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可称得上“帮”，是在明朝。中国商帮萌芽于明朝，这足以让明朝与众不同。

        元朝由流淌着杀伐之气和霸气的成吉思汗开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大一统国家的朝代，但也是这个王朝，却被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微的皇帝朱元璋所灭。这种历程，使得明朝从一开朝就显现出不同寻常的特质。

        与汉朝的刘邦一样，朱元璋出身草根，灾荒与瘟疫曾夺去他三位亲人。在走投无路之下，他进入皇觉寺（今洛阳境内）当了小行童（和尚）。因为天灾，寺庙也得不到施舍，16岁的朱元璋被迫外出云游4年。在最难熬之时，他曾仰天长叹：“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

        可以说，朱元璋是成功的李自成、洪秀全。我们对中国商帮史的记录，正是从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1370年正式开始。是年，朱元璋实行了名为“开中制”的盐业政策。

        因为最早受益于开中制及屯田制，山西盐商率先进入我们的视野。在了解山西盐商如何受益于这两项政策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一件事情：朱元璋为什么要实行这两项政策。我们的开篇就从一个与山西有关的古老趋势讲起。

        

朱元璋为什么没灭20万蒙古铁骑？

        1386年，一只机械钟被挂进了高123米的英国索尔兹伯里大教堂。这是一只历史地位显赫的钟表，它不仅是全英国最高的钟表，也是迄今为止仍可以保持工作状态的最古老的机械钟。

        同年的欧洲大陆和中国正处于战争之中。上任4年的法国国王查理五世发动了反击英国、收复失地的战争。这段历史成为两个冤家对头断断续续持续了116年的百年战争（1337～1453）的组成部分。

        在同一时期，中国迎来了它的新皇帝朱元璋。尽管元朝已经灭亡，但山西、陕西、甘肃、辽东等地仍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中，他们企图重新入主中原。就这样，明朝与元朝残余势力一直对垒，直到一年后明朝开国名将徐达大破扩廓帖木儿部落。

        扩廓帖木儿部落是蒙古四大剩余势力之一，大本营设在太原，经此一役，折兵4万，再没有重整旗鼓的精力，最后同行十八骑，逃往甘肃，狼狈至极。1370年，甘肃与陕西被明朝收入囊中。

        尽管扩廓帖木儿部落被朱元璋打得溃不成军，但明朝仍面对着北边20万蒙古铁骑的威胁。为了防御，100万人的大军被朱元璋调往北边，这几乎是明初全部军队的总和。

        朱元璋为什么没有将这20万蒙古铁骑消灭？他不是不想，是力有不逮，但又不仅仅如此。最初明朝对蒙古军队采取了强势打击之势，但1372年的一场明蒙大战，明军大败，从此拉开了明朝以整修长城为屏障的内敛守势的序幕。

        朱元璋怕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告诫后世，永不征伐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国（今位于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安南国（越南）、暹罗国（泰国）、爪哇国（今位于爪哇岛一带）等15个国家，并特别嘱咐“切记不可”。

        朱元璋的理由是，四方诸夷“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但他也警示后世说，“必选将练兵，时警备之”。1371年，朱元璋曾表明心迹：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显然，当时要警备的是来自北方的心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也认为，明朝时的中国在东亚没有竞争对手，其周围的许多小国都需要向其学习并纳贡。当时俄国还是一个政治侏儒，萨法威王朝的波斯与莫卧儿王朝的印度也尚在襁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胁迫中国，只有北部的蒙古人和瓦剌人对明王朝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威胁。

        朱棣（1402～1424）是明朝历史上一位血性的皇帝，为“防止出现有雄才大略的蒙古领袖重新控制整个蒙古民族”，他将父亲朱元璋的训诫置于脑后，在1410～1424年先后三次发起对蒙古的战争。虽然征讨取得了胜利，但远没有达到扫除边患的程度。

        同样的一幕，在200多年前北宋开国之初对辽的对策中，就曾出现过一次。公元979年、986年，北宋两度对辽用兵，企图把契丹势力驱逐出长城，但全都失败。1004年，两军再次交兵，北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仍俯首与契丹签订了“澶渊之盟”。1044年，这种情况再次出现，以至于黄仁宇在中写道：“它（北宋）的军旗从未在北方草原地带展开过，更用不着说向东北或西北角延伸到中亚的腹地去。”他的结论是，两宋319年的纪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的记录，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的和平。

