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朝商旅繁耕夫少
南朝时农业较少而商业旺盛。有下列各点可以证明。
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有两句话说：“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皆实验也。”南朝时之长江，一船可装二万斛谷，可载如此多之商品，可见容量大得惊人。
又《晋书·五行志》载：有一次大风，“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胔相望”。此处至少有几千条船，为南朝内部经商而来往。尚有国际贸易，即南朝对北朝之间的经商。当时田租轻，田多由贵族所占。造成贵族官僚资本大做生意，此亦为南朝靠商业立国之一证。
北朝在文化上没有什么了不起，较南朝为逊色。只有千人毡帐而已。南朝是金粉世界，较意大利中古时期之大城市为出色。当时可派官员到安南；二万斛大商船可直达成都。但仍为中国人所看不起，称其为黑暗时期，因为，这是站在儒家和老庄思想的观念来批评历史的。其实，南朝在生活及文化上是相当有趣味的。比起西方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朝商业很盛，以官僚资本经商者众。《宋书·孔觊传》载：他有两位弟弟孔道存与孔征，兼善营商，某年请假东还，觊到洲头亲自迎接，带来的行李竟有一千余条船，所载为绵、绢、纸、席等货品。孔觊见了，假装很高兴的样子，说道：“我正十分困乏，得此可得帮助。”便命货品抬上岸边放置，此时遂厉声责备道存等曰：“你们既然做了官，何以又要经商？”说毕命左右取火烧之。
梁武帝有兄弟王宏，别无本领，却善聚敛。其住处有关锁甚严之库房100间。有人密告武帝，疑所藏为铠仗兵器。一日，武帝偕友检视其库，才知30余间中藏钱三亿余万，余屋则贮布、绢、绵、漆、蜜、纻、蜡、朱砂、黄屑及杂货，无法计数，帝知非铠仗，遂大悦。可知当时官僚经商敛财之一斑。
由上述可见南朝“商旅转繁”而“耕夫日少”，实重商而抑农。
2.南朝抽商税证商业繁荣
南朝由于商业发达，故亦重视抽取商业税。据《隋书·食货志》载：晋自过江后，凡买卖奴婢、马牛、田宅，凡有契据者，所值一万钱，官府抽商税400钱。由卖者出300钱；买者出100钱。如无契券，则随物估值，亦收百分之四，宋、齐、梁、陈无不如此。此时造成人人竞为商贩，不事耕种。
政府因而对一切买卖均抽商税，名为重农抑商，实际上是侵削民众之利。
自东晋至陈，并在交通要道路口设置关津，以便抽取商税。如南京市之西有石头津，其东有方山津。各津设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凡禁物不准通过，如属荻炭、鱼、薪之类，则抽十分之一商税给官府。当时方山津甚少禁货，故检察甚简。当时秦淮河之北设大市，其余小市十余所，可见水陆运输货物甚盛。大市设置官司，税敛甚重，人民苦之。
当时广州地区抽得商税甚丰，均以钱计算，可见广州商业之盛。
南朝经商之路，主要分为四条：一条自南京至江苏彭城；一条至淮北；一条至湖北，即自今之平汉铁路经鸡公山到信阳、襄阳；一条则到长江流域之终点成都。
梁末陈初之间，有位三教九流的道士奇人名陆法和者，他有部曲数千人，一律称为弟子。其实这些部属，养着他们为了协助经商。陆法和当时在湖北任职刺史。他做官不重法律，以道术为重。当时要抽商税，但他主张“列肆之内，不立市丞。但以空槛，钥在道间，上开一孔受钱，贾客店人，随货多少，计其估限，自委槛中。行掌之司，夕方开取，条其孔目，输之于库”。
当时南朝有条规则，即军人、士人，并无关市之税。但其他人则不得免税。
3.生活奢靡碍南朝统一
南朝建都建康（今南京），由于政府经济靠商业税收为主，对商人亦常有多种优待与鼓励，商人不但致富，亦可任官。且其属下仆役亦可由主人保荐做官，或受主人荫庇以逃避赋役。如宋时徐堪之，有“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途巷盈满。泥雨日，悉以后车载之”。这批门生，均为富人之子，日常生活享受舒适，且有机会踏入仕途。
又如宋“张畅遣门生荀僧宝下都。僧宝有私货，止巴陵不时下”。此处说明门生中常有经商者。
又有经商而进入仕途者。如建康有一名仆役周石珍，以贩绢为业，到梁代天监年间，官至宣传左右。
亦有贫苦得富人资助，后以商贩致富而递升为大臣者。有吴郡人陆验、徐驎，少年贫苦，落魄无行，乃投靠同邑富人郁吉卿，吉卿贷以钱米，使陆验能为商贩，遂获利千金。乃到建康，散赀以事权贵。有人告于武帝，验遂与徐驎同受拔擢，升迁至少府丞、大市令。
亦有商人事王族任官而致富者。有何妥者，西城（今陕西安康县）人，其父何细胡，因通商而入蜀，遂迁居四川郫县，因事梁武陵王纪得宠而任职管金帛之官，因而致富，人称西州大贾。故南朝经商者，不但不受歧视，且可任官致富，一般亦官亦商者，生活日趋享受舒适，因此而乐不思蜀，此实为南朝不能统一中国之主因。
