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吴越的战争暂时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吴国大大地占了上风，而越国惨败。但是对于范蠡这个因缘际会，从一个中层管理人员在火线上被提拔为策略委员会主席的人来说，博弈才刚刚开始。

        据考证古代越国人属于马来人种，马来人范蠡以及越王勾践行事的确有些与华夏人不一样的地方。尤其是范蠡这个人，是个玩什么都赢的通才，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是“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他一辈子主要换了三个地方、三个身分和三种职业，搞过政治，搞过实业，最后也搞过商业，都无所不能，甚至泡妞他都是那么的不平凡，中国两千年历史总共才出了四大美女，第一个就被他拿下了。

        作为一个经历这么丰富的男人，其实心底的深处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文学梦。在他功成身退，又吃穿不愁的时候，这个文学梦终于亲手完成了。在业余时间他搞过出版，他写过《计然篇》，是一本相当实用的励志加经管书，教春秋战国他那个时代的人做生意，不知道今天的经管书作者们会不会奉他为开山鼻祖，在自己家里挂一幅范蠡的画像，时常焚香祝祷；他还写过兵书：“投石拔距绝于等伦。”；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还出过一本叫《养鱼经》的渔业科普读物，大概是他跑到山东搞实业时的副产品。

        从性格上来说，因为他拐跑了美女西施泛舟太湖的故事而使得他给人留下颇为多情浪漫的印象，其实大谬。西施是不是和《养鱼经》一样，是他经营政治多年的一个不经意的副产品，我们暂且不好下定论，但是他多年职业生涯中表现出来的冷静，智能和深刻，没人性得如同一部超级电脑，远比他的爱情故事更让人触目惊心。这样的人才，几千年也就这么一个，所以他虽然身处吴越，没有在中原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留下重笔，却在今天被无数人当神一样崇拜，做官的学他的谋略，搞实业做买卖的奉他为“商圣”，或者资本运作专家，我等文人则羡慕他抱得美人归的艳福。范蠡如果生在今天，肯定是一个比喜欢在电视上主持节目，在财经栏目中大谈自己和太太的房帷趣事的郎咸平教授更有潜力成为成功的大众偶像，至于其它学者官员或者跨学科专家等等见了他，也自当自愧不如。

        

愤发图强，愤而后发

        范蠡是河南省南阳县人，年轻时就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属于高智商人才，但可惜“出身衰贱”。史书上讲他有圣人之资，然而不为世人所识，于是他就选择了当一个愤青——自古以来出身衰贱的聪明孩子好象都这样。后来历史上出现的另一个更出名也更出色的愤青，名字叫刘邦。和现在颇流行的一部半历史小说里面的小武一样，刘邦在作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亭长的生活，也是无所事事，成日里在街面上晃荡，混吃混喝，至于有没有欺压百姓，恐怕他权力不够，还没有那个资格。他也就是送个假礼单，填上一份子虚乌有的大礼，大摇大摆地坐上了上座，还骗了吕公以为他是个人才，把一个厉害无敌的女儿吕雉送了给他当老婆。

        刘邦对当时的生活对秦朝的社会生活肯定也是有很大不满的，但是这一类愤青，其实是伪愤青，不是真愤青。真愤青是陷入了对社会指手画脚，消极抵抗的快感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从此上了这种生活的当，以为世人皆醉我独醒，其实只有他是一醉不醒，再也没有和生活对抗，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了。刘邦型的伪愤青，是在愤青的外表下，寻找最合适的机会，一旦时机成熟，或向现实投降，被现实招安，或看准时机揭竿而起，号召一群和他一样的伪愤青樊哙之流一起干革命打天下，创造属于自己的社会规则。刘邦自己是后一种，而范蠡是前一种。在年轻时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范蠡和所有的愤青一样，愤世嫉俗，装疯卖傻，混日子。只不过范蠡非常清醒，对于他这样一个有大志的年轻人，愤青只是一个临时的职业。后来，越国的大官儿文种到宛县访求名士招聘人才的时，范蠡就赶紧的跟他兄嫂借衣服帽子，准备了厚厚的简历，前去排队应聘，一点愤青的架子都没有了。面试的结果是：文种认为范蠡是个奇才，回府后推荐给越王勾践。勾践很相信文种，听了他的推荐，于是也很器重范蠡，就把他封为大夫。

        可见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做一做愤青，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在恰当的时候，就要抛弃愤青心情，先愤而后发，是为愤发图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被炒的很热，他从世界最高学术殿堂哈佛大学中途退学的事迹广为流传，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第一经典案例。事实上，盖茨这个人，与愤青压根没关系。盖茨的父母都是摩门教徒，极其注重教育，夫妇二人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属于美国的中上层阶级。尤其是盖茨的母亲，她是哈佛法学院的高才生，美国业界有名的产业律师，与华盛顿高层很多高官相当熟。

