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政论著作横空出世，首印5万册就在20天内销售一空。这本书的五位作者都还只是大学毕业不久、30岁上下的文化青年，他们在书中对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提出了强烈的质疑，美国驻华使馆还专门约请作者交谈。这在当时被视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一个象征性事件。

        乐观的气氛始终弥漫着整个商业界，人们相信奇迹可以瞬间诞生，一夜之间就可以打造出一个帝国。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竞标大会上，一位去年刚刚因夺得“标王”而名噪一时的酒厂厂长满怀豪情地说道：“1995年，我们每天向中央电视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开出的是一辆豪华奥迪，今年，我们每天要开进一辆豪华奔驰，争取开出一辆加长林肯。”最后，这家酒厂以令人瞠目的3 .212118亿元蝉联“标王”。当有记者问投标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他爽快地回答：“我也没怎么算，这就是我的手机号码。”

        此时的中国有理由自豪，人们目力所及的是一幅玫瑰色的前景，消费市场空前活跃与繁荣，本土公司充满活力和激情。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看上去也是最成功的。

        北方的俄罗斯经济正陷入困境，自1992年推行“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经济改革以来，俄罗斯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持续下滑。为了支持叶利钦政府，西方提出了102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新闻周刊》在一篇报道中写道：“中国正在每一个领域制造令人惊奇的巨大影响，从台湾海峡到美国商店的地板，这都是1979年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所没有被预见到的。一个强大的中国开始出现。作为一股经济力量，中国正进入和改变着全球市场，有些时候甚至制定了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世纪”的脚步声已经倾耳可闻了。受乐观景气的影响，上海的股市从年初的537点上涨到了11月的1200点。

        中国经济的复兴是市场型新兴企业集体崛起的结果，与此同时发生的事实是，那些老牌而陈旧的国有企业则已经彻底跌入了谷底。发生在最大工业城市上海的景象是一个缩影。从1990年到1999年，上海一直在进行“退二进三”（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的城市战略转型，大量的工业企业被解体或迁出中心市区，这是一个十分痛苦和艰难的过程。

        近10年间，创造过无数辉煌的上海纺织业先后破产终结41家，销号200多家老企业，棉纺锭从原来的250万锭压缩到70万锭，60万纺织职工（主要是女性工人）下岗分流。这期间，上海失业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53%，其中1990年到199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13.17%而这仅是登记失业人数。

        上海的景象在国内其他老工业基地大量存在，必须记住的是，数以千万计的老国营企业职工们为城市经济的改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这期间，“上市指标”成为政府救活国有企业的“最后一把米”。在上市的过程中，国家财政及银行对企业的拨款或贷款，先变成了债权，接着又变成了股权，然后通过股票发行都一股脑地卖给了股民。它一方面让已经陷入绝境的国有企业再次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另一方面还“意外”地解决了居民储蓄增长过快的“笼中虎难题”。

        当最危险的时刻来临，政府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发生了实质性的逆转。尽管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输血”得以暂时维持，但由此也使新兴的资本市场成了一个冒险家的乐园。为了拯救数十万国有企业，中央政府最终决定采取“抓大放小”的战略，“放小”就是借鉴“诸城经验”，而所谓“抓大”，就是全力扶持那些从市场中冲杀出来的国有企业，把它们尽快送进“世界500强”。

        “世界500强”原本只是美国《财富》杂志的一个排行榜，它以销售额和资本总量为依据对全球企业进行排行，每年10月定期公布。1989年，中国银行成为第一个出现在“世界500强”排行榜的中国公司。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评选，企业家们也并不在意，每年数百亿美元的销售额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1995年，《财富》杂志首次将所有产业领域的公司纳入评选范围，也正是在此刻，中国的新兴公司第一次将进入“世界500强”作为自己的目标，青岛的海尔公司明确提出要在2006年进入“世界500强”排名，在随后的半年内至少有近30家左右的公司提出了自己进入“世界500强”的时间表。渐渐地，“世界500强”变成了一种图腾，深深地植入中国企业家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很快，国家经贸委宣布，未来几年将重点扶持宝钢、海尔、江南造船、华北制药、北大方正、长虹等六家公司，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具有国有资本的背景，在市场竞争中证明了企业的竞争能力，还有一个杰出的企业家。在中央政府确定了“国家队”之后，各省应声而动，纷纷开出自己的扶持名单，宣布将在若干年内将它们送进“中国500强”，而各地市则相应地提出了打造“省级百强企业”的构想。就这样，围绕着“500强”的目标，一个由上而下的“抓大战略”逐渐成形了。

