。从美国的价格支持政策到日本的管理价格制度、欧共体国家的干预价格和门槛价格等等，无不是对粮食价格的严格监控。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粮食价格管理更为严格，几乎由小麦局一手制定，统一收购，最后以汇总成本制的方式支付。日本对粮食的管理很细，它的大米市场多年都是不放开的，最近迫于美国的压力放了一点，但并不放得很开。进口的大米便宜了，照样还是卖国内高价，用外贸赚的钱补贴本国农业。韩国也是不放开的，前两年放开了，结果也出了乱子，总理、部长都辞职，以谢国民。

        当然，我们对粮食流通体制的管理不是计划经济经济下的那种依靠行政命令“管死”的老办法，而是要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来加以调控。

        首先，要在尊重价值规律作用的基础上，依照市场供求形成价格的机制，确定合理的粮价，既能调动粮农的生产积极性，又要考虑消费者的承受能力。

        其次，我们要掌握一定的粮源。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国务院明文规定粮食部门必须掌握70～80%的商品粮源，才能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稳定粮食市场，城乡农民的吃饭问题才有根本保障。由政府或受政府控制的商业性机构掌握足够的粮源，是世界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半官方性质的加拿大小麦局垄断了加拿大西部的全部小麦和大麦的收购和销售，同时它还垄断了加拿大小麦的出口配额和国家出口信贷发放权。成立于1939年的澳大利亚小麦局也是一个半官方机构，它几乎垄断了澳大利亚的全部小麦流通。按照法律规定，澳大利亚小麦局有权决定小麦的销售政策和国内购销价格，同时小麦的出口全部由小麦局控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政府每年的收购量都在1500～2000万吨左右，1984年至1985年度高达2012万吨，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我国有2亿多城镇人口和几千万农村贫困缺粮人口，国有粮食部门不掌握足够的粮源，怎么去稳定市场，去应付粮食波动，怎么能保障人们的吃饭问题呢？

        但我们偏偏忽视了这一点。一些国有粮店改行去经营百货、家电去了，粮食送上门来也是爱要不要，个体粮贩代替粮食部门去收购、囤积粮食，一遇风吹草动，我们自然措手不及。

        一个错误的理解，一个片面的认识，让我们又交了一笔沉重的学费。

        幸运的是，这笔学费没有白交。稳定粮食涨价风潮后，中国开始重新认识粮食的特殊商品性质，重新确认了粮食生产和粮食流通在中国的独特地位。1998年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是在汲取此次风波后开始的。

        

一时冲动忘记了命根子

        粮食是命根子，这对于饿肚子的人来说，感受比较深刻，而在餐餐饱饭、顿顿佳肴的人看来，也许只是一个多余的教条。

        随着肚子里的充实，一些人开始忘记饿肚子，忘记粮食永远是我们的命根子。

        分析1994年的粮食风波，除了粮食价格和经营放开后撒手不管外，粮食生产受到忽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在沿海地区，赚钱的门路广，发财的机会多，谁还瞧得起费力不讨好的种粮食？反正腰包里有钱，票子一甩，不愁粮食不来。他们潇洒地宣称：“不种稻子吃大米，不种小麦吃麦子”。于是，稻田成了开发区，粮农当了歌厅老板。粮食种植面积年年缩减，本是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却一年比一年减少。票子终究当不得饭吃，大款大亨也不能天天靠“人头马”饱肚子，最终只得向邻近省“讨粮”吃，恰巧内地省也不殷实，结果引发一场粮食涨价风潮。

        内地一些粮食产区脑筋转得也不慢，沿海人只赚票子不种稻子，我们为什么偏要给人家做嫁衣裳？种粮食吃亏，搞农业没戏，于是产粮省也不愿多产粮了。什么赚钱种什么，成为一些基层领导向农民灌输的第一个“市场经济”观点。

        粮食生产的基础地位开始动摇。

        199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6.51亿亩，比1992年减少7200万亩(其中稻谷播种面积减少2380万亩)。减少较多的有：湖南675万亩，广东570万亩，浙江495万亩，江苏420万亩，福建240万亩，新疆195万亩。“鱼米之乡”的南国粮仓，粮食产量却大幅度减产：江苏减产22.5万吨，福建减产35万吨，浙江减产105万吨，湖南、江西各减产90万吨，湖北减产66.5万吨，广东减产82.5万吨。幸好我们的北方稳住了，加上风调雨顺，199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仍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45644万吨，比1992年增加1378万吨，增长3.1%。不过增加的部分，全部是北方的贡献，北方地区共增产1791万吨，刚好弥补了南方的减产。

        1993年末爆发的粮食涨价风潮，虽使大多数人感到震惊和恐慌，但并未引起有些地方领导的足够重视，1994年，粮食播种面积继续减少，并跌入警戒线以下。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6.4亿亩，比1993年再减了1700万亩。是近年来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较多的一年，因面积减少影响粮食总产量450万吨。这一年，我们也没有1993年的运气了，南北涝，中部旱，东西部还受风灾侵袭，全国累计受灾面积达到8.6亿亩，成灾面积4.6亿亩，均超过1991年江淮特大水灾。年终算账，全国粮食总产量为44450万吨，比1993年减产1200万吨。全国21个省、区、市粮食减产，其中河南、辽宁、广西、江苏和四川等省，减产均在100万吨以上。

