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时隔90年，北大已经庆祝过自己百岁诞辰，眼看就要过110岁生日了，我们大学里的学习景象，居然跟前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如此相像。教师一份讲义打天下，通吃多少年，纸黄页烂不肯换，倒是可以评节约标兵。比那时进步的是，老师不发讲义，要靠学生当堂记笔记。学生们平时不烧香，考前磨着老师要考试范围。老师不肯给的，临阵磨枪，狂背笔记，上课缺课多的，则借同学笔记复印完了再背。老师肯通融的，则师生皆大欢喜，掌声雷动。对于相当多的学生而言，最好的老师，就是那些上课不负责、考试宽容放水的老师。他们不在乎学到了什么，只在乎那张毕业文凭。连当年学生对教师的态度都在重演。认真负责而且有点学术水平的老师。不见得真受学生欢迎，而那些在政府里身居高位、或者曾经身居高位的人，无论在学校里做兼职也罢，来挂名也行，都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捧。哪个学校那些兼职的博导们，都有最多的人报考，得以厕身高官或者曾经高官的门墙之内，不仅在“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而且毕业的当口，就有若许进入仕途的便利。官大学问大，不仅在大学体系内是颠扑不破的铁律，也得到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认可。稍有不同的是，学生不再是老爷，他们已经变成了听话的良民和不听话的刁民；老师类似于三班衙役，而管理人员则是六房书吏；我们的校长和院长，则是不折不扣的大人，青天大老爷。

        蔡元培先生以北大知名。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蔡先生回忆说，在他接掌北大之前，京师大学堂的遗风犹存，学生在学校，不是为了求学，“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学生的另一个毛病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并不见得受欢迎，“考试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前蔡元培时代的大学，是前清衙门转来的。清朝的大臣奉旨办学，办的就是官学。京师大学堂原来只招进士，科举停办，大家都把大学堂当成翰林院，毕业生就是翰林。以至于有个大学究陈汉章，大学堂请他去教书他不干，非要去做学生，为的就是日后可以做“翰林”。因此，习惯上，学生被称为老爷，而监督（校长）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

        西方总是在嘲笑我们历史的循环论，但是，中国的历史还就是总是在转圈，转一个，又一个。什么时候我们能从这圈里走出来，而且永远不再钻进去呢？

        我们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世界是人的世界，总要逐渐变得人道才是，这样历史才能进步。人道的尺度理应是历史人物评价的底线，离了这个尺度，仅仅把眼睛盯在所谓的事功上，这样写出来的历史就是一本荒唐的历史。多少年来，虽然我们一直嚷着奴隶们创造了历史，但骨子里却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观，睛只能看见大事，至于对无辜人命的丧失，只看做是必要的代价。

        按道理，旧戏重演，靠的是演员一辈辈地心口相传。过去唱戏的师傅，除了教徒弟唱念做打，就是口授几出戏，肚子里的戏越多，师傅就越值钱。但是，历史上的旧戏重演，却没有师徒相授，可一样传得真、演得像。看来，咱们中国人的历史，背后有一个老是重复的大脚本。

        我曾经说过，历史的好玩之处在于，它不见得总是推陈出新，而是经常旧戏重演，演员虽然变了，但戏的内容却依然如故。有的时候连戏名都换了，曲牌也不讲究，乱七八糟，但是细听听，还是那个老调子，连台步都按老规矩走得一板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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