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18年末接到的命令，要我离开南京神学院，到北平去从事新学院的筹建工作。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我在神学院工作得很顺利，教学和研究都已有一定的成绩，还有时间从事写作，而且我已经有了几个写作的计划。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给北京的神学院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之后，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一直在寻求合作。它们分别从属于卫理公会和长老会、公理会。双方也终于有了一致的看法：同意两所学校的联合，并决定把北京城内原东南卫理公会大学后面的房屋作为临时的校舍。但他们仍然存在分歧，在类似联合大学叫什么名字的问题上，显得情绪激动，并一直争论不休。如果想要在北京重新成立一所强大的宗教学院，双方的分歧肯定是要首先解决的。学校的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基础和开端。
住在西雅图的一位退休牧师，是汇文大学董事会的成员。回国前，他从北京赶到南京来，询问我是不是愿意考虑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大学校长。我回答他，自己愿意从事任何有助于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工作，但我并没有相关工作经验，而且现在的工作很适合我，所以我并非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后来，我才得知，他是被派去北京处理两所学校的分歧问题的，并希望找到合适的领导者，推进联合大学的发展。
几个星期后，一份北京大学校长的正式邀请书摆在了我的面前。很多朋友并不看好此事，劝我拒绝就职。但也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哈里·卢斯博士，不过他还是提醒我最好先了解那边的经济状况。这份被很多人拒绝了的邀请书，现在成了我的难题。这让我想起上大学时面对是否成为一名传教士的困扰，我决定把这件事也当作与之类似的一次考验。又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仍然毫无头绪，但双方都已开始催促我做出决定。尽管心里有强烈不情愿的念头，但我并不想违背对自己的承诺。于是，我答应先去北京了解一下情况。
1919年1月31日，到了北京后，我搭乘一辆人力车，顶着凛冽的寒风，赶到了位于北城的长老会。两所学院之间的分歧比我想象中的要糟糕得多。汇文大学的毕业生代表态度强硬，表示不管新的大学英文名字如何，如果中文名字不是汇文的话，他们就拒绝承认它是自己的母校。而在与另一方的代表见面时，他们表示能接受除汇文外的任何名字，否则他们会选择用焚毁毕业证的行为祭奠母校的毁灭。与我会面的都是两方毕业生中佼佼者，在教会中都担任着重要的职务，他们并不赞同创办联合大学，并且在具体的分歧上，还带有中国所谓的“面子”问题。汇文大学的代表劳瑞坚持，联合必须保留他们原来的校名；而这也正是另一方所不能接受的。
然而，当双方还在为学校命名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随着清政府的灭亡，一所中英文名字都是北京大学的公立大学成立了，并且很快在国内外取得很高的评价。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的校长是蔡元培，曾在科举制度时取得最高的功名，后来在欧洲留学，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许多留学国外、或是在各自领域取得不菲成就的年轻学者，都接受了他的邀请，担任了北京大学的教师，其中包括著名的胡适博士。他们出版的关于改革的进步书籍和杂志，得到了国内青年们的热烈拥护。就像一本杂志的名字“文艺复兴”那样，中国人在他们的引导下正在觉醒。我在南京的时候就一直在关注着此事。两个毫无名气的小学院，却正为一个本属于中国人的校名而进行激烈的争论，而它已经是中国文化界的领袖，这实在既荒唐又好笑。
我向学校董事会表示，我可以接受任职，但要是在两方面的人结束他们的争论以后。董事会就此组织了一次协商会议，双方各派出十名代表，中国人和外国人各占一半，并由与此事毫无利益关系的我来主持。会议整整持续了三天，双方就校名和其他一些分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当中有一次因此让他们错过了午饭，还有一次到了半夜才结束。我可以听得出，他们都有迫切解决问题的想法，但又不能摆脱在承诺、矛盾和派别等毫无结果的问题上的竞争。我知道，如果会议最终的结果是我的拒绝任命，那么双方就再也没有联合的可能了。但这时我心里已经出现了一个隐约的期待，如果能够在这座曾是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古老城市中，以基督教深厚的思想底蕴以及现代化的教学方式建立一所宗教大学，会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第四天早上，我在醒来时得到了希伯来先知所说的基督的启示。我突然认识到，接受这一任命是我不可避免的使命。我已经是他们最后的人选，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所在。而且，尽管现在的情况似乎很糟糕，他们陷入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被困在了原地，但那些所谓的分歧、矛盾本身是那么微不足道，是能够解决的。比起其他城市，北京也更值得拥有一所宗教大学。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并做出了指引。于是，我在那天的会议上提出，如果他们能够接受我的建议，我也会接受成为新学校的校长。接着我说出了自己的建议。学校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组成，以保证公正性。委员会具有对争议做出决定的绝对权力，不容辩驳。他们都很高兴地同意了。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愉快，就像他们很早就期待的那样，他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和同事。
但委员会成立后，却深受中国人惯于妥协习性的影响。他们提议，在一方做出让步的情况下，另一方也要做出更大的让步，这让整件事情又陷入了之前争论不休的泥潭。在等待结果的期间，我回到了南京。结果很快又接到董事会的催促电报，要我马上赶回北京。当时已经进入三月份，正是初春，我第一次见识了北方的沙尘暴天气。不过除却不时夹带黄沙的西风，这是一个美妙的季节，北京的居民也喜欢这时的气候。