        盖茨的中学生涯是在美国最正统、最严肃的私立男子学院度过的，这种私立学院的入学门槛很高，学费高昂不说，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而盖茨在这样严酷的竞争环境中都是优等生，一直遥遥领先于他人。

        据说盖茨和他创业伙伴保罗在中学时代就喜欢电脑，当时的电脑主机像一栋大楼一样大，绝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盖茨父母一商议，就联合另外几个学生的家长，一起合资，买了一台中型机，捐赠给学校，专供盖茨、保罗这批学生学习电脑使用。如果没有这段往事，那里来的后来比尔和保罗在哈佛大学的广场上捡了一本旧杂志，受到启发然后搭档创业的故事。更何况盖茨创办微软的时候，也拐了他外公一百万美元，也还要靠他母亲出面，打通关节四处张罗。所以如果盖茨没有这样的出生环境，换成一个和他一样聪明的哈佛退学生，未必能折腾出后来这么大的动静来。

        盖茨是有父母荫庇的人，他的成功道路，就不能算是一条普遍性的道路，也就因为缺乏了他自身在其中挣扎选择的过程，而显得不是那么动人。另一个著名的老愤青就不一样了，1955年5月24日，一个不愿被父母接受的婴儿出生在美国旧金山市，这个弃婴被收养者取名为史蒂夫·保罗·乔布斯。1972年乔布斯自作主张进入了学费昂贵的俄勒冈波特兰瑞得学院，但一个学期后就退学回家。但是后来，乔布斯靠的是自己的力量，走上了一条和盖茨方向相同而道路不同的事业道路，而他也被人称为“改变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人。这么说当然是夸张了，乔布斯更广为流传的外号是“坏孩子”，他离经叛道，他和一般成功的企业家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他脾气易怒暴躁，性格不可捉摸。不过，在现在这个商业社会中，他的这些行为，属于“有型”，而不是愤青。他年轻时候的荒唐举止，后来化身为地球上所有时尚、先锋人士最热衷的一种工具——苹果电脑，成了产品的气质，也成了一家公司所有利润的根源。这一转变，对于纯愤青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打击，但是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道理，象乔布斯一样的穷人家的孩子想发达，光光愤怒是不行的，会利用愤怒，在愤怒中寻找机会，甚至将愤怒的气质灌注在产品中去赚更多的愤怒的人的钱，那才是如今商业之正道，这和范蠡的良相之道、刘邦的帝王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博弈爱好者的选择

        范蠡开始从政那会儿，吴国和越国两家之间正不断打仗。吴国在今天的苏州，越国在今天的绍兴。范蠡从政的十几年，其故事主线就是江苏人和浙江人之间的这出双城记。勾践三年（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听说吴国磨刀霍霍，随时可能大举进犯越国，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爱国者导弹什么的，所以勾践就想先发制人。然而范蠡认为这样做没把握，马上跳出来反对出兵伐吴。勾践不听，调动全国精兵进攻吴国，结果大败，又被吴军团团包围。勾践痛不欲生，想先杀了老婆儿子，再和吴王决战，死磕到底。

        范蠡此时的提议暴露了他其实根本从本质上就不是个愤青，愤青处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往采取和勾践一样的解决方式，而范蠡所考虑的却不是意气，而是利益，是在不利环境中选择一条对自己最有利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似的斗气行为。范蠡当时就说，死拼不是办法，在当时的状况下，唯一的途径是保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就派文种前去乞和。第一次求和不成功，就回来装上贿赂美女，再次前去，最后靠摇尾乞怜感动了吴王夫差，暂时保住了越王室的性命。

