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万事开头难。”对于雄心勃勃的邓小平来说，要想启动百废待兴的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钱从哪里来”。

        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区区1.67亿美元，聊胜于无——到30年后的2008年，这个数字超过了1.7万亿美元，整整增长了1万倍。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开放之初邓小平曾尝试用“巨额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迅速拯救中国经济。与毛泽东发动群众搞经济的方式不同，这一次邓小平试图借用资本主义的钱来造“中国大厦”。

        邓小平曾在一次与中做大一点，搞它500亿，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也可以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从煤矿、有色金属、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都可以尽快开工。根据邓小平的这段讲话，中央政府曾经策划过一个庞大的10年引资计划，计划引进600亿美元的外资，大大扩大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等产品的生产，其中包括了120个大型项目，如矿山、钢铁联合企业和石油化工设备。

        在此后很长的时间里，招商引资成了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据《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披露，1978年全年签订了78亿美元的外资引进协议，而其中有一半左右金额属于12月20日到年底的短短10天里抢签的合同。

        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国外资本闻风而来。1978年8月，主管汽车行业的第一机械部向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日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德国的奔驰、大众等著名企业发出邀请电，希望它们尽快来考察中国市场。

        第一个来的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10月21日，通用派出由托马斯，墨菲带队的大型访问团来洽谈轿车和重型汽车项目，后来出任副总理的李岚清接待了他们。在这次洽谈中，墨菲第一次提出了“合资”的概念。他说：“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joiure)？”李岚清后来回忆说，尽管中方人员懂得一些英语，但对“joiure”的确切含义并不清楚。

        紧接着，一批德国汽车专家考察上海，他们开始与上海的领导人谈大众汽车合资的项目，而这一谈就是整整10年。中国在谈判中唯一坚持的是：

        大众汽车必须国产化。

        1979年，第一批3 000箱瓶装可口可乐由香港发往北京，发货方是香港五丰行。在经过了试探性销售之后，美国方面进而提出向中粮公司赠送一条每分钟生产300瓶可口可乐的瓶装线，并达成了一项为期10年，授权中粮公司独家使用可口可乐商标，在中国大陆生产、销售产品的协议。中粮希望将第一条生产线设在创办于1864年的上海正广和汽水厂，但此举却被指责为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中粮公司只好转而退居北京丰台，由这条生产线上下来的可口可乐主要供应旅游饭店，但很快这一市场就饱和了。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放宽国外记者的采访审批权。《日本经济新闻》驻北京记者冈田抱怨中国的飞机老是停航；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炼钢厂意外地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式轧钢机还在使用；《华盛顿邮报》记者杰伊，马修斯被允许参观广西桂林的一家国营工厂。马修斯写道：“同中国大多数工厂的情况一样，桂林丝厂的工人看来并不是干劲十足。”他断言，“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最有远见的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它在一篇文章中大胆预言，尽管从眼前看，中国需要大量的进口，这将刺激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但从长远看，“洪水猛兽般的中国产品出口会成为必然”。20多年后，这则预言终成现实。

        但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外国投资者很快发现，政策环境动荡不明、基础工业设施极端落后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国。一位随大众汽车前来中国考察的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在他的新闻稿中略带嘲讽地写道：“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并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供应商。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我爷爷辈的生产方式。”查尔斯，艾布拉姆斯是第一个感受到这股寒流的美国商人。就在1980年的美国《财富》杂志上，他还被描述为“去中国淘金的新美国梦的成功代表者”。这位57岁的纽约不动产交易商在中国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在拜访了中国40余次后，他得出结论说，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公司。

        他得到了中国很多官员的热情接待，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数家国有企业的白皮书，甚至包括一些价值上千万的初步订单合同，为此他成功地从纽约股市募集了2 500万美元的资金。

        可第二年，艾布拉姆斯拿到的很多订单合同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日后评论说：“600亿美元的引资目标不切实际，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

        许多与国外签订的合同被迫取消或推迟，因为中国缺乏付款能力。”

        在发现这一计划无法实现的第一时间，邓小平迅速地改变了战略，他开始把重点放在数十万家国有企业的改造上，期望通过对它们的放权改造激发出生产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还在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国有经济实力不强的南方进行特区试验，用窗口效应来吸纳国外资本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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