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谁见到过他们最得意的这些时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土耳其更好的地方。

        尽管西欧15世纪时的推动力是由多种力量结合而成的，但是，这一推动力并非促使西欧在以后数世纪里进行前所未有的扩张的唯一因素。要充分了解这一扩张，还须考察欧洲即将侵入的世界。海外诸社会的状况深深地影响了欧洲扩张主义的趋势和种种结果。本章和以后两章将论述这些海外社会——中东和南亚的穆斯林世界、东亚的儒家世界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非欧亚世界。

        在回想大约1500年前后的世界时，西方人通常想到的是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和麦哲伦。回顾起来，那时的西欧乃世界之富有生气、积极扩张的部分。当时，敢于从事性命相关的航海探险的不是中国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而是西欧人；是他们，驾着前程远大的浪潮——最终将吞没整个世界的浪潮——前进。

        然而，如果当初火星上有一位观察者，在观察约1500 年前后的世界，那么，给他印象更深的将是穆斯林世界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在某些方面，穆斯林确实比欧洲基督徒更先进。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世界并非如现在所时常设想的那样，由西欧据统治地位。那种设想只有在作历史的回顾时才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用当时人的眼光米看1500年时的世界，那么，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穆斯林世界，还有儒家世界，在许多方面使基督教欧洲相形见绌。

        如果当初火星上真有一位神话中的观察者，那他首先得到的印象是穆斯林世界的范围之广和它不断进行的扩张。穆斯林于7 和8世纪在中东进行了最初的迅猛扩张后，又在1000至1500年间进行了另一时期的扩张。到末尾阶段，他们已向西进入中欧，向北穿入中亚。向东突入印度和东南亚，向南深入非洲内地；因此，穆斯林世界扩大了一倍，其面积远远超过欧亚大陆西端的基督教世界和东端的儒家世界。

        不仅1500 年左右，穆斯林世界是占地面积最为广阔的，而且那一时期以后，它还继续大力向外扩张。那一时期里，向外扩展疆域的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只有西欧。在基督教世界抵达海外的同时，穆斯林世界也正在陆上进行扩张。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获取立足点，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陆征服一个帝国。不过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正在闯入中欧，蹂躏匈牙利，并于1529年围攻哈普斯堡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同样，在印度，莫卧儿帝国杰出的皇帝也正在稳步地向南扩展自己的帝国，直到他们成为几乎整个半岛的主地在其他地方，穆斯林信仰继续在非洲、中亚和东南亚诸“原始”民族中间传播。

        伊斯兰教的不断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有力地改变了非穆斯林的信仰，不过，穆斯林并不象基督教徒那样惯于使用强制的手段。然而，有部15世纪的穆斯林编年史记载道，突厥斯坦的穆罕默德可汗“是一位富有的王子和地道的穆斯林。他坚持走正义和公正的道路，而且不懈地作出种种努力，以致在他神圣的统治期间，蒙古人的大部分部落都成为穆斯林。他在使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时所采用的严厉措施非常有名。例如，如果蒙古人有谁不戴穆斯林头巾，那就将一根蹄钉打入其头部。愿真主赐福酬报他。”同样，18世纪末叶考察尼日尔河的苏格兰人芒戈·帕克也叙述道，有位穆斯林酋长给他的异教徒邻居送去这样一封信：“如果达梅尔信奉穆罕默德的信仰，阿卜杜勒卡德将屈尊用这把刀给他剃头；如果达梅尔拒绝信奉，阿卜杜勒卡德将用另一把刀割断他的喉咙。何去何从，任你们选择。”

        但是，比起这些强有力的措施，穆斯林商人和传道士的温和的布道说教要有效得多；他们在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中尤为成功。常常是，商人先露面，他把劝人改宗和推销商品结合起来。商人的职业使他与所要劝服的人们建立起经常而密切的联系。商人到达异教徒村庄后，由于他一日数次按时祷告和跪拜，而且祷告跪拜时，似乎正在和某位隐身人交谈，所以总是很快就引起异教徒们的注意。他只要摆出一副在智力和道德上非常优越的样子，就引起了他们的尊敬和信任。此外，没有种族歧视，因为即使商人与村民们不属于同一种族，他多半还是会娶土著女子为妻。这种通婚常常导致该女子的家庭成员接受伊斯兰教。很快，为了孩子们而需要有宗教教育，于是，学校建立，不仅穆斯林的孩子常去上学，异教徒的孩子也一样。他们学习《古兰径》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及礼仪。其中有些孩子甚至还进而去伊斯兰教的高等学府求学，然后成为传教士，回到本国的异教徒居民中传经布道。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伊斯兰教自它创立之时起，在争取皈依者方面比其他任何宗教都远为成功。基督教目前在信徒数目上的优势仅始于欧洲海外扩张时，这一扩张为基督教打开了整个非欧亚世界。尤其在19世纪，基督教从西方技术所提供的无可比拟的物力中获得了巨大动力。然而，即使在今天，伊斯兰教在非洲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中也不仅仅是做到不被打败而已，因为它不只极好地顺应了当地人普遍接受的基督教站在外来白种主人一边的认识，还独特地适应了非洲的土著文化。

        除了不断扩展疆域外，约1500年前后的穆斯林世界还以它的三大帝国——地跨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帝国、波斯的萨菲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而闻名于世。这些帝国当时都已臻于强盛，统治着伊斯兰教的中心地带。

        为什么它们会在这一特定阶段里崛起，现在并不完全清楚。火药的发明以及利用它造火器和火炮，似乎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人是发明、应用火药的先驱者，不过，为了军事上的目的而率先对这一发明作出种种改进的则是后来的欧洲人。各种新武器大大地帮助了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族君主政体的发展，因为此时封建贵族再也不能躲在石头建的城堡里公然反抗配备着火炮的王室军队，而且，这些新武器很昂贵，只有金库充裕的王室才购置得起。

        火药和火器不仅加强了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力量，也加强了穆斯林世界的中心力量。奥斯曼土耳其人能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获胜，主要因为他们是最先大规模地向西方借用火炮和开炮能手的穆斯林。在波斯，萨菲帝国杰出的统治者阿拔斯一世效法土耳其人，在英国冒险家安东尼·谢利和罗伯特·谢利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支火炮部队。莫卧儿帝国的创建人巴布尔干1523年侵入印度时，也以奥斯曼土耳其人为榜样，将火炮排在自己军队的前面，用牛皮拧成的绳条将炮架连接起来，以粉碎骑兵的冲锋。

        不过，火器决不是可以说明这三个穆斯林帝国何以会崛起的唯一因素。建立王朝的首领极有才干，当时的形势特别有利于他们去征服各自的帝国，这两点与火器同样重要。现在，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些因素是如何结合起来、使这三个穆斯林帝国得以崛起。