        但是，作为保命的一个重要条件，越王勾践答应自己亲身去吴国当人质。春秋战国的时候，诸侯国林立，互相送人质的情况也很普遍，但还从没有过一国之君自愿去当人质的。这个和谈条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范蠡的设计。吴国把越国打得一塌糊涂，范蠡的老板，也就是越王勾践，被逼到差点自毁家门。此种情势之下，越国实际上已经破产，勾践作为一国之君，因为自己不听范蠡劝告而导致惨败和灭国的危险，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因此他威风扫地，在自己的大臣面前也丢尽了脸面。尽管勾践也是个有血性的人，按说不至于自觉自愿的去给人当家奴，但是他作为国王的权威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别无选择，只好乖乖的听大臣的话了。而范蠡曾经是个衰贱的愤青，有幸被挖掘到越国的小朝廷当官儿，如果没有吴越之间的战争，也许他也就是一个勾践内阁里的高官而已，正是因为越国面临被灭亡的危险，反而给了他出头的机会。在这之后十几年里，一直到越国重新崛起，灭掉吴国之前，勾践朝廷里实际上一直是范蠡说了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吴国打败越国，带来的是越国内部权力结构的急剧变化，勾践作为原来的大老板，被边缘化了，甚至被当成了政治棋局上的一个棋子来使唤，而范蠡本来是属于管理层，却异军突起，窜为真正的幕后决策者。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勾践为什么会对范蠡言听计从，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去给夫差当奴隶，以及后来范蠡为什么急流勇退，化名潜逃。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吴越的战争暂时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吴国大大地占了上风，而越国惨败。但是对于范蠡这个因缘际会，从一个中层管理人员在火线上被提拔为策略委员会主席的人来说，博弈才刚刚开始。

        博弈这个词，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被广泛地利用过，因为它现在被用来和一个更广泛利用的英文单词“game”相对应。在英语中，game是人们遵循一定规则下的活动，进行游戏的人的目的是使自己“赢”。奥林匹克运动会叫Olympic Games。在英文中，game有竞赛的意思，进行game的人是很认真的，不同于汉语中游戏的概念。在汉语中，游戏有儿戏的味道。所以现在大家选择“博弈”来表达自己对于这个game所持有的严肃的心态。

        博弈是什么？一天晚上，你参加一个派对，屋里有很多人，你玩得很开心。这时候，屋里突然失火，火势很大，无法扑灭。此时你想逃生。你的面前有两个门，左门和右门，你必须在它们之间选择。但问题是，其它人也要争抢这两个门出逃。如果你选择的门是很多人选择的，那么你将因人多拥挤、冲不出去而烧死；相反，如果你选择的是较少人选择的，那么你将逃生。这里我们不考虑道德因素，你将如何选择？这就是一个经典博弈案例。

        之所以举这个例子，而不是大家最熟悉的囚徒理论，是因为这个案例，是一个叫张翼成的中国人在1997年提出的一个博弈论模型，被称之为少数者博弈或少数派博弈（Minority Game）。而这个模型，也更能说明中国人眼中的博弈，通常是这样一个人同一群人之间，甚至是一个人同整个社会之间的博弈，范蠡当日所做的博弈，亦是如此。虽然表面上看，是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的game，但在吴国为人质的那些年里，是范蠡一个人，或者说是范蠡一个人，利用他手中有限的几个工具，一个被当作奴隶的亡国之君，一个被吴国铁蹄踏破的孱弱小国，和强大的吴国进行的一场博弈。

        博弈论如今在广泛的领域被研究着，社会学，政治学，尤其是经济学。1994年经济学诺贝尔奖颁发给3位博弈论专家：纳什、塞尔屯（R.Selten）、哈桑尼（J.eras）就构成一个博弈。这个博弈是广义上的。而今天经济学已成了帝国主义，它的领域没有疆界。不仅仅经济行为是它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范围是“经济的”行为，在经济学家看来，人类的几乎所有社会行为都是“经济的”。

        所以范蠡作为一个博弈论大师，他带领着越国那个愤青式的王勾践，在熊熊燃烧的房间里，试图找到那扇比较少人，而且能通向生天的门，个中手段，不可谓不精采。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也更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勾践在吴国三年多的奴隶生涯。

        当时，勾践带了老婆孩子外加范蠡为首的三百官吏到吴国做人质，相当于整个中央政府都成为吴王夫差的家奴。国内只留下了大臣文种值班当家。范蠡紧跟勾践到吴国，正好可以私下里继续给他出谋划策。勾践一家人被分配到马厩负责照料马匹，住的是石头屋子，范蠡做的是一些奴仆的杂事。夫差每次上街，勾践就在前面给他牵马，任由旁观的群众指指戳戳，当作笑料。

        勾践在吴宫三年多，工作的勤恳程度绝对可以评劳模，对领导的恭顺态度连今天的SM爱好者都自愧不如。有些事情上，勾践表现得过于肉麻乃至于恶心，连夫差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例如第三年的时候，夫差生了一场病。勾践一天服侍他去厕所大便。回来后勾践告诉夫差说：“大王已经脱离危险期，不久就可以症愈了。”夫差问：“你怎么知道的？”勾践的回答让人几乎呕吐：“我刚刚仔细观察了大王您的大便，又闻过了气味，根据我的观察，您的病气已经排泄出来了，所以说您过几天就会康复。”，还有别的史书上的说法更为变态，说勾践亲口尝过夫差的大便。想必是某个心理阴暗或有特殊癖好的史学家的演义。不管怎么样，这件事大概在心理生理上都给勾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对他的味觉系统更造成了致命性的损害。所以他回到国内后，每天饭前都要尝一口苦胆，后来人们演绎成“卧薪尝胆”，这叫做“对历史的美化”。

