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交大对学术不端开刀，博士论文有抄袭的副校长黄庆博士头衔和研究生导师被取消。虽然说，这种处理还留了一个尾巴，黄的副校长和教授头衔，还都完好地保留着。但就目前而言，已属中国高校处理学术不端涉及层面最高而且最严厉的一次“开铡”了。半个博士论文都是抄出来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校长，论文抄袭却全部推到第二作者身上的辽宁大学副校长，迄今仍高官照做，无论学校还是教育行政部门，一丝处分的意思都没有。

        但是，即使这个令人多少有点振奋的开铡，从报道看，似乎也是困难重重。2007年学校学术委员会接到举报，就开始调查，直到最近，经过学校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和校学术委员会反复审议，一层层地表决，严格程序，才以多数票通过了处理决议。

        其实，现在学界大人物的抄袭案，包括副校长大人黄庆在内，都属于小儿可为的佳作，直接把人家的东西照搬过来，连掩饰的功夫都懒得做。用葛剑雄先生的话来说，这样的抄袭，连中学生都一眼能识别出来。但是，何以查证起来这么难呢？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大人的抄袭，有关部门从2007年查起，到今天也没有结果。西南交大也从2007年查起，总算有了结果，但仍需要两个委员会神情严肃地层层表决。试想，如果表决没有通过，那么是不是这样连中学生都能认证的抄袭，就算拉倒了呢？你还别说，有的学校，还真的就有在表决时一半对一半、最后不了了之的事情。

        学界现在盛传一个名词，叫学术民主，曾令北大的罗志田教授大惑不解。眼下西南交大这点事，就是学术民主的典范。明明抄了，民主一下，多数说抄了，才是抄了，如果多数不通过，抄了也等于没抄。普天之下，唯有中国才有这样的稀罕事。幸亏西南交大的表决，符合了常识，如果反着，那么人们看到的，就不是一件振奋人心的消息，而又是一个笑话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方面如此慎重地履行民主程序，是因为凡是涉案的大人物，几乎没有认账的。就算被当场拿获，白纸黑字，能抵赖，抵赖，不能抵赖，也抵赖，不是把责任推到学生那里，就是找各种理由，说自己的抄袭，不算抄袭。而且很多学校也为此发明了诸多新名词，诸如“引证不规范”啦，“相似度高”啦，“抄袭常识不算抄”啦。即使西南交大这样处理了，副校长大人依然在会上公然抵赖，连连呼冤。这样的事情，即使被人告到法庭上，有办法的人依然可以通过关系，让李鬼打败李逵。

        实际上，中国学界学术不端最大的问题，不是抄袭成风，而是学者的厚脸皮。在国外，无论来头有多大，学者一旦被披露有抄袭行为，哪怕只抄了两行，根本用不着什么教授委员会（相当于我们的学术委员会）投票，自己就赶紧夹皮包走人。抵赖，赖着不走，几乎是不可能的。1949年之前，清华大学的教授委员会每年开会，但保存至今的会议记录从来没有处理哪个教授抄袭事件的，如果真的有的话，一经发现，人已经走了，不会给你开会处理的机会。即使抄袭者，那个年代的人，也要脸，断然不会肆无忌惮地抄，被拿住了，还要理直气壮地喊冤，跟被窃的苦主打官司。

        学者脸皮太厚，尤其是握有学术大权的学官脸皮厚，是目前学术风气大坏的重要原因。个中的道理是，按目前的制度，学官只要厚着脸皮挺住，多半就没事。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半个了。学官手里的权力，从来不是吃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南交大黄副校长喊冤，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人家抄了没事，为什么我抄就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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