        建立这一以他们自己名字命名的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是原先来自中亚、广为分散的突厥人的一支。在早先数世纪里，突厥部落民一批一批、不断地徙入中东富饶地带。他们早在8世纪时就来到中东，渗入伊斯兰教帝国，最初是当雇佣兵。10世纪时，蒙古西征的压力迫使更多的突厥部落徙入中东，其中包括一支塞尔往突厥人。这些新移民于1055年攻占穆斯林首都巴格达，从而建立了一个辉煌然而短暂的塞尔柱帝国。

        这些塞尔柱突厥人使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恢复活力。他们再一次将这片东起印度边界、西至地中海海岸、中间穿过波斯的广阔地区统一起来，并在圣地成功地击退了十字军的进攻；而最重要的是，1071年，他们在决定性的曼齐卡特战役中大败拜占庭军队，突破了小亚细亚的沿托罗斯山脉的传统边界——这条边界已保护罗马和拜占庭达1400年。这一胜利成为小亚细亚的历史转折点。大批突厥移民尾随着他们得胜的战士向北迁移，而安纳托利亚的土著居民则接受了伊斯兰教，并突厥化。到13世纪，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已成为塞尔柱帝国的一部分，只有西北角留给了拜占庭人。

        不过，塞尔住帝国后来也经历了与较早的伊斯兰教哈里发统治区相似的衰落。它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公国或苏丹国。13 世纪后期，一伙伙新来的突厥移民使局面愈益混乱；其中有一伙人定居在塞尔扶帝国的西北最边缘地带，那里距分隔欧、亚两大洲的战略要地达达尼尔海峡还不到 50哩。1299年，这伙人的首领，一个叫做奥斯曼的人，向塞尔柱帝国最高统治者宣布独立；从这一低微阶段开始，以这位原无名气的奥斯曼的名字命名的奥斯曼大帝国发展起来。

        这一令人目眩的成功的第一步，是在小亚细亚夺取剩余的拜占庭地区。较为原始的突徽部落民之所以能战胜历史悠久的拜占庭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宗教的重要影响。奥斯曼及其后继者的力量大部分来自源源而来的伊斯兰教勇士，他们不断地从中东各地前来与伊斯兰教的基督教敌人作战。而信基督教的农民因受到不法地主和教会官员的残酷剥削，也大为不满，他们接受这些土耳其人，甚至向土耳其人欢呼致贺，把他们当作将自己从无法忍受的命运中解救出来的救助者。

        到1340 年，整个小亚细亚已在伊斯兰教势力的控制下。1354年，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在加利波利设置要塞，从而获得了他们在欧洲的第一个立足点。恰好一个世纪后，他似成为包括君士坦丁堡这一堂皇的帝国首都在内的整个巴尔干半岛的主人。在那以后，他们又耀武扬威地闯过匈牙利平原，逼抵维也纳城下。

        奥斯曼帝国对拜占庭的胜利是十分惊人的。这些土耳其人为数较少，如何能保持进攻的锐气、长驱直入欧洲的中心地区呢？回答是：14 世纪时，整个基督教世界已非常衰落，分裂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可怕的瘟疫黑死病整批整批地夺去了许多基督教国家的居民的生命；灾难性的百年战争使英、法两国无力动弹（这场冲突的起讫日期颇值得注意：战争开始于1338年，这一年土耳其人正在完成他们对小亚细亚的征服；战争结束于1453年，这一年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意大利诸国因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长期争斗，也无力反对土耳其人；巴尔干半岛则由于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异教的鲍格米勒派三者间的宗教斗争以及全都早已过了全盛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塞尔维亚帝国和保加利亚帝国相互间的竞争而被无可挽回地分裂了；而且，在巴尔干半岛与在小亚细亚一样，基督教农民的不满情绪已达到使他们对土耳其人的猛烈进攻很少抵抗甚至不加抵抗的程度。

        土耳其人如要侵入欧洲，不大可能找到一个比此时更有利的时机。到1362 年，他们已夺取阿德里安堡城，进而侵占了马其顿平原。1384年，他们攻占索非亚，其后不久，控制了整个保加利亚。5年后，他们在历史上著名的科索沃战役中大败南斯拉夫人的军队，致使塞尔维亚帝国灭亡。这些胜利使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人的领地所团团包围。1453年，这座经围困的首都被攻占，从而结束了长达千年的拜占庭帝国的历史。

        接着，土耳其人又南下进犯穆斯林富国叙利亚和埃及。经过一场旋风似的大战，他们于1516 年占领了叙利亚，次年占领了埃及。土耳其人最后阶段的征服是在中欧进行。他们在著名的苏丹苏里曼一世的率领下，渡过多瑙河，在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中，一举击溃匈牙利君主国。3年后，苏里曼率军围攻维也纳，但被打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骤雨阵阵，使他无法将笨重的火炮运至前线。土耳其人尽管受到这一挫折，但以后仍取得了一些不大的进展：1570年，攻占塞浦路斯岛；1669年，夺得克里特岛；在此后10年中，又占领了波兰的乌克兰。

        奥斯曼帝国臻于鼎盛时，确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帝国。它地跨三大洲，拥有人口5千万，而那时英国只有人口5百万。无怪当时的基督教徒对这一不断扩张的奥斯曼帝国都很敬畏，把它形容成是“一团日益增长的火焰，不管遇上什么，都紧紧抓住，并进一步燃烧下去。”萨菲帝国    这一时期的第二个穆斯林大帝国是波斯的萨菲帝国。前面提到过，波斯和小亚细亚一样。曾为塞尔柱突厥人所征服。但是，小亚细亚突厥化了，而波斯却依然保持了波斯即伊朗的种族和文化。结局之所以不同，很可能是因为波斯与从前曾为基督教拜占庭帝国之一部分的小亚细亚不同，早已接受了伊斯兰教。因此，波斯没有象小亚细亚那样遭到穆斯林武士的蹂躏，波斯社会也没有在人数较少的突厥行政官员和士兵的统治下发生根本的变化。

        塞尔柱突厥人对波斯的统治从约公元1000年维持到1258年蒙古人入侵时。这些新来的蒙古统治者称为伊儿汗，起先是佛教徒或基督教徒，但约1300年前后，变为穆斯林。蒙古人毁坏了许多城市和灌溉工程，使波斯遭到相当长久的破坏；但是，这一苦难到1500年伊儿汗王朝为萨菲王朝所取代时，也终止了。