我再次见到董事会的成员时，他们都是一副受挫后的沮丧表情。我向他们提出了三个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一种，让委员会依照成立时的宗旨，重新就此事得出意见；第二种，放弃联合，承认合作的失败；第三种，双方放下成见，不再坚持那些无谓的问题，只考虑新学校的建设问题。我还向他们明确表示，在这件事上已经拖得太久了，如果再得不到解决，我也没有办法了。这时，年迈的劳瑞博士站了起来，他眼泪横流，声音颤抖着说，他已经厌烦了无休止的会议，而让他们放弃为联合大学所做的努力是不现实的，他虽然顽固，但现在，他愿意放下成见，重新开始。
双方仿佛找到了沟通的桥梁，难以解决的分歧一下子消失了。最后会议决定，暂时保留以前的校名，而新的名字交给我来想。程静逸博士，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传教士之一，提出了“燕京”这一名字。燕京是中国古代燕国的首都，一直被认为是对北京诗意化的称呼。这个名字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的。整个事件证明了实现联合的艰难，而成功后所得到的又是如何丰厚的回报？
在终于越过了这道最艰难的障碍后，我也正式接受邀请，成为燕京大学的校长。上任前，我向董事会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抛弃学校的旧址，重新选择地方；二是我不负责学校经济上的情况。我当时对这两个条件很满意，觉得它妥善并富有新意。然而我后来得知，美国大学的校长一直是这样做的，并且这并不是聪明的做法。我邀请了哈利·卢斯担任学校董事会的副主席，来负责管理学校的经济。就职时，我们一起到了北京。他曾为齐鲁大学募集到足够的资金，用于添加新的教学设施。而对于燕京大学的建设，我想他跟我有相同的期待。
当时，我们能够吸引到人才的，也只有在这件事情上成功的可能性了。学校已经没有任何的资金可用了。四个差会曾各资助了我们五万美金，但那些钱早已在两所学院争论校址期间，花在购买和修建他们各自满意的地方上了。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心烦意乱。虽然我们已经尽量缩减了开支的预算，但花费还是远远多过收入。学校合并后，也仅有一百多名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靠助学金生活的。所有的中国老师中，只有李荣芳和陈在新两位博士愿意留下来。而且，很多外国的教师并不具有从事大学教育的资格。当初，不管是在纽约还是北京，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两所学院的分歧和争论上，并没有为联合之后的学校建设做资金上的打算，更不要说学校发展的各个方面了。我在教育的管理方面又是个纯粹的新手，也没有在中国北方有政治上的关系。在南京的时候，我的工作是很安逸的，每天的时间基本都被教学和研究占满了，也没有跟官员交往的必要。我似乎离传教士的道路越来越远，先是抛下传道工作从事教学，现在又成为大学的管理者。在这不断的新鲜体验中，我不能确定信仰的成分占了多少，或者其实我只是在盲目地工作着。
除了没有资金，似乎也没有人对学校的状况表示关心。他们忙着用资助的钱购置土地，按自己的喜好进行房屋的装修。而学校的理事会成员大都是各个差会安排进来的，相比起为学校的建设募集资金，他们更关心自己教派的利益。在这段毫无希望的日子里，哈利·卢斯博士是个例外。他主动申请担任副校长，并得到董事会的同意。但纽约的托事会却表示反对。我寄去了一封辞职信，表明我的态度，但他们仍无动于衷，坚持反对卢斯担任副校长，也没有作出任何解释。我召集了所有董事会的成员到了北戴河，并将与托事会来往的信件复本给他们看。最后，全体董事会的成员联名签署了一份推荐书，托事会才在任命书上签了字。
卢斯博士立刻动身回到了美国，在全国各地不停地奔波。他找到以前的朋友，又托朋友介绍了更多的人。他在为之募资的学校毫无名气，连学校的地址都还没有选定，现在要为它的校舍建设筹集资金，可想其难度之大。卢斯也在很多信件中抱怨说，这对他的工作太不利了。我们所做的，无异于在水下为码头修建地基。
我们当时决定在城郊三四里以内找到建设新校舍的土地。后来发现，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实现的决定。几个世纪以来，驻京的外省官员都会在近郊购买安葬家人的土地。到现在，北京近郊的土地近乎被一个个小块的墓地占满，而且大都年代久远，难以找到业主。我们要买到足够大的土地，必然会遇到这方面的困难。并且中国人对迁移坟墓有很深的忌讳，这就更加大了工作的难度。
我们或步行、或骑车、或坐着驴车，在北京城周围四处转，仍是一无所获。一天，受清华的朋友之邀，我到了他们学校。谈到此事，其中一位朋友说：“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就很适合，你可以考虑下。”我去看了，那块地紧邻着颐和园的大道，虽然离城有十五六里，但相比起我们之前看的那些，它的交通明显要好得多，而且周围环境也更吸引人。它对面就是美丽的西山，山麓坐落着极具中国特色的寺庙。那块地原来是“满清”一位王爷的花园，不过早已废弃，后来山西督军陈树藩将它买下来，改建成为避暑山庄，陈家的祠堂也在这里。一位认识的官员表示会为购买事宜尽份力。理事会和董事会的成员们也很满意，同意将这里作为学校的新地址。次年夏天，我赶到陕西拜访陈督军。我说明来意后，他对此事表现出了兴趣，最后以六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当然，我们付的是中国的大洋。他又从当中抽出三分之一，作为学校的奖学金。从陈督军那里，我们买到了二百四十多亩土地，之后，又陆续买进了相邻的几块空地。学校建成时的土地面积已经是原来的四倍多了。
关于学院的样式，我们一早就决定了要采用中国的建筑风格——线条流畅的飞檐，鲜亮明丽的颜色，采用钢筋水泥来构筑房屋的主体结构，再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从学校的建筑就能看出我们所希望的教学目的：为保护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而努力。学校里最有特点的建筑就是水塔了，它被做成了十三级浮屠塔的形状。我们对以前的花园也进行了整修，移栽了很多新的植物，又从废败的圆明园运来了很多石雕，一些景点也增建了亭阁。哈利·卢斯的儿子亨利·卢斯赠予了学校一座亭阁，并将其修建在湖中的小岛上，用来纪念他的父亲。还有一个亭阁中装有一口庙钟，声音清脆洪亮，是我们用来报时的。后来，进入燕京大学的来访者都会称赞说，这是他们见过的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时间长了，我们也被他们的说法感染，觉得确实如此。不管怎样，这种想法都使学生们对学校的国际化理想更加充满信心。而且从某一方面来讲，现实的状况已经超过了我的理想。
然而，理想的背后少不了金钱的支撑。卢斯博士长期留在美国，在各地穿梭，既没有人指点，也少有人支持；另一位同事的情况也大概如此，甚至连自己的花销都不能保证。
1921年，美国的几个教会派出了一个教育调查团来中国，考察这里基督教的教育情况。调查团的负责人是芝加哥大学的耐斯特·博尔顿教授。另外还有三个中国人和三个传教士，是他们请来的顾问，协助调查。三个中国人中有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而我是三个传教士之一。我们的调查范围几乎遍及了整个中国，回来后，我们将有关于教会大学和中学的调查结果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其中有我们针对中国教育情况提出的一个计划。
