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皇帝并不亲赴内阁关注政务，只是让内阁学士票拟，此票拟必须由太监递上，因此司礼监之权，往往超越内阁学士，意即太监之权比宰相还大。

        武宗时之太监刘瑾专权更甚，大臣凡有奏议，竟有改易者。刘瑾这个司礼监，每月呈给武宗皇上之奏疏，必定趁皇上正在嬉戏时，于是令皇上厌烦，不欲理政事，便斥责道：“我用你来干什么？现在又来烦我，快走开。”其实刘瑾本意就是想造成此现象，则他便可乘机弄权矣！于是，每有奏事，刘瑾便代皇上裁决，不再告诉皇上。但刘瑾不学无术，批语荒唐，靠其助手焦芳替他润色。为此事，大臣李东阳首上疏皇上告状，谓刘瑾窃得皇上批答之权，而抵制他们内阁大臣，非常痛恨。其实洪武时曾铸铁牌，挂于宫中，谓：“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但永乐开始，太监就弄权了。此后太监弄权日益嚣张。因此，以后内阁学士等大臣想把握政权者，往往先得交结内监。即使是为皇上信任权重一时的张居正，当时亦不得不交结太监冯保。

        清儒黄梨洲言：明代政府之败坏，乃自明太祖废宰相始。明代一面废相，一面施行严刑峻法。如太祖时设锦衣卫狱；永乐时设东厂，由宦官管治；宪宗时设西厂。武宗时，由刘瑾管西厂。神宗时，由冯保管“内厂”，即是变相的西厂。魏忠贤时，兼设内、外两厂，刑罚更毒。这些成为皇帝的私法庭，可不经政府司法机关，私自处分朝臣，甚至虐杀，其权均操于太监之手。

        总之，永乐年间，设立内监协助有功大臣处理军纪事务，需太监更多。派军出征边疆时亦派太监为监军，协助边塞的巡视，因此太监权力遂侵入于军事。

        其后，明代皇庄之管理，矿税之查收，还有上供、采造等有关财务的措施，也让太监插手，又如永乐中郑和下西洋，侯显出使西番，马骐镇压交趾，都用太监出使。到熹宗时，司礼监魏忠贤大权在握。有浙江巡抚潘汝桢者，竟为魏忠贤在天启六年立生祠，可谓马屁逢迎，无所不用其极。亦有建议将魏忠贤配孔子者，实在十分荒唐。到崇祯年间，重罚搞事内监，有充军者，有处决者，有革职闲住者，太监弄权乱政之风遂被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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