        萨菲王朝的君主们是数世纪里波斯最早的土著统治者；沙·伊斯梅尔一世是这一新王朝的缔造者。他在位24 年，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宗教政策统一了整个波斯。他宣布伊斯兰教的什叶派为国教，并无情地镇压敌对的逊尼派。穆斯林这两派之间的分歧早在穆罕默德生前没有指定他的继承人即哈里发时就开始了。由穆斯林内部选举产生的最初的三任哈里发都不是穆罕默德的亲属；直到第四次选举时，穆罕默德的女婿（也是堂弟）阿里才当选为哈里发。什叶派坚持主张选举必须在天赋之权属于穆罕默德家族的基础上进行，他们认为只有阿里及其后裔才是哈里发的合法继承人。而逊尼派则相反，他们认为哈里发只是“信仰者社会的首领”；凡是由穆斯林内部选举产生的哈里发，他们都接受——因此，他们承认穆罕默德去世后的几位继任者。教义上的分歧也使这两派相对立。逊尼派将传统的教义和由该派学府中有名望的阿匐们口头流传下来的教义作为他们行使宗教权力的依据。而什叶派则予以拒斥，认为这样做就是提倡凡事都依赖穆罕默德以后几代人的互相矛盾、难免有错误的意见。对于上未阐明的问题，什叶派以独立的个人判断来代替传统。

        这种教义上的争论对于当时的波斯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为统一波斯、发展某种民族感情奠定了基础。波斯人认为自己是什叶派；这就将他们与基本上是逊尼派的土耳其人和周围其他穆斯林民族区别开来。实际上，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一系列战争，是由这简个相毗邻的强大王朝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政治上的竞争引起的，同样，也是由它们宗教上的分歧引起的。

        萨菲王朝的统治者中最杰出的是国王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他建立火炮部队，使波斯军队现代化。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除了别的人以外，他还雇佣了两位英国冒险家谢利弟兄。当时有位作者描述了这一政策的结果：

        这位颇有势力的波斯人（阿披斯一世）学会了谢利弟兄的战略和战术。以前，他不知遣使用大炮；现在，他已拥有 500 门大炮和6000名滑膛枪手。……因此，这位阿拔斯已从土耳其人那里夺得七个大行省，包括从杰尔宾特到巴格达之间的地区；现在，他仍瞪大着眼、张大着嘴、展开着双手，企图搜寻、吞咽和获取更多的东西。

        事实上，波斯在萨菲王朝的统治下确已成为一大强国。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纷纷派使节前往波斯，请求与波斯结成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联盟，就是一个明证。实际上，那些年代里，这两个穆斯林国家在欧洲各国的外交上据有突出地位。例如，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曾与苏里曼一世合作，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开战；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室又与波斯人合作，反对他们的这两个共同敌人，基督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之间的这些关系在当时被谴责为“不虔诚”和“渎圣”；但事实是，奥斯曼帝国和萨菲帝国已成为欧洲任何外交家都无法予以忽视的世界强国。

        正象萨菲王朝两位杰出的统治者在波斯创建了一个“民族”王朝那样，莫卧儿王朝两位杰出的统治者巴布尔和阿克巴也在印度缔造了一个“民族”王朝——这对在印度教占优势的地区中的穆斯林统治者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穆斯林入侵印度的浪潮共有三次，每次都相隔很长时间。第一次入侵浪潮由阿拉泊穆斯林掀起，他们于712年侵入印度河河口附近的信德地区。这些阿拉伯人未能深入内地，所以，他们对印度的影响很有限。

        第二次入侵浪潮发生于约公元1000 年左右，即突厥穆斯林开始从阿富开境内的根据地不断侵略印度之时。这些侵略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四个世纪，使生命和财产遭到巨大损失。最后结果是：在北印度，有许多穆斯林王国被建立，而在南印度，继续存在着一批印度教国家。但是，即使在北印度，大部分人依然在种族上是印度人，在宗教上信奉印度教。他们并未象小亚细亚的人那样伊斯兰教化和突厥化。其原因仍在于，从北方下来的突厥人与印度原有的千百万人相比，仅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他们能填满的只是政府和军队中的高级职位，种田人。商人和大部分官吏要靠他们的印度教臣民来充当。确实，在某些地区，大批大批的居民已改宗伊斯兰教，尤其是一些低级种姓——他们想通过这一新宗教摆脱剥削。然而，当1500年第三次穆斯林入侵浪潮随着莫卧儿人的到来而开始时，印度事实上仍是一个印度教占压倒优势的地区。

        这些新来的人也是突厥人，他们的首领是伟大的突厥征服者帖木儿（别名为“跛帖木儿”）的直系后裔、引人注目的巴布尔。巴布尔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在突厥斯坦的费尔干纳小公园，但他早年便将它丧失。以后，他曾占领帖木儿的华美异常的故都撒马尔罕，但又很快地失去。此后，他又进行了多次的冒险、征服和逃跑，直到他本人承认他对这种“象棋盘上的王在格子之间移来移去”的流浪生活已十分厌倦时为止。1504年，意外的幸运突然降临，他率领300名衣衫槛褛的部下攻占了阿富汗的喀布尔。从那里，巴布尔将贪婪的目光投向南面的印度肥沃平原。大约20年后，胜利来了：他在由奥斯曼土耳其人操纵的火绳点火滑膛枪和火炮的支援下，竟奇迹般地以12，000人的小部队打败了印度的10万大军。他乘胜占领德里，作为他的新首都。四年后，巴布尔去世，但他的儿子们继续走他的道路，帝国迅速发展。在巴布尔的孙子、著名的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统治期间，帝国臻于鼎盛。

        阿克巴是莫卧儿王朝最杰出的皇帝。他征服了西方的拉杰布达纳和古吉拉特、东方的孟加拉和南方德干高原上的几个小国，使帝国领土大为扩展。当时，莫卧儿人的统治已从喀布尔和克什米尔扩大到德干高原，后来，在奥期则布（1658—1707年在位）的统治下，更进一步扩大——几乎扩大到半岛南端。除了赫赫战绩外，贝克巴还是一位兴趣广泛、多才多艺、极为了不起的人物。他虽然未受过教育，但多思好问、智力敏捷；对此，就连那些熟识他的耶稣会会士也不得不表示钦佩。他活动范围之惊人，会使人联想到彼得大帝一世。阿克巴同这位俄国沙皇一样，酷爱机械，他在冶金方面的研究以及对火力更大的枪炮的设计，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学习绘画，爱好音乐，是打马球的好手，而且会演奏各种乐器——锅鼓是他最喜爱的一种。

        阿克巴对宗教和哲学的兴趣尤其浓厚，他不断地寻找一种能满足他个人及其臣民的需要的教义。最初，他的思考局限在伊斯兰纸范围内；但1575 年，33岁时，他修建了一座礼拜堂，在那里，他与各种宗教的学者讨论神学。阿克巴被印度教徒、印度袄教徒、祆教徒、耆那教徒和基督教徒讲解的教义强烈地吸引住了。耆那教徒使他不食肉、禁止杀害动物。葡萄牙耶稣会会士使他派人将《福音书》译成波斯文、使他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上圣母玛利亚大像章和参加集体圣礼。此时，耶稣会会士认为阿克巴可能会皈依他们的宗教，但最终他却创立了良己的一种全新的宗教“丁一伊拉赫教”，即“神圣宗教”。其主要特点是：含糊的一神论；阿克巴为神主在人间的代理人，是教义的唯一解释者。这一新家教的教义是折衷主义的，它揉合了许多宗教各自的一些内容，尤其是印度祆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的部分教义。