次年，调查团委托我将报告交给美国的各教会。我回到了美国，并第一次见到了燕京托事会的成员。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在一次会议上，一个人一直挖苦另一个，因为他们一起参加了很多类似的机构，以致后者似乎有些糊涂了，完全不知道现在参加的是哪个机构的会议。不久，一些人从托事会辞去了职务，这似乎激发了其他人的热情，他们主动要求我举荐一些新成员加入。这时，我见到了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托事会积极寻求合作的态度。
但在进行这次游历时，我们学院建设的资金仍旧毫无希望。卢斯博士在不断地奔波中结识了很多朋友，并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燕京大学的存在，这为我们之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常言说，前人播种，后人收获。而在当时，我们还没有募到多少钱。一天晚上，我在布朗家做客，一起的还有一所女子学院的老师和布朗的儿子。其间，他们谈到了通过专业的公司募集资金的事情。我觉得这对解决我们学校的资金问题是个不错的办法。托事会对此事持怀疑态度，一开始的运作资金从哪来？还有理事担心这会造成国外传教事业的商业化，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我找到了坦布林·布朗公司，他们表示还没有接过国外的业务。可已经没有人能想到更好的办法了。于是，我们和坦布林·布朗公司签订了合同。
因为那家公司根据经验判定，所以那些“有捐钱意愿的人”更希望见到接受他们捐赠的机构负责人。所以，我被要求必须随时准备出面。随后的几年中，我在北京和纽约之间来回穿梭，待在美国的时间比在中国都要长，做着我并不擅长的事情，而校长的职责基本没有履行过。到中日发生战争时，我到美国去了十次。我的一个同事对我说，他清楚地记得一次我从美国回来后对他说的话，“从来没有哪个乞丐觉得，我跟他们从事的不是一种职业。”整个过程漫长并艰辛，美国政府没有出过一分钱，所有资金都来源于美国人民的自愿捐赠。
坦布林·布朗公司在这方面有着很高的技巧。他们从来不出面，所有的事情都交给雇佣的机敏的大学毕业生来完成。我们则主要到各地去演讲，队伍中除了我和卢斯博士，还有一些和燕京大学有关系的人。然后公司为我们举办表达敬意的宴会，安排与一些人物的会面。这在刚开始的时候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我们借此认识了很多有意愿的捐款者，但他们后来大都没有真正付诸行动。也因为这种失败的结果，这项安排很快就被公司取消了。我学习了其他人在做这方面事情上的技巧，最终还是决定采用以前的老办法比较好。几年后，我遇到了一家做事方式很直接的公司。我和他们的一位专业人员一起去了波士顿。就像他所说的那样，要到钱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开口说。我们一起拜访了波士顿的几位上层人物，他在他们面前使用了那种直接要钱的本领。这种方法并不适合我，整个过程让我感觉到一种深深的屈辱。最终，我离开了那里，决定即便学校再缺钱，我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募款方式了。
募集资金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要在莽撞和机智间寻到一个平衡点。这似乎更令我忧虑。学校的建设不止是教学楼和宿舍楼，这些从来都不是什么障碍，我们还需要像发电厂这样的设施。这些设施虽然昂贵但又必不可少。燕京大学要做出实际的成绩，才能获得更多的资金来进行这方面的建设。另外，我们必须保证财政上的透明性，来取得捐款者的信任。这些都是需要经过慎重考虑的。
黄国安是个中国人，出生在新加坡，家庭富裕，从小就被送去了美国读书。他从俄亥俄州的维斯里安大学毕业后，又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回新加坡前，他的父母带他在美国和欧洲进行了一次豪华的旅游。父母希望他在回国后能成就一番事业。但长时间在美国的生活，使他学会了美国人的朴实和奉献精神，他希望能回到中国做些有益的事情。父母威胁说，如果他不回新加坡，将剥夺他全部的财产继承权。他用坚决的态度主动放弃了继承权。这个决定让他不得不靠打工来维持生活。当时，坦布林·布朗公司正在中国为一所大学做事，听说了黄国安的事情后，就聘用他做了公司的员工，但具体的职位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考虑。
当时，卫理公会国外差会委员会为了纪念贝施福主教，决定在燕京大学以他的名字修建一座教学楼。贝施福曾经在黄国安读书的维斯里安大学担任校长，后来成功地说服了华北差会加入联合大学的计划。按照当时的规定，卫理公会有权支配募集到资金的多余部分，用来修建这座纪念楼。于是我交给还没有具体职务的黄国安一项工作：去各教区征集牧师们的签名单。有了这些单子，募集资金多余的部分就会转入到纪念楼的建筑费用中去。他很满意这份工作，为了节省用在路上的时间，他向坦布林·布朗公司申请了一辆汽车。虽然由于这辆汽车使用过度，很快就出现故障，让公司对此很不满，可资金却在不断增加。我向公司替他说了情，保证他会小心地使用那辆汽车。一下子源源不断的捐款虽然令卫理公会也觉得很惊奇，但他们仍提出了募款数额和时间上的限制。黄国安保证会按期完成他们的要求。
当规定的时间临近时，黄国安先后培养了两个中国人做他的助手，其中那个女孩子十分迷人，科提斯出版公司的一个经理还把自己的高级轿车专门给这个女孩使用。现在学校里面的那座漂亮的贝施福教学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成的。黄国安曾因为超速驾驶被交警扣留了五次，但在他说明了自己的工作——为一个主教做事，交警又念在他是个中国人上，都把他放了。在结束这份工作后，黄国安曾对我说，他无数次地向别人介绍燕京大学的情况，搞得他都想继续留在这里了。学校只有在体育方面有职位的空缺，虽然他对体育并不感兴趣，但还是答应我可以先做一段时间。这样，他成为了燕京大学唯一在美国大学里做过篮球队教练的体育老师。执教一段时间后，他发现中国的学员们都很好面子，在比赛时宁愿退场，也不愿意接受失败的结果。为了竞争队长一职，他们会使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在比赛中报复；诋毁对方的声誉。黄国安对此很惊异，他对我说，他能为中国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把在美国学到的体育竞技精神带给这些中国的学生。由于并没有这方面的教学经验，他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攻读体育的博士。我当时并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专业。后来，他不仅在燕京大学建立了公平竞技的体育精神，还创办了一个体育系，建立了新的体育道德规范，即所谓的“燕大精神”。这种精神在华北的各个大学体育比赛之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它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增强身体素质这个范围。
