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许多年轻人都到大陆打工去了，”李云（化名——作者注）坐在自己药店的柜台后面，对我说，“我也在深圳打过工，体力活，又脏又累，但收入比我现在开药店的收入还高。”

        李云大概二十六、七岁，在海南省五指山一个苗族山寨做乡村医生。此时，我才第一次知道，使用“大陆”这个称呼的，并非只有台湾人。

        “那你为什么又回来了？”我坐在柜台边上的一条长凳上，一边逗弄着他的三岁的儿子，一边问道。

        “我毕竟学了几年医，不想荒废掉。”他回答说。

        “那为什么不在大陆那边的大医院找份工作？”

        “我是山寨出来的，在大陆那边谁都不认识。要是能在大医院找到工作，我也不会干那一段体力活了。”他苦笑着说。

        但他的山寨药店生意实在不怎么样。在我们交谈的三、四个小时之内，他只做成了一单生意：一个穿着典型的苗族服装的妇女，带着一个不断咳嗽的男孩来到了他的药店，李云一边向母亲询问着什么，一边用听诊器听着孩子的胸部，他们谈的苗族话我听不懂，但那对母子拿了药，似乎没交钱就走了。事后，李云向我解释说：“她说现在手头没钱，先赊着。”

        李云也是苗族人，但能说流利的汉语，他的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与“大陆”那边的城里汉人没啥两样，但与坐在我旁边的他的胞兄反差很大，似乎来自两个世界。

        李云的胞兄只比他大三、四岁，但看起来就像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也在“大陆”那边的广东省打过工，因学历比弟弟低很多，就更只好干体力活了，而且干的是最辛苦的建筑工人的活。

        哥哥的汉话，我听起来就很费劲，还得弟弟帮助解释：“说不好汉话，也是我哥最终回乡务农的原因之一。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建筑工地的活，既危险，又辛苦，不能长干。嗨，趁着年轻，挣几年钱就回来吧。”

        “听长辈说，过去是大陆人都往我们海南跑，但现在，是海南人都往大陆跑。”在来海南的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年轻人对我说。

        我的这位邻座也在“大陆”那边的广州中山大学上学，五一黄金周返回海南三亚探望父母。他告诉我，他毕业后肯定不会回海南工作：“广州、深圳的机会还是要比海南多得多。”

        据说，在中国，衡量某个省份是穷是富，有个相对简单的标准：看它主要是农民工输出地还是接收地。例如，中国最著名的几大农民工来源地，如河南、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等，都是相对贫穷的省份；而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这些沿海发达省份的农民，如果离家打工，也大多会在本省大城市打工，即使去外省，也大多是经商。当然，这里说的穷富都是相对而言的，至于赤贫之地的农民，连路费都筹措不到，也只能守在家里种田了。

        海南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也曾经是大陆移民的热门流入地：移民中不仅有外省农民工，还有大量内地城市精英，但如今海南却变成了移民流出地：流出去的不仅有去大陆打工的海南农民，还有本岛城市青年和大陆回流人才。进入新世纪，仍然流入海南的，大概只剩下一类特殊“移民”了：高考移民。历史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吊诡，令人唏嘘。

        “那些大陆人当时涌到海南，到处圈地，盖房子，后来又纷纷跑回大陆，留下了一大堆烂尾楼。”在海南省省会海口，一位杂货店女店主指着不远处的一栋楼，用带着浓重海南口音的普通话对我抱怨说。

        那栋楼的基本框架犹存，就缺房顶、窗玻璃、外部粉刷，当然还有人气，就像一副巨大的人体解剖构造标本，阴森森地矗立在那儿，挺瘆人的。教科书上是这么解释“烂尾楼”的：“在泡沫经济中因资金链断裂而搁浅的建筑物。”

        “当年闯海南的大陆人，大多数都走了。像我这样留守的人不多了。”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开餐馆的老杨感慨说。餐馆客人不多，作为老板的老杨居然有时间看着我吃饭，陪着我聊天。

        老杨是陕西人，也是被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因海南建省、设立经济特区而涌动起来的“闯海潮”裹挟而来的。他见证了近20年来海南经济兴衰、人潮涨落的全过程：“我是一路赶潮，1988年海南建省，我从陕西辞去工作来到海口，1992年洋浦签约，我又从海口赶到洋浦。嗨，说句实话，小小的洋浦，就是整个海南的缩影。最初人们对洋浦经济前景的期望值很高，淘金者从全国四面八方大批涌来，如今，这些人走得都差不多了。我也尝试过很多东西，都失败了，如今只能靠这个小饭馆维持个基本生存。等客人少到都无法供得起我自己的伙食，我也该离开了，像海南的农民一样，去广东，为别人打工。”

