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百年世纪终于走到了它的“末点”。美国《财富》杂志十分机敏地宣布，将把一年一度的《财富》年会放在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上海举办，时间是国庆大典前的9月底。这是国际知名传媒机构第一次把全球性年会选在中国举办，它的主题非常符合人们的想象——“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认识世界”。

        从宏观经济来看，中国的表现也让人充满期待。东南亚各国还没有从金融风暴的眩晕中清醒过来，俄罗斯经济再度爆发危机，南美的巴西也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里，    中国可谓“一枝独秀”。随着各项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渐见效，消费市场重新活跃，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对各个产业的拉动效应渐渐呈现出来，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周期到来了。

        资本市场向来是宏观景气的“晴雨表”，而在中国，这个“晴雨表”却常常投影在扭曲、诡异的哈哈镜里。

        1999年5月19日，一个看上去不会发生任何新闻的平常日子，持续委靡了700多天的中国股市突然惊醒，一根阳线起势突然，继而凌厉，一拉就是32天。这期间，央行宣布降息，《证券法》开始实施，一向谨慎的《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要求大家“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向阳锣鼓声声敲，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上证综指一举冲到1 700点，涨幅超过50%。随着“5-19行情”的突如其来，股民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曙光，但一批精明而又大胆的“庄家”也呼啸出笼了。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庄家这朵“恶之花”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首先，那些当年体质羸弱、因“解困”而上市的国有企业是庄家得以存活的第一要素，这些企业上市不久便再度陷入困境，因此沦为所谓的“壳资源”。其次，中国股市自创建以来，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存在很古怪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两种股权，而且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约为2/3，并且通常处于控股地位，其结果是同股不同权，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极易产生“一股独大”、甚至“一股独霸”现象。非流通股的存在让庄家们能够以非常低的代价和灰色的手段轻易控制企业。再者，监管机制的不成熟更是让所有无法无天的炒作手法满天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股市最流行的名词是“题材”，你只要敢于想象、胆大妄为，就可能成就一番“事业”。

        这些凶猛的庄家往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他们无一不是编故事的高手，在一个拥有大量散户的股市里，后者无疑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由于极大的信息不对称，庄家常常躲在幕后用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题材操纵股价，甚至利用媒体为自己选中的股票造势，一个个奇迹就这样被轻易地创造出来。其次，他们中不乏资本运营的高手，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股市更吸引人的盈利场了。他们常常利用那些名存实亡的“壳资源”，以及未流通的国有上市公司法人股，然后以低廉的价格幕后收购，从而以最快的速度打造金融与实业混合经营的帝国。

        一位风云一时的庄家曾自创一句格言：“但凡拿我们的生命去赌的，一定是最精彩的。”极盛时，他控制的三只股票五年之内均全数狂涨10倍以上，而自己则从这种坐庄活动中总计获利数十亿元。但实，他旗下的这三家企业即使是在效益最好的年份，净利润之和也不过24亿元，远远算不上是“效益奇迹”。为了维持高股价，这位庄家一面不断在资本市场上发布购并公告、夸大实业整合的绩效，以此为稳定和抬高股价的炒作手段，另一方面又创办和控制了多家信托金融机构，同时在银行、证券、金融租赁、保险、基金等多个领域，通过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开展委托理财业务。这种灰色及不规范的运作模式，让庄家渐渐衍变成了一头规模惊人而无比危险的金融怪兽。根据计算，这家企业每年用于维持高股价的费用需10亿元，用于融资支付的利息需30亿元，也就是说，起码有40亿元的资金才能保证自身的正常运作。这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数字，其融资成本之高，让这个游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惨败的命运。

        在维护股市的健康发展上，媒体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第二年10月，北京的《财经》杂志刊登封面调查《基金黑幕》，将中国股市中一个刚刚诞生的光鲜神话骤然间刺破了。

        在此之前，跟私人庄家贪婪的形象不同，基金公司正以科学、负责及可持续的专业精神成为资本市场上值得信赖的势力。

        1998年以来，每一批基金来到市场，无不承载着监管层的厚爱和舆论的褒扬，更被视为引入西方成熟市场经验、培育机构投资者的重要举措。但有人终于发现，基金公司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天使，与庄家一样存在大量的违规、违法操作事实。《基金黑幕》的报道，顿时平地掀起千重巨浪。

        正当财大气粗的基金公司怒不可遏时，时年70高龄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站了出来，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直接将股市比喻成了“赌场”。他说：“有的外国人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

        在对庄家和基金进行猛烈的抨击后，吴敬琏的矛头进而直指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位。他批评道：“不要把股市变成‘寻租场’。

        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为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股市因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这位为人谦虚、和蔼可亲的老人后来因此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尽管股市问题充分暴露出中国资本市场的年轻与幼稚，以及先天不足的制度性缺陷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整体看来，中国的经济仍充满活力，企业家们意气风发。

        9月27日，美国《财富》杂志的年会在上海如期举办，300多名跨国公司领导人赶来，其中有60多位“世界500强”企业的总裁。美联社记者在报道中写道：“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兴奋，时间、地点和议题都是。那感觉就好像是超级杯（美国职业橄榄球总决赛，全美收视率最高的体育节目）现场，人们正在见证一场经典比赛。”跟务实的跨国公司领导人相比，与会的200多位中国企业家则表现得更加亢奋，他们迫切想从世界级企业家身上取到真经，日后很多人把这次年会看做中国崛起的一个象征性事件。

        又一个好消息在1999年底传来，11月15日，一张真正的全球化“门票”终于预售成功了，这一天，中国与美国正式达成协议，后者表示支持中国进入tO（世界贸易组织）。

        谈判一度在5月陷入僵局。5月8日，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三名中国媒体记者死亡。北京的大学生走上街头，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前点起蜡烛，为死难者守夜，转而冲向他们心中能代表美国的跨国公司。麦当劳被迫关门歇业一天，IBM大楼的玻璃被石头击中了，微软大中华区总裁紧张地在公司向员工发出安慰邮件，称“如果有必要，公司可以关门，职员可以回家避难”。学生们的情绪很微妙，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在学校贴出标语——“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而更多的学生在白天游行结束后，晚上又到灯下复习“托福”。就在反美情绪如此高涨的同时，美国又与日本公布了以亚洲周边国家为假想敌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但危机终于过去，中美tO谈判协议在1999年底戏剧性地达成了。也许所有伟大的时刻都充满了戏剧性。1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试图以积极、平等的角色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家庭，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年份，中国终于握到了这张“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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