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10日23时20分，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tO）。一个月后，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

        相比这年北京申奥成功和中国男足冲进世界杯，加入tO这样意义重大的事件反而显得风平浪静。也许，持久的事件在最初引发的震颤大抵如此。

        正如入世最后一任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所说，“入世对中国的影响，不会是立竿见影、一夜之间发生的。”对于老百姓来说，中国入世更像龙永图所说的“是很平常的一天”。

        面对所有人都持肯定态度的入世，深处浙江的中小企业却不无担忧。毕竟，外面世界的精彩是虚幻的，残酷却是现实的。除了老板们，学者有一些激动过后的犹豫，中国可能在陌生的游戏规则中面临崩溃的危险。事实证明，中国政府的强势和当时尚未完全市场化的环境让中国经济并未陷入虚无的海市蜃楼，反而继续保持增长。作为增长的红利，中国企业不断海外并购，中国制造更加随处可见，反倒是水土不服的外国公司对中国的市场竞争愁肠百结。

        对于未来的预言，就这样毫无悬念地被现实击破。而《不确定的年代》的作者约翰·加尔布雷斯说，“我们对中国的预言都仅仅是一种猜想。”在猜想中，2001年的不确定进一步引发了未来的不确定。

        

摸清集散市场

        在这幕庞杂的现实主义与未来主义交织上演的剧目中，服装业的领头人在另一种层面上需要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细致入微的观察家。前提是，他的企业具有足够的野心和对未来无可名状的向往。

        显而易见的是，周成建日益着迷于这种对虚幻与现实的观察。服装生产、销售终端的历史不是中国改革史的特例，而是一部代表着所有变革者和创业者幻灭与重生的悲喜剧。在加入tO之初，各种流言蜚语的重来，也需要人们把握过去的历史细节，以此来透视微妙的未来。

        我们知道，在中国做私营企业，是一件风险和机遇同样很大的事情。企业家往往需要付出足以令自身殚精竭虑的代价，究其原因，用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中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商业和企业，历来都是政策和政府的从属。

        2001年的一天，某位市长在会见一家跨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时候，一位中国私营企业家也位列其中。这种不寻常的会议安排被人们理解为中国私营企业地位上升的信号。一位官员对新华社记者说：“过去参与经贸外事会见的人员，除了政府领导，就是国有大企业的负责人。私营企业老板的加入，说明政府对私营企业的重视和这类企业的自身地位又有了新的提高。”这个“地位的新提高”却也从另一面透露了中国的民企秘密。那就是：中国企业家作为体制下的被管控者，少有独立的秀场，他们必须依附于强大的政策平台，才有可能逞其雄心。

        处于这样的背景，中国企业家的成功除了和政府处理好关系，在关于未来的预判方面，也需要借助更加敏锐的嗅觉和对市场的全面把握，以期取得一些稍稍僭越于一种既定事实之外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美邦对于市场和未来的观察是一种中国特定的制度生态下必须为之的任务，也不难理解周成建缘何对中国服装产销情报、产业布局中隐含的信号投以如此大的热忱和用心。

        周成建起步的江浙沪苏杭一带，从近代开始就是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基地，这里的市场带有明显的产地特征。在2003年全国亿元以上纺织品服装鞋帽商品交易市场前20名中，江浙地区入围12个。这是周成建的福禄之地，和妙果寺一样，这些市场的含义，透露着创业和喜悦的味道。

        创办二十年之久的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是全国著名的大型服装专业批发市场。2003年全国亿元以上纺织品服装鞋帽商品交易市场销售额排行第十二位；浙江湖州织里童装市场，有着更悠久的历史，而且拥有摊位近4000间，2003年交易额为102亿元，在全国亿元以上纺织品服装鞋帽商品交易市场中销售额排第六；海宁中国皮革城，于1994年应运而生，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2003年交易额接近33亿元；浙江桐乡市濮院镇，占地1.5平方公里，有交易区10个，是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2003年的交易额为33.8亿元。