美国在工业上创造的奇迹，后来对燕京大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柏林学院的一位大学教授在一次试验中，对他的学生们说，他现在所做的这项试验，极有可能发现一种商业价值很高的轻金属。之后，查理斯·霍尔继续了老师的试验并成功制成了铝。现在，他试验使用的那套简陋的设备，仍旧保留在欧柏林学院的博物馆里。在他死后，遗产除了留给相关的个人外，剩余部分按他的遗嘱分成了三份：一份捐赠给欧柏林学院，一份捐给南方的学校，最后一份捐给了美国在亚洲和巴尔干地区的教育事业。他将遗嘱的执行委托给了自己的两个朋友——美国制铝公司的主席和一个法律顾问。一批人开始寻找他们两人，其中包括按遗嘱有资格接受遗产和并没有资格的人，但都没有结果。
哈利·卢斯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找到了那名法律顾问，并赢得了对方的认同。卢斯在纽约的一家餐厅安排了我们的会面，一同参加的还有亚瑟·戴维斯先生。为了考察我的能力，戴维斯先生与我进行了一场严肃、苛刻的对话，当然，我总是被提问的那个。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场精神上的煎熬，这关系到事情的成败，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对答。结束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吃任何东西，因为紧张出了一身的汗。戴维斯在最后说：“我今天下午要去巴黎，对于此事，我会尊重我同事的态度（约翰逊已经答应我们，如果能够得到戴维斯的同意，他会捐助五十万美元）。我不想再受到你们代理人的打扰，在我看到你们的大学确实值得我们支持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履行职责。再见。”一年之后，约翰逊先生约我见了面，他说：“我们一直保持着对你们的关注，现在决定捐助你们一百万。是的，我们将数额增加了一倍。”我向他提出了合理的理由，请求将捐款数额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又一次经历了一年前的煎熬后，他同意了。
在完成了对亚洲的全部捐赠后，他们还剩下了四百五十万美元的股票，不过其中一半是没有红利可分的。对于这些钱的处理，他们提出建立一个文化机构，用西方研究外国文化的设备和方法，来帮助中国人研究他们的文化，同时，也帮助美国人以一种他们能理解的方式，学习中国文化。他们发电报询问我对此事的意见。我回复说，对一个大企业的主席和一个著名律师合作创办一个文化机构，我很感兴趣。他们承认这只是初步的想法，对于具体怎样运作，还没有明确的规划。但不管怎样，他们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
哈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多纳姆是约翰逊律师的大学同学，他曾为他的学院申请过霍尔遗产的捐赠，但没有成功。约翰逊邀请我到哈佛去，共同商议创办文化机构的事情。于是，一所名为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所成立了。这要感谢哈佛当局的大度，肯让我们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教会学校的名字，和他们那响亮的校名连在一起。多纳姆在这件事情上给了戴维斯和约翰逊很大的帮助，他曾是银行家，能跟他们聊到一起。他也这样被拉进了这项新的事业，并担任了多年托事会的主席。哈佛燕京学社对我们学校的帮助很大，不仅如此，它还通过燕京大学，使好几所中国的教会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达到了当时的顶尖水平。
托事会的出纳是麦克布里埃尔。我们很早就认识了。那是在美国募款的早期，我到他在乌尔沃大厦的住所去拜访他。见面后，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想你是来贷款的。”
“不是，那些事现在是由托事会的人在办。我是来跟你说一件相对比较私人的事，希望你能辞去托事会的职务。”他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我继续说道：“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你对这份工作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既然不感兴趣，为什么不辞掉呢？”
“你凭什么这么说？”麦克布里埃尔问我。
“做一份工作就要为之负责，可除了给哈利·卢斯的260美元的车票钱外，我没有看到你为燕京大学做的任何事情。身为托事会的出纳，我想你应该很清楚自己需要做些什么。所以，我没有看到你的诚意。我不怪你，但还是觉得你应该辞去这份职务，好使我们能够找到一位更称职的人来替代你。”
麦克布里埃尔显得有些坐立不安，不停在椅子上扭动他的身体，极力为自己辩护。他最后对我说：“我可以保证，我会让你相信我对这份工作是充满兴趣的，否则，我会主动离职。”
在回中国前，我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允诺会给学校拨款十万美元，并表示会再建一座教学楼。我以为这意味着原计划的改变。“不，不是的。”他回答说，“这是额外增加的。”后来，他经常向我提到托事会的其他成员，“我在想，为什么你不去找他们谈谈呢？就像跟我那次一样。”
写完这些幸运的事情后，那些在努力过程中遭到的挫折和失败，我可以继续用一大章的篇幅来描述它们，只不过会显得太过乏味。即使从好的方面来看，募集捐款仍是一项令人厌倦和不快的事情。那些“可能的捐款人”大部分都会出于各种原因，最后没有付诸真实的行动，或者是因为没有兴趣，又或者是因为没有钱了，还有一些可能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小事上斤斤计较，不愿意捐款了。总之，我不得不在这些人身上浪费大把的时间。更为讽刺的是，在从事这样的专业乞讨的时候，你可能会跟那些“可能的捐款人”建立美好的关系，但它并不会让你从中受益。一次，在傅泾波接受一项新的政府任命时，我通过他认识了亨利·福特和埃德塞尔·福特。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每次我到底特律，他们都会邀请我一起去吃饭，并且很严肃地询问我燕京大学的一些问题。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让很多美国大学的校长羡慕，并且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会得到他们的资助。但就我本人来说，我感觉到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会主动提出捐款，而即便我提出来，他们也会置之不理。
