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在位十六年，宋太宗二十二年。

        当时宋辽对峙，有西夏兴起。太宗时有三国，即宋、辽与夏。太宗子真宗时，契丹打到南方，宋与契丹两军已到黄河边，两军在南北两岸均各占有澶渊城。中国天然国防线是居庸关与山海关，山西有两条国防线，大同在二线之间。

        宋都汴京即开封，无屏障，四面敞开。长安在三山之间，向东出路是潼关，地势高于洛阳，形势亦好。

        黄河的水可以倒灌开封，洛阳不如长安，洛阳只能以德治，但不能作要塞，开封更不行。但五代除后唐外，有四代建都开封，故宋亦建都开封。

        唐代时当时欧洲为中古黑暗时期，扬州为全世界最大之都市，有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扬州为当时交通枢纽之重要中心。汴渠亦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之工程。运河两旁栽垂柳，堤称隋堤。

        宋太祖早死，太宗平北汉，但未平契丹，仍不能迁往洛阳。北京建都比南京好，因其北已平北汉，西有太行山与居庸关，南面是海，但要自南京去北京很远。

        八国联军时，大沽不准有炮台，北宁铁路是国际线，故无国防线，外国军队可直达北京，北京东交民巷可有英法军，这极不合理，欺人太甚。所以西方之所谓文明文化，上帝、公道、法律、科学……不能使人佩服。列宁发明“打倒帝国主义”，人人响应，但有时只是喊口号，实际上不易做到。

        开封并无形势，宋朝准备攻打辽，故不能建都开封，宋是为养兵，经济条件不得已，此为大错。

        宋代大人物寇准说，不可逃避，主张御驾亲征，到澶渊渡黄河北，后双方讲和，叫澶渊之盟，自此不再打仗。宋为兄，辽为弟，辽之萧太后算是真宗之教母大人真宗无母。双方平等，此亲远不如汉之与匈奴，宋当时亦不如汉之嫁女，时辽区早有汉人。宋年送辽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双方和好历一百二十年。宋无力攻打辽，为防辽计，在黄河之北挖沟种田栽树，以阻对方之马队，名义上是种田，但辽不许，等秋收时节，大掠一番，烧屋抢粮，不让农村人口繁荣集中，称“打草谷”。

        宋辽两国在一百二十年中，一直是处于冷战状态，后来又出了西夏。宋真宗信道教以后是宋仁宗，是位好皇帝，在位四十一年之久。

        仁宗登位时，宋已六十三年了。当时西夏崛起，因此，宋有两个敌对异族，都是难对付的，于是宋与西夏和，年给白银十万两，绢十五万匹。后来辽不满，又增给十万两银，十万匹绢。

        宋那时候没有人才，因人才均出在黄河流域，当时长江流域无文化。唐以前之大人物均出于北方，当时长江流域经济虽好，但文化条件则甚差。汉高祖时有张良、韩信，光武时用的不少是他大学的同学，都是读书的知识分子。但青年人年轻，能力差，所以必须多读书，前途才远大，不读书则没有出息矣。

        唐太宗时，用的也都是读书人，唐末就差了。

        宋太祖时，手下只有一位读书人，即宰相赵普。人说：“半部治天下，半部平天下。”宋代可说没有什么读书人。太祖奖励读书，但一两天短期内无法造就人才，要到仁宗一百年后才有人才，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故任何朝代出的人才均极少，只一两位而已，如梅兰芳只有一位。

        宋代后来出了一位大人物范仲淹，他助仁宗变法，年号庆历，故名“庆历变法”。当时大家反对，仁宗主张不变，仲淹退休后，仁宗子英宗即位四年而死。英宗后是神宗，王安石助其变革，历史称为第二次熙宁变法。当时仍有人反对。

        宋自仁宗以后，人才大盛，文学、艺术、思想、哲学大为兴旺，但军权与国家统一方面则不理想，学术方面远远落后于汉唐。

        王安石新党主变，司马光是旧党，反对变，遂成为党争。

        哲宗在位十五年后，为徽宗，他能诗善书画，其画堪称国宝，但其为人则甚糊涂，实非一政治家，他在位二十五年，当时国内紊乱，国外亦生问题。辽以后又出金国，金灭辽后，又攻打宋，徽宗传位钦宗，父子为金所虏，称为靖康之变，即二帝蒙尘。宋共历一百六十八年而亡，但只亡了一半，尚有泥马渡康王，有南宋兴起。

        有时历史只能讲时代的局部与形势，有时只能讲人物，人物改造形势，形势限制人物。

        讲到人物的历史是光明的，讲到形势局面的历史是黑暗的。今天是黑暗的，因今天的世界没有人物。今日的英、美、俄诸国都没有出什么大人物。

        从历史上看，有没有出人物，即谈历史要有眼光与识见。否则不懂历史，不识评论。

        历史不在乎是否时代有乱，是否打仗也没有关系。战国时各种人才极多，是有意义的时代。三国与唐代初年人才亦多，到安史之乱后，只讲局面而没有人物可讲了。局面是死的，人物是活的。

        宋代自范仲淹以后没有人才出来，但时代更乱了，人物之造成是由于风气或学术。人物是指能跑上历史舞台的人，如香港在此种社会风气之下，绝不会有人物出来。香港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份的，不然，跳舞看电影，我们都变历史人物了。香港是个炉，一入即毁，虽然香港山明水秀，一百年来无战事，全球来往，宛如代都，但风气不好。

        北京可出人才，民国以来，中国出的人才，均与北京有关。这是风气所趋。上海的圣约翰、交通大学不过是能讲英语、能赚钱而已，无法与北京比。

        自唐以下至五代，风气极坏。读历史只懂人物，但不易懂局面形势，能懂局面后面的风气更不易。能明白香港生活，但不易了解其风气。至于懂学术，则是难中之难矣。

        人物自学问中间来，故不易懂人物。

        我们不知汉武帝之高矮肥瘦，但可知其脾气、理想、性格……在座之同学不会知道我是如何之人，何况历史上的人物？没有读过王安石和范仲淹的作品，如何会认识他们呢？如何可提出打倒历史呢？真是无聊。

        宋代，“天地闭，贤人隐”。宋太祖倡学术转移风气。当时有个人叫戚同文五代末时人，希望黑暗时代过去，世界恢复为读书人来统治。当时有位小军人姓赵，捐钱在睢阳造讲堂、书室、宿舍，名为睢阳书院，请戚同文教书。

        书院有一种精神。书院者，藏书楼也。书院开始是私家藏书，用来招宾接客，客走了，再来第二位，这种书院影响不大，于是有赵出来办书院。新亚书院即希望将来有大图书馆，每个人均可自由阅读，一百年前，英、法亦有如此风气。

        睢阳在徐州与开封之间，戚同文在宋太祖之前，到范仲时已过六十年，书院仍在。范之祖为唐代宰相，父穷困早死，母改嫁朱姓，范仲淹为拖油瓶。范在僧寺刻苦攻读，断齑画粥，终成为宋代第一人，死后称范文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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