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此也具有革命的属性。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马歇尔对过去的经济理论进行了一次大综合，在1890年出版了开辟经济学纪元的著作，自此经济学知识开始系统化。凯恩斯这样称赞马歇尔：“他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位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毕生致力于把这一学科建成一门独立的科学，使它拥有自己的基础，并且像物理学或生物学那样具有高度的科学精确性。”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符合科学要求内在逻辑一致的学科。经济学的“精湛化”和“危机”是经济学范式“革命”的两个前期阶段。无论是“凯恩斯革命”，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革命都是在当时的规范或研究方法受到挑战时出现的革命。一言以蔽之，经济学范式的革命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有一个“经济学革命”的亲身体验。资本的概念不是天生的，是逐步发展的。在一个宏观经济世界中，存在“总资本”的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取得经济学革命胜利的结果。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时，我曾经把以总资本为基础的总生产函数应用在企业研究上，可我的导师之一，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前主任戴维·纽伯瑞教授坚决反对。我拿出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应用总生产函数分析企业的论文，他还是不同意，这令我大为不解，难道国际上通行的方法在他那儿行不通？后来我才明白，20世纪50年代后期经济学界爆发了持续20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哈佛捐款创建了今天的美国哈佛大学，并把当地小镇叫做剑桥。英国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是琼·罗宾逊夫人，美国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是哈佛大学教授保罗·萨缪尔森。“两个剑桥之争”的核心是存在不存在“总资本”的概念。英国剑桥是不承认总资本这个概念的，所以就不承认总生产函数。后来，美国剑桥（哈佛大学）占了上风，总生产函数被作为康德的“先验理性”介绍给战后的几乎所有经济学的学生，而英国剑桥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经济活动是人类的最基本活动。凯恩斯曾说：“如果我们不是眺望未来，而是回首过去，就会发现，迄今为止，经济问题和生存竞争，一直是人类首要的、最紧迫的问题——不仅是人类，而且在整个生物界，从生命的最原始形式开始莫不如此。”经济政策又是影响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经济政策受到经济思想的巨大影响。凯恩斯是马歇尔的学生，是继马歇尔之后的又一集大成者，他没有像浮士德一样，最终说出了“人生多美好”的忌语，而是说出了经济学的“忌语”。他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他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他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意见的当权的狂人们，他们的狂乱的想法也多半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取出来的……因为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中，在25岁或30岁以后还受新理论影响的人是不多的。但是，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经济世界，对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回顾经济学200多年的历史，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萨伊法则认为“供给创造需求”。古典经济学误读了萨伊法则，认为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与总需求曲线通过价格调整达到自动平衡，世界处于瓦尔拉的一般均衡中。早在19世纪，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就传遍世界，当时的英国首相对亚当·斯密说：“我们都是您的学生。”马歇尔在中也是重申了一般均衡的概念。

        经济学革命可以用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进行简洁的表述。实际的产量通常体现为由总供给和总需求共同决定。总需求曲线代表了给定价格条件下总需求的决定，是向右下方倾斜的。总供给曲线反映了在给定产量条件下的价格水平。经济学的科学革命实际上都建立在对长期供给方面的假设上，这也正是分歧所在。如图1-7所示，古典经济学的总供给曲线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是垂直的。所以，政府试图拉动总需求曲线只会带来通货膨胀，对增加总产出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最佳的经济政策就是放任自流，完全让“看不见的手”自由运作。

        1926年，凯恩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中，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学思想作了深刻精彩的批判：“关于私人利益和公众福利可以达成非凡和谐的思想，在佩利那里已是显而易见，但正是经济学家赋予了这种观点一个良好的科学基础。想象一下，在良好的自由条件引导下，通过自然法则的运作，个人在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同时，总是趋向于增进公共福利！我们的哲学难题就此被解决了——至少对讲求实际的人来说，现在他能够把他的力量集中在保障自由的必要条件上了。在政府无权干涉私人事务的哲学学说以及政府没有必要干涉私人事务的神圣信条之外，现在又增加了一条科学上的依据，即干涉是得不偿失的”。在古典自由主义的美丽世界里，用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经济衰退和非自愿事业是不存在的。

        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大崩溃。1929～1933年世界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的经济大萧条。从1929年起将近10年时间，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能解释大萧条，也不能为摆脱萧条提供有效的对策。于是，占主流地位的古典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社会亟需一场经济学科学革命。

        在经济学里，一个学派的品牌识别似乎是一脉相承的，例如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对“看不见的手”的笃信。可是，剑桥大学教授马歇尔则把古典经济学提炼成“经济学家共同体”公认的规范，但谁也没有想到，打破这种规范的竟是马歇尔自己的得意门生凯恩斯。

