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为“人民的权利”，这种解释源于法国大革命，源于卢梭的理论，其实质为一种“集体”的凌驾于个体的人之上的权利。另一种即为作为人个体的权利，这是一种近代英美的概念，源于洛克、约翰·密尔，也源于美国《独立宣言》，它的本质是宣称每个人拥有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利，强调这种权利的神圣性（源于自然法的神圣性）。后者，实际上就是眼下十分时髦的“人权”。

        这种在当时又可被称为民权的“人权”，是以社会的个体本位作为前提的，从这种前提出发，人权又引申出民主、自由和平等。

        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康梁等人所热衷的民权到底属于哪一种呢？还是让我们来看他们是怎样说的。梁启超在《时务报》时期，谈民权谈得最多，他曾这样说过：

        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人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

        从这里看，宛如约翰·密尔《自由论》的口气，所以说，康梁所谓的民权没多少法国气，而更多的是英美味。曾亲自研究过约翰·密尔的严复，当然更是这种论调，还在《时务报》未问世之前，他就在《直报》上发表文章《辟韩》宣称：“民之自繇，天之所界也（注：严复将约翰·密尔《自由论》译为《群己权界论》，文中今译自由者，均译为自繇）。”而民之自治之权，就来源于天赐的“自繇”。

        进一步，由这种天赋“民权”，他们顺理成章地将之导向民主，导向议会政治，甚至导向公开对君主专制的否定。梁启超说：“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何谓缺权？国人有权者，有不能有自主之权者；何谓无权？不知权之所在也。无权恶乎起？曰：始也，欲以一人而夺众人之权，然众权之繁之大，非一人智与力所能任也，既不能任，则其权将糜散堕落，而终不能以自有。”这是公开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尚且暗示君主权力的不合理，至于梁启超等人的私下议论，则更是“非圣非君”，他曾在时务学堂学生的笔记上批道：“臣也者，与君同办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这样说来，君与臣就成了雇用关系，合则留，不合则散，“三纲”就等于一张废纸。这话可以与孔融人之于母，像瓶中装物的妙语相映成趣，启发梁启超思路的是西学，但他灵感的来源却还是传统。

        在另一份的时务学堂学生笔记的批注中，梁启超还写过这样的文字：“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圣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后来，叶德辉、苏舆等人在此条旁加案语曰：“二十四朝之君主，谓之民贼，而独崇一孔子，是孔子之受历代褒崇为从贼矣。”

        谭嗣同这位豪侠之士比他的同志来得更直截了当，他说：“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就像乡下乡社赛会，必须找一个人总领其事一样，如果不称职，就得换掉。又说：“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民之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进而更借“学问冠绝地球”的法国人之口，出言日：“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以泄万民之恨。”

        中国的文人，大概说的和做的总难达成一致。康有为后来的学生总是感到疑惑，不知为何老师推崇民主却要保皇，倡言男女平等却又要左一个右一个地纳妾。其实，梁启超与谭嗣同也未尝不如此，不过性质稍有不同。有英雄豪气的谭嗣同断不会作出不英雄的事来。谭嗣同和梁启超对君主一无好感，甚至还相当嫌恶，可到了变法实践中，他们可以说都对光绪很忠诚，尤其是谭嗣同，进京之后入值军机，杨锐说他最党康有为，然当值尚称安静，说明思想激进的他处理现实问题时很冷静，也很能替光绪着想。政变的危难之际，他首先想到的是纠合江湖侠士营救光绪，最后能逃而不逃，从容赴义，虽然本意并非“以死殉主”，而是要以他的血来唤醒世人，但在形式上却很像是“主危臣死”古之忠臣义士（维新派后来也就是这样推崇他的，甚至还编造出他如何如何地“孝”，事先准备好与父的绝交信，以便洗清父嫌的故事）。

        现实的策略考虑（还有感情因素）使他们不能不从理论口号的高处走下来，从现实出发设计他们的行动方案，对君主的态度如此，对民权的鼓吹也是如此。当他们发现他们面对的是受几千年愚民政策毒化，知识水平低下的一般老百姓时，当他们发现这些老百姓对他们救国为民的变法举动根本不理解甚至误解时，他们就不再迷恋于兴民权的种种“益处”了。至少维新派在湖南的社会改革运动在民众中的命运“教训”了梁启超他们，他们意识到了兴民权必须有个程序的问题，兴民权必须先开民智。首先要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其次还要灌输西方近代政治常识，否则不会选举不会开会，不知义务不明责任，民权根本就兴不起来。梁启超到了时务学堂当总教习后曾对陈宝箴讲：“今之策中国者，必日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也矣，然民权非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这种说法像他们热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往往会导致西方统治东方的殖民逻辑，但是那个时候的他们，看问题往往就像他们仅有的数学常识欧几里德几何学（这是最早引进中国的西学）一样，是平面直线运动，再加上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观作怪，很轻易地就借民智不开的大棒，打掉了一般老百姓的民主权利。

        开民智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工作，他们当时还没有能力想到后来胡适博士想出的“幼稚园民主”的办法，在现实变法政治的急切需要面前，他们很快就把工作从开民智转为“开绅智”，把口号从“兴民权”改为“兴绅权”。“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

