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就创业和财富的梦想而言，任何处于变革的时代都有两个方面。一面是成功者的崛起，一面是失败者的倒下。被时代终结和成就的人们，在中国风火前行的30多年里，显得尤其突出。

        在妙果寺服装批发市场重新上路的岁月，他依然干劲冲天，他依然壮志凌云，不过，与18岁办厂时的匹夫之勇相比，他多了份深沉与机智，与生俱来的悟性与直觉，技高一筹的专业水平，烂熟于心的市场行情和实战经验，三者一拍即合，很快，他完成了最初原始积累。

        1986年前后若干年间，中国人穿衣大致只有绿、蓝、红、黑等几种有限色调。事实上，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的历史区间内，服装业仍然延续着单调的路径。即便我们的国家已经迎来了大时代，但基于商业基础上的服装行业却仍然在缓慢地复苏，这一情景并不奇特。

        革命的中心应该是在江浙一带，尤其以温州为甚，那里跳动着太多“不安分”的因子。

        周成建和美特斯邦威属于这个时代造就的故事，这可以被当做中国30年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也可以归结入同一时代企业家的创业路径。

        服装业的春天和整个中国的春天一样，在大门开启之后的那段时间，是令人刻骨铭心的。尤其是周成建这样在温州找到新世界的人，在迎来新世界的同时，1978年到1986年的这八年时光更应被看做新的起点牢牢铭记。

        1986年10月，国务院决定，服装和丝绸归口纺织工业部实行行业管理。11月28日，按照国务院关于服装行业划归纺织工业部统一管理的决定，中国服装工业总公司正式移交给纺织工业部。整个服装行业，包括轻工系统的中国服装工业总公司和其他系统的服装行业，全部由纺织工业部归口统一管理。12月6日，中国大陆首次发布服装流行趋势。

        一个人的性格、眼光、精神等，并非时代所能赋予的。

        很快，温州“电器大王”、“邮电大王”、“目录大王”等“八大王”被定以“投机倒把罪”。其中“电器大王”郑元忠的遭遇为日后温州服装业从业者埋下了一个伏笔。

        公众场合的周成建总是不经意露出饱含深意的微笑，这种笑容的含义在于，没有畏惧，没有退缩，憧憬着一个全新世界。在困境中渴望突围，这基本上成了一种后天习得的癖好。

        和很多故事不一样，工厂很快破产了，周成建很快负债了。和很多故事不一样，周成建没有倒下。往事如烟，心事如铅。

        后来的杉杉西服，以此为肇始。

        “是致富楷模还是经济犯罪的渊薮？是闯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新路还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带着疑问与不解，费孝通到了温州。

        抑或正是如此，国家领导人不遗余力地表达着对“私营业主或是个体户的关怀”。全国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正式成立。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

        典型被树立起来了。一批企业家纷纷登上了《人民日报》。先有鲁冠球，并且是在头版，标题为“乡土奇葩——记农民企业家鲁冠球”。《人民日报》另一个头版给了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个体户何咏梅，“赵紫阳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握住重庆市个体缝纫户何咏梅的手时，这位三十五岁的妇女不知说什么好，半天才说出三个字来：‘总理好’。”《人民日报》的表扬文章，其实还有这么一篇：《奋力拚搏，再创奇迹——记温州玻璃钢建材厂厂长滕增寿》。

        小时候，确乎有江湖术士曾给周成建看相，一番端详之后，也确乎做出了一个大多数人不以为然的结论：你将来是要有大出息的。这种类似善意的预言又有几个人会当真，但多年以后回望，这种命定论的流传，似乎又有了深一层含义：年幼的周成建被赋予如此美好的预测，是因为“有出息”对于家乡人而言，是一种脱离穷苦的祝福。就如同诗人舒婷感叹的“我是贫困，我是悲哀”一样，少年周成建遭遇的最大困境，就是那个时代普遍的贫困。

        此后，“红帽子”被众多民企当做护身符，群起追捧。这为十数年后的另一场风波，“产权之争”埋下伏笔。

        这些主旋律味道很浓的文章，满足打造一个时代偶像的所有标准。只是当时的鲁冠球名气实在太大，且温州这年发生的事情确实太多，文章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

        需要有人对此给予政治上的支持。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经济的突破往往需要以政治安全作为保障，一旦获得政府高层的支持，改革将一往无前。