        如此糟践自己，而且是花样百出的糟践自己，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更何况勾践毕竟也是有血性的一国之君。背后应当有一个人给他出主意，那就是范蠡。夫差只不过是提供了威胁，而利用这种威胁，迫使勾践像玩偶一样被摆布，被操纵的，不是他的敌人夫差，而是他的大臣范蠡。由此可见，范蠡成了历史上最独特的一个权臣，还没有哪个权臣在国家几乎覆灭，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政府都卖身为奴的情况下，还能操纵自己的主子，也没有哪个权臣能把自己的主子逼到观察大便的份上。因此后来越国重新强盛，勾践雪耻，范蠡就赶紧知趣的逃跑了，这应该是预料之中的事。据说范蠡逃跑时给勾践留了一封信，上面说“现在有两个人留不得，一个是西施，一个就是我。”估计这正中勾践的下怀，而其背后的酸甜苦辣各种滋味，就只有这两个人去品味了。

        碰巧的是，“大便事件”后过了几天，夫差的病果真好了。他一高兴，就放勾践等人回了越国。

        勾践回国后，被压抑已久复仇的火焰就熊熊燃烧起来了。但光有火气是不行的，在范蠡和文种的指导下，越国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制定了切实有效的政策。例如文种提出的灭吴之策：贿赂吴国官员使其腐败；借、买吴国粮食，弄空他们的粮仓；美人计；送吴国大量建筑材料，使其大兴土木，消耗国力；派奸细打入吴政府内部……吴王夫差大兴土木，建造楼台馆所，沉湎于酒色犬马之中。夫差准备建造一座姑苏台，越国就立即送去了几根大木料，夫差很高兴，为了能使这几根木料物尽其用，就把姑苏台比原计划加高加宽一倍有余。

        关于对外关系，范蠡主张要礼待弱小国家，对于强国，表面上应该采取柔顺的态度，但骨子里不能屈服。至于吴国，要等待或促使它走向衰落，等到时机成熟了，才可一举而灭之。范蠡向勾践说：“但愿大王时时勿忘石室之苦，则越国可兴，而吴仇可报矣！”可以想象勾践听到这些话的脸色肯定是一阵红一阵白，胸腔里滚动的不是沸腾的硫酸就是疯狂的烈火。他一心复仇，发愤图强，睡觉不用床褥，趴在柴火堆里。又在家里常备苦胆，饮食起居，随时品尝。他还带头自己种地，老婆就在家织布，由此越国的第一家族自给自足，不需要百姓的供奉。据称勾践在夜里常常暗自流泪，恨恨地自言自语：“你忘了会稽之耻吗？”会稽，是他兵败被围，苦苦求和的地方。

        越国瓦解吴国的诸多计策中，最为后人称道的当然是美人计。越国的美女西施被送给吴王，成为瓦解其战斗力的一颗重磅炸弹。西施原本是村姑，出身和范蠡一样，也“衰贱”得很，也许正因如此，她在吴国深入敌后的几年里，才保持了对越国的高度忠诚。当然这不是主要问题，美人计的关键部分，归根结底还是“性”，通过对性的利用，达到腐蚀敌方关键人员的目的。美人的智力和政治取向都不是最重要的。甚至相反，胸大无脑的女人反而可能杀伤力更大。西施是范蠡亲自挑选的，为了增加这颗炸弹的当量，又给她加上一个帮手郑旦，两人一块儿被送给吴王夫差。都说“小头一硬大头着粪”。夫差果然中招，被西施勾引得五迷三道，神魂颠倒，作为一个男人坠入情网本来也是人之常情，但不想背后还有几个别的男人在算计他，这就可怕了。

        到了勾践回归越国的第五个年头，越国经过五年积累，已经国库充实，土地垦殖，人口增长，民心和士气也已经从亡国的气氛中恢复。于是勾践便跃跃欲试，要报复吴国，一雪会稽之耻——人人都喜欢复仇，这也是人之常情。范蠡作为越国的真正舵手，及时地勒紧了缰绳——他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加以阻止说：“目前人事方面我们已经做的很好，但天时未到，勉强去求成功，对己不利。”勾践接受了意见，只得依旧隐忍不发。

        