        凯恩斯很关注现实经济问题，热心于经济政策研究。他去世后留下遗嘱，要求在剑桥大学建立应用经济学系，可见他对经济学应用价值的重视。他于1936年以挑战传统的精神，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发起“凯恩斯革命”。他抨击马歇尔的观点，认为由于价格呈现上升容易下降难的黏性，总供给曲线不是垂直的，而是向斜上方倾斜的（如图1-8所示）。经济处于衰退，不是供给方面的问题，而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衰退长期存在。的确，长期来看，价格终究会缓慢下降到使需求等于供给的均衡状态，但如凯恩斯充满讽刺意味地说，“等到长期，我们都死了”。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加投资，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他创立宏观经济学，也被誉为经济理论的“凯恩斯革命”。

        1985年，保罗·萨缪尔森在回忆当时的经济学大变局时指出：“经济学家在1932年真可谓生逢其时。经济学像睡美人，她的苏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的一吻。科学一如寄生物，病人的数目越多，生理学与病理学上的进步就越大，由病理学可以发展出治疗方法。1932年是大萧条的谷底，由这片富庶的土壤，慢慢长出了一株今天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新学科。我讲的是凯恩斯革命吗？当然。”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序言中说，“我把本书命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用以强调前缀‘通’字。这一命名的用意，在于把我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和结论的特征与古典学派的进行对比。在过去100多年里，古典学派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一直统治着我这一代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而我本人也是在古典学派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我将要说明的是：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能被运用于特定情形，而不能被运用于普遍的情形，这种假设的情形只是各种可能均衡位置中的一个极限点。而且，古典学派所假设的特殊情形的特征，恰恰不是我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具有的特征，如果我们试图将古典理论运用于经验事实，它的教义将会产生误导，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从1936年到1971年，长达35年中，古典经济学逐渐黯然失色，“凯恩斯革命”成功了，对经济衰退和非自愿失业采取的标准政策处方是凯恩斯提出的积极财政政策。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如日中天，经济学家共同体春风得意。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都曾幽默地说：“现在，我们个个都是凯恩斯学派的人了！”

        尼克松总统话音未落，1971年，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纷纷陷入“滞胀”的尴尬局面。经济学的“反常”出现了，经济学又陷入一次科学危机之中，占主流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受到质疑。1985年，保罗·萨缪尔森在一篇演讲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状态：“树木不会一直长上天。每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都有它的折退点。历经1932年到1965年这段经济学者身份与自尊的扩张期之后，接下来是比较黯淡的岁月。我们变得比较谦虚，而且，一如丘吉尔所言，我们是有很多该感到谦虚之处。经济学者对解决停滞性膨胀的良策一直莫衷一是，让许多非经济学者有幻灭之感，而且说实话，也打击了我们的自满之心。我们四处搜寻新的理论典范，仿佛炼金术士期盼能取得点石成金的新法宝。某篇国家经济局的论文水准不佳，并不一定代表它就没有趣；某篇论文内容艰深，也并不代表它就受人看重。”在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的情况下，经济学上的新古典革命爆发了。

        芝加哥学派主张全面恢复“自由放任主义”，其代表人物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认为增发货币在长期就是通货膨胀，并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归为紧缩的货币政策惹的祸。20世纪70年代微观经济学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在理论上证明了个人在追求自己福利最大化的时候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通过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效率和福利没有此消彼长的关系，是统一的。这个证明使微观经济学达到了美学的最高境界。同时发展起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把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基础相结合，取得了重要成就，提出“货币幻觉”等微观机制，说明在短期内总供给曲线是倾斜的，而长期是垂直的（见图1-9），这意味着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只在短期内有效果，长期就没有促进就业的结果，反而会带来高通胀。

        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模式来描述预期的形成，“理性预期学派”崛起，强调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一个经典例子是“通货膨胀偏差”。当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公开宣布通货膨胀的目标是5%时，企业和个人如果相信货币当局的承诺，有理性的中央银行就有财政上的动机悄悄增发货币，使通货膨胀达到5%以上，由此获得“通货膨胀税”。但企业和个人也是理性的，被骗一次后就不会相信中央银行的承诺，于是经济体中的均衡通货膨胀就高于5%。所以，在人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体中达到一个悲哀的次优结果，就相当于“囚徒困境”一样。“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思想的现实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对货币政策。例如，欧洲中央银行为了增强自身的可信度，主要盯住通货膨胀目标，一方面成功抑制了“通货膨胀偏差”，另一方面因对增长和失业反应迟钝而广受批评。尽管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用“菜单成本”和“效率工资”等微观机制来解释向右倾斜的总供给曲线，但产生的影响远远比不上新古典经济学。