        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1994年的粮价为何“一路高歌”，扶摇直上。幸好，我国的粮食底子硬，专项储备粮库存充裕才使我们顺利渡过难关、但这已经足以令我们心悸好一阵子了：命根子忽视不得！

        到1995年，粮食生产终于严肃地摆在了各级政府的面前，大部分地方领导开始意识到，再不抓粮食，就有饿肚子的危险了。这自然是一个好现象，但由于惯性作用，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仅稍有回升，达到16.44亿亩，仍在警戒线以下，比1993年只增加了400万亩。减少容易增加难，前几年，我们不知不觉每年减少了1000多万亩粮食播种面积，而要增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有几百万亩。到1996年，我国的粮食播种面积才恢复到16.5亿亩的全国警戒线水平。与此相适应，全国重新确定了粮食生产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并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各级政府一把手亲自抓农业，亲自抓粮食。与此同时，国家建立和完善了粮食储备制度，保证掌握足够了的粮源，加强了粮食市场管理，维护了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

        5年过去了，我国的粮食生产又走上了正轨，并连年丰收。继1996年全国粮食总产达到50450万吨的历史最高峰，1997年粮食49250万吨，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高产年，1998年虽然经受了一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但在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的努力下，粮食产量再创新纪录，达到49500万吨。粮食库存充裕，粮食价格平稳，许多地方在粮价上涨风潮中重新恢复使用的“粮本本”也被绝大多数居民锁进了抽屉。

        但是，1994年的警钟却还在我们的耳边回荡——什么时候忽视农业，什么时候忽视粮食生产，什么时候就要出问题！

        我们还能掉以轻心吗？

        

鼓了“钱袋子”，不能空了“米袋子”

        笔者听过一位地方官帮农民转换脑筋：你们说，是搞一屋票子好还是一屋粮食好呢？他“循循善诱”：当然应该是一屋票子好！

        这个命题显然不妥。货币，没有物资作为基础，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如果我们没有充足的粮食进行市场流通，你就是有堆成山的票，又有何用？照样还得饿肚子！

        但有许多人仗着这几年肚子里充实、钱袋子里殷实，对粮食开始有些不以为然了。“什么赚钱搞什么”，成为转换脑筋的时髦口号。有人公开撰文，声称粮食并不是什么特殊商品，完全应该由市场调节，我国长期对粮食生产采取的一些特殊政策，是有弊无益。他们不无潇洒地侃侃而谈：“我国土地辽阔，东方不亮西方亮，就是连年遭灾，就全国来说，粮食生产也不会出现毁灭性的灾难”。他们认为，只要有钱，就不愁没有饭吃。

        还有人思想更解放。他认为不仅城市居民，连农村农民也无须种粮，可以通过交换来解决自己的口粮问题。这叫做“不种稻子吃大米，不种小麦吃麦子”。他建议农民“要转变单纯向生产要粮、向国家要粮的旧观念，树立并增加向市场要粮的新观念。”他认为，这就是市场经济。

        我们不知道，大家都不种粮你拿了票子找谁去买粮食？这几年，沿海地区忽视种粮不就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势吗？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在经济富裕以后就把农业丢掉，把吃饭问题寄托于到内地高价购粮或进口粮食，无论从我国的耕地资源、粮食总量和外汇平衡来看，都是无法承受的”。“从国民经济的全局看，沿海地区发展粮食生产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大有可为”。

        “米袋子”不满，“钱袋子”也未必能鼓。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没有农业的强大发展和粮食的稳定增长，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就难以为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实行工业化初期，也曾出现严重削弱粮食生产的普遍现象，但农业的落后很快就严重阻碍了工业发展和国民经济现代化，于是又不得不用更大的力量来加快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发展。我国建国近50年来，国民经济发展也出现过几次大起大落与大调整，都是因为农业发生问题，粮食生产徘徊或滑坡。

        粮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特殊国度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始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方针，必须始终把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必须始终把粮食问题放在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来考虑。

        农业专家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到了非全民重视不可的地步了，首先要防止三种思想倾向：一是防止认为我国粮食问题并不严峻，认识不到我国粮食生产基础脆弱，以及由此带来的周期性和阶段性徘徊的倾向；二是防止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就应该什么赚钱种什么，看不到粮食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殊性的倾向；三是防止认为有钱就可以买到粮食，看不到国际国内粮源偏紧的趋势的倾向。

        不澄清认识，不纠正错误思想，中国的粮食生产就有大幅度滑坡的危险，中国人就有再次饿肚子的可能。现在，沿海地区不愿种粮，抛荒搁地现象严重，不少粮食产区又只求自我平衡，不愿多种粮食，造成粮食调出省份减少，余粮省减少，粮食偏紧，价格上扬。

        我们绝不能用简单的效益原则来对待粮食生产，也不能完全让市场自发调节粮食生产。我国绝不能成为粮食进口大国，粮食的基本战略必须立足于国内基本自给。发展粮食生产，是我们的根本出路，稳定面积、稳定产量、稳定库存和总量平衡、地区平衡，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只要我们重视粮食问题，努力发展粮食生产，我们不仅能较好地解决吃饭问题，而且将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就是“米袋子”满了、“钱袋子”鼓了，人民生活水平好起来了！

        中国人还会不会饿肚子？这取决于中国的“米袋子”是否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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