        1985年前后，温州皮鞋为一味的快速增长付出了代价，所有中国人似乎都知道，温州皮鞋和低劣品质画上了等号。此后，杭州人把5000多双温州假冒劣质鞋烧掉。时任商业部部长胡平在武汉买了一双温州产的皮鞋，第二天回到北京一脱鞋，就发现一只鞋后跟掉了一块。

        当时的中国，在年少的周成建心里又是什么样子？

        ——圣茹斯特，1793演讲

        1986年，产品积压，资金匮乏，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占苏州市民营企业产值一半以上的纺织行业只能开工50％；无锡市花费数亿元建立起来的汽车改装业，开工之日便“断炊”；常州市民营企业的支柱——电子行业，疲软地垂落。

        比如这年成立的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温州瓯海登山鞋厂，它由26个农民集股7.2万元创办，这些农民既是工厂的股东，又是员，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但实际上，这却活脱脱是现代股份企业的形式。

        在革新的时代里，一切旧的东西都是有害的。

        “妙果寺”的神话，渐渐成了一种最初的记忆。在记忆中，周成建的想法也在随之而动。早年托身于此的美特斯·邦威用足了专业市场优势。但公司缔造者对市场洞若观火，一旦条件成熟，马上就跳出妙果寺经营起自己的品牌。

        1986年初，第四届全国健美比赛在深圳举行。比基尼女孩在台上的竞技，遭到一通口诛笔伐。这是新中国历史，或许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中，首次出现如此情形，人们纷纷掩面不及，质问这几缕细细的布条究竟算什么服装？这像极了当时的改革现状，一些看似出位的现象其实并非洪水猛兽，对于服装业而言，比基尼的登台让中国的服装经历着一场纷争中的变革。

        

从“妙果寺”出发

        他听说温州的火爆氛围，于是只身前往闯荡，他唯一的手艺就是裁缝，一连串的碰壁之后，有个老板看中了他的手艺，答应收这个年轻人做个裁缝。于是，在当时温州最为红火的服装市场妙果寺，周成建晚上做服装，白天卖服装，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脏活、累活、重活一一干过。

        妙果寺服装批发市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温州模式的起源和象征，在这里，众多最具典型色彩的温州个体工商户体验到了闯世界和创市场的快乐。而妙果寺称为服装集散地也并非偶然：改革初期，中国各地服装几乎仍由百货公司统调。精明的温州人创办最早的服装批发市场。这就是妙果寺服装批发市场的由来。

        出生于浙江丽水青田县石坑岭村的周成建，将注定成为这些“不安分”因子中活脱脱的一个标本。在他的老家，当时全家的年收入不过几百块钱，每年种的粮食还不够一家人吃，那里是著名的石雕之乡。年轻的周成建曾做过泥瓦匠、木匠，后来学了裁缝，因为他觉得裁缝比较干净，不用干脏活。用他自己的话讲：“小时候书读得不好，为了谋生，就学了泥水匠和木匠的手艺，但因为‘不勤奋’，就被父亲送到城里的亲戚那里学做裁缝，学上后就爱上了。”

        朦胧诗开启的现代诗潮落向凡间，门徒甚多，如同金庸笔下的武林世界。波普艺术的嘶吼成就了不修边幅的摇滚歌手，25岁的崔健用那首名为《一无所有》的歌抓住了青年的灵魂。

        事实上，对于服装业的参与者们而言，今天风生水起的那些品牌，在进入公众视野之前经历了如此长久的蜕变。大体相同的故事迅速地在黑夜与白昼之间漫冉。

        事实上，即便在1985年，这些挂靠集体的私营企业，也在矛盾的旋流中痛苦挣扎。他们一方面想戴“红帽子”继续享受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身份清晰化，让产权恢复到原来的面目。

        与此同时，风暴扩大了席卷面积。私营企业在风浪中显然增强了免疫力，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对增长活力的极大需求，另一方面是制度缺陷带来的商业矛盾。在整治中，有的私营企业发现，只要挂靠或归属到国营、集体企业旗下，自己就可以逃脱调查。

        13岁时的周成建大概没有意识到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的前辈们已经提前踏上了一条时代的大船：沈阳铁路局的工人马蔚华考入了吉林大学，2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行长；北京的中学教师段永基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后来成为It界的风云人物；广东惠州的李东生则考入华南理工大学，后来他掌舵了tCL；而日后成为地产大鳄的王石，当时还在南方小镇深圳翻着一本已经破烂的。

