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济，南方较优于北方，此乃由于南北两方之不同地形、气候与物产等因素所造成。因此当时游学京师之士子，以南方为较多。如南方人当时位居京朝者，有晏殊、范仲淹及欧阳修诸人，他们领袖群伦，为风气之前导。而当时之北方人，见南方人势力日大，认为非国家前途之福。

        宋英宗时，邵雍某日与友人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啼叫声，即感惨然不悦。便说，不出两年，皇上将用南人为相，那时多用南人，专事变更，天下将从此多事。邵雍是河北范阳人，所以他同其他北方人同样心理，也讨厌南方人当权用事。

        有一日，宋神宗时宰相陈旭问司马光当时社会上一般人有何意见。司马光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指曾公亮与陈旭）皆闽人，二参政（指王安石与唐介）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

        司马光（山西夏县人）与吕惠卿（福建晋江人）某次在讲筵中，论及变法之事，几乎动起手来。

        吕惠卿是王安石熙宁变法时的得力助手，司马光反对变法，难免会引起激烈的辩论。再加上司马光是北方人，吕惠卿是南方人，因地域关系，更加易生争拗。

        大致来说，王安石推行新政，是代表了南方学者革新与急进精神；但司马光则代表了北方人的传统保守态度。

        上节提到由于“衙前”服役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使农村经济造成凋敝。其积极之道是免除劳役当差。

        王安石为使民间不必当差，主张可用免役钱代替，由大众分担经费。但遭当时人反对，认为所付田租中已有“役”在内。

        但王安石行新法，还是推行了免役法，在向政府缴付夏、秋两税时，附带交付“免役钱”，由政府雇请人员服役。此法其实很好，为南方人赞成；但北方人仍反对之，此派以司马光为代表。当司马光执政时，恢复了服役，又为南方（四川）的苏轼所反对。

        宋代南方与北方的农村经济情况颇为不同。北方的大户是一村一家，其余则为佃户；南方的农村则从新的经济制度而来，一村内可同时有十多户是有钱的，各家的客户并不多。北方的农村有大地主，南方则只有小地主而已。

        北方人所以反对役法，因大户办差往往破产。当时司马光反对最力；后来王安石改免役法，由大家摊派出钱雇人服役，但司马光等北方人仍是反对。而南方人并不反对，因为南方主户多而客户少，多则轮役较疏而不易破产。

        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他们在经济制度上意见亦有分歧。司马光起初反对役法，待王安石推行免役法后，他仍然反对，乃是从其现实眼光衡量所致；王安石个性硬直，坚要实行新政到底，赞赏者固有之，其实亦有其缺失。

        但如责王安石顽固或司马光不思改进，同是不妥，故不应抱有成见，同样尊重他们才对。

        当国家的政治或经济政策出现问题而无妥善办法解决时，就会有各种思想产生；如实际上有办法时，则不觉有思想，只见诸行动措施，已具体地在所实行的制度中表现出来了。如南北朝时没有别的思想，因为只有均田制的思想已在制度中具体化了。至于王安石所推行的方田制和免役法，由于没有表现出好成绩，所以产生很多不同的经济思想。

        宋代李觏（李氏江西人），在欧阳修之后，稍前于王安石，三人亦可说是同时期。李氏写了《周礼致太平论》一文，文内提到《周礼》一书中讲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

        但《周礼》实际是讲制度的一本经书，其背后有一种思想，很难读。

        《周礼》伪托周公所作，其实是战国时人的一种思想，较西洋人的思想为细密。但西洋人讲经济只讲理论，而没有定出具体办法，如亚当·斯密，如马克思，莫不如此。故中国典籍较西方著作难读。

        中国历史上讲到想用《周礼》推行新经济的，早期有王莽，以后则有苏绰和王安石等人。李觏以后则有程颢、张载两位著名理学家，他们亦有经济主张，想要推行井田制度。

        到南宋时，林勋写了《本政书》，书中特别强调政治的根本是经济。此种“经济为政治之本”的理论比西方的马克思和亚当·斯密为早。

        《尚书》中的《洪范》伪托周武王向箕子互相问答；又如唐代杜佑《通典》，讲政制将“食货”放在第一篇，所以中国人看重经济，事实上比西方人为早。

        《本政书》共有13篇，主张以渐进的方式回复井田制度，书中将农民分为三种。

        一是良农：每一农民只能有田50亩，称为“正田”；多逾50亩者，名曰“羡田”。即似董仲舒政策一般，有限民名田之意。人民所拥有的田地要向政府呈报，再经政府查核，如有超出之数，即没收之。

        二是次农：即每一农民有田不足50亩者。

        三是隶农：即向他人租田之佃户。

        凡是“次农”与“隶农”，准许买入田地。如购50亩时，可升为“良农”，如无能力买田地时，只能租用良农之田，因良农中有拥田超过50亩者。即租用良农之“羡田”，并向良农缴纳田租。

        此《本政书》说明良农最多田地的限额，使人民占有田地趋向平均，而进入井田制度般状态。

        朱熹极为重视此书，可见宋代理学家多主张行井田制度。但当时并无大刀阔斧地推行此政策。

        林勋此著作要等北宋亡，宋高宗南渡时才提出。此时国家已到急剧变化之时，才想出此办法。

        唐宋代均有此法，即佃农每年缴纳地租，耕租数年后，该耕田即归缴租者所有。

        中国人讲道理不外人情，重义而轻利。

        有时一种很好的理论或政策，可能走上很坏的路。不幸，宋代的限田政策亦意外地招来了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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