至于另一原因，厥为当时并无农民服义务兵役。乃在战时发奴为兵，即自大贵族之部曲中抽取，又为贵族所不悦，因此南朝无充足兵力，遂使中原不能恢复。
南朝田租，征收困难。收租首要在调查户口，但户口混乱，查核不易。桓帝时虽竭力调查，仍无结果；“土断政策”推行亦不易。国家税收遂以商业为主，官僚商业尤为发达。
4.北朝经济稍逊南朝
北朝在商业上言，并无南朝般活跃蓬勃。北朝是“异族统治”时代，但此四字亦非准确，可称“胡汉合作”。此乃由于汉人之影响力相当大。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时期为“异族统治”时期，即北朝、元代（正统异族）及清代（汉化之满族）。北朝时乃是中国文化插入了异族统治。
北魏在孝文帝时，开始有较盛的商业兴起。五胡乱华乃在东晋时期，宋、齐、梁、陈时才是北朝开始。五胡时期，前秦苻坚统一北方，政治已初上轨道，此时建都长安，自长安至各地修筑道路，道路两旁植以槐、柳。20里有一亭，40里有一驿。
当时有赞歌道：
说明了当时像样的物质建设，且此时虽是五胡时期，但仍保有中国的士大夫传统，相当注重教育。苻坚自淝水之战失败后，北方分裂，魏遂崛起。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由于五胡时洛阳、长安已趋荒凉，新的城市遂崛起于塞外的大同。北魏建都大同时因地处边塞，社会落后，尚未使用货币，至孝文帝时迁都洛阳，遂加重建。故北方经济大体说来，可分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前秦苻坚时，第二时期为北魏孝文帝时。
前秦苻坚时虽亦有家累千金之富人，如当时有商人赵掇、丁妃、邹瓮等，车服排场，等同王侯。但一般来说，农商均有待发展。如当时苻坚以关中水旱时生，遂号召王侯以下之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浚浦水之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灌溉山岗丘陵地区的咸地，百姓才蒙受其利。
北魏商业所以兴盛，因当时官将经营商业。如崔宽袭爵武陵公，镇西将军，拜陕城（今河南陕县）镇将。当时因陕西地区出产漆、蜡、竹、木等甚丰，便经常运往南方贩卖，家产丰富。又如公孙轨出任虎牢镇将，发民驴以运粮。轨令驴主皆加绢一匹，民谚讥说：“驴背上加了绢，瘦弱也变成强壮。”使轨单马执鞭而来，从车百辆南归。可见当时官僚资本之盛。
5.官员奢华凌驾帝王
北魏时代的达官王侯，生活之豪侈骄奢，为汉晋以来所未有。正光年间（公元520～524年），元雍为丞相，可谓位极人臣，富兼山海。当时他所居住的第宅，可比拟帝宫。白壁丹楹，飞檐反宇，雕栋画梁，一派富丽堂皇。服侍之人，僮仆6000，歌伎500，史称隋珠照日，罗衣从风。出则随从喝道，仪仗成行；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吹奏，连宵尽日。竹林鱼池，芳草如积，珍木连阴，其规模之宏伟，宛如皇家花园。
元雍饮食极为讲究，每饭必具海陆珍馐，一餐所费数万钱。陈留侯李崇曾对人道：“商阳（即元雍）一食，敌我千日。”李崇当时为尚书令，亦僮仆1000人，富倾天下。但他却性多俭吝，恶衣粗食，食常无肉。日常只有“韭茹”、“韭葅”两味菜肴而已。其友人李元佑对人说：“李令公一食十八种。”人问其故，元佑答以“二九（韭）一十八”，闻者大笑。
当时皇族宗室所居之地在洛水、邙山之间，约30方里地，名为寿丘里，民间称为王子坊。当时的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拥有山海之富，川林之饶。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此中尤以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元雍争竞斗富。曾建文柏堂，形如帝殿，玉井金罐，彩缋为绳，置歌妓300，尽皆国色。琛在秦州，多无政绩。但尝遣使远赴西域波斯等地，求得名马凡十余匹，马槽用银，锁环用金，诸王服其豪富。
河间王琛尝对人说：“晋世石崇，只是一位庶姓而已，竟然可以雉头狐腋，画卵雕薪。我乃大魏天王，难道不可以侈华吗？”琛常在自宅会见宗室，金银宝器，陈列堂前，另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件，匠工精妙，皆从西域而来。此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胜数。某次，太后赐百官以绢，章武王融、陈留侯李崇因负绢过重，蹶倒伤踝，唯侍中崔光只取两匹，朝贵服其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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