        阿克巴的动机不仅是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还想提供一种能使他的印度教臣民和穆斯林臣民联合起来、能锤炼出一个新印度的共同的宗教信仰。无论“神圣宗教”多么满足他自己的宗教需要，它对国家没产生什么影响。这一宗教过于需要智力，不能吸引群众，甚至在宫廷，也没有多少皈依者。但是，阿克巴借助他的合成宗教未能得到的东西，他在结束对印度教徒的歧视、规定他们与穆斯林地位平等时获得了。他废除了印度教徒前往圣地朝拜时须缴纳的香客税。取消了对印度教徒的人头税——这种税，所有穆斯林国家都向它们国内的非伊斯兰教徒征收。阿克巴还让印度教徒担任国家高级职务；印度教徒不再把莫卧儿帝国看作是敌国。阿克巴梦寐以求的新印度——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一个由穆斯林主人和印度教臣民组成的分裂的国家开始出现。

        不过，这里应该强调一下：莫卧儿帝国与无疑是穆斯林的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大不相同，其上层建筑是穆斯林的，而基础则是印度教的。统治国家的王朝和宫廷是穆斯林的，一般的艺术和高级文化大多受到波斯模式的影响，波斯语是宫廷、公众事务、外交、文学和上流社会的语言。可是，在这莫卧儿统治机构和居支配地位的波斯文化的底下，流着一股强大的印度教的潜流。大部分人依然忠于与严格地信仰一神的伊斯兰教极其不同的、刚开始发展的、信仰多神的印度教。乡村群众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与统治集团的截然不同这一事实已为当时的外国人所知道。有位研究这一问题的权威说，“1700年时，莫卧儿帝国在普通的外国人看来是印度人的，就象19世纪时，满族帝国在居住中国的外国观察者看来，是中国人的一样。”

        这三个穆斯林帝国都是头等军事强国。关于这一点，在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于1525 年12月发给奥斯曼帝国苏丹苏里曼一世的呼吁书中，可找到有力的证明。这份呼吁书的内容是请求土耳其人进攻哈普斯堡王朝的首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苏里曼于1526年作出响应：渡过多瑙河，侵入匈牙利，从而减轻了弗兰西斯所受到的压力。这仅仅是土耳其人多次远征中的一次；这些远征不仅援助了法国（和顺便为土耳其人提供了更多的领土和战利品），而且还援救了路德教异教徒——因为土耳其人的远征使哈普斯堡皇室的注意力从德意志转移到受威胁的多瑙河边界区。穆斯林军事力量竟然大大地有助于正处在关键性的形成阶段的新教事业，确似乎有悖常理。反过来，波斯人通过与哈普斯堡皇室合作、反对他们共同的土耳其敌人，也大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发展。波斯为了反对奥斯曼帝国，开辟了第二战场，使奥斯曼帝国无法以全部力量攻击欧洲；这一做法颇同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对付德国的手段。

        穆斯林军队在火炮装备方面通常落后于欧洲军队。他们靠欧洲人供给最先进的大炮和最富有经验的炮手。不过，这种差异仅仅是程度上的。因缺乏火炮而无力抵御进攻的情况，对穆斯林帝国来说，并不存在。穆斯林军队可获得大量装备，只是这些装备并不象当时最好的欧洲军队的装备那样有效和得到很好的操纵。

        另一方面，穆斯林世界的庞大兵力给欧洲观察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据估计，阿克巴时期，整个印度常备军总数达一百多万人，较1914 年时的印度军队多一倍以上。而且，这些庞大的军队在诸穆斯林帝国臻于鼎盛时，都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由于明显的地理上的原因，欧洲人对土耳其军队非常熟悉，与他们打交道有大量的直接经验。这种经验使欧洲人对土耳其军队印象深刻，并很尊敬。苏里曼一世统治期间，哈普斯堡皇室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奥吉尔·吉斯莱恩·德巴斯贝克的报告是颇有代表性的。1555年，德巴斯贝克参观了一所土耳其兵营，之后，他在给家里的信中这样写道：

        “象哈普斯堡皇室和奥斯曼帝国”那样不同的世界之间的斗争必定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我一想到这一点就不寒而栗。…在他们方面，他们所属的帝国极为富有、资源未受损耗、使用武器熟练、军队富有作战经验、胜利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甘愿忍受艰苦、团结一致、秩序井然、纪律严明、崇尚节俭、行事谨慎。在我们方面，则是国库空虚、习惯奢侈、资源耗尽、精神颓丧、军队缺乏作战经验且桀骜不驯、将领们贪得无厌、纪律无人注重、到处是胡作非为、人们沉溺于酗酒和淫逸放荡，而最糟的是，敌人们习惯于胜利，我们习惯于失败。这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会导致怎样的结果，难道我们还拿不准吗？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唯一的障碍是波斯；波斯地处这些侵略者的后方，迫使他们须谨慎行事。他们对波斯的畏惧使我们获得喘息时间，但这仅仅是暂时的。

        行政效率所有穆斯林国家的皇帝都对他们的臣民有着绝对的权力。因此，国家行政管理的好坏取决于帝国首脑的才能如何。16世纪时，穆斯林国家的皇帝都是些才能非凡的人。可以肯定地说，苏里曼、阿拨斯和阿克巴比得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君主。例如，在波斯，有位英国旅行者说，“这位国王（阿投斯）登基后，彻底制服了这一国家；一个人只要手执棍棒，无须携带其他武器，便可安然无恙地在这一国家旅行。……同样，在印度，阿克巴拥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官僚队伍，官吏的品级用骑兵的军衔来表示。在莫卧儿帝国的行政部门任职，待遇优厚，且有希望得到迅速的晋升，因而，吸引了在印度的和从国外来的最优秀的人物。据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官吏是外国人，如波斯人和阿富汗人；其余的是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官吏去世后，其财产由皇帝继承，其职位成为空缺。这就减少了贪污腐化和世袭占有之类的弊病，这些弊病当时正困扰着西方诸国。税收工作由一位有资格直接觐见皇帝的大臣掌管。税务部门不受各省总督支配，有完全的自主权。它负责估定和征收土地的收益，也负责征收关税和营业税。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官吏们有权在新开垦荒地的地区减少赋税。

        由于阿克巴向所有臣民开放他的官僚机构，所以，任命和擢升官吏的标准是才能而不是宗教。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巴斯贝克对奥斯曼帝国的这一行政管理制度也确切地作了同样证明：

