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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中国通史》书籍第二十八章 宋代之文艺复兴

第二十八章 宋代之文艺复兴

        宋与唐比,唐强宋弱,若拿物与文化比,则宋在唐之上。唐虽伟大,但末年局面不可收拾。无宋代即无此后一千年之历史,这要由社会转变讲起。

        唐后是门第社会,与贵族封建不同。宋有统一政府,而无世袭贵族。唐之宰相可有世系,一个家族可出十多位宰相。此乃表示门第社会,今日已没有了。

        南北朝至隋唐有佛教传入,出家是最高第一等人,簪缨是仕宦之家,此非人生真理,但做官不算高,不出家即做居士,皇帝入佛教,封为国师。唐僧即自大门第出家,很伟大。唐僧取经回国,太宗亲迎。社会上和尚称师,社会上之先生,一种是教小孩子,一种是大人在家受学,平民无资格入学,读了书可以做官,做大了官,再跟和尚研究佛法或做居士。

        送儿子出家尚须出大部分家产,故和尚寺很像样。西方中古时期以主教最阔绰,唐代时最阔是宗教与门第,唐末已无门第了。

        后来,黄河北岸藩镇区无人读书。

        长江以南少读书人,只是为了经济。

        大门第多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之区。到五代时已无大门第,也无正式读书人,剩下和尚寺为学习的环境。当时政治日坏一日,社会经济亦日差一日。

        唐代韩愈作《原道》《师说》诸文,认为读了孔子之书应该作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即可以做三种先生:

        “解惑”即启蒙先生,学生是童蒙。

        “授业”即有职业,如医科、法科、文科……西洋有医生、律师的训练。

        更重要的是“传道”,是最高的。〔叶按:钱先生还是劝人信耶稣,不然,可做牧师,要讲道理。〕总之,以上三种先生都不做,总不能光吃饭不干活,那么信基督教做牧师也好。

        韩愈说,孔子亦是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又如柳宗元,当时已有人请他做先生,柳说:“我不作师,蜀犬吠日,但很少有太阳。只有佛教有道。”

        五代时,和尚看世界有变,劝人读韩愈的书。因修齐治平之后,平了天下,和尚才有办法。

        去美国等于鸡犬登天,变成了仙鸡,牡丹虽好,尚需绿叶扶持,故和尚寺要好,先要使国家有办法。

        今日是耶稣与马克思在争一日之短长,孔子与释迦是差了,因国家没有办法。

        五代时和尚不但写作经典,而且也作散文、古文了,也提倡韩愈了,因而宋代出了读书人。

        范仲淹是在寺院读书。范仲淹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秀才便是有资格考大学之学生。

        今日之人,“忧者一身,乐者一身”。范读好书,去睢阳书院教书,后来做到副宰相。他有二子,仍入寺院读书,二子共穿一件衣袍,哥出弟在家。范仲淹在江苏买了田,每年派子回家收租。有一次,儿子收了租回家,说那里荒年。父责骂道:“粮租何不济贫民?”子答:“已济贫民矣。”范仲淹从此设立义庄,穷苦的均可受供养。此制度一直传下来。〔叶按:钱先生家乡无锡,当年仍有延续。穷民受惠无穷。此义庄要派人管理,钱宾四先生读书时曾拿过庄米。〕

        义庄是宋代范仲淹、钱〔编按:据《钱氏宗谱》记载,吴越王钱六世孙钱进在北宋年间迁于无锡,至十八世孙钱正德建七房桥,最初为七房桥村族人聚会的地方,后改为义庄,即怀海义庄。钱穆、钱伟长均受过义庄资助。〕二人开始,称“范朱遗风”。中国如今日新文化运动之后仍有此制度,便不至于如此。

        与范同时的尚有苏北人胡瑗,亦在寺院读书,去泰山栖真观〔叶按:有一年,钱宾四先生去栖真观,因有冯玉祥在观内,故没有进去观看。〕道士所居读书。当时带信与物件很难,因交通不便,山路又远,信面写“平安”二字,以免人未看封内之书而紧张,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胡瑗见封面“平安”两字,便投信入山涧中不拆看了,后来称为“投书涧”。

        胡瑗在栖真观十年,范仲淹在苏州做官,请胡到苏州教书。胡在苏州教书达二十年。后来朝廷知道,请他办国立大学。由此,全中国都办了学校,分为国学、州学、县学及私立书院。先是公立的称学,私立的称书院,后来均称为书院。

        胡瑗是书院的大师,是一千年前的教育家。由此可知书院是由僧寺而来,故每年每一书院必供养一或两位大师,如濂溪书院即为纪念周濂溪。今日中国人不争气,不知道办学院。日本人为纪念王阳明,在台湾草山办阳明学会,建房叫阳明山庄,作为讲学、游憩之所。台湾报纸竟说王阳明来过台湾。世界总要讲个道理,不信耶稣便信马克思。实是希望人信孔子,但孔子穷,办书院是自由的、自动的、自主的,宋、元、明三代均盛,至清衰落。广东有广雅书院,后变为广东省立一中。不要旧的,实在是糊涂。

        如马来的遗迹已毁灭了,只有土地,没有历史。这就是唯物史观,只知有甘蔗、米……

        香港的宋王台、车公庙,都是中古大历史,历史应与教育配合,各地应设书院,如博物馆、图书馆应与古代历史遗物配合。书院内有学田、祠堂、藏书,有无师生,则不在乎,大学毕业只是反面价值,消极而已。

        范仲淹开创好的政治风气,负责任,有人格。

        胡瑗创办新的学术,分经义斋与治事斋,其内包含文、史、哲、法、政、经各科,因此有新的人物产生。因而宋仁宗、英宗、神宗三代后有人才起来。起初只是社会安定,而非觉醒,仁宗以后,士大夫开始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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