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晋徽盐商的次第崛起，缘于粮盐物物交换和盐银的货币交换，那么银票之间的信用交易，则催生了中国商帮史上另一伟大的一幕，那就是票号商人的出现。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围绕结款方式的变革，都带来了财富革命，当代网上购物结款也不例外。

        张家口—恰克图贸易是一条用骆驼、牛、骡、马车拉出来的贸易通道。牛车运输，多在春季4月出发，8月底返回，这时草原水草丰茂；骆驼运输则从秋天9月开始，直到冬季，多走戈壁沙滩。

        商队一般在11月1日到来年4月1日这150天的冬季行路。夏天酷热难当，晋商一般不在夏天行路。即使在夏天，一般也会选择在晚上赶路。骆驼商队的领路人被称为“驼手”。驼手不仅要精力充沛，而且要熟悉路途，要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水和食物，以及怎样治疗生病的牲畜等。

        最要紧的还不是长途跋涉。已经垄断了北边外贸的晋商，最头痛的问题就是伴随贸易额增大而带来的现金白银的携带和安全问题。10万两白银的重量达2.5吨，为保证银子的安全，抵御恶劣的天气和土匪的任务就成为每趟贸易的重中之重。于是，中国最早的镖局，由一个叫张黑五的山西人在清乾隆年间（1736～1795）创办，专门为远途商人押运货物，保驾护航。每趟运输必有镖师和卫犬。镖师更番巡逻，入寝，就以犬代之。

        但镖局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晋商历时两三个月长途押运的风险问题，新的问题接踵而来。从1796年开始的白莲教农民起义，持续了近20年，波及国内多个省份，镖局的局限性被无限放大。而1823年在京城率先出现的票号，无意间破解了这一难题。

        

从赌博房学徒到票号创始人

        约190年前的平遥城，有关织布、染布和贩卖生丝、茶叶的生意遍布在这座城市之中。来自陕西或上党的棉花、曲沃的旱烟、岚州的胡麻油、苏州的绸缎、两湖的茶叶，让这座小城充满了省内外的商业讯息以及包容、创新的意识。

        一种叫压宝的赌博是这座小城的主要娱乐方式。元朝从陕西汉中落籍山西平遥达蒲村的李氏家族的二公子李大全，就是这赌博房里的常客，而来自平遥细窑村（后改成雷家堡）的雷履泰最初的学徒生涯，就是在赌房里度过的。

        雷履泰父亲早逝，家道衰败，13岁便辞母离家，弃学从商。不过三年的功夫，雷履泰就已经是赌房里的大把式，以致财东破天荒地给他分配了人力股，以示对他的器重。三年学徒届满就顶人力股，这在当时平遥商界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种场合里，雷履泰练就了一副好眼力、快速心算术以及对人情的练达，这一切都被李大全看在眼里。但赌博，毕竟不是一个谈得上有声望的行业。在李大全的邀请下，雷履泰跳槽到了西裕成。

        李家是大户人家，在平遥有高楼院落三处，同时投资新设商号十多处。西裕成是一家颜料行，颜料是平遥达蒲村的传统手工业。雷履泰先是做业务，也就是“跑街”，他能放下身段和放弃身股来西裕成，绝非常人。很快，他就被提拔重用，1810年领班汉口分号，1814年执事北京分号，1818年接任西裕成总号总经理。

        雷履泰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能从山西商人的商业实践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金融工具中，找到全新的金融业务模式和商机。诸多解决资金结算、汇兑和借款的机构，在当时已经出现。中国最早的账局就由山西人首创，出现在对俄北边贸易的城市张家口。与账局主要给候选官吏和商人放贷不一样，作为小额信用借贷机构，印局产生于明末清初，放款对象主要是城市贫民与小商人。18世纪初，大盛魁印票庄开张。

        山西在金融领域诸多方面的实践，为雷履泰的创新提供了可能。1910年，在京注册的账局共52家，山西人开设的有34家。按总经理籍贯分，52家账局中，除3家外，其他的也全由山西人在打理，在库伦、恰克图、莫斯科等地也有晋商的账局。19世纪50年代，北京159家当铺中，68.55%由山西人开办。1753年，全国有当铺18075家，山西省有5175家，占28.6%。

