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上半年，潘岳一份题为《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政改报告”悄悄在中央高层中传阅。由于这篇理论报告作为内部文件直接供中央最高领导作为决策参考，因而有人称之为中国共产党自1989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改奏折”。

        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是执政党了，这在一般人眼里不是个问题。可时过50多年，“执政党”一词为何重又流行开来，频繁见诸国家领导人的报告以及像潘岳这样的理论家的话语中？这是个理论问题。

        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早年马克思在论述历史发展进程时得出了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人们把这种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在此前，在欧洲理论界盛极一时的以制度建设为主要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被马克思无情抛弃。历史学家认为，其实这两种社会主义对后世都有着不同的意义。革命阶段、夺取社会主义政权阶段应当更多地应用马克思的理论，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应更多地应用制度设计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对革命党更有意义，而制度设计社会主义对执政党更有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本身考虑的就是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建设问题。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已意识到，但其转变一直遭遇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使这种转变化为泡影。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寻找这种转变的契机，并有意识地在执政方针上体现这种新思维。

        真正把执政党建设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出来的是邓小平。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并在后来十几年里，根据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总结历史经验，从方方面面对这一世纪性的难题作出了初步的回答。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之下，我国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了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的任务。虽然转换得以实现，但所缺的是在理论上还未对这种转换进行论述和说明。作为理论家，潘岳多少年来一直沿着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轨迹进行长期思考，《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正是在从理论上对种转换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论述和说明。

        尽管右翼势力不断对潘岳施放冷箭，讥之为“中共孤臣”，但这丝毫不影响潘岳的探索和中国的前进脚步。“三个代表”的提出和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无不说明，像潘岳一类的中国年轻干部，正以自己的热情，努力探索着民族强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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