这是那些有钱人普遍的特征。相比起来，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人的交往就显得愉快得多了。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你能否给出一个令他们满意的有价值的理由。而且他们对申请人时刻保持着最大的宽容和理解。我常常去拜访他们，这让我了解了基金会内部的工作流程。他们总是保持着对事物最原始的设想，然后再去想办法实现它，这种做事的原则令我对他们更加敬佩不已。
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我们先是在美国，后来又在中国，都募集到了足够的捐款，来进行教学楼的建设和器材的购买以及维持学校正常运作的教育经费。1937年的时候，燕京大学的教育基金已经有二百五十万美元了。
我在创建理想中的大学时，需要面对四个方面的问题：它的基督教性质；它的教学质量和专业性课程；它对于增进与中国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影响；最后是它建设和运行所需要的经费来源。关于最后一方面，我在前面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燕京大学是传教事业的一部分，这是它的辅助作用，为教会的成员提供接受教育的环境和设施，培养出更多的为教会工作的人员。这是它必须在中国创办的原因，也是它能够得到资金支持的唯一正当的理由。它虽然在性质上是一所宗教学校，但我并不想让它牵涉到传教运动。我们不能强制学生非要去参加宗教活动、去做礼拜，也不能用宗教信仰来衡量学生的好坏。首先，它要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在这里，真理的传播必须是毫无阻碍的。而宗教信仰和表达信仰的外在方式作为个体的事情，同样不应该成为障碍。我们可以在挑选教师、提供教学设施以及行政管理上，为学生的宗教活动提供便利。毕竟，这是一所基督教大学，活跃的基督教徒学生才是它的核心。而且不管学生的宗教信仰如何，在校内成员和外部社会的面前，燕京大学始终是以基督教大学的身份出现的。我们试图向人们证明，大学严格上的定义和宗教学校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一个有着基督教生活观念的集体，是有着教人向善的力量的；通过这样的一所大学，人们可以看到，信仰基督对于人类社会的各种组织形式来说，是有好处的。
经过一段艰涩难懂的福音传播的传教方式后，我感觉到，我们必须采用更加直接和大胆的方式，以直接向人们展示基督的生活方式作为传教的主要形式。而燕京大学正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在校园里，学生们的宗教生活是以基督教团契为组织形式的。我们挑选出优秀的老师、学生和工作人员，组成执行小组。团契的成员要接受执行小组的指导，完全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来进行宗教生活，而非循什么经文上的教条。
这样，我们可以将学生的宗教生活和正常的大学教育分隔开，进行有区别的管理，并且避免在学校内部出现教派的问题。个人所想要进行单独的宗教活动，与团契也不会产生冲突。这种出于自愿的组织形式也使很多问题简单化，避免了中国舆论的指责。否则，我们可能会被冠上利用教育的形式来从事宗教宣传的帽子。自发性和由此产生的现实的感觉是这样做得到的最大的好处。
在学校，我的职责主要就是让教师更好地完成他们的工作，由于并不直接参与教学工作，因此，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燕京大学在教学和研究质量方面都是具有很高水平的。我已经提到过，由于霍尔遗产的捐赠和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我们的中文研究水平已经处于领先。此外，我还想改进学校的英语教学。要求学生们必须掌握一门外语是没有必要的，更好的办法是通过他们将西方的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学校的学生可以说是随时处在双语的环境中。在入校的时候，我们会默认为他们都掌握有两种语言。教师可以随自己的喜好选择用汉语或者英语讲课，请人来学校做演讲的时候，也不会有专门的翻译，即使有的学生会因为听不懂而备受折磨。我在对学生团体讲话的时候也会随自己的意愿，在两种语言中间自由切换。我们希望，学生们能够随时适应不同的语言环境。那些在国外留学的学生基本能做到这点，虽然可能偶尔会遇到一些小障碍。
在各教会联合创办的学校中，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成功的范例，甚至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前，就已经是这样了。而它的名字也证明了这点。还有路易拉·麦娜尔尝试创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学院，它是中国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学院。虽然学院的学生不多，教育水平也不突出，但在那个时代，它是具有独特观察力和魄力的一位女性所进行的伟大创举。在就职几个月后，我就提出将它合并为燕京大学的女子学院。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受邀在两所大学的合并仪式上做了发言。他不忘开玩笑说，这更像个婚礼的仪式。不得不说，这次合并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决定。
我们的理学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时，受到19世纪后期理性主义的影响，中国的知识界普遍认为，相信科学是不应该信仰宗教的。对此，我们这所宗教大学理学院的教师们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因此，由他们来加强科学方面的教育是必要，并且有很大好处。燕京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之间有着亲密的合作关系，在这项合作中，我们几乎成为它的预备学院。燕大的学生在医学院学习一年后，就可以获得该校的科学学士学位。我们的护士预备班也是如此。医学院很早就想培养一批有着流利英语口语的护士，但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一个女大学生去照顾别人，就等同于是一个高级的老妈子，这是她们不能接受的。只有打破这种观念，学院才能获得稳定的学生来源，中国的女孩子也才会愿意从事她们眼中的新职业。我们学校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工业化学课程里新加了制革的内容，我们担心学生们是否会将它作为一种体力劳动，而不齿于学习。毕竟这是种肮脏的劳动，而且还关系到严重的面子问题。可出乎意料的是，这项课程进行得很顺利，这让我们吃惊不已。