        中国北部边境的安防问题，堪称一个古老的命题。从春秋战国到明朝，这一命题如影随形。从春秋时各国在形势险要之地筑城防御，到秦始皇为北御匈奴筑起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长城。汉武帝时重新修缮秦时边塞，其后，北魏为防御柔然，北齐、北周为防御突厥，隋代为防御突厥、契丹，都各自修筑过长城。

        长城千年的修筑史，并没有成功破解北部安防命题，这让长城多少有些归于宿命的悲壮。《剑桥中国史》至少在辽西夏金元史和明史中两次提到这一命题。《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认为：长城从来就不存在一条连续不断的防御线或经过划定的边界。倒是有一串设防的边疆州和县，战略要地筑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军马场、烽火台和警戒哨所散布在各处。这是一个纵深防御体系，其中坚力量由灵州、太原、大同和北京等地强大的藩镇军队所组成。

        该书还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自从拓跋魏（北魏拓跋民族）兴起以来，一个接一个的中央集权政权都是以北部边疆的失控地区为根据地，由那些边疆军事大员们所创建的，并下结论说，这是一个古老趋势的延续。

        长城连绵的群山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而长城北面，地域一马平川或微有波澜，虽有大量的山峦耸立其间，但并不具有连贯性。一旦南侵的铁骑出现，明朝的北疆就犹如洞开的门户，大有无从抵御之患，所以，明王朝只管理着万里长城沿线和辽东柳条边以南的北疆区域。

        尽管东北地区的努尔干都司、归化、河套相继归属明朝，但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或沙漠，实际上并不为明朝所有效管理。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说法，当时的边境实则只有一系列自朱棣时代起已经熄灭的烽火台为标志，仅有中国骑兵巡逻其间。

        以这些烽火台为依托，明朝在北疆相继建起了9个关口。当时山西行省囊括的范围远较现在广阔，包括今天的河北张家口、承德以及内蒙古多伦、正蓝旗、赤峰、奈曼旗等地方，所以位于当时山西行省的关口就是5个，分别是大同镇、宣府镇（驻地在今河北宣化）、延绥镇（驻地在今陕西榆林）和山西镇（也称太原镇）。

        山西行省在九边中的地位，从中可见一斑。明朝叛将赵全曾对蒙古首领俺答说：官兵主要保卫宣府、大同，蓟州一带防御甚固，兵多将广，山西一带则兵弱，亭障稀疏，备御薄弱。大同的自然防御设施远不如宣府的设施可靠。尽管此处骑兵较强，但难改其一直是山西边境的一个危险地段，军队后勤维护费用偏高。

        明初与宋初一样，都作了一个囚徒式的选择，那就是聚于防守。尽管朱棣不甘认命，但最后落下的仍是一个认命的结果。朱棣在位时，九边重镇集结了86.3135万士兵，配备34.2万多马匹（部分边镇内含驴、骡、驼、牛等）。朱棣称帝迁都北京后，中国撤去长城一线以北的守军，并把防御体系集中在北京周围。北京北部的防御体系以山西北部的两大卫戍城市宣府和大同为基础，以大同、宣府二镇规模最大，驻军最多，耗费军饷最巨。宣府是主要的卫戍中心，其配备的士兵、骑兵数量和手操纵火箭、重臼炮、轻型的手雷和信号炮等，基本上是一个挡住从西北向北京进逼的固定要塞。

        《剑桥中国明代史》甚至认为，保卫北京唯一坚固的城墙，就是北京城本身的砖面墙，而非边关的所谓屏障。远比想象中要弱的边关，最极端的事件发生在1449年，蒙古瓦剌部落大肆扑来，23岁的明英宗朱祁镇亲自出征，结果被蒙古人生擒，酿成“土木堡之变”。

        

亲信的建议：一石三鸟

        明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明朝亟须经济的恢复来巩固和捍卫疆土。

        当时，蒙汉交兵，北部人烟稀少，如何为军人和战马提供足够的粮草，是一个棘手而现实的问题。山西行省在九边中的分量及其拱卫北京的重要意义，使国家政策从一开始就对山西有所倾斜。

        历史上并不缺少像朱元璋这样性格多疑的皇帝，他要求君臣绝对忠诚，不容许有丝毫欺瞒。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曾派人“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并要求“无不奏闻”。

        太原人杨宪就充当过这种角色。在朱元璋攻克南京时，他投奔朱元璋做了幕府。因为办事干练，杨宪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之后被委派到老家当行省参政。1370年6月，杨宪向朱元璋提出了在大同实行“开中制”的建议。

