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入关后，明代士大夫激烈反抗，尤其以江南一带最盛。当时清人武力不足，对汉人初甚宽容，即容许开科取士，并开放政权，对传统汉人之政制接纳让步。

        首先，北方之士大夫与清政府妥协。但清政府颇用手段，一面照旧制保持汉人习俗，一面严行剃发令，要汉人文化上屈服。在清军高压政策下，汉人不得不屈服，而南方士人反抗之心仍较烈。但为了应举做官，不陷入耕农经商之穷途，则唯有与清政府妥协，参加科举。而明末遗民，不屈服于清代科举者，则有如下几项出路，如：方密之之出家，吕晚村之行医，孙夏峰、颜习斋、张杨园之务农，张杨园之设处馆讲学，李二曲、王船山之隐居，刘继庄、李恕谷之担任游幕以及顾亭林、吕晚村之经商等。明末遗老们不愿转职者，则致力于学术文化工作，他们为了反清复明，竟有主张恢复封建者，盖有封建，便会有大门第，便容易在社会分裂情况下推翻旧制度。士大夫之笃实学风与坚贞志气保持数百年之久直至清末。此股力量，使清以武力夺得政权以后，不得不考虑应维护人心之安定。

        于是清政府一面解放其政权，一面尽量推行汉化。此点于清初康熙帝尤为用力。

        康熙由青年时勤学以致咳血而仍不放弃苦读，即使三藩乱起，仍勤读不辍，终于到达无不通晓之境地。而在委曲求全下之中国士人，亦以明末遗民为榜样，因此在参吏治方面亦甚用心而踏实，遂使清初政况稍胜于明代中叶。

        清初以来，反抗清政权较烈的江浙一带，因鄙视清政权而影响及于轻视科举制。

        当时江浙士人以不应科举之家传经训为最有声望，最有骨气。

        当时清代只有官办的书院收买贫苦之士人，如当时有名儒如全祖望、钱大昕、李兆济等，无志仕途，则唯有入书院讲学以维生。

        当时江浙地区较其他省份富庶，因此藏书亦多于他省，如乾隆朝之《四库全书》共七套，内廷占四套，而江浙占三套，存于扬州、镇江及杭州各一套。可见江浙之学术气氛较他省为高。故江浙考证汉学之风在抗异族抗现实之情况下，始终持之不衰，不过却由爱好民族文化转变为纯学术之探讨，而脱离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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