        当时在北京经商的平遥人很多，每到年底都要往家捎银子。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先把这些银子存放在北京西裕成分号，让雷履泰亲手写封信，告诉平遥总号谁在这里存了多少银子，平遥人可定时到平遥总号去领。开始还只是同乡之间帮忙，后来效仿者越来越多，雷履泰就与对方达成协议，收取一定费用，后来费用越滚越大，所赚的钱慢慢比颜料生意赚的钱还多，于是，雷履泰便借鉴“账局”的经验，把汇兑业务由城扩大到了异地。

        生意中难免有银子和铜钱的兑换，雷履泰就借鉴“钱庄”（货币兑换机构）的经验，开展生意以外的银钱兑换；经商难免有借贷，雷履泰就借鉴印局（传统借贷机构）的经验，适当地放一点“印子钱”，即有利息的借贷。在这些设想日渐清晰时，西裕成的金融经营格局初步形成，雷履泰就劝财东改组西裕成为票号，获准。

        票号的要旨，在于异地汇兑和存贷，因此，扩大汇兑市场和范围至关重要。在雷履泰的主持下，日升昌很快就把异地汇兑业务由“北京—平遥—汉口”扩展到了全国。不几年，分号就达上百处，遍及天津、张家口、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35个城市。

        从中国金融行业百年发展的历程来看，中国票号创始人这个身份，足以让雷履泰获得“中国金融业百年最具影响力人物”的称号。

        1840年，雷履泰70岁寿诞，山西商会专门为这位票号先驱赠送了一块匾额，上书“拔乎其萃”四个大字。这种分量的评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明清中国商帮发展的前几百年中，独占鳌头的山西商人灿若群星，但从来没有哪一个商人或职业经理人获得过如此高的荣耀。

        雷履泰的首创票号之功，将山西商人的主体从盐商、外贸商人更进一步推进到了民营金融领域。他开创了一个让晋商更具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并将山西商帮推向了辉煌500年的巅峰。

        日升昌也因此成为清朝票号业的“黄埔军校”。蔚家五联号总掌柜毛鸿翙、范凝晋，协同庆票号掌柜陈平远、百川通首任经理武大德、广西银行总经理王治臣等，都出自日升昌。

        

雷履泰vs.毛鸿翙：两个人的较量

        “人养好儿子，只要养三个：大儿雷履泰，二儿毛鸿翙，三儿最无能，也是程大培。”这首歌谣曾经在中国票号的发源地——山西乃至整个晋商中广为流传。歌中所说的三个好男儿，不是别人，就是“汇通天下”的中国第一票号——日升昌的三位创始人，即大掌柜雷履泰，二掌柜毛鸿翙，三掌柜程大培。

        毛程二人都是雷履泰发掘出来的苗子。毛鸿翙是被雷履泰看中，从一家油面铺挖到西裕成的，两人所在的村庄相距只有5里地。毛鸿翙虽出身贫寒，但从小喜欢经商，不到30岁就被提升为副经理。程大培原在李家汉口分号做号内临时杂工，一次店里遭遇土匪抢劫，伙友都离号逃跑了，只有程大培未逃。之后，事态平息，伙友都以为铺号大受损失。不想，程大培在土匪来之前就已将号内银钱及账簿等贵重财物一一收拾好，埋在房院之内，铺号毫无丢损。这次劫遇有惊无险，程大培被正式吸收入号，不久便被委任为汉口分号掌柜。嘉庆（1796～1820）末年，程大培被调回平遥总号，提升为襄理。

        三驾马车的形成，为日升昌的兴旺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日后山西票号核裂变一般的斗争，则是从雷毛二人的个人恩怨开始的。在雷毛之争之前，日升昌独吃票号生意。起初，雷毛相安无事，直到1826年雷履泰大病一场。