        水雾弥漫的南方，除了江浙，一些新兴的地域也逐渐进入了服装行业，湖北武汉的汉正街，于改革开放后迅速恢复和开展了个体私营经济。1980年代，几乎与温州同时，积蓄起来的民营力量终于在此爆发，凭其优越的地理优势，充当着引南接北，承东启西的流通角色，成为本地区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

        汉正街市场集聚的商户与温州相似，大部分是中小型私营企业。现在的汉正街，也提出了再创业的发展纲领，力求建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中心。

        二次创业的还有在改革开放中挺立潮头的广州。事实上，广州作为国内服装产业的供应地，其历史比江浙还要久远，并且也是国外的主要服装加工基地。随着服装产业的快速发展，广东急需大流通交易模式，于是，改革开放初，批发市场这种新的商业形态于此促生。

        数十年改革开放，无数次时光变迁。广州已建成较密集的批发市场群落，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服装流通基地，形成以白马为龙头的流花板块和以沙河板块的服装批发市场；广东虎门除了当年林则徐销烟的事迹，现在也是服装重镇。虎门主要的批发市场有富民商业大厦、黄河时装城、龙泉商业广场、连卡佛时装批发商场、金百利时装批发商场、百老汇商场、新时代及金百利商场等。

        在西南，重庆和成都的服装批发市场担负着向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甚至西藏等地几百个市县分销纺织服装商品的任务。重庆的朝天门批发市场面积达37万平方米，内设26个交易区，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服装和日用工业品批发市场。成都的青年路地处繁华商业街，九龙广场则汇聚了来自深、港、粤、沪的中高档产品，被誉为西部服装第一城。

        在对这些遍布全国不同区域的生产市场的调研观察中，美邦自身的战略布局也相应地浮出水面。在遍布暗礁和岛屿的水面上航行，一旦缺失系统而深刻的观察力，面临的将是一场危险的乱局。美邦的洞察力，让企业一方面避开服装产销、批发市场的集中区域，另一方面则为未来的产业布局摸清了河底。

        

侦测销售终端

        谁把握了历史，谁就把握了未来。谁把握了自己，则将在现世演绎融钢淬火的情节。相比于生产基地，销售终端更具有商业化的时代囊括力。美邦凭借销售终端的加盟连锁模式实现了企业的起飞，而对传统的百货市场，周成建也用心观察着。

        相比于集散市场的相对粗放经营和自发性的生长，处于城市中心的服饰销售终端的变革则更像一部寓意深远的商业启示录。

        对于中国百货业来说，从1980年代到今天的三十年时光，是风起云涌的三十年，时间见证了此期间服装零售市场的发展变迁。从全国各地商厦大战，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经营定位、商业重构、企业重组，在一幕幕纵横捭阖的惊险剧目中，整个中国商业历史也赫然成型。

        服装零售业曾经是中国商业的符号，是决定过去与将来的主导业态。改革开放后，经历1996年的滑坡年、1998年的倒闭年后，时至今日仍然影响深远。绝大多数曾经的风云焦点早已雨打风吹去，少数开始转型的商场则重新嵌入了时代的版图。在退出者的黯然和重生者的荣光中，构成了今天服装商业大格局。

        城市零售终端，以北、上、广最为典型。事实上，整个中国的变革史在这几个一线城市的进程中被描摹得细致入微，透视这些城市的角落，就是透视整个中国商业的脉搏。

        1992年，北京工薪阶层的月平均工资不足千元。即便对于时代的追赶者和先锋派们而言，花二三百元买件真维斯的休闲服也显得异常奢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92年先后落户在第二、第三使馆区的“燕莎”和“赛特”开始了一场大胆的实验。在两家商场中，分别出现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商品：一瓶标价2892元的NINA香水，一只价值几十万的进口手表。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引来三十多家媒体的争相报道，继而被人们喻为贵族商场。

        两家商场几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把顾客群缩小到先富起来的一小撮人和老外身上，结果，他们赌赢了，开业的第二年就开始盈利。

        这就是北京，在改革中充当的角色不止是政治的标杆，也是商业的风向。这个古老的商业城市往往被厚重的政治色彩遮盖无余，但进入商业变迁的新时代之后，长期以来特有的区位优势，使其迅速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服装品牌市场。