        当时大同的粮储供应需要从今天的山东陵县运到山西马邑，路远费繁。杨宪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调动商人转运，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米（大约今天的107.4斤），或在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米，政府给以凭证，让商人到相应盐场领取一引盐（200斤），并允许这些盐被贩卖到指定区域。在这一过程中，盐价折抵米价，转运费代纳盐引税（盐税）。

        这是一个整合资源、优化配置、让国家和商人各得其所的建议，杨宪的这一建议默认了这样的逻辑：如果边储粮草的转运由政府操作，需要置备车马乃至打造官船从南往北调粮，需要建立兵站、雇募人力，而这一切，对于刚刚开始运转的明政府来说，显然并不现实。若粮储交由普通百姓运输办理，一则运费高，民运粮一石，运输费用甚至达到所运粮食价值的六七倍；二则运输周期长，民运粮任务过重，将直接影响到农民耕种和休养生息。

        在征民运、官办与商运之间，社会底层出身的朱元璋思忖得最为透彻。建朝当年，他就迫不及待地下旨：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并免徭役和赋税三年，并下谕中书省（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大臣：夫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1371年，在任命首任户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时，朱元璋语重心长地说：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

        既能解决边区粮饷问题，又不劳民，也不让官府破费，这实在是一石三鸟的建议，朱元璋采纳了杨宪的建议。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围绕盐业的新政几乎都与国家税收、军饷供应有关，也形成了山西、陕西、徽州盐商推动各自区域商帮萌芽、兴起的基础性环境。

        在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看来，盐引就是盐的专卖权。在古代，盐是国家专控物品，盐就是钱，贩卖盐获利极高，把盐引给粮商，那就等于给了他们生财之道，这意味着国家以盐税作抵押，来换取民间对战争的投资。韩毓海认为，明政府的这种做法，与19世纪欧洲国家以国家税收为抵押，来换取在战争中向私人银行家的借款和投资，具有一定相似性。

        盐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这种情形的形成。在古代，田赋和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盐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据半壁江山。至少从宋元时期开始，到清朝中期的嘉庆年间（1796～1820），这种状况还一直没有改变。嘉庆时的《两淮盐法志》记载说：“山海天地之藏，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盐课居赋税之半。”

        盐业产业链条包括生产、批销、运输、销售，其中，生产是官督民产，批销大权紧握在官府手中。开中制下的商人，等于用往边区转运粮食的辛劳换取了对盐的转运权和销售权。换句话说，开中制通过盐业运输和销售的民营化，实现了政府财政和民间收入的增大，完成了盐的空间转移。

        开中制率先实行于大同，后又在山西、河南、陕西实施，1371年在全国推广。大同的先行，俨然有试点的味道。尽管开中制曾时断时续，大同纳粮中盐却一直未曾停止。在1371～1412年间，宣府5个卫所因没有设立边仓，每年的官军俸粮都靠大同供给。宣府到1413年才设置粮仓，山西商民被官府命令到顺天府纳粮中盐，这也是晋商最早去宣府纳粮的证明。

        根据边区的实际需要，后来还延伸出了纳麦、粟、豆、草、铁、茶、棉花、衣物等换取盐引的做法。1436年北边受鞑靼和瓦剌族人扰边，大同、辽东、延绥、甘州等重镇的边防军缺少战马，时属山西的太仆寺（今在内蒙古）以及北平、陕西、甘肃、辽东苑马寺所属的各个官牧场又不景气，明政府还曾推行过纳马中盐制度。

        

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在实行开中制的同时，明政府实施了屯田制，希望通过自力更生，实现军粮军饷在边区就近解决。朱元璋曾不无自豪地说，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达到这种效果，与实行屯田制和迁徙老百姓实边息息相关。

        1388年，明政府规定，50%的卫所都卫和王府护卫的军士都要屯田，后来这一比例增加到70%，这就是屯田制中的军屯。军屯的重点是九边，这里从事屯种的官兵人数最多，垦殖范围也最广。其中，山西大同镇有4万多军士，垦种200多万亩土地；西宁卫1万多名军士，垦种27万亩土地；辽东镇4.5名军人，屯田253万亩，这与我们今天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几分相似。

        因对山西边塞屯务的重视，1395年明政府又命令山西省内26600多名马兵和步兵撤出营地开往塞北，立屯垦耕，自给兵饷，甚至连山西的晋王和代王两藩府也受命实行军事屯田。

        无地少地的贫民也被明政府鼓励迁往人稀地广的地方去屯种。最初的政策是，从四丁以上的农家抽一人，免其徭役，调往塞外大同等地，编入军屯卫所垦种。仅太原、平阳两地就被征调了10万多人赴边。除强制手段之外，许多晋中、晋北缺少土地的农民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越过长城，进入山西行都司的地域垦种。