        雷履泰一贯勤奋敬业，加之创办票号立了大功，在日升昌票号内说一不二，大权独揽。生病这年，雷履泰已经56岁，毛鸿翙39岁，程大培40岁开外。尽管雷履泰年老又兼病体，但依然带病处理号务。毛鸿翙以让雷履泰养病为名，向少东家建议让其离号回家休息。在毛鸿翙看来，这场大病将是大掌柜结束掌柜生涯和自己出头之日。

        此时李大全已经病故，担当起日升昌财东重任的是他年仅16岁的儿子李箴视。在李箴视看来，较之雷履泰，他与和自己年纪差距较小的毛鸿翙沟通隔阂较少，所以李少东家未加思索就答应了毛鸿翙。

        雷履泰在万般不情愿的情况下，回到了自己家中，但他并未休息，而是忙着给少东家写信。他的病还没好，少东家前来探视，他就向少东家交底说：“字号是东家的，码头（即各地分号）是我安的。现在我离号了，也该写信给各地的码头老帮（即分号经理或者掌柜）让他们撤号，东家再安码头，另请高明吧。”

        少东家是秉性忠厚、闲静寡语但心中有数之人，一听此言，权衡利弊之后，便竭力劝其留下。那日，雷履泰没有给少东家放个明白话，于是，少东家就差人每日给雷履泰送一桌酒席、30两银子劝慰。半个月后，雷履泰看到少东家的诚意，便答应了少东家的请求，但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毛鸿翙出号。就这样，二掌柜被辞了。

        李箴视执东期间，是李氏家族最为鼎盛的时期。日升昌票号汇通天下，在全国设35处票号分庄。日升通、日升裕、日升厚、日升达四处钱庄，左右平遥钱业市场，称雄一时；东如升、如升大、日升祥、日升当、日升庆等众多商号店铺与之遥相呼应，互相支撑，财源滚滚，把李家推向了平遥首富的宝座。李箴视先后在平遥老家西达蒲村新建了中院、东院、西院、南院4座宅院，并自成一堡，后人称为“李家堡”。

        在日升昌的百年发展史上，没有发生过一次票单被误领的现象，这其中，认票不认人的制度管理和严密的防伪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后者，极为保密，构成了这一行业的先期门槛。例如，日升昌的票号，有一个“昌”字的水印。写银票的笔迹以及字的拐弯处都可能内藏玄机，横与竖、撇和捺都有暗记。在银票的某个角落，扎一个针眼，也是秘密。而像毛鸿翙这样熟悉票号的人才，在当时的晋商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山西侯氏家族的富三代侯培余，正在思忖着家族生意转型的事情。一日，他正在家里喝闷酒，忽然手下兴冲冲地喊道：“天降大喜了！”侯培余问何喜，当听到是毛鸿翙被辞退时，他喜出望外，立即预备厚礼，登门拜访。

        当祁县乔贵发、太谷曹三喜还在为生计发愁时，侯培余的父亲侯兴域已经是百万富翁了。奠定侯氏家业根基的是侯培余的爷爷侯万瞻。侯万瞻是一位绸布商，早年去苏杭，南贩北卖，家道日隆。在山西现在可知的著名外贸商人或票号商人中，有这种家境的并不多见。

        榆次常氏家族的常万达是富二代，他与侯兴域是同一时代的人。当山西商人还在有滋有味地经营着绸布生意时，常万达已率先将经营方向由布转到了茶，但侯兴域则把生意重点由布转到了盐业生产。在侯兴域看来，盐业比绸布杂货利润大，所以就收缩了绸布杂货生意，转而让六个孩子经营河东池盐。侯兴域娶有两房妻子，与祁县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一样生有六子。

        从1649年以来，河东盐业推行“畦归商种”新政，标志着政府从盐业生产领域退出。一时晋商蜂拥入盐业生产领域。仅1680年，经营河东池盐的晋商就达513名。侯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盐业生产领域的，但盐业生产领域陋规浮费，名目繁多，商人不堪负重，侯家又见机从盐业退出，再次将经营方向转向了原来的领域。

