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如何联络，农商如何交流是一大问题，其中货币起了重要作用。中国早期的货币为黄金与钱币。春秋时期未使用货币，战国时期使用黄金与钱币，至清代一直盛行。

        到东汉时，黄金已少用，市上亦不常见。推其原因，自佛教进入中国后，又加上道教等宗教上的需要，因此黄金用于建筑、器物及装饰品上之数量甚大。这是后来只用铜铸钱币的原因。

        自三国以来直至唐代，钱币与实物包括五谷与绢同时使用。

        中国的钱币，汉武帝时开始用五铢钱。南北朝至隋唐不用黄金，只用钱币，五铢钱已减轻。唐代最好的钱为开元通宝，开元通宝较五铢钱略重。自唐至宋，大部分是用开元通宝；即使宋代所铸钱币，亦仿效开元钱之形式。

        宋代以单一货币使用不便，主张应有辅币同时使用。当时，遂有铜钱、铁钱同时通行，但两者比价相差不远，故使用仍感不便。

        宋末，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在华担任泉州市舶司历时30载，日本一学者根据蒲寿庚所述资料著一书，详述宋代海外通商情况，书中述及中国之铜钱往外流，遂加禁止，并禁私铸铜。

        中国由于产银极少，可以用作制钱币者，除铜铁外，已无其他适当之金属，即黄金亦不足够。

        明代开始，用一块块白银当作货币。

        明代的田租不缴米而缴钱。但数以担计的租缴钱币过于繁重，故用白银折交。当时所用白银是银锭、元宝，尚有小块之碎银。人民用碎银缴入国库时，要将之熔成大块之元宝，由零碎的变成整块时，便得加上人工及损耗，故缴纳碎银时要加上若干耗银，此即所谓“火耗问题”。

        由于火耗问题，使田租增加。明代开始用银元，直至清末，有了较大数量的墨西哥银元与大清银元流通，银币才有了标准重量。

        梁启超曾论到何以银币重量定为七钱二分。其理由是银币不可过重或过轻，故以七钱二分为适合。

        中国有了银本位制，由此看出中国经济不能用铜本位制，但汉代以来均用铜钱。清代亦无金本位，因无此需要。中国之货币问题是有铜而无金、银，至清代用银元为本位，始无问题。

        两宋的货币制度，较前代复杂，仍以铜钱铁钱兼用，白银亦渐受重视，同时产生了纸币。所谓钞票之使用，乃宋代开始，因单位以铜钱作流通货币已不足以应付。当时一贯铜钱即1000枚，已相当重。宋以“贯”（1000）为钱币之单位。500贯即合后来之一枚银元（如以2000钱折合一银元计，500贯即250银元）。当时如携带5贯钱已极为麻烦，如四川省用铁钱，则携带更为困难。大的铁钱1000枚有25斤，中等的铁钱也有十多斤，不但笨重，而且购买力低，经商十分不便。因此，宋代四川人发明了“交子”，即印一纸当作钱币使用。

        “交子”起初先在民间使用，由16位四川富商以信用担保作为货币流通，大致在宋真宗时代，后富商经营失败，交子无法兑现，才改由政府担保。那已是大中祥符末年。

        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政府设立益州交子务，正式由官方办理。自天圣二年起发行官交子。

        古时印交子用的纸质差，故此种钞票有所谓“界”，要每隔数年一换。据《宋史·食货志》载，商办的私交子以三年一换，叫做第一界，接着有第二界，第三界……如此收回旧的，换发新的。但官交子的界分说法，史书似无详述。

        交子除先在四川流行外，亦曾流通于河南、陕西等地，但不大受欢迎。到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政府把“交子”改为“钱引”，大观元年改“交子务”为“钱引务”。此时，交子已印发到第43界了。交子的“交”字有“合券取钱”之意；至于“钱引”，“引”字有“凭照”之意。

        后来又有所谓“会子”及“关子”。“会子”的用法是商人与政府约定，替政府正式运粮到某地，运到目的地后，政府给一“会子”（等于支票），商人持此会子可到某地换取若干担之盐或茶。会子有人称“引”，有了“引”就可到处经商。后来此会子不必换取实物，而可折成市价若干，当作货币一般在市面上流通。

        至于“关子”，相当于“交子”，可作钞票通用。隔数年一换，且要有信用，即要有三成至四成之准备金才可发行。其实，交子是钞票，可兑现；会子非钞票，不能兑现。

        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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