        20世纪70年代，《华尔街日报》的编辑万尼斯基杜撰了“供给学派”一词，并著有《世界运转方式》一书。从此“供给学派”开始成为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独树一帜的经济学派。供给学派认为，萨伊法则完全正确，经济状况并不是像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主要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是否具有活力和个人是否有工作积极性；因而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不应该是运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手段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给方面”倾斜，通过减税，使企业提高竞争活力和个人提高工作积极性。如图1-10所示，通过减税等政策，“供给学派”认为总供给曲线将向右下方平移，假如总需求曲线不动，则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总产出增加了。但“供给学派”强调在给定通用目的技术内的“精湛化”问题，没有注意到技术可能发生的革命，在理论上缺乏大的创新，无法动摇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但是，“供给学派”的政策影响却出人意料地超过其理论上的建树。

        1980年和1981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相继执政，都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从1984年开始，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大规模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同时降低社会福利水平，使英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焕发了活力，避免了欧洲“硬化症”。1980年底，里根上台，解除管制，强化竞争，大力扶持小企业等一系列刺激供给方面积极性的政策，来提高企业的活力，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经济向信息经济转轨。1984年，美国经济惊人地反弹，走出“滞涨”，在经历1991～1992年短暂的衰退后，开始了近10年的经济高增长。

        保罗·萨缪尔森曾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革命，“透过卢卡斯、萨金特、巴罗等人的著作，新兴古典学派已将早先凯恩斯学派的原理做了180度的翻转。然而，今天无论是货币理论、折中的主流凯恩斯学派或理性预期学派的方程式，如果和瓦尔拉斯与马歇尔或是两位我在芝加哥的新古典名师奈特与瓦伊纳的方程式相较，其相去真可谓天差地别”。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性预期学派”的领军人物小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不无得意地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今后只要关注供给方面就可以了。”2007年，卢卡斯的预言余音未消，一场次贷危机在美国悄然爆发。2007年7月，道琼斯工业指数升到14000点以上后，就一路飞流直下。从2008年开始，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世界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实体经济，发展成世界经济衰退。自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世界经济还从未出现过这次这样的惊恐和衰退，可谓哀鸣遍野。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2009年年初说了一句话：“现在还没有发生萧条，而且虽然有种种不祥之兆，我也不认为我们将陷入一场萧条。但我们确实已经深深走进了萧条经济学的王国。”发生经济萧条对新古典经济学而言是难以理解的。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人类还没有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2009年，世界处于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之中，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09年的失业人口高达5000万人，中国在危机中也不能独善其身，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尤为突出。人类对1929～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仍心有余悸，面对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恐惧。剑桥毕业的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生活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大萧条期间，在其著作《预言与劝说》的第五部分第二篇《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一文中深刻地写道：“普遍性的世界性大萧条、在一个充满贫困的世界里产生的异常巨大规模的失业、我们曾犯下的灾难性错误，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失去了洞察力，对于在表面现象下正在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对于事物发展趋势的真实解释置若罔闻。”是什么使我们失掉了洞察力呢？我们的错误就是经济思想跟不上迅速变化的世界，恢复洞察力的办法就是摆脱旧思想，接受新思想。

        2008年10月30日，著名的科学期刊《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经济学需要一场科学革命》的文章，作者简·菲利普·鲍查德是一名物理学教授，也是一家对冲基金的研究负责人。文章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相对于物理学在最近数百年来的无数次成功而言，经济学的成功数量少得可怜。依靠物理学，人类可以登上月球，核反应堆可以向千家万户提供能源，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可是经济学能够给出哪些经典成就呢？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大量完美的数学模型来解释世界，但问题是这些模型没有一个能够预言出大萧条，更别提现在的世界金融危机了。《自然》杂志编辑对该文作出的评论员文章称，“经济学处于危机中，需要一场科学革命”。

        新古典经济学没办法解释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实体经济衰退，曾经抛弃凯恩斯理论的美国和英国等国纷纷出台经济刺激计划。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话似乎又应验了，“现在，我们个个都是凯恩斯学派的专家了！”可以说，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发起科学革命，风靡一时，因对世界金融危机提不出有价值的建议，在短短的30年后的今天遭遇了科学危机。从凯恩斯经济学1936年登峰造极到1970年走下神坛，约30年光景；从1971年新古典经济学崛起，到2008年走下神坛，约30年时间。还是中国古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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