        这次转型失败后，侯家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举动，那就是将侯家的投资重点由家乡介休转移到了平遥，这个看似不经意的转移成全了侯家后来的成功转型，不然侯余培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知道平遥李氏家族两个掌柜闹矛盾之事。侯家在介休张兰镇开设了义顺恒、中义永等字号，但在平遥开设了更多的字号，像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新泰义等，领域涉及绸缎、布料、茶庄和钱铺。

        当时票号业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侯余培感到这是一个难逢的机会，就对毛鸿翙开出了种种优惠的条件，以期让他为自己的家族效劳。第一，他给毛鸿翙在蔚泰厚、新泰厚两个店铺各顶一份人力股；第二，日升昌不允许掌柜的人力股身后被继承，侯家则对毛鸿翙开了先河；第三，日升昌不允许掌柜后人用现银入股，但侯氏家族又对毛家开了先例。这三点是连雷履泰在日升昌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可见侯家对这一机会的重视和把握，可以说，他们是志在必得，容不得有任何纰漏。侯家一不小心开了中国商帮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事激励的先河，与之相应的，侯家也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赶超传奇。

        人力股是山西票号最为人称道的创举，这一制度设计，是对票号职业经理人的极大激励。很多票号大掌柜十年二十年如一日地效力于所在的东家，甚至累死在掌柜岗位上，人力股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也是山西票号商人与其他诸多商帮商人不同的一点。

        票号的股本有两种，银股和身股。银股是东家拿出的钱，身股是员工的人力资本入股。票号里的顶身股有多有少，在光绪三十二年协成乾票号有工资的职工中，33%有顶身股。1908年，大德通票号身股的数量是银股的120%，这一年，郝荃、高钰、吕永和三人的身股，达到了每人一股。对于身股在当时意味着什么，范卫峰曾撰文写道：

        当时票号的一股，在财富上不同于现在上市公司的一股。1908年，大德通的银股总共才20股。1908年的大德通每股分红是2万两。2万两是什么概念？清朝一个亲王，每年的俸银是1万两左右，一品文官的年薪才180两银子。由于工资低开销大，清朝公务员屡次以养廉银的形式加薪，一个总督的养廉银，达到了13000～20000两之多，巡抚的有10000～15000两，知府的是几千两，都还赶不上大德通掌柜的分红。

        因为这种方式被扫地出门，毛鸿翙也咽不下这口气。毛鸿翙对侯家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他正想出口恶气以雪耻辱，便一口答应下来，发誓与日升昌票号一决雌雄，于是，就在日升昌票号对面，侯家的票号很快就开了起来。

        说来也怪，毛鸿翙和雷履泰这对冤家都活到了79岁，并且他们的东家都是在宋元时由陕西迁入的。李家是平遥首富，侯氏也不是一般家族。清人徐珂曾对山西商人进行过一次财富排名，其在《清稗类钞》中称，山西侯氏有资产七八百万两白银，仅次于另一个山西人亢氏。侯培余的父亲在60岁那年，将家产分给六个儿子，并将家业交给了主张把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的侯培余主持。

        侯培余本是一介书生，曾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考中副榜，为人处世精明练达，颇具才干。侯家的生意一经他的掌管便如鱼得水，财源茂盛。掌家伊始，他广招贤能，锐意改革，颇具大家风范。

        离开日升昌的同年，毛鸿翙将蔚泰厚绸缎店铺改换招牌为蔚泰厚票号，这是平遥城内继日升昌之后的第二家票号，打破了日升昌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原日升昌的业务骨干郝名扬、阎久安也被毛鸿翙挖到自己门下，并带走了一批客户。在五联号成立之初，虽说号称五家票号，实际资本仅有30余万两白银，与日升昌票号持平。中期增加到65万两白银，后期近140万两白银。

        对于毛鸿翙的挖人举动，雷履泰恨得直咬牙，写信给日升昌各地分号，讥讽跳槽的是无名小卒、墙头草。当时，雷履泰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壮志凌云，豪气不减，他常把自己和晏子、范蠡相比，并在日升昌前院二街门门楼子上刻上“我学鹦”、“栖鹂处”门额，以此自勉。