劝吴伐齐，削弱吴国

        过了一年，在西施的撺掇之下，吴王夫差准备发兵攻打齐国。这正中越国的下怀。勾践就亲率官员前去朝贺，赠送大批礼物。夫差被捧得得意非凡，加上出兵之后果然得胜凯旋，愈加踌躇满志。吴国的老臣伍子胥，一直就对越国的阴谋有所洞察，出兵攻齐之前，他是唯一的反对者。夫差回来后见他仍然反复饶舌劝谏，大怒，竟然朝伍子胥脸上吐唾沫，加之以痛骂。

        伍子胥也愤怒了，说：“大王不听劝阻，过不了三年，吴国必然会被越国攻破。”夫差被伍子胥的不敬惹得怒不可遏，再加上西施一旁撩拨，就赐死了伍子胥。

        子胥死后。吴王宠信太宰伯——这人实际上早就已经被越国贿赂收买——吴国朝政更加腐败昏暗。勾践忍不住召见范蠡，问道：“吴王已经杀了伍子胥，吴国朝内阿谀之徒日众。可否伐吴？”

        范蠡说：“反常的迹象虽然已经萌芽，但从整体看，吴国灭亡的征兆尚不十分明显，现在还不可伐吴。”

        勾践又忍住了复仇的冲动，继续每天舔他的苦胆。

        

熟种欺吴

        勾践内阁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文种，则更像一条阴谋诡计的生产线，史书中详细记载了他的一条毒计：某年越国收成不好，文种就去吴国借粮，许诺第二年就还清。吴王夫差禁不住西施的枕头风，就答应借给越国粮食。第二年，越国果然把粮食如数奉还，而且送去的稻米颗粒饱满硕大。吴国见子粒肥大，认为是良种，留做种子，结果颗粒不收，酿成大灾。但吴国并没有怀疑到越国，反而互相埋怨不该播种水土不服的越国粮食，其实越国送来的是蒸熟后再晒干的粮食。

        越王勾践十四年（公元前483年），吴国遇到天灾，当年的粮食颗粒无收，民不聊生。勾践又重提伐吴的事情。而范蠡继续着他的冷静的老调重弹，他说：“天时已至，人事未尽，大王姑且等待。”

        勾践这次恼了：“我与你谈人事，你以天时应付我；现谈天时已至，你又借口人事来推诿。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范蠡给他讲了一通天时、地利和人事的大道理，并且安慰他，“待到吴国百姓财枯力竭，心灰意懒，便可一举成功。”

        勾践强压复仇怒火，继续等待时机。

        以上只是有史料记载的几次君臣之间的军事政治路线分歧，估计真实发生的勾践与范蠡之间的争论远不止这几次。在漫长的十年之中，复仇的梦想对于勾践就像挂在驴子鼻子上的胡萝卜，虽然奋力向前，却总也咬不到。而范蠡则是那个驾辕的人，牢牢的操控着越国的方向，并且总是不失时机地勒一下缰绳。

        公元前482年，时机终于来临。越王勾践乘夫差北上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鲁会盟之机，率军攻下吴国都城姑苏（今苏州），活捉太子友，迫吴王求和。公元前475年，越军进攻吴国，重创吴军，围困吴都姑苏两年后城破，夫差自杀。越国君臣终于实现了灭吴兴越的大业。

        后来，勾践又北上会诸侯于徐州，继吴之后号称霸主。越国国势达到鼎盛。范蠡被勾践封为上将军，恩荣无比，功成名就。

        但范蠡一手把越家王朝做大成为一个超级企业后，反而准备急流勇退了。他辅佐勾践多年，深知他可与共患难而难以共安乐，日久必然骄横多忌，疏远忠臣。他悄然离开越营，乘小舟泛波而去。他离开之前写信给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但文种对范蠡的话半信半疑。范蠡走后不久，文种果遭越王猜忌而伏剑自杀。

        范蠡“乘舟浮以行”，来到齐国，改姓名鸱夷子皮，开荒种田，“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国人听说了他，赶紧任命他作齐国丞相。然而范蠡则弃官，尽散其家财，隐居陶地（今山东定陶西北），自号陶朱公，他看中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遂运用他善于理财的才智，从事经商贸易，“居无何，则致资累巨万。”他还曾著有《养鱼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文献。范蠡到齐国后作的是农场主，很快在齐国变名致富，佩齐国相印；又立即弃相迁陶，成了亿万富豪陶朱公。

        在功成身退之后又用他的经济思想从事经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业巨富，史称陶朱公，“陶朱”便成为巨富的代名词。范蠡成为后世商人供奉的偶像，谓之“商圣”。

        沈威风：财经作家，擅长管理和职场话题写作，著有《职场红楼》、《职场金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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