我们的公共事务学院是借用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的名字，而且主要也是由这所大学的同学会支持的。他们创办了一个基金会，名字是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与他们之间合作的所得到的经济利益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和优秀毕业生会接到我们的邀请，到燕京大学来执教一年或是几年；而我们的优秀学生，也有机会去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他们中的一部分在毕业后，回到燕京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学校还设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学专业，都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很有用的学科。一些政府和私人的机构，对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是很有需求的。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中国大学不应该照搬美国的四年教育制度。对此，教会大学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从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综合考虑，应该把高中的后两年和大学最初的两年合并，组成一个新的学习阶段，课程的安排也可以更加专业些，这种体制才更适合现阶段的中国教育。毕竟，很多人是付不起读文科大学的费用的，因此教会大学的很多学生，把文科的基础教育当做了英语的职业课程。不管怎样，我很支持这种职业训练，尤其是能够表达基督精神和满足社会需要的职业。我们曾有过一项很有前途的事业：用现在的科技来恢复中国古老的陶瓷业。但日本入侵后，破坏了我们的设备。我更偏爱新闻事业，并向托事会提出了建立新闻系的申请。托事会通过了申请，但表示不会为这个系进行资助。可能是出于对新闻事业的钟爱，我还是冒险设立了新闻系。当时，报纸作为新闻传播的主要手段，已经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个新行业的起步阶段，强调编辑水平和新闻道德是很有必要的。新闻系刚一创办，就成为学校的热门专业，其受欢迎的程度都可以跟经济专业相媲美了。后来的一段时间内，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几乎占据了中国新闻社驻外代表的全部名额，在中国的新闻界，他们也都做得很好。
燕京大学从日本人手中恢复后，在技术课程上迎来了一次发展的契机。当时在天津一带，中国的一些领袖人物提出，由他们出资，我们学校创办一个工程学专业，为他们提供毕业学员。他们补充说，并不需要那些高学历和高薪水的人，他们需要的是那些学得并不怎么好，但有基础的技术知识，并愿意在车间干活的人。我们对此做出了具体的学习安排，学员要先读两年工程学的预备课程，然后继续读三年。后面的三年要半年在学校读书，半年到车间去接受实际的指导。很多优秀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个专业。但在国民党失败后，这个专业也就不存在了。
在去北京之前，我对那所学校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多想法，其中最坚定的一点就是，它必须是根植在中国的社会中，并且不受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和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学校仅拥有中国人自己所拥有的，或是他们希望与我们共享的权利。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在参与学校事务方面有着相同的权利，他们会住在一起，并拥有相同的住宿条件。这些思想在当时都被认为是很激进的。
国民政府刚在南京成立，燕京大学就登了记，接受了教育部制订的教育条例。我开始跟政府的一些官员有所来往，包括一些位高权重的人物，他们有的从事过重要职务，有的即将上任。除了在政治上的帮助外，他们中的很多人还为燕京大学提供了资金上的援助。这使他们把燕京大学真正当作一所中国大学来看待。
经过在美国的一番努力后，燕京大学获得了初期的建设资金，并且发展得很好。之后，我开始考虑如何获得中国人的经济支持，如何引起他们对我们学校的关注，以及在这样一种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环境中，取得他们的好感。我跟傅泾波一起拜访了很多政府的重要官员，去到过很多地方，包括东北，并且一路结识了教育、经济和商业方面的杰出人物。跟他们之间的友谊的建立，为燕京大学以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好处。这种私人的友谊，后来甚至发展为他们跟燕京的永久性友谊。最初的收获就是，他们把燕京大学真正当作了中国人自己的学校，这是值得支持的；它不再是外国人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的一项事业，不管那个目的是怎样的伟大。
我最初的想法是，让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包括它的教育、宗教、财政等各个方面，使燕京大学成为一所真正的中国的大学。不考究历史的话，人们根本不会意识到它是由西方人创办的。现在看来，我的想法实现得很好，那些参与学校管理的中国人表现出来的能力和他们的工作态度都很令人满意。吴雷川先生是燕京大学的第一个中国校长。他是信奉基督的翰林，在学校做了很多年的老师，德高望重。之前，他还曾做过教育部的副部长。我们的英文头衔是一样的，只不过在中文里，他是“校长”，而我是“校务长”。日本占据了华北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日本战败后，理事会选举心理系主任陆志韦接替了吴的位置，成为燕京大学新的校长。后来我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到了南京，但仍保有“校务长”的头衔。
我知道，国家之间的互相了解是确保世界和平，并最终形成某种形式的世界共同体的重要保障。而大学则是我认为的形成这种共同意识的中心。燕京大学所创造的环境，能作为一种永久的财富，来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现，但让它完全成为现实，可能还是要等到很久以后。在燕京大学彻底地中国化过程中，也需要更多的人在世界上发出声音，展现它的国际性。
