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叶前后，是南北经济文化的大转移，同时也是贵族门第之兴衰转移点。东汉以后的读书人因缘际会造成了贵族式的门第，并在东晋南北朝时大盛。要到隋唐科举制度兴起，贵族门第才开始衰落。

        于是学术文化传播更广泛了。白衣老百姓有更多机会成为公卿了，即使农家子弟亦可一跃而变成士大夫，即社会阶级消融了。

        此是由于唐代以后，印刷雕版的发明，使书籍的传播更广泛了。于是民间出现很多藏书家，如王钦若家藏书四万三千卷，宋敏求家藏书三万卷，叶梦得超过十万卷，周密家三代积存四万二千多卷等。苏东坡曾写一篇《李氏山房藏书记》，其中云：“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少时欲求《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此乃由于宋代活字版发明，因此书籍当然比唐代远胜多倍了。

        其次是读书人多了，学校书院亦随之而多了。因此学术空气自然比从前为盛。

        宋初的读书人，多在寺庙中借读，但多是关心世运、治儒术经典古籍，与唐代时人在寺庙中读文选习诗赋、谋科举已大不相同。

        此时书院亦纷纷建立，如有名的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及应天府书院，多是模仿寺庙规划而建造。遂由私人聚徒讲学而变成书院讲学。

        到了元代，书院比宋代为盛。

        直至明代，学术上自由传播则更为方便了。此时贵族门第已不能独擅学术上的私秘，从而使私人讲学更为盛行。宋明时期的自由讲学之风，其风气与先秦诸子讲学时期差可相比，因同为平民学者之自由讲学也。

        还有，宋明时期的学者，既非贵族，亦不出世，也不讲功业、礼教。他们讲的是接近平民生活的人生、社会、国家等各方面，而不讲佛老的出世长生之道，亦不讲霸道的君相事业。

        自从范仲淹、王安石主张政制改革失败以后，已醒觉到要改革现实，应先从教育入手。因此当时的关洛知名学者均走上讲学之路。一直到南宋时期，仍一贯保持着此种讲学之风。

        北宋中期，学术风气始终是私家讲学。本来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很想彻底废除科举，重兴学校，但兴学需要庞大的经费与师资，还要有地方长官的支持配合，故办学实不易。因此只能从发展私家讲学着手。

        讲学要有讲堂，有了讲堂，又要有讲义。由于来学之人程度有高低，同时往来无定时，故不能一体施教，亦无法规定日期，因此讲学分成两大派。

        一派为陆象山教法，主张因人施教，直指本心。此派传承自程明道、伊川兄弟，重视语录，程氏主张人静坐，便是好学。陆氏近此派。

        朱子则主张讨论而不断讲说，与二程有异。

        朱子重视选几本重要的书来读，喜欢为古代典籍作注疏。如王安石有《诗》《周礼》的“三经新义”〔编按：“三经新义”为宋代王安石撰《周官新义》，王雾、吕惠卿撰《毛诗义》《尚书义》之合称，是熙宁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成为学校教本并作为科举取士之标准。又如程伊川作《易传》，直到朱子集大成，有《四书集注》，以便让读者各自研读，以补讲堂教育之缺失。后来朱注《四书集注》成了元代取士的准绳。

        简言之，私家讲学是接近陆象山的教学法。到了王阳明提倡良知之学，讲者不必到书院讲学，只需几次谈话便可成事。

        因此，我们可以说，宋明学者讲学之变化，从学校进展来说，是先由寺院私人读书进而到私人学塾的书院，再发展为地方政府之公立学校，再进而由地方学校上推至国学太学。

        至于私人公开讲学方面，第一期如二程，为私人讲学；第二期如朱、陆，此时期所集门徒有时甚多；第三期如阳明弟子之讲会，成为非学校的社会的公开讲学。

        因而宋、明两代六百年中宋庆历、熙宁及明洪武、永乐除外，政府不能主持教育，领导学术；社会上的学术空气则续有增高，教育要求亦与时俱进。宋明儒之讲学风气之盛，实是在此种环境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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