        士绅阶层是中国社会的文化精英，有知识、有能力，更重要的是有议政干政的传统。士为四民之首，绅为无冕之官，在中国社会，抓住了士绅，问题就解决大半，至少在太平年景是如此。但士绅们同样昧于世界大势，同样不知近代政治为何物，同样不会开会和选举。更有甚者，“士唯无耻，故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出穿窬之技，以作搭题，甘囚虏之容，以受收检。袌八股八韵，谓极宇宙之文；守高头讲章，谓穷天人之奥”。所以欲兴绅权，必开绅智。梁启超说：“凡用绅士者，以其于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气而已。今其无学无智既与官等，而情伪尚不如官之周知，然则用之何为也？故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

        开绅智、兴绅权，有两种途径。一是兴办学会，在当时的条件下，康梁等人认为组织学会，可以提高士绅的西学水平，使他们了解世界大势，更重要的是可以组织起士绅议政、参政，参加变法。梁启超曾专门著文，以类八股文的形式一笔一笔地将学会的目的、办法、内容、功能等排了出来：

        胪陈学会利益，专折上闻，以定众心，

        建立孔子庙堂，陈主会中，以著一尊；

        贻书中外达官，令成捐输，以厚物力，

        函召海内同志，成令入会，以博异才；

        照会各国学会，常通音问，以广声气，

        v函告寓华西士，邀致入会，以收他山；

        咨取官局群籍，概提全分，以备储藏，

        尽购已翻西书，收庋会中，以便借读；

        择购西文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

        广翻地球各报，布散行省，以新耳目；

        精搜中外地图，悬张会堂，以备浏览，

        大陈各种仪器，开博物院，以助试验；

        编纂有用书籍，广印廉售，以启风气，

        严定会友功课，各执专门，以励实学；

        保选聪颖子弟，开立学堂，以育人才，

        公派学成会友，游历中外，以资著述。

        这样的学会，集学校、研究院、出版社、编译馆、博物院、图书馆以及实验室于一体，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康梁等人也确如此操作过，像编西学书目，购译西书，出报刊等，在北京办强学会时，由于全北京连一幅世界地图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派人从上海觅得一幅，全会上下，视若拱璧。但是，像梁启超描绘的那种学会，在维新运动期间。一个也没有出现过，显然，在启蒙时期，不具备这个条件。而且，即使办起了就像梁启超说的那样的学会，也还是像个以启蒙为主的“窗口”。在那个披榛辟莽的年代，即使才华横溢如梁任公，想象力也是有限的。

        开绅智兴绅权的第二种途径是开办“短训班”，梁启超曾为湖南的新政出过这样的主意：

        先由学会（指南学会。笔者注）绅董，各举所知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每州县各数人，成集省中入南学会。会中广集书籍、图器，定有讲期，定有功课，长官时时临莅以鼓励之；多延通人，为之会长，发明中国危亡之故，西方强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讲办事之条理。或得有电报，奉有部文，非极秘密者，则交与会中，俾学习议事；一切新政，将举办者，悉交会中议其可办与否，次议其办法，次议其筹款之法，次议其用人之法。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议员者过半矣。此等会友，亦一年后，除酌留为总会议员外，即可分别遣散，归为各州县分会之议员，复另选新班在总会学习。

        这种短训班，有教学，有实践，如果认认真真地办起来，应该是有成效的。

        实行民主，倡导民权的确应该与开启民智联系起来，行使民主权利也与使用者的知识水平有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知识的人就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剥夺他应享的权利。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并非是等到全民的教育水平都很高了才建立的，而不发达国家也绝非只配专制政体的统治。政体与一个国家人民教育水平的般配并非是绝对的。对于中国来说，虽说近代知识尚欠缺，但农村中的识字人数在不发达国家是名列前茅的。农民们在农村办自己村社的事时，能够有良好的自治能力，稍加训练，就可以部分地适应民主政治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证实了这一点（实际上这种实践就包含了胡适幼稚园民主的内涵）。

        当然，我们不好去苛责前人，在那个时代倡导民权的人，除了自身浓厚的英雄史观而外，在接受西方政治学的时候，也顺便受了老师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其实梁启超有一分之智便有一分之权的说法就来自于李提摩太。当年的帝国主义者，就是以这种理论借口，剥夺了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当然，这种理论也有真假难辨的“合理性”掺杂其间，即民主权利的充分行使，的确需要依赖全民的教育水平的提高，用这种合理性的东西掺进去，再经过几个巧妙的转换，殖民统治就合理合法了——要想独立吗？要想民主吗？你们等吧，等到你们都有了知识再说，就算你们等到了那一天，而我们宗主国的人还是比你教育水平高，所以殖民统治还是合理的。

        开民智与政治改革多年来被人说成了像那个古老的命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麻烦，是先开民智还是先搞政治改革，这对于前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个必须同步进行，而且也只能同步进行的程序，虽然步子可能有时此一方会大一点，有时彼方大点，但谁缺了谁都将是不可能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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