        沉寂并不可怕，因为沉寂过后，肯定迎来增长。这也是1986年在当时初出茅庐的周成建眼中值得怀念的原因。

        “遁入妙果寺，为的是早日跳出妙果寺”，这就是邦威缔造者在“妙果寺”“修行”数年悟出的“妙果”。

        奇特的地方在于，有人十分幸运地选择了一个行业，并在其后改变了很多事情。如同一种必然的历史承担，也像极了因缘耦合的宿命。无论如何，天地毕竟是全新的。

        太多的故事发生在这里，以至今天漂洋过海的温州老板将妙果寺看做心中的某种图腾，日益远去的妙果寺在时光的冲刷中，反而日益光鲜，成为少有乡愁的漂泊者们无法挥去的情结。

        全中国的人们都在一种新世界中的浪潮中激动地寻找，到底要找什么，却不甚明了。人们好像在摆脱，却也说不清到底想摆脱什么。无可否认的是，物质生活已经大有进步了，但商品市场似乎还找不到一种统一的游戏规则。

        未来的商业史研究者回看中国历程，也就是在1986年，许多在后来企业家名册上可圈可点的人物，十之八九都能在这年找到属于他们的转折与痕迹。或许，这些痕迹与经济无关。但无可否认，从他们转折点上，延伸出了长长的经济线条。

        区域专业市场的诞生，使温州人“家门口练摊”。不出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同全国各地批发商洽谈生意，外人看来数额巨大的交易，在温州商贩眼里变得微不足道。这样的局面大大降低了家庭作坊、私营企业走向全国市场的成本和难度，极大地促进了个体经济、地方经济的发展，一大批名商巨贾以此为依托，登堂入室。

        不必赘述那一段南北闯荡的艰辛。和别人一样，他吃尽了苦头。但周成建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是用整个身心去接受风雨人生的洗礼。除了象别人一样“劳其筋骨”抢干苦活脏活累活赚钱活外，他更调动所有感官，含辛茹苦地去搜集各类信息；了解各种技术、技巧；苦思冥想，琢磨生产高招、管理妙招、营销绝招……“苦心人，天不负”。几年的摸爬滚打，几年的钻研体验，他不但还清了十几万元债务，更长了才干，增了见识。

        进入服装行业的第一笔大生意就这样泡汤了，周成建背上了20多万元的债务。在上世纪80年代，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没钱还债，但当时我好像也没什么恐惧感似的，可能是因为还有手艺吧。”周成建回忆道。

        相比于前辈在艰辛中绽放出的光彩，周成建在1986年之前的生涯显得暗淡无光，除了创业失败，惹上了一身的债务，他似乎一无所有了。但后来令他脱颖而出的元素也正在于之前的失败。在各路英豪厉兵秣马的当口，一个新时代打开了大门。

        文章为温州争取的空间是实质性的。在温州人的眼里，费孝通这篇文章的发表更被视作高层公开的支持。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专业市场中培养出来的民营企业茁壮成长，实力倍增，一些脱胎于妙果寺的其他专业市场也应声落地。

        幸运的是，温州真的迎来了这样一位支持者。1986年2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来到温州。和政治头衔相比，费孝通更知名的是社会学家的身份，这位常年关注中国农村商业改革的大学者，之前听到了关于温州的种种争论，他决定亲自走一趟，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再回首，蓦然发现，原来时代已在他们背后擂响了意义深远的战鼓。

        变革的宏大背景下，21岁的周成建在巨额债务之下，开始了新的跋涉。

        虽然产品数量在提高，但在旧体制下，企业自主权依然很少，缺乏活力。量的提高带来的不是精神蜕变，却是令人担忧的一则寓言。

        尽管温州民营经济在最初的信息触角相对迟钝，但仅仅三年以后，人们开始对他们后发先至的精神感到诧异。短短三年之后，民企在温州的风生水起，这也间接创造了周成建这样的创业者，他们将温州视为福地。

        1986年春天，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应邀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当时被称为“服装观摩会”的一次时装秀，第一次让国人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服装人隐约感觉到，商标，或者说品牌，其意义似乎不只是衣服领子下面那一小块布。

        国际观察者大概能更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一份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美国报纸适时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是历史上最悄悄的革命演变之一。革命已经发生了。它使中国得到了新的活力。它正在为共产主义重下定义……它进行得那样静悄悄，以致遥远的世界的另一边几乎没有注意到。”

