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曹操屯田统一中原

        东汉末年，由于战乱频仍，饥荒连年，最大的困扰就是缺乏粮食。当时历史记载道：“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当时各方军队没有敌军的攻击便已自行瓦解，主要就是缺粮。当时在河北的袁绍军队，士兵靠桑葚维生；在长江淮河一带的袁术军队靠蒲草螺肉果腹。因此造成人民互相残食，流离失所，当时一石谷的价钱竟贵至50余万钱，造成州里萧条的悲惨现象。于是曹操提出意见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曹操之意，秦以农事为急务，故能统一天下；汉武帝以屯田之策平定西域，于是曹操取了羽林监颍川枣祗的屯田建议。委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在州郡遍置田官，将所产积贮于当地，以便征伐四方时食用，使无运粮之辛劳。

        曹操在献帝初平三年，攻克兖州（今河北、山东）收编黄巾降卒30万，军力大增。继又灭吕布、袁绍，征服三郡乌垣。至建安十三年，曹操以汉献帝名义废三公，自己为丞相。赤壁战败后，致力于经营内部，西进关中，平定陇右，中原遂得统一而稳定。这成功的因素主要是靠屯田政策。

        屯田政策的成功，乃前有羽林监枣祗，后有典农中郎将任峻，使曹操与北方群雄混战之际，能推行大规模之屯田以恢复农业生产。枣祗提出，命令地方官将官牛出租，鼓励农民独立生产，成为郡县之编户。同时以所获黄巾资业，包括黄巾士卒及其家属，及大量之无业流民，加以编组，扩大其屯田事业，不但有“军屯”，而且创立了“民屯”，前者以佃兵或屯兵为主；后者以屯田客、屯户为主。

        所谓“募民屯田许下”，便是应募而来的屯田户。如此几年经营，使“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任峻”。曹操之能统一中原，枣祗、任峻两人之功实不可没。

        

2.邓艾屯田极为成功

        当时出了一位能臣邓艾。邓艾著有《济河论》，他特别重视水利灌溉，认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

        上述计划为司马宣王（懿）所同意，邓艾遂于正始二年，“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

        邓艾以骁勇多智而灭蜀（时为后主刘禅），遂官封太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

        其实，邓艾最伟大之处是他所建议的极为出色的屯田计划。

        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公元204～249年），未攻打蜀国前，计划攻打东吴。邓艾提议使用边防军在淮河两岸屯田，“五里置一营，且佃且守”；“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其办法是：曹军在淮北屯兵二万，淮南三万，共屯五万人，名叫“十二分休”，即战时由一万人种田，四万人打仗；平时则一万人休息，四万人种田。

        “计除众费”后，即4万人每年可完成生产500万斛米的任务。即每人年产120斛米（两斛为一石），即10万兵连战五年仍有饭吃。

        曹操认为，用此法攻打吴国，无往而不利。遂依计而行，其后吴、蜀两国亦仿效。

        曹魏屯田政策颇为全面，不仅在中央、前线屯田，亦在后方（陕西）屯田，有流亡人种田处，即派一屯田都尉管理之。

        但有一问题是：春秋时作战者为贵族，汉代战有义务兵，现在则相反，由军队种田，非农民当兵，所种的田在战争前线的区域，为无主荒田。田地属于政府，人民无私有土地权；收获物属于军队，非属私人。

        照社会法律言，兵无公民身份；在经济学上说，种者无所有权，如同王莽时将土地收归国有，成为“耕者无其地”了。

        

3.孙吴屯田民无饥岁

        三国时，孙吴所据有的长江中下游和岭南地区，在汉代尚无屯田设施。

        吴国孙权称帝达50余年之久，国富民安。冯熙曾描述孙吴“带甲百万，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陆凯指出吴国之“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唯知农，秋唯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说明了吴兵既战且耕的特性。

        吴国有不少将军带兵屯田，《三国志·诸葛瑾传》载：“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陈表病死，孙权以诸葛融为代表，后代父瑾领摄。”又如《三国志·满宠传》云：“孙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至八月，满宠以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卫兵去城远者数百里，可掩击也。”以上都是属于兵屯或军屯。

        吴将朱桓“与人一面，数十年不忘，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爱养吏士，赡护六亲，俸禄产业，皆与共分”。朱桓在孙权登位后九年任前将军，率领部曲万人，连家眷共同生活，其实亦是一种兵屯。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吕蒙击俘曹魏部属数万人，孙权因此擢封吕蒙为庐江太守，并将所得人马分而予之，另有赐寻阳屯田600户。可见孙吴初期已有屯田之制。

        孙权之重视农耕，可见诸华核上末帝孙皓之疏谏：“大皇帝（孙权）览前代之如彼，察今势之如此，故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訾之储，恤民重役，务养战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黄武五年时，“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孙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孙权以帝王身份将驾车之牛用作农耕，其重视农业可见。但由于东吴常将屯田赐与臣属，因此使屯田易于衰败。

        

4.蜀汉军屯为时短暂

        蜀汉之有军屯较曹魏、孙吴为晚。

        蜀国地处四川，由于“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是故境内一直无民屯出现。有之则在蜀汉后期，诸葛亮与姜维与北方之曹魏战争时，才有军屯出现。

        东汉末年，益州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连诸葛亮的《隆中对》也这样说。但不过十年左右，后主刘禅建兴五年（公元237年）诸葛亮《出师表》已改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翌年《后出师表》则称“今民穷兵疲”。这可能由于刘备用兵损耗所致。刘备死后，“南中诸郡，并皆叛乱”。

        包括牂牁的朱褒、益州的雍闿和越嶲的高定都起来反蜀汉，诸葛亮用了一年时间“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才出兵南中，把乱事平定。因此造成“民穷兵疲”。

        在此以前，蜀汉恃着天府之国，物产富饶，所以没有想到要屯田。直至诸葛亮对付曹魏，以攻作守。自建兴六年开始，多次北伐曹魏，均因粮尽退军。有时大后方并不缺粮，但苦于“道远运艰”。所以司马懿讥笑说：“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矣。”意即诸葛亮必须三年后才能出兵了。

        本来早在建兴五年，诸葛亮已派赵子龙在赤崖屯田，可能兵多粮少，仍不敷食用。至十年，诸葛亮“劝农于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十一年冬，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此处记述一面练兵，一面屯垦，约两年后，才兵精粮足，再图北伐。《诸葛亮传》亦载曰：“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此时蜀军已在汉中、关中屯田，但因为时短暂，成效恐不著。

        此后姜维继诸葛亮遗志，自延熙十二年至景耀五年，十余年间，多次出兵北伐，又得羌胡拥戴协助，战事亦因缺粮而失利。姜维遂于景耀五年率部在沓中（今甘肃东南）种麦，有长期作战之决心，魏少帝闻而心惊。翌年曹魏以18万大军攻蜀，使刘禅投降，姜维部众闻讯愤怒不已，屯田计划亦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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