        苏丹在任命官员时，并不重视那些因拥有财产或地位而自命不凡者。……他根据是非曲直来考虑每件事，并仔细调查所要提升的人的品行、才能和性格。在职人员只有立功才能得到晋升；这一制度保证了各种职位仅仅分配给那些有能力的人。……因此，在土耳其人中间，荣誉、重要职位和法官职务是作为对杰出才能和卓越贡献的报答。如果有谁不诚实、懒惰或租枝大叶，他就会继续留在阶梯的最低一级，成为人们蔑视的对象。……我们的思想与此不同，在我们那里，空着的职位决不留给那些立功的人；衡量一切的标准是出身；显赫的出身才是在公共事业中得到晋升的唯一的关键所在。

        就经济标准而言，近代初期诸穆斯林国家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发达国家。无疑，当时的西欧人也这样认为；他们为了远远地抵达传说中的印度和香料群岛，愿意面对任何艰难或危险。奥斯曼帝国离西欧人的老家较近，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经济单位。它范围广阔，气候多样，这就保证它实际上能做到自给自足。匈牙利、瓦拉几亚、小亚细亚和埃及的肥沃平原生产了充裕的粮食和原料。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和其他古老城市的熟练工匠制造出大量手工业产品。帝国还拥有巨大的木材资源和重要的矿藏，尤其是铁、铜和铅。奥斯曼帝国辽阔的边地提供了巨大的自由贸易区，所有这些货物都可以在那里畅通无阻地买进卖出。帝国地处陆、海会合处。这一战略位置也大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和过境贸易。

        帝国的繁荣也在国库里留有大量的剩余物资上反映出来。1526至1550年间，苏里曼的岁入总数约达600万个达卡银币；他的岁出总数约达450万个达卡银币。当时，帝国繁荣的另一迹象是，即使信基督教的农民，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境况也较为不错。他们只须缴纳小额的人头税和约占农产品十分之一的什一税；至于封建领地上的佃户，还须为封建领主尽少量义务，这些义务并不沉重。当时的旅行者常评论说，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民负担的税不太重，他们的经济情况普遍地比邻近的基督教国家的农民要好些。实际上，马丁·路德也曾说过，“一个人在德意志地区会发现，有些人期望着土耳其人及其政府的美好前景，有些人宁可隶属在土耳其人之下，也不愿受皇帝和诸侯们的统治。”

        对大部分欧洲人来说，比奥斯曼帝国更令人着迷的是遥远、奇异的印度。印度，能织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纺织品，尤其是细纹棉织品；这种绵织品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无与伦比的。印度，还充当从香料群岛向西运送的货物的集散地，有着极为丰富的香料。正是印度，从罗马帝国早期起，使欧洲的金银向外流尽——这一事实是那一时期里注重金银的欧洲人极难以忘怀的。正如他们中的一个人所说的，“所有国家都带来了货币，同样地运走了商品；而这些货币到了印度就给埋藏起来，不再外流。”确实，当欧洲人能直接看到印度农村时，他们不免会注意到实际上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的农民群众的悲惨境况。但是，那时的印象不如今日那么深刻，因为当时，欧洲的农民也过着接近最低生活水平的生活。对那时的欧洲人来说，有关莫卧儿统治者极其慷慨以及朝臣和最高行政官员财产惊人的传说更富有吸引力。这些传说是正确的；后来，当英国人从衰落的莫卧儿人那里夺得对印度的控制时，证实了这一点。罗伯特·克莱夫在到达印度后的几年里，曾写信告诉父亲，他得到的财富

        使我能在祖国过上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好生活。……我已给姐妹们每人汇去2000英镑，并将在适当时候照顾弟兄们。我想劝拉斯姐妹尽快结婚，她们没有时间可浪费。你没有必要再当律师。……你现在可以吩咐教区长作好修缮旧斯泰克“克莱夫一家在什罗郡的住宅；过去，他们因贫困而被迫离弃了它”的一切准备工作。……如果我能进入议会，我会非常高兴的。……

        穆斯林商人对南亚贸易的控制，与穆斯林帝国的财富一样，具有重要意义。香料贸易尤其重要；香料一词在当时包括各种各样的东方物产：芬芳的甘松香；可用以止血和清洗血腥的檀香；妇女们极为欣赏的树胶脂格篷香胶；龙诞香、樟脑、苦艾和象牙；诸如锡兰肉桂、肉豆蔲干皮、肉豆蔻、丁香、多香果、姜和辣椒之类的调味品，其中，辣椒居首要地位。香料在只晓得用盐处理食品、对其他食物保存技术知道得很少的世界里，是极受欢迎的。好几个世纪里，香料与其他许多商品如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棉织品一起，由人们沿着南、北部的商人路线来回运送；南部的路线是从东印度群岛和印度沿着印度洋、再上溯波斯湾或红海而抵达叙利亚和埃及诸港口，北部的路线是从远东穿过中亚而进抵黑海沿岸和小亚细亚诸港口。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中亚的局面变得非常混乱，1340年以后，北部的商路实际上已堵塞。此后，大部分产品汇集到那时以前受控于穆斯林商人的南部的海路，顺海路运往各地。

        这一贸易大大促成了穆斯杯世界的繁荣。它不仅以关税形式提供了政府税收，而且还为与贸易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成千上万的商人、职员、水手、造船工人、赶骆驼者和码头工人提供了生活来源。印度商品卖给亚历山大的意大利中间人时，按成本涨价20成以上；这事实可说明牟利程度。开罗从这一贸易中获取了厚利；15世纪的旅人在描述开罗时说，其规模有巴黎的三倍之大，人口有五倍之多，城内设有街道照明系统、一所很大的公共医院和几家孤儿院，此外，还有学校、学院、庄严的清真寺、豪华的宫殿和宏伟的公共建筑物。

        葡萄牙人于1498 年闯入印度洋，迅即控制了这一可获厚利的贸易的大部分。但是，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并非因为他们的商品优良或者经商技术高明，而是由于他们的海船和枪炮占有优势。实际上，我们将发现，葡萄牙人最初境况窘迫，他们没有什么可用来换取自己所垂涎的物品，只是不久从墨西哥和秘鲁的矿井中源源涌来的大批金银才将他们从这一窘境中解救出来。

        宗教信仰自由伊斯兰教在基督教徒心目中，通常等于宗教狂热。但16 世纪时，基督教世界中的宗教狂热很可能较穆斯林世界中的更普遍。这是个宗教战争不息的时期：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老是互相残杀，而且两者都不断地迫害、劫掠犹太教徒。确实，在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也存在着不宽容或残酷的迫害。然而，事实依旧是，印度教徒在穆斯林莫卧儿人统治下享有的自由，比起任何居从属地位的宗教团体在基督教欧洲享有的自由。要大得多。此外，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待遇较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待遇要好些，也是无可怀疑的。

        这一点可由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在基督教西班牙的命运得到说明；众所周知，他们在那里遭到残忍的蹂躏，不得不逃走。但是，人们不十分清楚，大批犹太难民逃到奥斯曼帝国后，却找到了他们在西方所得不到的宽容。犹太移民常是些身怀技艺、颇有办法的人，因此，他们为自己的新祖国作出了大量贡献。实际上，有位奥斯曼苏丹曾说过，他无法理解西班牙国王为何会愚蠢地准许如此宝贵的臣民离开自己的王国。“这位斐迪南，怎么能说是‘英明的’——他让自己的国家贫困，以便使我的国家富裕。”下面这段话也值得注意，它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夫人、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于1717年写的，描述了犹太教徒在奥斯曼帝国的境况：