        那时，山西中南部的被迁之人都汇集到洪洞县大槐树下待命。树旁的广济寺里驻着钦命官员，负责给移民登记造册，办迁移手续，发放勘合（凭照）和盘费。由户部委派的官员将所迁之民编入目的地的里甲，然后由后军都督府派军士护送上路，一直送到接收地，予以安置。史载，张其明、冯冕、袁嘉盛等原来生活在洪洞县的居民，就是在迁出的过程中走上了从商之路。

        作为军屯、民屯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屯让“耕者趋利，边地尽垦”（杜萼语），也逐渐成为永乐以后九边军饷供应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商屯的来源分为被迁徙的大户和自觉商人两大块儿。其中，不少从外省迁徙而来的商人也融入了晋商的历史洪流之中。

        朝廷迁徙大户实边在永乐时达到高潮。实边在古代并不鲜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把各国12万户富豪迁徙到咸阳和巴蜀等地。在明朝实边中，山东寿光人冯盛就被迁往山西代州，他的孙子冯天禄出生于1516年，尝“从祖父贸迁秦梁间”，后到“商淮浙间”，成为巨商。

        冯天禄生有四子，长子冯忠、三子冯惠继续从事盐业生意，二子冯恩、四子冯愈业儒，发展为儒商家族。冯忠的商业才能曾得到大司马吴公赏识，令他驰骋齐鲁、淮浙盐场十余年。另外，平阳首富亢氏，以及后来成为国民党要员的孔祥熙的先辈，都是被迁往山西的山东人。

        不失敏感的商人，在开中制实施不久，也加入了这一队伍。为就近纳粮开中，他们自筹资金，长期固定开中地点就地雇人种粮以换盐引，于是许多山西富商大贾出没于辽东、延绥(榆林)等各边镇，一些新的村落在屯边形成。

        除大同、宣府外，山西商人也是最早进入山西偏头关（今忻州市偏头县境内）、雁门关（今忻州市代县境内）、倒马关（今河北保定唐县境内）等处进行商屯的商人。曾有史载，在边关“凡戮力于南亩者，皆山右（山西）之佣，秋去春来，如北塞之雁”。这样，雁门关外，屯堡相望，塞上田禾广袤无际，而东北官员向朝廷上奏称：“辽东千里，晋人商屯其间，各为城堡……商人争出财力……边储大裕。”

        1429年，纳粮开中扩展到宁夏。因路途遥远，为能吸引客商到来，政府对陕西、山西商人予以政策优惠，他们每引盐仅需纳米麦4斗，而当地人需要5斗5升。

        明清以来，官府文书和社会舆论都习惯把山西和陕西商人合称“山陕商人”。从明中后期到清朝，具有地缘好合的山陕商人，迈着共同的节拍，在同一个地域，建起了象征两省商人友谊和协作的会馆：山陕会馆，彰显了两省商人相互取暖、抱团打天下的共识。

        以盐作介质的纳粮中盐、移民以及商屯，对山西人的牵引不仅在于生存和销盐的有利可图。在这个过程中，山西人四海为家的情怀被触动乃至激发，让山西人见识更多、视野更广、信息更灵，便于在长途经商中，发现不同区域之间，除了盐利之外的其他种种商业机会。

        随着山陕商人的到来，“缎绢、绫绸、纱罗、梭布、花绵、巾帕、履袜、南货及诸铜铁木竹器、纸劄”等，也都贩运到了宁夏，并成为政府纳税商品。山西人范世逵（1498～1557）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祖上三辈以农商为业，少年时即走四方。对于政府的输粮换引政策，他认为“奇货可居”，就亲赴关陇（函谷关以西、陇山以东一带），至皋兰（今兰州），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今甘肃武威）等地，了解地理交通。此后，他便在这一带专门经营粮草生意，数年内大获其利。河西都御史和边防将校，都愿意与他交往，并对他礼敬有加。

        

从暴力到货币统治的核心意义

        很多专家学者喜欢将开中制和屯田制作为山西商帮崛起的重要原因加以阐述，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北部边疆的安危及山西在北边的军事地位，让宋、元、明面临着共同的边境状况，并进而让明朝相承了宋元时期诸多的政策，譬如开中制和屯田制。换句话说，开中制实是对北宋“钞盐法”、盐引制及元初的“折中制”智慧的抄袭。

        中国商帮诞生于明朝。但山西盐商能够称得上“商帮”，绝非开中制和屯田制所能成全。如果盐政或者屯田制能让商帮萌芽，那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存在这样的环境，但那时并无商帮。