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燕京大学主要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中还包含了一小部分英国的成分；它是以实现完全的中国化为目标来构建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建立了其他方面的关系，取得了英国牛津大学的支持。我们试验性地在优秀生的课堂上采用了它的导师制度，这种制度被称为“牛津现代伟大的举措”。对我们进行指导的是麦克。他是原牛津大学副校长林德赛的儿子，曾亲自读过这种课程。瑞士的一个委员会在我们刚建校的时候，就派遣了王克私博士夫妇来我们学校任教，并一直留了下来。法国政府为了我们的学生在巴黎留学，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奖学金。第一个获得这个奖学金的学员，在巴黎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当他正要回燕大教书时，欧洲爆发了战争。德国政府对我们西语系保持多年的金额不大的资助，也因为战争而被迫中断了。战争结束后，他们又恢复了这项资助，我们愉快地接受了。这项资助一直持续到了一九四一年的秋天。那年春天，意大利政府为我们的学生留学提供了八个奖学金。这笔钱几乎可以满足留学生在意大利所有的花费，并且他们还选择任何学校的任何科目就读。我们选定了八个名额，他们也开始很努力地学习意大利语。但到了夏天，他们正要出发前往意大利的时候，严峻的国际形势却使这个项目被迫搁浅了。
我曾想和日本、苏联也建立类似的关系，但由于战争的原因而没有实现。但这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想法。如果燕京大学能在原来的基础上重建，我会对它的发展进行更好的规划：和更多的国家建立文化上的交流，尤其是日本和苏联，相互交换教授和留学生，学习他们的语言、文学、政治和经济，等等。这样，学生们就能精通于某一国的文化，与几个国家的学者们同时研究相同的课题，他们也会因此建立个人的关系。
但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在于，在校园里建立一种国际化的氛围，学生们会很自然地从更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同一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会因此聚集到一起；校园生活也会变得丰富多彩，充满广阔的趣味性。在中国很适合进行这样的试验。没有一个国家的思想道德观念会比中国的更加丰富。中国人在近代的遭遇很不幸，如果他们能够不因此而认为狭隘的爱国主义是国家唯一的希望，那么，其实他们的传统观念和逐渐加深的民族主义倾向并不存在矛盾。我对燕京大学的期望并非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为中国创造新生的力量和促进它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上，燕京大学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燕京大学的起源也会被人们记住，成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到国外学习的有利条件。
在燕京大学工作了几个月后，查尔斯·考尔贝特和傅晨光与我见面商谈制订校训的事情。我们都在中国出生，对教会大学也有着相同的理解，认为它应该是宗教信仰、科学精神和无畏的探索研究的综合体。两人中有一个认为，校训中要有耶稣说过的“人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他人”（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的含义。我想起了多马士·杰弗逊刻在弗吉尼亚大学门口的一句希腊文，“你们必须得知真理，真理必会让你获得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大门上也刻着相同的话。在我们的讨论中，不断有新的想法在我脑中出现，最后，我们把耶稣的这两句话结合到一起，形成了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新的校训很快就在学校里传播开来，它在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校的精神体系、学生的刊物和诗歌里，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最重要的是，它根植在了学生的思想里。至少很多人将它作为他们的行事准则，并以此来衡量身边的同学。有的学生带着实践校训的热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们对我说，他们始终秉承着校训的精神在为老百姓们做事。就我所知道的其他大学的校训，没有任何一个能像我们学校的一样，对学生们造成如此积极、有力的影响。
我同事们的建议和指导是燕京大学发展的可靠保证。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这种关系所带给我的帮助和快乐都是难以言状的。在一次宴会上，小约翰·洛克菲勒曾给我讲过一件事情，他问父亲为什么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时，父亲回答说：“因为我的同事们。”当时我以为这种回答是一种虚伪的谦虚。很多年之后，我才渐渐地真正理解了他的意思。现在，虽然是在一个非常小的范畴内，但我可以尽我最大的诚意说出同样的话。我希望有足够多的篇幅，来讲述我的同事们，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在我们的共同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
首先要讲到的是高厚德博士。除了接受过良好的神学教育外，他还专门研究了教育学，他曾担任通州一所学院的院长。来中国前后，他都有意识地进行了教育的实践活动，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他的中文口语和文字都有很深的造诣，这在传教士中是少见的。到燕京大学后，他积极地投身到学校事务的各个方面。我不在学校的时候，经常让他代替我的职务。建筑委员会在学校刚开始创建的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他几乎一直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后来写了一本《燕京大学的历史》，详细描写了燕京大学的创建过程，也对他在燕京大学从事的工作有着具体的描述。不过由于他谨慎、保守的性格，书中并没有对我们共同取得的成绩作出应有的评价。他的这种性格与我性格中激进、冒险的部分形成了有效的互补，避免了我们在决议时出现的两极化倾向。不过这对我们单纯的友谊没有任何的影响，我们彼此愿意包容并尊重对方的不同意见。能拥有这样一位忠诚、无私的同事，我这个校务长是很幸运的。
