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多次声言，他对全球化进行的是理性反思，而不是简单的“反全球化”。他认为面对全球化，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独立思考，而不能人云亦云。否定性思维是人类思维的本质，对全球化的批判是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动力。

        既然全球化带来“发展的陷阱”，作为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又不能置身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如何超越“发展的陷阱”，如何突破“中心—外围”格局，是房宁思考的重要课题。

        房宁在多年研究中，先后提出论述过“实行适度开放”“推进经济区域化进程”“兼顾效率与公平”“矫正媚外的弱势心态”“发展战略产业”“加速国防现代化”等六个理论观点。现在综合地看起来，房宁提出的相互联系、具有内在逻辑性、被他泛称为“强国思想”的观点主张，实际上构成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六大基本诉求。

        ——反对全面开放，主张适度开放。房宁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循环与经济主权，中国人具有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记忆，这些都是在全球化中免受西方经济剥夺与政治巅覆的有利条件。但中国毕竟处于格局的外围，全球化对于中国风险大于机遇，不利多于有利，对此中国人不能一厢情愿，还需要有个清醒的认识。从目前来说，中国最重要的还是在加入tO以后多考虑如何保护自己国家的经济主权。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拉美的和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经济主权，它们的宏观经济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IMF和世界银行手里，它们的政府实际上只是IMF和世界银行制订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者。

        他认为，由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大国经济的特点，中国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效仿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道路和经验。他主张走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道路。即扩大内需，同时加强对农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支持和保护；限制粮食进口，鼓励国内粮食生产；集中力量在高新技术领域实施进口替代，拒绝直接引进带来的短期效益的诱惑，扶助本国粮食生产和高新技术产业体系的自我成长。通观房宁的文章言论，可以认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全面开放”的，他在演讲中时常抨击“接轨”之类的说法，在网上答网友提问时，他甚至嘲弄地把“接轨”故意打成“接鬼”。

        ——推进区域化，建立亚洲经济圈。房宁将区域化看成抵御全球化负面作用的利器。他认为推进区域化有助于增强民族和地区经济抗御全球化浪潮冲击的能力，所以对第三世界国家非常重要。我国对外开放主要是面向西方开放，使得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加快，同时造成了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新的矛盾。如果继续走面向西方扩大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路子，不仅不能解决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不足的问题，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资源短缺。因而房宁建议国家要重视与东南亚以及中亚和西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制衡对西方（包括日本在内）发达国家经济上的依赖，最终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联结东南亚、中亚、西亚和俄罗斯的共同市场，制衡和消解对日本、美国、西欧的依赖，扩展我国对外开放的空间。

        房宁还十分注意中国国内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问题。他曾提到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实现工业化后出现的一个“升级退出”的现象，即劳动力成本升高时，产业资本退出向外扩张。英国、美国、日本和欧洲都有这样的过程。而中国因为具有独特的国情特点，从整个国家来讲，中国也许能够走出一条升级而不退出的新路。他举例说，现在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进入了全球生产体系，加入了国际资本循环。随着发展，必然出现成本的上升，而逐渐在低附加值加工产业领域里失去竞争力，而退出全球基础加工产业。对于这些地区而言，今后是提高技术水平、促进产业升级的问题。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整体竞争力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因为，东南沿海省份后面还有中部省份，如江西，江西后面还有湖北，湖北后面还有四川。中国有13亿人口，劳动力趋于无限供给，幅员辽阔，内部市场广大，中国有可能创造一个奇迹，升级而不退出。

        房宁对此很有信心。但这种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发展道路，是有政治前提的，即中国的统一、中央政权的集中和控制能力。这也许就是当代中国需要民族主义的真正原因吧！

        ——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全球化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的大分化，中国也不例外。房宁认为，在我国经济进入小康形态后，如果继续推行改革之初提出的“效率优先”的原则，是无助于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的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差距不断扩大，使得外资分布不均匀。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还会带来社会团结和稳定的问题。所以应改“效率优先”为“兼顾效率与公平”，以防止我国内部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分化。

