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口分田及永业田外，唐代尚有两种田：一种是职分田，另一种是公廨田。

        职分田是当作百官的俸禄。唐高祖武德年间，百官不发俸禄，只给职分田。但职分田在唐代时废时置，如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下令“依旧给京官职田”。可知开元十八年以前有一段时间是不给职分田的。但一般来说，是给的时间多，不给的时间少。此职分田是交由农户耕种而政府收取地租。租额是每亩最多六斗，如果此制能切实执行，则租不算重。

        至于公廨田，“公廨”即衙门之意。公廨田亦即所谓“公田”，即政府的办公费用靠公廨田的田租收入来维持。各级地方政府所得公廨田各有等差。

        《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诸州公廨田，大都督府四十顷；中都督府三十五顷；下都督、都护府、上州，各三十顷；中州，二十顷；官总监、下州各十五顷；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六顷；上牧监、上镇各五顷；下县及中下牧、司竹监、中镇、诸军、折冲府，各四顷；诸冶监、诸仓监、下镇、上关各三顷……”

        由此可知各级地方政府连镇及冶炼铜铁、管理粮仓的机构都分给公廨田。不过多少不同而已。

        据杜佑《通典》记载：“大唐凡京诸司，各有公廨田。司农寺给二十六顷；殿中省二十五顷；少府监二十二顷；太常寺二十顷；京兆府、河南府各十七顷；太府寺十六顷；吏部、户部各十五顷；兵部、内侍省各十四顷；中书省、将作监各十三顷；刑部、大理寺各十二顷；尚书都省、门下省、太子左春坊各十一顷；工部十顷；光禄寺、太仆寺、秘书监各九顷；礼部、鸿胪寺、都水监各八顷；御史台、国子监、京县各七顷；左右卫、太子家令寺各六顷；卫尉寺……各五顷；太子左右卫率府……各四顷；宗正寺……各三顷；内坊、左右内率府、率更府各二顷。”由此可知各机构得公廨田之多少并非以机构重要与否，乃是按照该机构开支是否庞大为准。

        从前陶渊明曾任县官，亦有田分。他嗜酒，便种秫以酿酒。可见唐之公廨田亦承袭前朝而来。

        公廨田的收租所得本是用来作政府机构开支之用，是作公用。但事实上，亦有协助官员作私人贴补的。如《新唐书·食货志》说：“京师及州县皆有公廨田，以供公私之费。”观此，似乎是公私不分了。

        有时，京官与地方官的待遇常有所差别。贞观至天宝年间，京官待遇常比地方官优厚。杜佑《通典·职官典》载：凡京师文武正官，每岁供给俸食等钱，再加防合、庶仆及杂钱等；地方官则仅有公廨田收租及息钱而已。

        到肃宗、代宗以后，由于中央财政困竭，于是在代宗大历十二年时（公元777年），元载为泄私愤，将京师官员俸禄调低，而反其道将外地官俸禄调高，竟造成京官不能自足，而向外官乞贷之现象。遂有大臣杨绾、常衮等上奏京官谓俸禄太薄，于是每岁诏加京官15万6000余缗（钱1000文为缗）。

        大书法家颜真卿当时为刑部尚书，曾书《乞米帖》道：“拙于生事，举家食粥已数月，今又罄矣，实用忧煎。”当时，颜大师是俸禄薄生活难挨，由于他的书法好，今竟成为历史佳话。

        刚才提及地方官所得的“息钱”，其实就是唐代变相的“公廨钱”，又名“食利本钱”，亦称“料钱”。料，资本也，有俸料钱之意。当时每一衙门均有一笔本钱，交给“捉钱令史”去做生意，再将所得利息交给衙门。这些捉钱令史等于包做生意，规定每月将固定利息付给政府，做了若干年后，吏部根据他的成绩可以任官。宋以后便再无此制度了。

        据《唐史》记载，此种料钱的运用款项数目甚为庞大。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有25,943贯696文；宪宗元和九年有53,952贯955文；武宗会昌达到84,500贯之巨，此即京官之食利本钱也。

        大致说来，8万贯食利本钱（即公廨钱）可得利息4万贯，其利息不可谓不大。

        唐高宗永徽年间地方政府的公廨钱，史籍中有详细记载。当时，西都即京兆府（长安），是第一大府，东都即河南府（洛阳）是第二大府，上述两府每年各公廨钱380万。

        太原府为中国第三大府，以及大都督府，每年有公廨钱275万。

        中都督府及上州每年各有242万。中州及下都督府每年各有154万。下州有88万。

        京县每年有143万。太原府之京县有91万3000。畿县82万5000。

        太原府畿县及其他各州上县77万，各州中县55万，各州下县28万5000。折冲府（唐代共有800个）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每年公廨钱20万，中等15万，下等10万。

        

        如将唐代地方政府全年的公廨钱全部统计起来，其数目相当巨大。用官料资本来作特殊投资事业，亦即政府出资金派人做生意以收取利息，以此作为行政费用。政府不理捉钱令史经营生意盈亏如何，但一定有定额利息可收。

        唐代之公廨钱是看情况需要而随时增拨的。如某皇帝要自长安至山东行幸（旅行），所经之地要供应王室所需，有关政府部门便拨出若干公廨钱以备应用；又如外交部为了招待外国人宴饮，所谓“藩夷赐宴”，开支很大，则政府又得拨出若干料钱放利。

        至于订定公廨钱之利息制度，唐初是月利七分。因行政机关是按月结算，照七分利计。每年150万贯之利息便逾100万贯。利息虽重，但由于唐代商业活跃兴盛，短期可获巨利，所以也就不计较利息之重了。不过，此后利息开始递减。

        开元年间规定私质利息四分，官质利息五分。至会昌年间，规定按月收取四分利，已较唐初为低。由于唐代社会经济十分活泼畅旺，在《全唐诗》及《太平广记》等书中均有详尽如实的记载。说明当时人喜爱挥霍享乐。郭子仪一饭花费了十万钱，可见唐人生活之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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