        我注意到，绝大部分有钱商人都是犹太教徒。在这国家，犹太教徒势力惊人。他们享有所有蒙昧的土耳其人所享受不到的许多特权；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团体，由他们自己的法律管辖；他们控制了帝国的全部贸易——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内部有着牢固的联盟，一方面是因为土耳其人生性懒散、不够勤奋，而他们在这方面恰好相反。每个帕夏手下都有犹太教徒，他是柏夏的管家，参与帕夏的所有机密，经管帕夏的一切事务。不管是订立契约、接受贿赂，还是转让商品，都要经过犹太教徒之手。他们是达官贵人的医生、管家和译员。

        奥斯曼帝国的绝大多数非穆斯林臣民都是基督教徒，而不是犹太教徒。这些基督教徒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基督教徒一样，可以自行按自己的愿望做礼拜，受到的限制较少。其原因主要在于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法承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跟穆斯林一样，是圣经的臣民。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奉有一部暴典——一部成文的启示录。他们的宗教信仰被认为是合法的，只是不够完全，因为穆罕默德已取代摩西和耶稣基督。因此，伊斯兰教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颇为宽容，允许他们在受到某些限制和付出若干代价的情况下奉行其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也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恰当规定。它是一部宗教法典，也是一部民法典。因之，伊斯兰教在宽容非穆斯林的宗教时，也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这一政策是通过准许非穆斯林臣民组织成米勒特即拥有自己的教会首领、享有自治权的社团，得到落实。各宗教团体都有各自独立的米勒特：希腊东正教的、由启蒙者圣格列高利创立的亚美尼亚教会成员的、罗马天主教的、犹太人的以及新教徒的米勒特。这样，土耳其人便使他们的非穆斯林臣民能比较自在地管理自己。

        诚然，奥斯曼帝国的非穆斯林享受不到完全的宗教平等。他们不得骑马或携带武器，必须穿独特的服装以和真正的信仰者区别开来。他们的住宅不能高于穆斯林的。他们不可以修缮自己的教堂或敲钟，除非经特别许可；而这种许可很难得到。他们必须缴纳额外的人头税，这种税在印度已为阿克巴所免除。不过，尽管有这种种不公平待遇，不遵奉国教者在苏里曼统治下的境况比在查理五世或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统治下的境况要好些。他们可以自由地保持自己的宗教，可以去自己的教堂或犹太教堂做礼拜，可以有自己的牧师；他们只要接受苏丹的统治，便可在管理自己社团的事务时很少受到土耳其官吏的干涉。

        处于威尼斯人统治下的塞浦路斯、克里特及其他一些岛屿上的希腊人，比较起来也都更喜欢早先土耳其人的统治，因为土耳其人让他们的公社享有自治权，并给他们以宗教自由。而威尼斯人则使他们受到中央集权的控制，并让天主教神父不断地劝诱他们改变宗教信仰。1710年，法国旅行者莫特雷耶在希腊西海岸的莫顿登陆时，发现市民们对他们的统治者即大约11年前赶走土耳其人的威尼斯人，都极其仇视。当地有位居民向莫特雷耶抱怨说，“他们的神父到我们跟前来攻击我们的宗教，还老纠缠着要我们信奉他们的宗教；这种事，土耳其人可从来没想到去做。正相反，他们给了我们本想要的全部自由……”

        穆斯林世界在文化上和在宗教政策方面一样，取得了很高成就。16世纪时，诸穆斯林帝国的文化已很丰富、复杂、多样。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在中东和南亚曾繁荣一时的诸伟大文明——拜占庭文明、埃及文明、叙利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诸穆斯林国家地处中心地区，从来自外界——欧洲和中国——的相当大的文化影响中获益匪浅，促使它们的文化虽然也许不象古希腊或近代西方世界的文化那样生气勃勃、富有独创性，但也取得了高度成就。

        尤其是在建筑艺术上，穆斯林留下了至今仍保持其原有地位的精美作品。那时的建筑风格实际上因地而异，反映了地方传统和附近地区的影响。今天，耸立在开罗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清真寺礼尖塔就和建在北非西部的清真寺礼尖塔大不相同；前者轮廓优美，而后者则呈方形、较厚实。在印度，莫卧儿人将波斯和印度建筑中的一些成分揉成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其特点是采用球形穹窿顶（即将其穹隅的顶点支在细长住上的圆屋顶）和高耸的拱门。可代表印度伊斯兰教建筑艺术的杰出纪念物有不少。其中，有阿克巴所建的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城，城中建有瑰丽壮观的清真寺、陵墓、公共浴室和宫殿；还有沙.贾汗在德里所建的、内庭设有著名的孔雀宝座的宫殿以及这位皇帝在阿格拉郊外所建的更为著名的泰吉·玛哈尔陵。

        这一时期的波斯建筑具有一个特别令人愉快的特点：将色彩鲜明的建筑物造在有着池塘溪流、令人赏心悦目的花园里。萨菲王朝的君主的许多宫殿都建在这样的大花园里。奥斯曼帝国的建筑也处于生气勃勃的状态。世界闻名的锡南帕夏的了不起的一生可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他最初是一名打仗时负责架桥筑渡口的军事营造官，不久，受帝国统治者和高官显贵们的委托，专门从事建造清真寺和宫殿。在他长达90年的一生中，他工作起来总是干劲十足、成绩卓著，所以，他赢得了“土耳其的米开朗琪罗”这一国际声誉。帝国各地，从波斯尼亚到麦伽，他都留下了显露自己才华的标记。到 1679年去世前，他至少建造了343座建筑物，其中包括81座清真寺、55所学校、50座小教堂、34座宫殿和33所公共浴室。他有两个弟子还是印度泰吉·玛哈尔陵的设计者。