        随后，温州市政府颁发《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以及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无论如何，周成建总算步入了一个全新的状态。那种歪打正着的兴奋劲儿在此后若干年内都被他当作回应媒体的统一说辞。事实上，他和美特斯邦威的故事不可能如此简单。单就成长经历而言，在当代中国，这种富豪梦想的故事不胜枚举，只是，当仔细揣摩之后，总能在看似相同的境遇中捕捉到超越创业者自身的弦外之音。

        如果仅止于此，他仍然是个符号，是个传言。只有在周成建成长的历程中尝试探入一个过去的世界，这位成功者才复归平凡。

        变化同样印证着盛衰交错的生存法则，就好像该年民营企业所经历的震荡，前所未有。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动，使企业遭遇严峻挑战：资金吃紧，大路货饱和，原材料、能源涨价，税收和各种社会性开支增多……四面八方的冲击波，使得象苏南、温州这样的乡镇，民营企业发达地区，坠入谷底。

        这种论断听起来不免悲凉。就像红豆集团的创始者周耀庭所言，上世纪80年代，“我们乡镇企业是‘私生子’。”甚至在80年代前期他们的服装，只有少量直接流通到市场，大部分都只能卖给各级纺站。

        日后，费孝通每每谈起这次“温州行”时，无不对所见所闻津津乐道。作为此行的成果，费孝通在《瞭望》上发表了一万五千字的《小商品大市场》一文为温州正名。文中激情澎湃地写道：“无论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或其他群众创造的模式，评价的唯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这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史上都旷古无师……”

        妙果寺的崛起和繁荣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温州迅速产生了永嘉桥头镇的纽扣市场、柳市镇的低压电器市场等几十家著名专业市场。进而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经济格局。

        现在的研究者认为妙果寺服装市场是温州人对财富的虔诚和不惜力的勤勉感动了神灵，最终结出了“妙果”。

        不少人怀疑民营企业的“青春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

        1957年，周耀庭等3个棉花匠响应国家“把小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的号召走到一起，成立了一家小工厂，后来，它发展成了红豆集团；时间推移，时局变幻，当中国人从狂热的政治生活中脱身而出，江苏常熟白茆镇山泾村一位名叫高德康的年轻人发起组织了一个缝纫组，这个缝纫组就是波司登的前身；1979年，李如成等几位知青凭两万元知青安置费起家，自带尺子、剪刀，在一间地下室里办起了宁波青春服装厂，这就是后来的雅戈尔……

        一个新世界的降临，源于无数种旧体系的生长。1986年，周成建独身闯温州。隔几年一个台阶的进步，让他的故事神奇不已。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他的身边有更多的先行者，以及时代留给他们的烙印。在旧体系中挣扎的裁缝们，一直在苦苦等待着商业转折点的出现。

        而更多的服装企业家，当时为了生活需要，也开始了创业生涯。此时，产业梯级转移已开始，生产线从韩国和台湾等地运过来，流行信息也开始进入国内，“三来一补”和三资成为经济敏感地带的特色。

        柳市镇低压电器市场，曾是温州农村著名的十大专业市场之一，鼎盛的80年代末曾有生产企业2300多家，家庭作坊近万家。相对于电器市场，服装的消费层次更多，没有了大企业及其名牌产品，小企业及其普通产品的市场依然存在。因此，服装专业市场仍有一定的生命力。

        

新世界降临

        此后，更多的带有启示意味的事件纷至沓来。

        从商的人们在国家的默许甚至是鼓励下，直奔金钱而去。在金钱膨胀起来的无穷欲望面前，太多的人幻想着一夜暴富。他们无所顾虑，从而中了自己的埋伏。当然也有与众不同之人。为了梦想实现，他们会玩些小聪明；为了资本积累，也会表现出商人的狡黠。但是面对诱惑，他们又总能保持着少有的理性和出奇的冷静。

        1982年，世代面海而居，朝夕倾听海潮的温州人如鱼得水，“每一寸土地都疯长着梦”。正如当时的流行歌曲所唱“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如金似玉的好年华，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光”。行将成年的周成建初中刚毕业，他没有继续学业，而是在家乡浙江青田县创办了青田服装纽扣厂。到全国各地推销产品时，周成建结识了一家外贸公司，并接下了20多万元的大额服装定单。欣喜万分的周成建回到家乡后，从当地信用社贷了款，从城市里买回面料，并立即召集周边100多名裁缝到自己的工厂工作。

        民企大王们在烽烟漫卷的天地中倒下，尔后再次站起。以服装业为例，他们的元气恢复之快，更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血脉。在亦步亦趋的改革中，服装业的明天将向何处去？大方向已然既定，细节却耐人寻味。