另外，我要对刘廷芳献上我诚挚的敬意。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我担任了燕京大学的校长后，他也随我从南京来到了北京。在圣约翰大学的预科以及后来在美国就读的各个学校，他几乎获得了所有学习和演说的荣誉奖励，对一个外国学生来说，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他先后在美国就读了乔治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纽约的协和神学院，在这个过程中，他和一个同学结了婚。他对我说过，这也是他到美国学习计划的一部分。回国后，东南大学曾极力邀请他去任教，但为了能和我在一起工作，他还是拒绝了邀请，回到了南京神学院。在去北京前，我对他说了我将会从事的新工作的未知性，这会是一场毫无预估的冒险。虽然我很想和他一起去，但我必须要他考虑清楚。南京神学院并不希望他离开，东南大学也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邀请，两所大学在协商后，甚至允诺他可以在两所学校同时担任教职。但他还是和我一起去了北京。这是中国人对待友谊的态度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他成了我们学校神学院的院长，并开始说服他在美国的一些朋友到神学院任教。以同样的方式，他也说服了很多合适人选到了文理学院。他对这些有能力的中国人说，虽然他们会存在一些疑虑，但在这所教会大学中，他们和外国的同事享有参与所有事务的权利，他们有责任帮助学校取得试验的成功。最初，他请到了很多中国人来任教，并使他们中的优秀的人留了下来。这对燕京大学的办学政策有着很深的影响。刘廷芳后来成为了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他的事业对基督教发展的历史作用在这里是很难尽述的。他对基督教的热爱和激情以及少有的中文表达能力，使他在很多宗教聚会和类似的活动中，都是一个夺目、突出的存在。他是在1948年去世的，在之前的二十年中，他都是多数基督教国际会议中的名人。我在这里提到他，不仅是因为我们之间的朋友关系，更多是因为我们的同事关系。他是燕京大学创建以来，我跟中国的同事关系的一个代表。跟刘廷芳一样，他们都有很高的学识和管理能力，并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对刘廷芳所表达的，也正是我想对所有的中国同事们所说的，只不过会与他们在大学工作的时间，和与我个人的接触多少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前面已经谈到了我的理想和燕京大学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在这一章的最后，我必须要讲下燕大的学生们。毕竟一个大学质量的体现，最终还是在于她的学生。大部分的学生都在某一个方面表现得未尽人意，还有一些则令人失望。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战乱、贫困的社会环境，他们是在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上前进的，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坚韧和斗志，克服了重重的障碍。他们充分证明了中国青年优异的品质和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以及教育在挖掘人们个性上的重要性。美国人民通过他们表达了对中国的善意，帮助中国实现进步，并增进了彼此思想上更加友好的交流。燕京大学明确的宗教目的是达成这些成就的重要原因，也使燕京大学在基督教的发展中体现了应有的价值。
在一段时间内，我频繁地见识了中国学生被称之为“风潮”的现象，就像它形象化的称谓一样——刮风和潮水，但这并不让人觉得愉快。这种有组织的活动愈演愈烈，成为学生们表达爱国思想最有效的方式，而且也确实如此。但是，当这些组织渐渐发现掌握在手中的力量，变成他们实现私己利益的工具。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对校长、学校的伙食，以及各种各样他们平时不满意的地方发起攻击。在这种群体激昂的氛围下，只需要一些稍有技巧的演讲，就能让最老实的学生也参与进他们的群体运动中去。但如果一旦处理不好，就很容易形成难以收拾的场面。幸运的是，燕京大学并没有出现失控的场面，但曾一度达到那个临界点。这让我心有余悸，对群体心理充满了恐惧，尤其是中国学生长时间生活在受压制的环境中，他们的群体心理一旦爆发，更令我难以想象。
我与燕京大学的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很友好的。在我个人的中国生活体验中，中国师生之间的关系是最为美好的。任何一个教过中国学生的外国人，不管学生的年龄和身份怎样，都能证明我这种感受的真实性。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不仅是充满人性、真诚和热情的，重要的是你能体会到他的自发性，这是最令人欣慰的。我刚到燕京大学的时候，学生数量还不多，我也在新的工作上进行着探索，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比较多，很容易认识每一个学生。但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学生数量的增多，再加上我工作繁忙，经常不在学校里，跟学生们之间也变得生疏起来。我努力尝试着改变这种状况，但都没有成功。但我有个很微妙的感觉，似乎那些新入学的上千学生，即使是他们中最陌生的一个，我都有一种熟悉的亲切感，而且我隐隐感觉他们对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在学院或是日常的生活中，他们都对我保持着令人愉悦的中国式的礼貌，会主动告诉我他们的名字，避免我的尴尬。
某种难以捕捉到的因素，让我和学生们即使接触不多，但仍获得了他们的理解和喜爱。他们能清晰地感觉到我对他们的重视。在学生的爱国“风潮”愈演愈烈的时候，为了纠正他们，我和学生团体的领袖熟悉起来。我经常对他们做演讲。这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当感受到台下的激情和热烈响应时，你是没有办法保持平静的。学校男女学生同班的情况，使恋爱发生的概率很高，我经常被邀请去主持学生的婚礼。一般会是在我家里举办的基督教形式的礼仪，但也有例外。顺便要提一下，我至今没有听说过哪个学生的婚姻是不幸的，不管他们的婚礼是不是由我主持的。这似乎是个找到合适伴侣的好方法。师生之间亲密的关系，即使是在笼统概念下的那种，也似乎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它对我这样一个美国人，有着更珍贵的意义。不管身在哪个地方，我都会收到学生们无数的信件，这使我对这种感觉更加明确。
虽然很难讲出口，但我确实对燕京大学的毕业生有着近乎自负的信任，尤其是那些完成留学后，又回来教书的学生们。我知道过多接收他们会对学校内部的发展产生一种不好的影响。但我们这样一所由外国人创办的学校，要想往中国化的方向发展又不失她的宗教性质，还有什么会比留用她原本的学生能更好地实现这种转变的吗？他们认同并且重视学校创办人的理念，早年的求学经历也使他们拥有对学校的忠诚感，而这是其他的中国学生很难具备的。
燕大精神在共产党的政策下，能否像从日本的恐怖统治中恢复过来那样，继续保持下来，这只有靠时间来证明了。共产党解放的头两年，燕京大学被人民政府认为是“进步”的学校，没有停办，而且也很少受到干扰。1951年，燕京大学与北京其他的大学合并，失去了它的校名和教会性质。过去的三十年，自由精神作为燕大前进最大的动力，在学校和学生的心里都深深地烙下了刻印。所以虽然现在燕大消失了，但我仍然觉得以前的努力是值得的。在各种思想对立存在的中国，燕京大学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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