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书室中悬有自书一联，上联曰“独持偏见”，下联曰“一意孤行”。他还曾请齐白石以“荒谬绝伦”四字刻章一方，或问何意，他说：“别人看我是‘荒谬’，我看自己是‘绝伦’。”

        溥仪曾仿刘禹锡《陋室铭》作《三希堂偶铭》，文曰：“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琉球影闪耀，日光入纱明。写读有欣意，往来俱忠贞。可以看镜子，阅《三希》，无心荒之乱耳，无倦怠之坏形。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埋首于文字学，而站在党内斗争圈外。这种态度使其敌人说他为了骄傲，轻视他们，不屑与他们斗争。彭述之说他保持“东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于近代斗争之用。

        赵元任年轻时，求知欲极强，爱做物理实验，酷爱体育运动，从初中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一度染上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识到这些危害时，以坚强毅力强制自己根除了，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诫自己：“元任，任重道远。”后果然博学多才，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

        胡适在奔母丧时写过这样一段话：“‘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蒋介石挽胡适联：“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开有二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在会上宣读了他对王实味问题意见的《备忘录》，引起与会作家的不满。周扬、丁玲、刘白羽等当场与萧军在主席台上展开论辩，萧军舌战群儒，越辩越激烈，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都要看个结果，无人退席。辩论从傍晚至深夜，大会主席吴玉章见双方僵持不下，站起来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大家都应以团结为重，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应当检讨检讨！”萧军说：“吴老的话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丁玲紧接表态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有关系！”萧军火了：“既然如此，你尽管朋友遍天下，我这‘一毛’也不愿附在‘牛’身上，从今后咱们就拉、蛋、倒！”萧军说完，拂袖而去。

        顾颉刚说：“让我盲目崇拜一个人就像让我训斥一个仆人一样困难。”

        1941年秋，马一浮的挚友谢无量到四川乐山复性书院看望马一浮，相见甚欢。一日，马一浮通知书院学人齐集尔雅台谒见谢先生，请谢先生向诸生开示。

        马一浮的学生张德钧骄矜自负，想考考谢先生的学问，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无量微笑未答。马一浮觉得张生此问出于胜心，必须析之，乃代谢先生答曰：“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看。”张生惭而失色。在座诸生，莫不敛容。

        20世纪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促进冯氏转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冯友兰高寿，使一些健康杂志颇感兴趣，当人正儿八经问起他长寿的秘诀时，他却只有“不……着……急”三字奉告。

        陈果夫临死前，总结一生，认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住繁华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管钱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读书未曾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1950年初，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在香港办《民主评论》，胡兰成来看他，自称是梁漱溟的学生。胡能言善道，徐就真以为他是梁的学生，便照顾他的生活，还应其所求帮他偷渡去日本的旅费。这年五月间，徐也去日本，和他住在一起，才知道他与梁也仅仅是认识而已。徐复观在一次谈话中说：“依我的经验，凡是大节有亏的人，便会无所不为的。”

        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没有舒服过，也没有自满过；我从来没有照照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

        冯友兰被拉入了“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据说“文革”结束后，冯的妻子责怪他说：“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1968年，毛泽东指示要给知识分子以出路，特别指示要把翦伯赞和冯友兰作为反面教材养起来。于是，这两个人从牛棚中被释放出来，每月给120元生活费，并重新分配较宽敞的住房。但不久翦伯赞就和妻子一起自杀了。

        张君劢的政治立场飘忽不定，对国共两党都忽而反对忽而支持。1949年后，台湾当局竭力拉拢他，他不为所动，虽生活窘迫，却一芥不取。中共也曾委托陈叔通邀他回国，也被他婉拒。他在印度讲学时，周恩来派张经武拜谒他，他不见，托人带话道：“我住在英帝国主义的宅中，不必麻烦了！”

        “文革”中，只有马列书可读，钱钟书只好看德文版的马列书信。他对夏志清说，自己对恩格斯的性生活有所发现。

        巴金后来反思说：“在‘文革’到来之前，我的确就是这样地混日子，我用一个混字，因为我只说空话没有干实事。一次接一次开不完的会，一本接一本记录不完的笔记，一张接一张废话写不完的手稿。”

        1978年，程千帆平反，学术圈内外皆将其奉为上宾。程千帆却十分清醒。在给友人信中，他言道：“现今国事系事多不堪言，亦不仅某一学校如此……我数十年来，总是希望免疫，但个人免疫又如何。独善其身，似清高，实可耻也。”

        其时，学者争评职称之风盛行，程千帆讽之为“真吴道子画鬼趣图”——“其中百态，若旁观不介入，则有读之乐。”

        ——莫砺锋《程千帆评传》

        于省吾说：“在读书人中，我是有钱的；在有钱人中，我是有学问的。”

        “文革”初期，孙冶方坐牢之前，曾与顾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顾准对孙冶方说：“反正我是受了那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没有血。”

        世纪之交，寿者荣辱。上海文坛的百岁老人，有章克标、巴金、施蛰存等人。一次李欧梵拜访施蛰存，谈到要为他贺百岁寿辰，施说：“一百岁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我是20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陈白尘曾说：“惜我未死，不及见写我之文也。”

        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弟子们编的《季羡林文集·前言》初稿有“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惟一终身教授”等一堆字眼，季老看后要求删去，并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惟一的’，文科是惟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惟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了解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

        夏承焘字瞿禅，号月轮楼主。他的得意门生、著名作家琦君曾问他“瞿禅”有什么含义，他说：“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只因我瘦，双目瞿瞿，且对一切事物都怀惊喜之情。至于禅，却是不谈的，一谈就不是禅了。其实禅并非一定是佛法，禅就在圣贤书中，诗词中，也在日常生活中。慧海法师所说的‘饥来吃饭困来眠’，不就是日常生活吗？”

        ——琦君《春风化雨》

        殷海光对陈鼓应说：“人与人之间相处，真不容易互相了解，五年来，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公子哥儿型的人，所以看到你就感到讨厌。许多人背后骂你，也有好些人欣赏你。你像是一匹野马，你是个很不被人了解的人。和你谈话，才体会到你内心有一股说不出的劲儿！你那种不羁的心态，从你身上可以嗅到一点‘五四’时代文人的气息。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是沦为拉拉队，就是变成蛀虫，特立独行的太少了，在时代的大震荡下，一幅晚秋的景象，凉风一吹刮，满树的落叶纷纷飘下，枝头只剩三两片傲霜叶，在冷风中颤傈。有风范、有骨骼的知识分子太少了！像方东美先生那样，便是其中的一片傲霜叶。”

        夏丏尊这样描绘弘一法师：

        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莱菔（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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