        为保持日升昌在各地市场上“独居奇”的地位，雷履泰常常放款减息，少收汇费，与蔚泰厚争揽顾客，搞得蔚泰厚一些分号苦不堪言。1844年6月，蔚泰厚苏州分号向其京师分号诉苦道：“苏地钱店以及为士人学子捐纳功名等生意，由于日升昌揽做，咱号概不能做分文。”所谓代办捐项，是指替买官者代付、汇兑款项。有些官员有前途但没有资金走动，票号等一些经营兑付生意的山西商人就介入了这块蛋糕。

        蔚泰厚票号大约是在1835年开始代办此项业务的。雷履泰以赔钱的代价，挤得蔚泰厚大有在苏州待不下去的感觉，但后来蔚泰厚苏州分号却经营得有声有色。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中曾记载蔚泰厚票号：“咱号各处捐项，苏州局第一，常德局第二。”蔚泰厚苏州分号，1847年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共承汇各地银两211793两，同时收到各地汇款314192两。

        毛鸿翙是一位好斗之人。雷履泰在哪里开分号，他也随即在哪里开号，并在京津汉口等地，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在中国最早的两家票号的争斗过程中，苏州曾是双方争斗最为白热化的市场之一。蔚泰厚最兴旺时，在全国设有33家分号。1844年9月，蔚泰厚北京分号就受张家口5家商号的委托，在汉口、山西太谷、徐沟、交城等地，于当年腊月代收24979.66两货款，来年2月汇往苏州，蔚泰厚每千两收取他们汇费7两。

        从日后的竞争来看，日升昌的业务重心多在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和南方，与很多山西本土票号一样，蔚泰厚似乎有意回避日升昌的重点区域，所以，其东北和西南区域的分庄业绩较为突出。在经济衰败阶段，经济发达地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日升昌也因此被拖累，所以也有“日升昌倒在南方”之说。随着日升昌与蔚泰厚竞争的加剧，雷履泰、毛鸿翙二人更成了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死对头，以至于毛鸿翙给他的孙子起名为毛履泰。

        侯培余不久后去世，他的儿子侯荫昌接管了家族生意，并索性把蔚字号下属的蔚丰厚、新泰厚、蔚盛长、天成享统统改为票号，交由毛鸿翙掌管。侯家与其他人合资的蔚长厚布庄也在毛鸿翙的敦促下改成票号，毛鸿翙也入了股份，至此，侯家形成了六联号经营的格局，各票号“八仙过海，各展神通”。譬如，蔚丰厚票号与官吏来往甚密，其中尤以京师、西南、西北地区各分号为最，主要与户部尚书赵尔巽、川北道观察张麟阁、甘肃藩台毛庆蕃、四川总督刘秉璋、北洋大臣袁世凯、宁夏马福祥和马福寿兄弟等经常交往，揽做大宗官司款汇兑业务，使蔚丰厚获益匪浅。

        蔚丰厚票号中，不乏干练有识之士。其中，票号改革家李宏龄、杰出票号管理人才郝登鳌和郝登五等均久负盛名。尽管后来日升昌东家李氏又开了日新中、日升通、日升达等票号，“蔚”字六联号还是成为日升昌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并有后来居上之势。

        毛鸿翙在侯家“蔚”字六联号票号担任总管39年，为侯家挣了几百万两白银。在毛鸿翙时代，毛家前后购置了数百顷土地，还购置了山林六七处，这些土地、林山全部出租，每年仅地租就可收入4000余石粮食。期间，毛鸿翙及其后人还创办了粮行、布庄、绸庄和烟店，与人合资了票号，毛鸿翙及其后代成了山西票号业职业经理人中的另类。

        让人感慨的是，侯家和毛家后代的下场都很惨。辛亥革命后，在经济来源断绝之时，侯氏后辈不仅仍养尊处优，还吸食鸦片，家产从动产到不动产都被变卖，以至于到侯崇基一代，侯家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而毛履泰之儿孙也大都染鸦片瘾，不务正业，变卖家产，甚至穷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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