        仅就商帮的萌芽、发展来说，盐政或者屯田制充其量是古时用来汲水用的那个轱辘和绳索，尽管不可或缺，但牵引绳索的那股无以触摸、只能感知的无形力量——以交通便利和长途贸易为支撑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及丝茶与白银贸易在国内外的流转，才是最终导致商帮兴起的真正原因。

        这里有几个相辅相成的事实：

        第一，中国国内大市场的形成。明朝初年，盐业政策一如既往地推动了国内长途贩运贸易，这与唐宋时期盐、粮一直是长途贸易的主角没有太多的差别。到了明朝中后期，长途贸易的内容变成了以粮食为主、棉布次之。朱大为在《16至18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中说：蓝靛、木材、大豆、棉花、丝、铁、烟叶、桐油、皮张等生产资料，成为长途贩运的重要商品，这对于促进买卖双方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刺激作用。

        更为直观的效果由交通的改善而引发。明初，朱元璋命全国府、州、县修桥治路，使京师到各行省都有陆路交通干道。水运也较之前有很大改善，永乐年间浚通了临清至济宁北段的会通河，嘉靖年间又修复了通惠河，从此大运河从杭州至北京全线贯通，成为商人南北贩运商品的首选运道。江南、珠江三角洲、长江中上游、华北和西北五大经贸区在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中形成，它们之间的频繁贸易，意味着中国国内大市场的最终形成。

        第二，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民营化最为利朗的时代。明朝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时期与汉朝，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朝。

        明朝的私营工商业，无论是冶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都在世界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郑和下西洋时，官方用让周边国家前来朝贡的方式垄断了对外贸易，但所需的手工业品多来自民间手工业作坊。于是，郑和下西洋一方面刺激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也让跃跃欲试的民间对外贸易形成对官方垄断的挑战。1567～1571年，海陆贸易相继对外开放，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到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海上家族年入几千万两白银，连当时气焰最盛的荷兰人也要对他们退让三分。

        与此形成映衬的是，官营工业不断萎缩。官方冶铁业在正德以后迅速衰落，万历时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虽说民间禁止开采金银矿，但这只是法令规定而已。在景德镇的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3～4倍。明后期，京郊门头沟的煤窑很多，官窑只有一两座，其余的都是民窑。

        就盐来说，当时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为18亿斤，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5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2/3为私盐独占。嘉靖以来，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但价昂质次的官盐终究难敌价廉质优的私盐，政府的种种努力归于失败。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宋元时期没有像明清时期那样深受世界影响。明时的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宋元时期商业发展及海外贸易虽然繁盛，而且也有新的突破，但与中晚期的明朝不可同日而语。

        明朝国内大市场的形成，民营作坊生产能力的增强，以及新形势下国外对以丝、茶为主导的中国商品的追捧，牵引了整个国内大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对接，乃至改变了国内货币本位的地位。

        更早的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外贸商品以奢侈品为主。而此时将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的载体是丝绸、布、丝纺织品以及稍后的茶叶和白银。首先将明朝的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的国家是偏居在欧洲西南一隅的两个面积不大的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

        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其意指中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出，而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专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估计：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至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这是前朝从来没有过的气象。

        尽管开中制和屯田制是山西盐商崛起的基础条件，但真正将明朝与宋元两个朝代区隔开来的，是白银在明朝上升为本位货币的历史进程，这也是我们观察明朝商帮兴起的一个核心判断。

        作为一种基于苦力和劳顿的普众性政策，开中制并不具有引发区域商人群起的可能。与商屯之下的商人一样，纳粮开中的商人受制于政策实施的时间、官僚的廉洁程度、币值的稳定、粮盐的比价以及农业看天吃饭的脆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累积财富的可能性和持续性都值得怀疑。

        政策的不稳定随时会打乱财富的积累过程，粮价及币值的不稳定蚕食着财富的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开中制和屯田制并不具备培养大商人的底蕴和土壤。白银本位化的过程，也是明朝纸币持续贬值并被逐出市场而银价仍相对稳定的过程。当中盐与国家本位货币白银发生较为稳定、持续的关系时，政商家族用权势夯筑了财富之基，由特权大商人领衔的区域性商帮才最终得以成形。

        那么白银是如何推动商帮的萌芽和发展的呢？如果说，我们先前更多受到了山西盐商借助政策及地利之便而率先成就区域性商帮的诸多干扰，这导致我们没有看到或者说漠视了另一只无形之手的力量，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从徽商的兴起中清晰地看到白银发挥作用的历史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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