        历史和传记类著作在穆斯林国家也很流行。埃及人在编纂将过去的知识分类编排的百科全书性著作方面，尤为积极。社会科学方面，最杰出的人物要数突尼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他在自己的大部头杰作《通史导论》一书中，试图把历史当作一门科学来论述，概括地提出一种世俗的历史哲学。由于他研究了伊斯兰教帝国的盛衰，所以他能对所有帝国的兴亡作出概括。他特别强调了诸如民族的团结精神、奢侈淫逸的腐败影响以及缺乏过危险生活的机会之类的因素。赫勒敦思考的范围之广泛，使人不免会联想起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文学，是穆斯林国家的人们极感兴趣的又一领域。这方面，波斯人可为世所公认的大师，他们创作了不少受到普遍赞美和模仿的作品。不过，按西方的鉴赏标准，穆斯林的散文和诗歌似乎有些矫揉造作、过于讲究修辞。其作品内容服从于表达形式。主要关心的是许多修饰方法的运用：移字母构新词，同音异义词（发音相同但意义不同的词，如reed和read，回文（可顺读、也可倒读的诗句），装饰（诗句排列成几何图案），四边形（诗句排列成矩形，可横读，也可竖读），隐匿（故意避免采用字母表中的某一字母），谜语（一些用数字表示的日期可由某些词中预定的字母数值的总数获得）。除了这些精巧的修辞方法外，波斯作家还忠实地重复某些传统的用语和联系。“圆脸”、“丝柏状身材”和“鲜红鱼嘴唇”都千篇一律地经常出现。如果“夜莺”给提到了，“玫瑰花”就决不会在远处。穆斯林作家在这种狭窄的框架内关心他们所熟悉的少数主题，反复不断地用愈益美丽的语言和愈益巧妙的措辞来加以表达。

        除这些主要的文化活动领域外，穆斯林在其他几个方面也很出色，其中包括绘细密画、编织地毯和纺织品、烧制瓷器、鞣制皮革和制作珠宝饰物等方面。

        16世纪的穆斯林世界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苏里曼、阿克巴和阿拔斯统治的帝国至少堪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相匹敌。然而，17世纪时，这些帝国开始突然衰落。到18世纪，它们已远远落后于西欧，而且至今仍落后。

        一个解释是，统治这些帝国的王朝都很腐败。1566 年，谢里姆二世继承苏里曼一世。他懒惰、愚钝、放荡，嗜酒如命，其臣民都称他为酒鬼谢里姆。然而，他的腐化堕落还不如他以后的许多可耻的继任者那么严重。这一时期，有位奥斯曼帝国的朝臣曾写道，易卜拉欣一世于1649年成为苏丹后，便“落入后宫的亲信和同伴、侏儒、哑巴、宦官及女人们的手中……他们一道把所有的事都弄得一团糟。”这同样的情形也发生于波斯；在波斯，阿拔斯的继承人于1629年登上王位后，也受制于后宫的影响。

        在印度，帝国的衰落始于奥朗则布（1659 -1707年在位）执政时。奥朗则布是一位能干的将军、出色的行政官和一位谨慎、勤勉的统治者。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缺点：不能容忍其印度教臣民，尤其是在他漫长统治的后半阶段。他将阿克巴制定的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政策视作恰恰是对伊斯兰教思想的否定。1669年，他下令“废除异教徒的所有庙宇和学校。” 10年后，他又向印度教徒重行征收一世纪前已由阿克巴取消的人头税。奥朗则布还尽可能完全地把印度教徒赶出军队和官僚机构。这种种歧视手段自然引起广大印度教徒的强烈反抗。战争爆发了，并延续到固执的奥朗则布91岁去世时。奥朗则布把印度留在紧张、虚竭的状态中，而他的后继者都是些可悲的怪家伙，根本无能力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这个曾产生过杰出的巴布尔、阿克巴和同样杰出然而误入歧途的奥朗则布的王朝，此时又出现了“无头脑者”巴哈都尔沙和“快活人”即 “贪图享乐者”穆罕默德沙。所以，18世纪，随着穆斯林反对印度教徒、波斯人和阿富汗人自西北部进犯以及欧洲人窃据沿海立足点，印度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

        这种王朝的腐败对穆斯林世界来说，尤为严重；在穆斯林世界，政治权力集中于统治者本人之手。土耳其谚语道：“鱼烂头先臭。”不过，王朝的没落并非造成穆斯林国家遭摧毁的唯一因素。所有欧洲王室都有过昏聩无能、不负责任的统治者，但他们的国家并未因此而衰亡。

        对于穆斯杯世界的种种不幸，还有一个较根本的解释：它缺乏欧洲的动力。它未经历过前章所提到的、这些世纪中正在使欧洲社会发生彻底变革的种种影响深远的变化。

        例如，在经济领域，无论农业、工业、金融方法或商业组织，均末发生根本变化。如果17、18世纪中，有位旅行者进入穆斯林国家，那他一定会看到早500年时十字军战士已目睹的经济惯例和经济制度。事实上，17世纪末，有位英国人确访问过君士坦丁堡；他对那里的萧条和衰微作了十分生动的描写：

        在君士坦丁堡，假如哪位远道而来的异乡人需要合身的衣服，需要布置房间用的家具，需要可供学习、消遣的书籍或地图，需要纸、笔、墨水、餐具、鞋、帽子，总之，需要那些几乎在世界各城市都可找到的物品，那么，他将会发现，除了一些质量极为低劣、叫人都弄不清可派什么用场的物品外，几乎啥也没有。摆出来待售的少数商品；要么是英国的、不适宜其他任何市场的出口货，要么更糟，是德意志和荷兰仿效英国造的仿制品。……假如哪位外国人丢逛集市，他能见到的只不过是拖鞋、用烂皮革制的粗陋的长筒靴、粗劣的棉布、烟斗、烟草、咖啡、餐馆、药材、花卉、旧手枪、短剑以及世上最差的制成品。……如果从君士坦丁堡的外表看，它似乎是欧洲最富裕、最繁荣的城市；如果细察其内部，它的惨状和缺陷教人触目惊心，只能把它看作世界上最低劣、最贫困的都城。

        以上引文的作者即那位旅行者，在结束自己的叙述时还下了这样一句评语：“要是隶属英明的政府，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说不定会得到地球上所有商国的财富。”这句话意味深长，因为经济上的停滞不前与穆斯林帝国政府的腐败密切相关，是无可置疑的。正如巴斯比卡所说的，只要统治者精悍、开明，专制帝国就能顺利、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衰弱了，那么，朝臣、官吏和军官们就会勾绪起来，诈欺社会的生产阶级，不管后者是农民、工匠或商人。他们的敲诈勒索无人管束得了，扼制了私营企业和对个人富有激发力的因素。平民百姓中凡是稍微露富的，均为肆意搜刮者的攻击对象。因此，商人们都藏匿自己的财产，而不公开进行投资，以扩大自己的买卖。这一点已一再明确地为外国观察者所证实。例如：17世纪中叶，法国医生弗朗索瓦·伯尼埃在埃及、波斯和印度呆了几年，他写道：

        农民、工匠或商人受了伤害，却找不到一个能倾听自己诉苦的对象；象法国那种能制止残忍的压迫者“总督、封建主和税吏”胡作非为的杰出的君主、议会或地方法院的法官，在这里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没有什么能鼓励人们去从事商业。经商者若取得成功，生活并不会过得更好，相反，只会激起附近暴君的贪欲；暴君手执权柄。老在伺机攫取任何人辛勤劳动的果实。假如有谁得到财产……他的生活决不会过得比以前舒适，他也决不可摆出付生活优裕自在的样子，相反，他须琢磨装穷的办法：衣着、住所和家具得依然简陋不堪；尤其是，得始终注意看，不可沉迷于饮食之乐。同时，他的金银钱财还须深深地埋藏在地底下。……