        据调查，北京高档商场服装国际品牌占80％左右，以专柜为主要销售形式，国外设计、国内生产的服装占绝大多数。在每年参加调查的30家商场中，燕莎友谊商城、赛特购物中心基本位于所调查7类商品中高档商品销售排行前列。

        相比于高档百货，中档商场定位于大众，其经营特点是以国际品牌树立形象，用国内知名品牌引领时尚，靠大众化品牌创造效益。中档商场国际品牌仅占总品牌数的20％～40％，仍是国产服装品牌的主要流通渠道，双安商场、翠微大厦、中友百货、西单商场、百货大楼服装类商品销售较好。

        尽管北京的商业让位于政治文化是不争的事实，但商业的光芒依然在一线城市中具有统治力。而在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是泛政治化的购物天堂。无论是从上海购得的是吃的、用的还是穿的，只要是说明购自上海，人们立马会对其刮目相看。无需质疑，在那个时代，上海独领风骚的国际化色彩是中国其他城市望尘莫及的。三十年间，上海则重新散发出更具爆炸性的商业活力。

        这一切的得来并非理所当然。上海的服装商业在历史上曾经辉煌，却也是一路艰辛。1989年，上海各区百货零售企业的人、财、物管理与上海百货公司完全脱钩，成立上海市百货商业行业协会实施行业管理。零售业放开自主经营后，可向工厂直接进货，1990年的自购比重已达90％。不少大中型零售企业实行引厂进店、厂店联营，兼营批发业务，有的还在外地开设分店。百货零售商业的经营机制转换步伐比批发企业快。1992～1993年，全市81户大中型企业完成六项自主改革，经营范围的综合性越来越强。一些新建的大型商厦多数集购物、餐饮、娱乐和其它服务于一体，实行跨行业多角经营。

        在上海，一个新的服装商业细节在于，超大型的航母购物中心渡江而来。世界零售业发展都有向娱乐、休闲等辅助功能发展和延伸的趋势，上海也不遑多让。尽管航母级的购物中心眼下还只有港汇广场、正大广场等有限的几个，但他们也像当年北京的“燕莎”和“赛特”，几乎从阵痛中活了下来，大多数上海人已经习惯于这种乌托邦式的多功能超级零售终端。

        在几座一线城市中，广州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最早兴起的时装生产和销售的基地，也是国际服饰潮流的流行前线。同样，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广州服装零售业用国境之南特有的方式构建着商业新篇。

        广州商业布局既不像北京呈散射状，也不像上海以江为界，而是从南至北各有千秋：北部天河区是商务、贸易中心；南部荔湾区、越秀区等则是商业网点密布。纵向来看，上、下九路代表着解放前广州传统商业街的形象，北京路则集中体现解放后、改革开放前的广州商业色彩。在这座改革的城市中，四十岁以上的老广州人，都有北京路情结。七八十年代，北京路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一处复兴之地，是广州人节假日逛街和外地人旅游必到的时尚商业街。

        如今的北京路，各种国际品牌的时装、皮具、鞋业和珠宝专卖店连锁店超过一百家，广州百货大楼、新大新总店、中旅商业城成倚角之势；西关荔湾，友谊商店、南方国际广场、华夏康隆、新大新等新店重生；天河广场、时代广场、中信广场等高档商厦凌空远望。在成体系的架构和环形、块状、散射型等等商业终端的布局中，来自行业中的观察者们各自读取着这些城市的商业魂魄。

        观察者们的眼光从未消失。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零售巨头纷纷来中国各大中城市开店，扩张地盘，服装零售业还面临着外资商业的激烈竞争。在复杂多变的场景中，周成建这样试图雄心一逞的企业家，对于调整企业经营策略、商品结构和零售方式的迫切性，已经从被动变为主动，成为无法逆转的未来。

        在对市场和历史的观察中，周成建漫不经心的言语也透露着自己的深入思考：中国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和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新兴业态和传统百货业将共同发展。只要以变应变，采取符合时代需求的营销策略和营销手段，重塑竞争力，服装业就能够赢得更充足的生存空间，而未来的隐喻则终将在细节之处给予观察者一种清澈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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