        ——抵制西方话语霸权，矫正崇洋媚外心理。房宁说，“全球化是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向全球渗透、蔓延的整体过程”。全球化有不同的层面：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他提醒同胞：“我们不仅要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有清醒的认识，有正确的对策，更要警惕西方的文化全球化，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抵制。一个面对即将来临的后殖民时代的外围民族，必须进行认真的文化反思，才能在民族意识上保存民族生存的空间，保持民族生存的权利。”

        房宁指出，无论从社会的视角，还是从自然的视角来观察美国及西方文化，它只是一种“一次性”的文化，不仅不具有普适性，其延续性更值得怀疑。这种文化不能为中国所效仿。房宁反对用一种文化改造另一种文化，甚至人为地取代另一种文化的态度。他认为，文化之优劣主要在于这种文化与其生长、发展的历史条件、自然环境是否协调。简单地将不同文化进行优劣的比较，往往得不到正确的、可靠的结论。因此，无需自卑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不足效法；无需自贬传统文化。

        房宁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他提出，一个民族的落后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精神的矮化也是落后，而且是一种比经济落后还糟糕的落后。部分同胞中浓厚的媚外弱势心理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影响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重大文化障碍。媚外的弱势心理绝对有矫正之必要，而一旦超越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把思想从对西方文化的新迷信、新僵化中解放出来，中华文化将会发扬光大。

        ——发展中国的战略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和所有的民族主义者一样，房宁主张发展中国自己的重工业和战略产业，同时对于主张中国靠加工业走“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房宁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他为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战略产业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这就是他的“雁行战略”理论。

        房宁一直关注和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他认为，战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改变了以往的封锁战略，主动地向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与技术的下行性梯次转移，进而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上的依附关系。房宁将其称为“雁行战略”。一方面，不断的下行性的梯次转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抑制其产业的自主性成长，抑制甚至摧毁其自主性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系统，结果使得发展中国家在雁行模式中永远也不可能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而被束缚于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底部。

        房宁一再强调“雁行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潜力的破坏作用。他指出，不断的下行性梯次转移的结果是：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科研系统与技术开发产业面临“投资无回报，研究无成果，开发无市场”的“三无”局面。久而久之，发展中国家的科研与技术开发系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他指出“雁行战略”的经济实质是国际交换中的垄断，即在资本的国际循环中“中心”与“外围”交换的高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售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时，形成了卖方垄断，并造成发展中国家无法实施技术上“进口替代”，进而产生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附。“雁行战略”使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经济依附关系日益转化为一种技术型的经济依附关系。

        由于对“雁行战略”的深刻洞察，房宁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战略产业和具有本国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业，提供坚实的理论证明。

        ——加速国防现代化。房宁近年来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也包括国防现代化。他的意思显然是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出现了不均衡的状态，国防现代化滞后，而在他看来，没有军事力量保护的现代化是脆弱的现代化，最终可能被终止或夭折。

        一次做客新浪网与网友对话的时候，房宁从当年陈毅元帅的说法点化出“小康之家要养上几条大狼狗”的说法，流传一时。他的意思是：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必须相应地加强国防建设。房宁认为，为应对当前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应集中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加速国防现代化。房宁的这一判断是与他对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看法密切相关的。

        房宁很看淡中美关系的前景。他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战略利益冲突和经济结构矛盾。他说：“地球就那么大，资源就这么多，环境就这么脆弱。国家之间，具体说就是中美之间在生存与发展上矛盾是客观的，中国要发展，中国人要富裕，就只有过美国这一关，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就永远毕不了业。”

        为此，近年来房宁日益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在他的新作《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中，他这样写道：“美国分化中国的战略是既定的，美国不仅亡中国之心不死，而且已经越来越多地付诸行动。中国无法改变美国的战略意图，中国无论多么‘顺从’，美国也不会将中国从竞争对手的名单上去除。……中国在美国战略包围和遏制中的‘突围’取决于中国能否尽快在短期内与美国取得一定的战略均势。”房宁提出三个“刻不容缓”：“中国要刻不容缓地进行战略布局的调整，刻不容缓地进行战略产业重组和调整，刻不容缓地发展关键军事技术。”他说：“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军事技术的突破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关系走势，这也是决定中国能否继续获得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有利的外部环境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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