        农民不能不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暴君也许明天就会来，用贪婪的手夺去我所拥有并看重的一切，连能使我的悲惨生活得以苟延下去的东西……也不留下，我干吗要为一个暴君卖命呢？

        我所提及的一些事实，足以说明亚洲国家迅速衰落的原因。正是由于这种糟糕的政体，在印度斯坦，大多数城市都是用泥土和劣质材料建造的；而且，所有的城镇，只要不是已经毁灭和遭到遗弃的。都具有行将衰微的明显标志。

        得出这些结论的，并不只是外国观察者。有位叫约翰·普里戈斯的希腊商人，离开受土耳其人统治的祖国后，在阿姆斯特丹发了队在那座城市里，人们能够平安、公平地做商业买卖；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过一番很能说明情况的抱怨的话：

        但是、在土耳其人统治下，谁也无法生活。土耳其人不讲秩序，也不讲公道。如果资本为一千，他们就要让它增加10 倍，结果，他们去劫掠其他人，让其他人受穷，他们不明白，其臣民的财富也就是其王国的财富。……他们是完全不讲公道的，而且，他们什么都创造不了，只会搞破坏。愿上帝把他们毁了，使希腊能成为基督教的，使正义能占上风，使政府能象左欧洲那样得到建立；在欧洲，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权益，不用担心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

        帝国衰微的又一症状和原因是，穆斯林对西方有一种优越感：妄自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当时，他们根本没想到，自己或许能从邪教徒即异教徒那里学到些什么。他们这种态度，部分是源于宗教偏见，部分是源于伊斯兰教在早先数世纪里的惊人成就。伊斯兰教已从沙漠滩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教派成长为世界上是大的、发展最迅速的宗教——它在1500年时便已达到这一境地。因此，凡是有关基督教欧洲的东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学者就看不起，示以轻蔑和傲慢。1756年，当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宣告法奥同盟（它标志着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成立时，还得到草率无礼的通知：奥斯曼帝国政府 “对一头猪与另一头猪的联合”不感兴趣。这种态度，在16世纪也许是可理解的；在18世纪，则是荒唐的、自取灭亡的。

        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所带来的最有破坏性的一个后果是，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之间，特别是在愈益重要的科学领域，放下了一道思想铁幕。实际上，穆斯林学者对于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方面、维萨里和哈维在解剖学方面、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在天文学方面所作出的划时代的成就一无所知。不但他们不了解这些科学进步，而且他们自己那时什么也没做，也不打算将来做些什么。

        这种无知和唯我独尊不能归因于伊斯兰教本身。据传说，“去寻求知识吧，哪怕远到中国”这句格言就是穆罕默德说的。中世纪穆斯林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辉煌成就也表明，不能将伊斯兰教与思想发展的停滞相提并论。所以，穆斯林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不该到伊斯兰教的信条中去找，而应用近代初期伊斯兰教奄奄一息的状况来解释。近代初期，伊斯兰教已没落到它只是意味着履行一系列宗教仪式和熟记天赐教典的程度。这种状况又影响到教育，使教育倒退到只是以穆斯林的宗教研究为中心，而这种研究颇为肤浅，只是以琐细无意义的分析为主要方法。

        关于这一点，伯尼埃的观察报告和绘论特别有价值。伯尼埃曾受业于法国著名科学家皮尔·伽桑狄，是位训练有素的医生；后来，1656至1668年，他一直生活在中东和印度——主要是在印度。伯尼埃认为，穆斯林世界的教育和科学之所以毫无成效，一方面是因为剥削人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是因为极其缺乏从事实验性的、可检验的科学研究的观念或愿望。他写道：

        普遍、极度的无知是我所努力描绘的那种社会状态的必然结果。在印度斯坦，即便有人适当地捐赠基金，难道就能创办起专科学校和学院？我们上哪儿去找创办人？或者，就开院校建立了，上哪儿去聘学者？其财力足以资助子女上学的人又在哪儿？或者，就算有这样的人，谁又敢于露出如此明白的证据表明自己很富有呢？……

        这些异教徒“印度教徒”对于解剖学一窍不通，并不出人意外。他们从未切开过人或牲畜的躯体。我们家里的那些人每当我剖开一头活的山羊或绵羊，以便解释……血液循环时，总要大为惊异，恐怖地逃走。……不过，尽管他们也承认自己对这门学科一无所知，却断言，人体的血管不多不少，正好五千条，仿佛他们已仔细计算过一样。

        关于地理学，他们同样全然无知。他们认为：世界是扁平而呈三角形的；它由七块美丽、完善和居民各各不同的独特聚居地组成，每块聚居地都为自己特有的大海所围绕；一个是牛奶海，另一个是糖海，第三个是黄油海，第四个是酒海，等等……最后，这整个世界靠许多大象用头支撑，大象偶尔一动，便是地震的起因。

        可说明穆斯林帝国何以衰落的最后一个因素是，这三大穆斯林帝国都是陆上帝国。它们的缔造者土耳其人、波斯人和莫卧儿人都是没有航海传统的民族，因此，他们的帝国都面向陆地、背朝大海。诚然，这些帝国确也包括了某些长期以来一直进行海上贸易的地区。奥斯曼帝国版图内的埃及，作为南亚和欧洲之间交换香料和其他商品的一个贸易中心，在当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莫卧儿帝国疆域内、位于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屡屡派遣船队来抵东南亚、西达中东，在当时也已为时很久。埃及于1517年为土耳其人所征服，古吉拉特则于 1572年为莫卧儿人所征服。这些新来的统治者对海外贸易极不感兴趣，因此，当葡萄牙人开始夺取印度洋上所有的战略位置时，他们未采取行动加以制止。土耳其人确曾派出几支远征队顺红海而下，但是，这些远征队与他们派往波斯和中欧的陆上远征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莫卧儿帝国的皇帝在葡萄牙私商夺取对印度洋商船航线的控制时，也未有效地帮助他们的古吉拉特邦臣民进行抵制。

        这种形势的意义在于，欧洲人能在不遭受以往一向控制欧、亚之间大部分贸易的穆斯林的反对的情况下，成为世界商船航线的主人。其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对世界贸易的控制使欧洲人极大地富裕起来，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于是，一个恶性循环逐步形成：西欧因从事世界性贸易而愈来愈富裕、愈来愈拥有生产力和动力、愈来愈实行扩张政策，而一度令人生畏的穆斯林帝国则因很少参与新的世界经济而仍处于静止状态，并愈来愈落到后面。

        后面论述儒家世界。那里的情况尽管与穆斯林世界有些局部的不同，但基本上相似——同样的一般性力量在起作用；较西方而言，同样地处于衰落阶段。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966xs.com。966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wap.966x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