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再谈及明代政制之腐化。

        由于明代承平年岁甚久，遂使科举进士日重而学校贡举日轻。但学校可培育社会需用之人才，科举却只是就社会现有之人才中选拔之，荐举更为稀少。于是人才多由科举进士中出。

        英宗天顺年间开始，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准入内阁，但翰林人才只限于某些科目，并非完全齐备。而此后之庶吉士变成有名无实，并不再受重视。但当时之进士，没有理想职位时多数请假返乡，甚至有家居数十年者，等到有尚书侍郎的官职，才入朝供职。

        明代之翰林院为储备人才之地，吏部则为选举人才之所，此两处为明代所特重。

        明代吏部的选举法有四种：一为学校，二为科目，三为荐举，四为铨选。天下人才，大致出于上述四类。可见吏部之权重。

        当翰林院无法培植人才时，吏部选举曾有用抽签之法，分四个地区抽签：一为东北，以北京、山东地区为主；二为东南，以江、浙、闽、桂及江西为主；三为西北，以陕西、山西为主；四为西南，以湖广、四川、云南、贵州为主。官方与民间均十分赞同，认为十分公平。

        至于科举，则初为考经义，后变为八股。顾亭林谓：“科举之害，等同焚书，而败坏人才，甚于咸阳之坑儒。”因此造成明代士人与官僚学识空虚，胸无点墨。由于明代帝王怠惰专横，虽然当时风气奖励廷臣发表议论，但由于空疏无，只是叫嚣而已，遂至于以议论误国。

        朝中大臣趋炎附势谄媚成风，互倾轧，遂使党争日烈。地方官员则毫无教养，浪费公款，无补时政。而土豪劣绅与日俱增。顾亭林批评道：“万历以前，朝政尚是小康。而万历以后，有法令而无教化，造成老者不教，幼者不学，成为俗之不祥。”当时之人只是空谈明心见性，而不谈修己治人之实学。万历间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其所著书，多是盗窃。因此造成社会日乱，神州倾覆。

        由于明代世局平静，武备军事相应松懈了。军政尽归兵部统管，边疆遇有骚扰，调兵拨饷统由兵部主理。武臣总兵毫无话事权。此后之卫所空洞无兵可用，致生募兵之制。

        明代政治，起初靠君王有独裁之权，下有清廉负责之大臣，故尚可支撑大局。但由于宦官揽权，官僚不负责，造成政治教育破产，兵制、田赋崩溃，最后是国家经济破产。

        至于明代财政，英宗以后，亦日见缺乏。其原因是皇宫内府供奉日广，皇室衣着重视新巧，饮食日费巨万。嘉靖、隆庆年间，皇室雇佣之厨工多达四千一百余名，其奢侈可见一斑。又如武宗修理宫殿，即加征田赋一百万两。再加上历朝宦官之贪渎，所费更多。

        其次是宗藩。唐室的宗亲分散于民间，明室的宗亲则分封列爵，不农不仕。正德年间，已有皇室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将军、中尉二千七百。到了嘉靖年间，经御史林润公布，天下百姓供京师粮四百万石，但要供应皇室宗亲禄米却需八百五十三万石，即使全部供给诸府，还不足一半。此后历朝所欠供之禄米，年复一年，日益加重，皇室更难负担。

        第三是冗官，尤其是武官过多。如景泰年间，京都卫所武职，一卫已有二千余人，全部三万余人，每岁需银四十八万两，米三十六万石，其他薪俸等动经百万。耗损国家储备，极为巨大。

        嘉靖时，大臣刘体乾上疏道：“历代官员数目，汉代七千八百名，唐一万八千名，宋代冗官极多，至三万四千名。但到了明代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武官员达十余万，比宋代多数倍矣。”可见夏、秋税粮不足支付甚巨。

        以上数端，使王室欠缺禄米，卫所缺月粮，边疆缺军饷，各省缺俸银，且冗官日多，募兵日增实减，因此民穷财尽，遂成亡国致命之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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