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行五均六筦之制。其“五均”一词，源出《乐语》一书，此书为河间献王所传。邓展洛释曰：“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价，四民常均，强者不得不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所以五均有税地之义。因古人惟以农为正业，其他均视为奸利。

        又以为人必靠土地才可生利，所以政府除了收取田租正税以外，另立五均之税。

        “五均”一名，又见于《周书大聚解》，其中说：“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来，振乏救穷。”

        王莽依据上述古代经文之意义，订出征收工商之税，由五均官执行之。其法如下：

        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无过岁什一。

        上述又略似武帝之均输制，但性质亦有所不同。因“五均”所掌管者，即是征工商税，其目的仍为工商界谋便利。如上述定物价，收滞货，平买卖均是。

        至于有赊贷一项，寓振乏救穷之意，正好与征“田不耕”、“宅不种果蔬”、“民浮游无事”等项之立法用意，有相辅相成之效。因重利盘剥，亦为兼并一大事，故赊贷由官方经营，使高利贷者无所牟利。而政府即以工商税所得，作为赊贷之本金。以上即五均制之大概。正如太史公所说，中国农业社会，人民喜爱放纵，因中国向来有较多自由。今王莽推行上述诸法，要统制社会自由，便难免遭受失败。

        王莽新朝尚有管制工商的六筦之令。于始建国二年下令推行。所谓六筦，含盐、铁、酒、名山大泽、钱布铜冶及五均赊贷六项。即盐、酒、铁、铸钱及五均赊贷均由国营，不准民间插手；同时名山大泽所产货物如矿产、木材、鱼获等产品均须征税。上述六事由政府管制，故称“六筦”。

        其实此六筦政策，亦有复古之意，其议源自刘歆，周有泉府之官，已有赊贷之法，王莽乃依其意而推行之。目的在防止豪强富民压迫贫弱，用意本善。

        《汉书·食货志》记载：在京师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称为“五均司市师”。将长安划分为东市（称京）和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京师连上述五都市各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交易丞乃掌管平抑物价，钱府丞乃掌管征收工商农贾之税和赊贷。

        此外，各郡、县也各设司市，其职掌和司市师相同。

        凡工商业者所采得金、银、铜、铅、锡、龟及贝者，皆得将所获货值向当地司市的钱府丞据实呈报。

        又按照《周礼》中之税制，民间凡有田不耕殖者，须缴纳三丁之人口税；凡住宅周围不种果树及菜蔬者，得向政府缴纳三丁之布；民若浮游无事者，得出夫布一匹。

        凡在山林水泽采物或从事畜牧者，所获鸟兽鱼鳖百虫，或妇女蚕桑纺织补缝，以及工匠医巫卜祝方技，商贩贾人及住宅客舍诸项，皆须自己从实估值，除其成本，计其纯利，向所在地之县官呈报，将其纯利之十一分之一（即1100文收取100文）上贡政府。此与武帝有异。如有呈报不实者，即将其所采获各物全部没收外，尚须作苦工一年。此制度缺点是呈报无规定最低限额，连妇女的家纺织小工也要呈报。

        上述制度，略似于武帝时之算缗钱，但性质颇为不同。

        根据上列诸项，“五均”是以征收一切地税为主。故凡采矿、畜牧、坐肆、住宅、客舍及工商之就地生利者，五均皆得征税。即凡耕稼以外之据地以为利者，均由五均主理。有田不耕，宅不种果蔬，民无事做，虽不生利，但亦占地，故亦征其税，乃寓禁于征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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