        “嗨，一个省光靠旅游，是富不了的。旅游是人旺财不旺。”在海南最南端的旅游城市三亚，一位来自“大陆”的湖南“的哥”，一边开着车，一边对我阐述着他所理解的地域经济学。在他头顶上方，用毛泽东肖像做成的吉祥物随着道路的颠簸不断晃动着。

        是的，旅游业仅仅富了像三亚这样的少数海滨度假胜地，海南腹地的城镇和农村还是很穷的，甚至像海口、洋浦这样的大陆“闯海者”争相涌入的沿海城镇，如今也呈现出某种衰败、萧条、冷落的迹象。如今的海南，除了三亚等少数旅游城市尚有一些外省农民工，大部分地区与其说是移民输入地，不如说是移民输出地。

        1988年，海南建省，并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当时，海南似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启动十年，中国决策高层有意让海南成为第二个台湾岛，所以给予海南极为特殊优惠的特区政策；地利：海南靠近港澳台、东南亚和珠江三角洲，位于大中华经济圈的中心位置，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金三角”地区；人和：大批人才涌入海南淘金，有所谓“十万人才下海南”之说。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海南未能搭上“金三角”经济高速发展的顺风车？

        “海南衰落的原因很多，有领导不力的原因，也有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失误的原因，”在北京西城区一栋老式楼房中，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先生对我说，“我去过海南多次，也与当地人谈过这个问题。海南建省后，经受过多次打击：汽车走私案被曝光，是一次打击；后来房地产泡沫破裂，又是一次打击。”

        但在广州中山大学周春山教授看来，海南衰落的更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发展工业。

        “俗话说，无工不富。海南观光业名声在外，但旅游业是旺人不旺财，过分倚重旅游业而忽视制造业，是不对的。”周教授说的“旺人不旺财”，与我在三亚遇到的那位湖南农民“的哥”说的“人旺财不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周春山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我的采访时，拿广东东莞与海南相比，试图说明他的“无工不富”的理论：“在海南，无论是汽车走私，还是房地产热潮，还是过分注重旅游业，背后都是捞快钱、发易财的心理在作怪；东莞则不同，虽然没有海南那么大的宣传声势和媒体关注度，但踏踏实实地吸引外资，从最初无人看好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干起，结果闯出一条致富新路。”

        周教授还指出，海南对姓资姓社的问题、对洋浦开发是否卖国有过很大的争论，影响了外资投资的决心，也使自己失去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后来到1992年*南巡，中国全方位开放，海南也就更有太大的优势了。周春山回忆说，“洋浦开发之初，很多内地人才涌往洋浦，包括我的许多同学和熟人，我那时想去还去不了呢！但现在他们都跑回来了。”

        《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金城也有同感：“我有好几个朋友，原来在海南，后来也跑到广东来。”金城在广州接受我的采访时，如此分析海南的教训：“海南的失误主要是产业选择的失误，它与珠海面临同样的困境，它本身可能比较适合做旅游，但做旅游呢，对财政来说，收益有限，而没有财力的话，就无法推动工业化的进程。海南这两年有一些改善，例如有了石化方面的大型项目，对海南经济有些带动，但海南基础太弱，原来就是一个未开发地区。”

        确实，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叶，中国的“传媒宠儿”是海南，而非东莞；中国城市青年精英的梦想也是“闯海南”，而去东莞的都是来自农村的所谓“盲流”。但近20年下来，物换星移，东莞和海南换了个位置。

        这次我去海南采访，曾在海口一家餐馆遇到一位来自海南文昌农村的青年男侍，我问他的收入有多少，他环顾左右，见老板不在，悄悄对我说：“只有500多块呀，只有我在东莞打工时的一半。”

        “那你为什么离开东莞？”

        “我春节回文昌老家过年。这家餐馆的老板是我亲戚，叫我过来临时帮一下忙。忙完这一段，我还是要回东莞打工的。”他向我使了个颜色，匆忙收拾起我桌前的剩菜，返回厨房。

        原来，他的老板从厨房里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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