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国迎来了一位尊贵的美国客人，他的名字叫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是第一位到访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但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项建议竟引发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场震荡。

        弗里德曼之所以受到中国政府的礼遇，自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20世纪80年代后期，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自由化浪潮席卷东欧。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发动激烈的社会改革，它最终导致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就在这一年，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发表了一书，在这部影响甚广的著作中，他认为对高度计划经济的追求是理性主义者的一次“致命的自负”，并系统地论证了计划经济的局限性。在导论中，哈耶克写道：“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

        这部著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及时提供了理论武器，在中国日后也被一些人奉为至宝。

        而此时的中国则处在又一个经济高烧期。几年的高速成长让中国列车再次驶入经济周期的敏感地带，随着轻工产业的发展加快，企业数目剧增，物资供应的紧张更趋激烈，更为严重的是，推行了四年的物价“双轨制”终于释放出它所有的负面能量。

        《经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官倒祸国论”，它论定，“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乱涨价却收效甚微，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恰在此时，弗里德曼来到了中国。

        作为芝加哥制度经济学派——这个学派以倡导经济自由主义而闻名——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被认为是当时国际最知名的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大师。在一次会谈中，一向坚持自由市场的他给中国经济开出了自己的“药方”，极力主张中央政府放开价格管制，并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香港《信报》引用他的观点说，“不应该把放开价格与通货膨胀混为一体，如果放开价格，仅是部分商品会涨价，在最初几天，人们可能会感到痛苦，但很快会发现价格并不一定会轮番上涨。”

        是指有官方背景的倒买倒卖的投机者。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尚处于尝试阶段，一些官员或官员的亲属利用“价格双轨制”等政策造成的计划和市场差价，凭借手中的行政权力占有计划物资，到高价市场出售，以谋取暴利，深为广大民众痛恨。

        一次戏剧的对话后来广泛流传。在四川考察时，弗里德曼对四川省长说：“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省长请教说：“教授先生，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纠缠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弗里德曼耸耸肩，没有回答。事后，同行的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发表文章说：“我是有答案的，但我当时没有说。我的答案是，把所有老鼠的尾巴都一同砍掉，事情就解决了。”

        弗里德曼很快在中国找到了知音，与他一样，想把“中国老鼠”的尾巴一次性砍掉的，还有当时中央的一些高层领导。

        他们显然意识到，当前物价的不正常波动是计划体制和“价格双轨制”造成的，要摆脱体制怪兽的缠绕，必须用非常的霹雳手段，让物价迅速地进入到市场调节的轨道之中。价格大师弗里德曼的建议给了中央领导层理论上的依据，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对基层企业职工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则让中央信心倍增，那次调查的结果表明，75.3%的人赞成“只要改革能改好，我们生活水平暂时低一点也行”。于是，中央决定放开管制，取消物价“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

        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物价闯关”运动迅速拉开了序幕。1988年3月，闯关行动从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开始，当月，上海调整280个种类商品的零售价，这些商品大都属于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涨价幅度在20%到300%之间。4月，国务院推出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方案。5月19日，新华社电称：“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办好……”

        这一调价政策的出台，迅速波及全国。从5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

        但“物价闯关”却很快全面失控，通货膨胀随之而来，更可怕的是，由于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瞬间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抢购风。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不同寻常的是，民众的抢购已经与实际的供求脱节。以电扇为例，当时中国有200多家电扇厂，年产量达3 400万台，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从两年前开始，国内产销就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电扇积压非常严重，但是在抢购风中，国内仓库里的所有电扇均被一抢而空。在贵州、云南等偏僻省份，人们甚至为了抢购毛线而在大街上大打出手。

        物价上涨让全国各个阶层的人都大呼“吃不消”。一些大学的教师因为物价飞涨，无法维持生计，公开在校园里摆摊卖起了馄饨、面包、鸡蛋和冰棍。

        国家物价局的《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

        在国家计算零售物价指数的383种商品中，动价面达95%以上，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 .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三年物价累计上涨23 .70%的基础之上。”

        与此同时，抢购风诱发的通货膨胀还造成了生产物资的空前紧张。5月份，上海市所有电厂存煤不足两天，数十万家企业奄奄一息。8月28日，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峰，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和火柴，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和户口本申请购买。9月26日的美国《商业周刊》以《中国改革路上的弯路》为题报道说：“今天，中国的改革正在失控。为了应对危机，物价改革在上个月被冻结。突如其来的政策转向给中外投资者带来了一段前景不明的困惑期。中国目前正在进入紧急控制状态，澳大利亚使馆的一位经济学家说：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旨在恢复消费者信心的地毯式运动……”

        “物价闯关”后来被认为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它在10月份就宣告失利，中央开始调整政策，再次提出“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此次失利，表现为商品抢购和物价飞涨，它对于宏观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虽然是负面的，但并没有招致毁灭性的生产崩溃；然而，这对全国民众的改革热情却是一次重大的挫败，在通货膨胀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民众对“价格双轨制”下大发横财的“官倒”更为痛恨，并由此产生了“改革造成社会不公”的印象。

        事实上，“物价闯关”并不是一次简单的经济政策的失利，它所引发的社会震荡仍继续蔓延，中国社会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又一个不安期。当改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药到病除的时候，一场更大的波澜已经积蓄好力，只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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