        在进军“500强”的运动中，当时全亚洲成长速度最快的韩国大宇集团被人们当做榜样。过去30年，由于政府的强力支持，大宇从一家注册资金只有l万美元的小贸易公司奇迹般地成长为一家规模惊人的综合企业。它独特的制造业与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模式引起了中国企业的强烈兴趣，在很多人看来，它是东方式的，是完全可以被“移植”到中国来的。在当时国内的经济学界和决策层，培植若干家能够进入“世界500强”的超大型企业集团几乎是一个共识。人们认为，这种规模庞大、无所不包的航空母舰式的财团式企业是抗击国际竞争风险的最好模式，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象征。

        进入“世界500强”的美好憧憬以及对“大宇模式”的仿效，把方兴未艾的多元化热浪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每一个行业都充满了无数的商机，所有的人都变得迫不及待，扩张、再扩张，企业家们还远远没有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日后的事实将证明，在多元化的浪潮中，那些失去理智和控制力的企业家都将自食其果。

        企业的激情继续在燃烧，这种浮躁现象在已经取得胜利的家电产业尤为突出。本土家电企业在打垮了跨国公司之后，迅速地陷入了更为惨烈的“内战”。由于所有的企业都处在相同的技术层面上，所以“内战”的武器还是价格战，以及一轮又一轮的以“技术创新”为噱头的“概念大战”。在其后的几年里，中国家电企业不断宣布自己实现了革命性的技术突破。有人曾经对这些“新技术”作过一个黑色幽默式的描写：譬如“光触媒空调”被宣称是“21世纪空调业的重大突破”，其实就是在过滤器上加装一张含有活性炭的过滤网，活性炭潮湿了，就拿出来晒晒太阳，其成本不到1元钱；“无菌冰箱”被宣告是“冰箱进入绿色时代的标志”，其实是在冰箱的塑料部件上注入一些药剂，成本不到10元，却可以靠这个技术概念拉抬200元的售价；采用了“数码景深电路”的“数字彩电”，其实是把彩电技术中的电子束原理进行了一个新的概念描述；“环形立体风空调”是某大空调企业投入上亿元开发出来的专利性技术，其实就是在风叶上装了一个定时器，让它定时上下左右变换而已。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很多国产家电企业都信誓旦旦地要设立技术中心，但最后人们发现，这些所谓的技术中心都不过是一些炒作的题材而已。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海尔公司发明出了“地瓜洗衣机”，随后又根据消费者需求研制出了“打酥油的洗衣机”、“洗龙虾的洗衣机”，这些故事当时为传媒所津津乐道，甚至被写进了大学的教材。一个经济学家质疑说：“这点地瓜，挑到河边井边用手洗，省力省钱又干净，为什么非得费水费电费时间地用洗衣机呢？”这种对产品创新的曲解和误导，最终让中国家电业的技术进步陷入了形式主义和技术空心化的歧途。实际上，一直到2008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电制造基地，但是仍然无法完整地制造出一台百分之百的“中国彩电”、“中国冰箱”或“中国空调”。

        在狂飙突进的多元化浪潮席卷下，企业家们似乎已经失去了认真、寂寞地做好一个产品的耐心。“我认为中国人有点急躁。”在中国沿海考察的日本管理学者大前研一有点担忧地说，“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至于中国的企业家很难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做卓越的成绩，但专注是赚钱的唯一途径。可口可乐专心做可乐，成为世界消费品领域的领先者。丰田专注于做汽车，成为日本利润最为丰厚的公司。进入一个行业，专业化，然后全球化，这才是赚钱的唯一途径。”

        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只想在五年之内就学到日本花了50年所学的，这正是中国打算做的。可是，管理是一个连续反馈的过程，如果你只是这样‘浓缩’地学习，然后匆匆忙忙地采取行动，或者是让其他人来对组织进行改造，这简直就像个‘人造的孩子’。”

        事后证明，中国企业集体跃进“世界500强”的梦想更多的只是一种青春期的冲动，并很快被随之而来的亚洲金融风暴打断，但在当时，大前研一的这种声音却很少有人能听得进去意外转折，国退民进新国策1997年2月1 9日，93岁高龄的政治家邓小平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这位老人最终没能在香港回归之日亲赴见证。7月1日，飘扬在港岛上空整整一个世纪的英国米字旗缓缓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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