        变革中的故事，总是情节曲折。就在温州兴高采烈的时候，坏消息来了：温州的“资本主义尾巴”要彻底割掉。

        在这样的体制和政策下，中国服装业陷入了爆发前的寂静。

        风潮滥卷，人心惶惶。蛰伏半年后，一场被称为“红色会议”的表彰会召开：市里要开专业户、重点户代表表彰大会。随后不久，郑元忠获得了自由，开始了服装企业的创建。

        他掌管的服装帝国，近年的狂飙突进让人侧目，并被部分人形容为“疯狂”。成功上市为周成建和他掌舵的庞大帝国，准备了一场幸福的加冕礼。

        值得温州人关注的，应该是服装业的明显变化。

        很多关于温州的描写都将这个年份刻画的格调异常，对于温州日后的飞速发展而言，一切都以此为新的起点。毫无疑问，这是温州新世界的开启，也是当年渺茫如周成建这样的年轻人酝酿未来的肇始。

        当时的温州，已经成了一个自给自足并且充满活力的商品市场，根据《人民日报》的报导，1986年1月，温州的工业总产值就突破了10亿元。在温州市内，领导班子就进一步改革不断加力，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商品经济氛围已然形成。然而，温州却有着致命的缺陷，在全中国以改革先锋著称的城市中，温州的缺陷在于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尽管苏南、珠江等改革前沿阵地也遭遇到种种质疑，但只有温州被打上了资本主义、假冒伪劣的烙印。

        妙果寺成了他的发家之地，此后多少年起起伏伏，大多由此开始。

        剧变带来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戏剧化冲击。其中的舞者们，活跃在各个角落里，与国家一起舞动。

        对于成功者而言，平凡是一种境界。而对于他的企业，解密的过程无异于还原一代人的处境，其意味不仅限于个人的奋斗，更涵盖了属于每个变革参与者都兴奋不已的、破灭了或者燃起的有关成功的梦。

        时代真的变了，整个国家都在巴望着能有更多的突破。

        关于改革开放，今天官方的统一说法是源于1978年，但温州在1979年才得到这个消息。当年2月1日，温州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统一认识，研究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2年底，中国纺织品服装在北美、日本超过了台湾，中美开始就纺织品贸易展开拉锯战式谈判。这一年，tO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召开，中国外经贸部派了一个司长前来观摩，法新社当即意识到“中国试图成为这个国际贸易组织的一员”。

        直至现在，类似于“认识个体的命运，要先认清其所处的时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依然占据着我们的头脑，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当我们身处一个相同的时代，当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境遇大致无异的时候，认识个体的命运，似乎更多地取决于个体自身的要素。

        出生于1965年的周成建，他的童年记忆都保留在浙江丽水青田县一个名叫石坑岭的村子。家中兄弟姐妹6个，他排行老四。为了摆脱祖祖辈辈贫穷的命运，他从小就学会了裁缝手艺。打从孩提懂事时起，他就对服装情有独钟。与爱迪生5岁怀抱鸡蛋孵小鸡一样，10岁的他偷偷“解剖”缝纫机。除了天生的热爱，周成建今天对此的解释显然还有点狡黠：“当时农村只有泥匠、木匠、裁缝，这三门手艺可以学，我想布料摸起来总比泥巴、硬邦邦的木头要舒服得多”，周成建这样笑着解释自己当初的选择。

        中国大陆第一支时装模特表演队——上海市服装公司服装表演队成立；第一所全国性的以服装科学、工程、艺术为主体的新型的服装教育高等学府——北京服装学院在京成立；由中国服装研究设计中心命题、纺织工业部立项的中国第一份《服装工业发展战略研究》科研课题，在北京通过专家评议；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强调，要以服装为龙头，更好地带动和发展纺织工业；中国首届最佳时装模特表演艺术大赛在广州举行，评选出了十佳模特，这也成为“新丝路”模特大赛的前身。

        在如潮的改革大背景下，服装业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周成建在当时根本无暇顾及这样一个空洞的命题，但时间的潮水却在很久以后让他重新认识了这个行业。

        在经历了一片从下至上的质疑声浪之后，原轻工业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将温州皮鞋列为重点整治对象。

        这种起起落落的政策造就了温州三十年的传奇，以及周成建这样的“世界裁缝”。他们蜗居在当时声名远扬的温州“妙果寺服装批发市场”，正在一步步接近改革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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